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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作为殖民地第三等级一个日益重要的成员，是实际耕作地主庄园土地的租佃农。他们最初由17世纪的契约雇工转变而来，3年契约期满后决定留下的，不去从事毛皮业，通常成为租佃农，耕种一个家庭农场的土地。他们更愿意自称农民。雇工靠受雇期间的一小笔积蓄和让与，或有条件的租赁，大约可以租到60阿庞（约60英亩）林地，随后砍伐树木，清理土地，每年约清理1阿庞林地，同时建造居所，为经营农场做准备。这样的准备可能要举债，而租佃农情愿为拥有农场而举债，也认为值得这样做。如果一对夫妇有积蓄，或娶一个移民的女儿为妻，可能买到已清理的土地的租赁权，因为当有农民转向毛皮贸易、搬入城镇或返回法国时，总会转让租赁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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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由于土地充足，农民境况好于法国本土，但所受剥削确实不轻。絮尔皮森修道会的蒙特利尔庄园，收取租佃农10%-14%的农场收入。黎塞留河下游的农民，要将生产剩余产品的一半或更多交给领主，不仅缴纳租金，还须交纳什一税（缴纳作物收成的1/26）给教区神父。在战时，农民还需提供军事服务，要向王室提供无偿劳动，如修路、筑防御工事或承担其他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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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新法兰西殖民地已成长为一个非常成熟而稳定的传统农业社会。民众有时也会对政府表示不满，乃至抵制，如蒙特利尔粮食短缺导致食物价格上涨，妇女便上街要求官方采取措施。1744年，路易斯堡有士兵叛乱。农民也经常抵制王室或领主的劳役。但是，即使反抗，很少有人怀疑这种社会制度。从总督到教区民兵上尉这些王室代表，一直处于殖民地的支配地位。人们也曾抱怨服军事劳役、限定小麦价格或征收什一税，却不能置疑。在行省初期，政府摆脱了教会的控制，自由贵族也无视旧有的规则。例如，1749年一群贵族要求蒙特利尔本堂神甫重新计划封斋日早晨仪式，以便他们从省长举行斋前通宵舞会回来时顺便参加。不过，在整个新法兰西社会，天主教对市民控制牢固，教义严格，一丝不苟，甚至不允许跳舞。教令具有权威性，教会有很多措施监督民众，参与人们从出生、结婚到死亡的一生每件大事；军事胜利、公共节庆、管理医院和学校、公共慈善、工匠协会、弥撒聚会，都是教区的重要事件。即便在新法兰西陷落后而由实行代议制较为民主的英国统治下，甚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举扫除原宗主国的君主专制、教会和贵族制度之后，在新法兰西，旧制度依然未被触动而保留下来。为了应付美国革命，新主人对这块殖民地的居民作出了重大让步，总督和主教照旧对法裔居民实行世袭统治，并视为理所当然，即使不再以国王名义继续把持各种特权。这一旧制度的残留给加拿大以后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历史烙印，甚至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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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生活 在新法兰西，贸易中心先于农场而出现。新法兰西行省政府初期，超过1/3的殖民地居民住在城镇，此后缓慢下降，到法国统治末期仍有1/5以上为城市居民。虽然蒙特利尔、魁北克城比新法兰西乡村发展慢，18世纪与新建的路易斯堡一起成为主要城镇。作为这个殖民地的首府，魁北克是殖民地最壮观、最古老的城市，其人口从1715年约2 500人增加到18世纪50年代的6 000多人。1746—1749年，跨陆地边界修筑了一连串的棱堡，掩没了尚普兰当年竖立的界标甚至他的墓地；钻石角悬崖顶上的自然壁垒，仍然是主要屏障；屹立于圣路易斯城堡的巨大建筑是殖民地总督官邸以及省长官邸，还有教堂、神学院、女修道院或主宫医院，军官、王室高官、神父和修女步行、骑马或坐马车，往来其间。城市下部有船坞，轮船靠岸，驳船进坞，还有码头、货栈和商业区，商人、账房先生和水手聚集在那里，卸载并储运进出殖民地的货物。两三层坚固的石头建筑，排列于狭窄的街道两旁。街上行驶着四轮马车，阔绰太太、小姐带着仆人、奴隶进出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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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魁北克尚普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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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魁北克，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蒙特利尔和路易斯堡，殖民地的达官显贵沉迷于豪华舞会、晚宴或赌博。结交以总督为中心的高层指挥官，对于普通军官的提升来说至关重要，而女人在这方面则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她们的父亲、丈夫和儿子远离魁北克城服役。由于女修道院教育使她们受到比男人更好的教育，长袖善舞的女人在殖民地的宫廷社会里对家庭的发达贡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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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新法兰西同在法国一样，炫耀是贵族的本性，像贵族那样生活是贵族身份的表现，尽管负债累累。他们拥有比普通人更大的房子，着装时尚，有仆人或奴隶伺候，享受奢华娱乐。年轻男贵族在街上耀武扬威，追逐情人，进行决斗和挑战，而对知识和文学不感兴趣。关于子女教育，男孩主要是军事训练，女孩则是培养举止高雅。他们在终生保住面子之后，通常在债台高筑中死去，只指望国王供给遗孀养老金，靠军衔或与商人联姻供养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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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蒙特利尔大约有4 000人，规模和影响还不能与魁北克相比。作为毛皮贸易中心，蒙特利尔仍有边疆气息，是包运船户、土著商人和士兵的天下。直到1750年陷落前夕，才改变贸易站的样子，经过1721年和1734年两次大火，一半以上的木质屋宇被石头建筑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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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和蒙特利尔两城都还没有自来水和铺面街道，也无公共照明设施，但都显出浓厚的商业氛围。王室不鼓励殖民地发展制造业，新法兰西城镇没有可能给劳工提供生存机会，而城镇居民则学习和从事贸易、医疗和手艺。魁北克和蒙特利尔集中了政府和贸易机构，是王室官员、军官和教会人士的安家之处。殖民地上层人士在两城随处可见，加上他们的家庭，人口约占40%。从百人合股公司开始，就有耶稣会士、絮尔皮森会士、圣于尔絮勒女修士等教会团体在土著人中传教。到18世纪初，教士80%逐渐扎根于城镇，而殖民地人口70%住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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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还有另一类下层阶级，即从法国本土征召来守卫城镇的海军步兵连队的士兵，他们驻扎在城镇居民中间，或靠近乡村农民，在和平时期常被作为雇佣劳动力。这数百名单身士兵，军纪松散，往往偷窃和酗酒，也有一些士兵退伍后结婚定居而融入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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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着社会差距，贵族、商人和工匠在人口拥挤的城镇中混住在一起。所有这三类人家中都使用仆人，女仆多于男仆，绝大多数在加拿大出生，一些男仆招自法国。17世纪40年代，魁北克城一半以上仆人为孤儿或穷人孩子，是社区解决无助儿童采取的一种办法。与同时代的欧洲城市相比，这里城镇太小，没有很多贫困人口，也缺少工业吸引乡村人口。城里人比乡下人结婚晚，生孩子也少，婴儿死亡更多，贵族家庭的婴儿死亡率（Infant mortality）高达50%，可能是因为拥挤和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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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活 新法兰西行省的乡村社会，是在行省建立10年后才形成的。初期的移民措施尤其是省长塔龙的奖励办法，使契约农迅速增加到6 000人。前面提到过，他们才是现代魁北克农民的祖先。契约农3年契约期一满大都成为农民，通常经营一个租佃农场，足以养活家庭。农场地块也同庄园领地一样，与河流垂直，狭长排列，以方便耕作和水路运输。农民初租的土地，不是现成的耕地，而是首先要清理的林地。清地和建造居所，往往是一对农民夫妇一辈子的事业；经过一辈人的奋斗，一个家庭农场基本形成规模，可以保证这个家庭过上较为轻松舒适的生活。法裔历史学家路易斯·第尚纳（Louise Dechêne）说过，先驱契约雇工“在他得到让与30年死去时，他拥有30阿庞可耕地、一小片草场、一个谷仓、一个马厩、一所稍微大些的房子，门前有一条道路，有了邻居和在教堂靠背长凳上的一个座位。他的一生都花在清理及建筑上了”。新法兰西经过持续3个世纪的开发，沿圣劳伦斯河逐渐形成了像法国本土那样的乡村田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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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面包是农民的主要食物，小麦是新法兰西的基本作物。自1650年不再依赖法国的粮食供应后，面包价格开始持续75年的下降，农民生活稳定下来。但是，由于远离市场，吃穿用度一切都要靠自给：各家有菜园，并饲养家畜以维持少量食肉、奶品和鸡蛋；从简单用具、绵羊毛线、亚麻布到皮鞋，均为自产。不过，加拿大农民一般比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农民吃得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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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00年，平坦肥沃的土地即便在魁北克城周边地区也很容易得到，这里就成为一半以上移民的家园，有1.5万人居住在从魁北克、三河镇到蒙特利尔的不断扩展的农场里。这时，新法兰西已经走出粗犷的拓荒时期。可是，农民依然很艰苦，农场仍然需要家庭成员共同进行劳作，没有家内分工，女人一般与男人一起照料农场，孩子也要在田里随父母一起干活，不可能接受更多的教育。这样，后代反而不比他们的移民双亲有文化，因此乡村文盲迅速增长，达到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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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标准农舍式样演变较少，尤其是便于排雪的那种斜屋顶。绝大多数农舍用木头建造，有时涂上灰泥，或刷上石灰，屋顶覆盖茅草或木板。室内只有一个房间，一般由中央烟囱及壁炉分成两间。多数农户使用壁炉，既为取暖又可煮饭。这样的房舍一般住着一个大家庭。最基本的家具大多数自制，几乎没有装饰。18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乡村手艺人匮乏，农民仍要自己制作许多工具、陶器和大部分食品。然而，由于拓荒者留下来财产，部分由于18世纪的和平与繁荣，农民大部分比他们17世纪的先辈过得更好了。家居不仅比过去略大，摆设也讲究一些了，用上了圣莫里斯铸造厂制造的取暖炉，也有人闲暇时制作加拿大风格的家具。他们增加了自信，比如不愿被称为“雇民”，而是喜欢农民的称呼。由于拓荒者后代天生崇尚自由，认为出售或遗赠土地租约乃至迁徙，理所当然。他们愿意自己安排生活，不愿领主、官员或商人进行干涉，因而总有一些人在城乡之间流动，接触城市商业或森林边疆生活。农民之子到城里当学徒，年轻人离开农场，用上几个季节当包运船民。这是农民家庭经营多元化的变革，有助于积累财富，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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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另外一个变革是一些地区乡村比较繁荣，吸引了商人，出现了一些以一两个商人为中心的村庄，他们用进口产品交换剩余谷物。这也有助于农民生活的改善，使他们能够穿上进口织品，或消费一些进口糖或朗姆酒。一些土地条件好、有技能或雄心的农民，总有多余小麦，在满足最低的基本需求和开支外，用以提高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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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绝大部分农民能够操持家庭的唯一财产——家庭农场，但农业生产并不稳定，每年必需的负担是支付地租、什一税、种子和口粮，每当遇到哪怕是很小的挫折（歉收或疾病），则必须举债。这样农民就可能挣扎在不断增长的债务负担之中，结果会更加贫穷，农场会被转卖或面积减少。当时的公证簿册记载了农民买卖土地租约、租用工具或牲畜等交易事项，以及举债情况。举债的法定年利率为5%。最重要的法律事务是有关财产和继承，为了保护家庭农场，农场主遗嘱里记载了严格规定的财产条款。当时新法兰西使用的是《巴黎习惯法》（Coutume de Paris），法典提倡继承人平分财产，但不强迫主要家庭农场无限分割，父母用赠予或出售方式把土地完整传给选定的孩子，这个孩子同意补偿兄弟姐妹、赡养父母。90%夫妇的婚姻契约同样详细规定了双方家庭为新婚夫妇的农场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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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81年以后，停止了对加拿大的移民，其人口主要靠在1万定居者基础上的自然增长。到18世纪中叶，人口已经增长了3倍，圣劳伦斯河旧农业区已不能养活增加的后代了，不得不在河流对面的早期农场之后或其他地方寻找新土地。这样，更多的新土地快速开发出来。18世纪，40%的新农场由结婚10年以上的夫妇主持，一般以旧农场作抵押，或将其留给长子或兄弟姐妹照管。在其后的年代里，这样的变动过程似乎一直没有停息，直到20世纪仍然能够在魁北克的乡村看到类似这样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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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五、宗教、教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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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新法兰西早期从事毛皮贸易时期，就是在18世纪农业社会确立之后，大部分居民仍然是文盲，在城镇也只是少数人有文化。同宗主国一样，新法兰西的教育和文化事业由天主教会控制，主要为灌输宗教思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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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会控制下的教育 从百人合股公司时期起，已有耶稣会士、絮皮尔森会士、圣于尔絮勒女修士等团体来到加拿大，他们为教化土著民族，进行宗教同化而来的，是为教化土著民族放弃自然神宗教信仰，而改宗天主教。1635年，魁北克建立了耶稣会学院。1641年，蒙特利尔设立了神学院。在行省殖民地时期尤其是拉瓦尔作为新法兰西主教后（1659—1688年），天主教会成为殖民当局有力的统治支柱，通过教区及其控制下的学校，加强了对加拿大民众的精神控制。1663年，拉瓦尔创办了魁北克神学院（即现今的拉瓦尔大学），至今它仍为魁北克乃至加拿大神学研究的名校。魁北克神学院创办时，主要是培养主教辖区的神父，同时培养向土著人地区传教的传教士。经过这样殖民地本地化的培养，到18世纪中期，新法兰西靠自己已经能够提供4/5的教区神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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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会的另一重要任务是在新法兰西建立和管理世俗学校。不过，在这里不同于在法国本土，没有世俗教育，因为自1627年之后不容许新教徒移民，移民都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团体建立了许多学校和医院，这样的学校和医院差别较大，从非常正规到相当简陋的都有。魁北克圣于尔絮勒女修会，是为上层精英女孩而开办的一所学校，较为正规。玛格丽特·布尔热瓦在蒙特利尔建城初期创办的玛利城圣母修道会姐妹修会，在这里接受教育的甚至有远至路易斯堡各个阶层的女孩。玛格丽特·德尤维尔（Marie-Marguerite d’Youville，1701—1771年）在18世纪30年代建立慈善姐妹会（Grey Nuns of Montreal），专门为穷人子女服务，并开办了一所医院，即后来蒙特利尔总医院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