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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政府制的建立，还促使政治党派在19世纪50年代纷纷建立，起先至少有左中右7个政党。1854年，上加拿大优秀的年轻政治家约翰·麦克唐纳（John Alexander Macdonald，1815—1891年）联合下加拿大法裔政治家乔治·卡蒂埃（George-Étienne Cartier，1814—1873年）成立自由保守党（Liberal-Conservative Party）；乔治·布朗（George Brown，1818—1880年）领导的左派“砂砾派”联合下加拿大激进派“红党”组成改革党（后改称自由党）。这样，英国式议会民主制的基本结构——议会、责任政府和政党在加拿大就一应俱全了，形成了完整的政党内阁制度的基础。1857—1862年，组成约翰·麦克唐纳—乔治·卡蒂埃自由保守党政府，轮流在东西加拿大行使权力，议案必须经东西两部分议员多数即双重多数通过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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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麦克唐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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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卡蒂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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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英国政府最终批准纽芬兰殖民地成立责任政府，英属北美殖民地5省全部完成了政治改革，各省行政委员会变为政府内阁，成员不再由英王通过总督任命，也不对其负责，而是由议会多数党组阁，只对议会负责。司法委员会变为上院。总督成为殖民地名誉首脑，也不再过问政务。这些变化意味着立法议会的权力在增大，殖民地政务已由责任政府管理，帝国政府已经从殖民地部分撤出权力，只留下与帝国利益直接相关的部分，即外交和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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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19世纪50—60年代之交，一种共同利益逐渐成为几个殖民地的共识。此前，沿海殖民地也同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上下加拿大一样，除优惠关税之外，没有统一利益，而与圣劳伦斯河地区更是相隔千山万水，互不了解，以至于一位加拿大部长1864年10月从夏洛特敦归来后，人们问他东部“是什么人”。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状况在政治改革中有所改变，这就为下一步自治领联邦运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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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运动兴起 1858年英属北美殖民地兴起的联邦运动，是加拿大省东西两地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随着责任政府的建立，法裔加拿大人逐渐右转不可避免，因为英国减弱了控制，他们对自己的语言、宗教和民族命运的安全意识不断增强，更强调“法裔加拿大人的主导地位”。这引起上加拿大左派政党即乔治·布朗与“砂砾派”的不满，感到与法裔加拿大人在政治上相处很困难，确信加拿大省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乔治·布朗是苏格兰移民，克尔克派新教徒，崇尚自由，生性反对天主教。在19世纪30年代的改革运动中，他便利用非常活跃的宣传喉舌《环球报》，将西加拿大代表农场主利益的“砂砾派”改建成强大的左派改革党。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改革党提出三大诉求：首先要求取消《1840年宪法法案》规定的平等代表权，在议会下院给西加拿大省与其人口相应的代表权。乔治·布朗呼吁，东西部分享相同代表权的不公平制度该结束了，因为西部人口现在比东部（魁北克）多50万人，“50万新教徒在立法议会中应与加斯佩外的鳕鱼有一样的代表权”。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移民大量涌入，西部加拿大人口很快超过东部。1851年东部89万人，西部95.2万人，而1841年实行平等代表权时，东部69.7万人，西部45.5万人，东部比西部人口多50%，明显不利于法裔加拿大人，而当时法裔加拿大人并没有提出实行按人口选派议会代表，因为是被压迫民族，只有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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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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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乔治·布朗与改革党对教派分校制度不满。1840年宪法允许父母送子女到政府资助的教派学校就读，并没有多少人担心，教派分离学校不仅数量少，而且正在消失。而1850年通过的新法案，改变了这一灵活的制度；依赖法裔加拿大人选票的政府，1855年又通过了扩大天主教少数派学校的法案，加上英国建立教皇主教管区，重新点燃了新教徒对天主教会的仇视。卫理公会、长老派等新教教派感到受到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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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对西部土地问题的不满。西部移民增长很快，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已明显看出，可用合理价格购买的土地大大减少了。居民挤进哈斯丁斯、维多利亚、西姆科、格雷或布鲁斯县等地盾边沿的地区，而这些地区虽然像今天的马斯库加、贝斯湖和百瑞湾一样，有前寒武时代的岩石、白桦、白松、蓝莓和湖泊，可以作为令人满意的夏季别墅区，却建不成农场。因此，乔治·布朗与改革党呼吁兼并苏必利尔湖以西的红河草原，以及哈德逊湾公司直至落基山的空旷土地。1854年，《环球报》就此大造舆论，说从这些地方“已经看到一个帝国”，1857年又将这一要求定为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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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改革党不是要与东加拿大完全分离，也认为铁路、运河或蒙特利尔港对他们也极为重要，设想将加拿大省的两个部分建立一种类似共同市场的体制，维持经济上的联系，而同时保持社会和文化的制度差异。在1859年11月多伦多大会上，改革党已明显表示出两个加拿大分治的倾向，但改革党这些要求遭到了自由保守党的反对。约翰·麦克唐纳问道：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为什么要接受“按人口拥有代表权”，给西部82名新教议员而不是与东部平等的65名议员呢？他与乔治·卡蒂埃领导的保守党，非常倚重法裔加拿大人的选票，所以不能接受“按照人口拥有代表权”。在1855年扩大天主教权利的新法案通过后，19世纪50年代后期的政治僵局迫使乔治·布朗提出分治主张，东西加拿大各自独立建省。乔治·布朗一次在立法议会上说：“我们有两片土地、两种语言、两种思维以及行动习惯，问题是能否用一种法律与行政来治理这两个政府。”1859年改革党提出的方案是，将加拿大省变为联邦，中央政府履行部分功能，而东西两个地方政府负责其他职能。由于经济相互依存，不管多么分权，联合方式还需要保存。这样，布朗就提出了在加拿大实行联邦制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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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政府反对立即实行联邦制，认为未来的联邦必须包括鲁珀特地区，而现在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少数改革派甚至认为西北地区还是只“大白象”（意为还没有用处），还不宜开发定居，进行治理徒费钱财。这主要是省政府拿不出钱来。1857年，加拿大曾向伦敦提出西部土地的要求，英国政府也就哈德逊湾公司地位进行过一次调查，同意加拿大向公司购买。公司索要30万英镑。实际上，英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对加拿大实行联邦制来实现统一的态度还相当冷淡。然而，人们已经公开谈论建立联邦的可能性。这相当重要，可以说为19世纪60年代英属北美殖民地通过联邦运动建立加拿大自治领国家作了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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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八、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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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鱼、毛皮贸易、伐木、农耕、造船乃至政府官员的公务，构成了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加拿大白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些活动在各块殖民地的特定地区又各不相同，英裔与法裔加拿大人以及他们与其他欧洲移民、英国新教与旧教、天主教与新教、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或威尔士人乃至白人与土著人之间都有特殊关系。他们的信仰、习俗、娱乐、文化、语言背景乃至工作方式彼此存在很大差异。从殖民地初创时期起，社会生活就丰富多彩，而英语和法语文化则给北美荒原或土著人文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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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生活 虽然英国大西洋沿海的渔民最早涉足加拿大，即早在1497年卡波特探险之后就来到纽芬兰捕鱼，但直到英国完全控制北美这大片土地后，才有渔民陆续到这里过定居生活。那时，这里既无农业，也无林业，只有渔业。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的移民，除部分从事渔业外，主要从事伐木业，而纽芬兰是典型的渔民移民的生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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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渔民与以前季节渔民的生活已完全不同。由于契约或季节性劳动力市场的收缩，渔具和食物价格上涨（鱼价上涨一半而这些东西价格要涨1倍），船主的收入缩减巨大，他们越来越多地挑选亲属当船员，妻子儿女上岸照料。这样，船主逐渐变成普通渔民。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渔民要养活自己，还得种植马铃薯或其他农作物，养一两头猪，打猎或采摘野果、浆果，同时兼捕海豹得到少量补贴。渔民将鱼直接提供给商人，往往取代现金交易而实行易货贸易。他们的社会职业差异逐渐消失后，以家庭为中心的行业也单一化了，且具有相当浓厚的地方性和传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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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年代里，家庭都转向多样性工作，每个成员要掌握各类技能，从修补渔网到剪羊毛，从加工鱼到桶装猪肉。最繁忙的季节要全家总体动员。一般也有明确的男女劳动分工，男人打鱼、伐木、干田间粗活、捕猎、修补渔网或船只，女人照料菜园、母牛和家禽，收获马铃薯和浆果，并帮助处理鱼及干草，还要照顾家务。就这样，普通渔民也仅能维持生计。1819年，一个到特里尼蒂湾旅游的人写道：“这里住房简单，只有一层，最好的装了木护板，但大部分由原木建成，里外墙都粗糙不平。”物质生活十分简陋，价格下降或捕鱼减少，就可能造成可怕的贫穷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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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魁北克圣劳伦斯湾沿海，渔民也大体如此。他们自己不能供给装备或生活用品，甚至缺乏资金，渔业也因此波动很大，极易受到损失。鱼群游向不定，气候恶劣，鱼很难晒干腌好，价格自然会波动，是这里海岸渔业经常伴随不断的困难。商人通过提前预付定款（不是秋天才付鱼钱）而建立起控制机制，这也要承担一定风险，如收获不好，渔民赖账。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渔民普遍债务负担很重。在纽芬兰、圣劳伦斯湾或新斯科舍南部海岸，这种制度使渔民家庭剩余很少，只够维持最低的消费，购买生活必需品，如糖蜜或铁器等。生活日用品一般来自国外，很少有人购买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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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同以前一样，渔业利润往往集中在控制渔业的贸易中心，即远在海峡群岛的泽西岛、圣约翰斯或哈利法克斯，而大西洋岸边的渔民家庭只能是辛苦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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