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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镇发挥了主导作用。到1840年，法官、郡治安官、治安维持员、征税员、王室领地代理人、学校负责人以及职员已居中心城镇人口的多数。市民对本地城镇的发展普遍抱有雄心，寻求行政和运输职能改进，以促进城镇中心地位的提高，甚至为成为县城或区镇中心而竞争。金斯顿在19世纪30年代曾期待建成丽都—特伦特运河体系，到19世纪40年代早期，则按纽约百老汇大街修筑马路，建成100英尺宽的林荫大道。许多大路交汇处的定居点发展成为村庄，再发展成为城镇，地图上出现了很多新地名。总之，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加拿大城镇的发展比新法兰西时期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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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最终决定城市的地位。重要城市都是商业中心，且靠近水上航道，为背后广阔的乡村地区提供商业服务。每块殖民地都有自己的主要商业港口。蒙特利尔因地处渥太华河与圣劳伦斯河交汇处的传统航道上，地位超过魁北克，内陆服务覆盖了整个上加拿大，在伊利运河、圣劳伦斯河的运河体系改善、交通特别是铁路促进多伦多发展以前，一直居中心地位。蒙特利尔的法文报纸虽然继续关注法国新闻，但已将英国的消息置于首位。每个地区的中心城镇，也是如此。过去，在各殖民省城市之间很少有联系，那时在魁北克和蒙特利尔的报纸上很少看到哈利法克斯的消息，即使有这样的消息，一般也在10天或两周之后。晚至19世纪40年代，以上这种现象得到了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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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城镇之外，还有低一级的镇区，人口和贸易量较少，这里的货物从地区中心运来，服务于地区市场，有时也直接从英国或西印度群岛运来商品。每个镇区有店铺集中的商业区。在更远的内地，也有店主将生意网络扩展到更远的地方，直至森林边沿。这样的店铺周围还有铁匠铺、马车店、小酒馆和磨坊。此外，这里还有收集乡村农产品的商贩、赊账服务者，这也是服务乡村社会的重要一环。通过这样的店铺和商贩，农民偶尔也能得到国外的舶来品和奢侈品。这些环节都是英国工厂、银行或商行的遥远分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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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城镇虽比新法兰西时期发展快，规模大，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仍属初期阶段，即使最大的城市，也难以与今天加拿大的城镇相比。每个城市都有码头、仓库区、零售区、时尚大街，但数量很少。各个城镇富人与穷人、商人与劳工的居住区尚无明显区分。城市管理简陋，缺乏公用设施，即使富丽高雅的多伦多国王大街，在19世纪30年代老牛拉着大车也可行走，而不到一个街区就是湖边鱼市。东边老城厢有发迹商人的豪宅，但周边都是移民或劳工的破旧小屋。城西湖滨有乔治王时代（Georgian era，1714—1830年）早期复兴的哥特式公共建筑或私人建筑，而不远处则布满简陋住宅。蒙特利尔商业区纵深5个街区，码头、仓库、旅社和酒馆相对集中；经纪人、律师事务所、零售商店、银行、保险公司及加工厂都在街区内。大商人、发货人或商务代理人一般有事务所在河边仓库或旅店内，也有住在他处三四层建筑物的顶层；建筑师等专业人员，分散居住在街区的主要街道上；黄铜铸造厂、马车修造厂、制蜡烛师等工匠店铺构成街区内界，大铸造厂或其他工厂则分布在城的东西边陲。罗耶尔山南坡仍是詹姆斯·麦吉尔、西蒙·麦克塔维什或威廉·麦吉利夫雷等毛皮贸易商家族的阔宅或地产集中的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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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瞰多伦多（18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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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早期，蒙特利尔和魁北克明显显示出英国统治的状况：居住区被划分为两个部分，英裔少数族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商业中心，而工匠、劳工和小店主则居住在法裔居民居住区，明显反映了财富或权力分配的状况，尽管法裔投资者集中了蒙特利尔和魁北克的大部分财富，但银行业、保险业或批发业几乎为英裔商人所垄断。银行、宅邸和海关等办公楼模仿乔治王时代的古典格调，体现了英国建筑风格。蒙特利尔和魁北克的英国圣公会大教堂与伦敦圣马丁教堂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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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城镇，没有大城市中心街区的密集建筑群，同周围乡村也未明显分开，但收入、地位或宗教信仰却使家庭和个人彼此区分。人们重视细微差别，既反映在报纸上，也反映在镇区会堂或街道的改进之中，结果，强烈的地方主义渗透了日常生活。安大略湖畔的科堡就是这类“众多地方中心”的典型。19世纪20年代，科堡只比村庄略大一点，此后发展很快。由于地处安大略湖北岸正中，到19世纪30年代已成为商业和交通中心，服务覆盖面向南延伸到安大略湖西南端汉密尔顿镇区的北界。1833年，蒸汽船将赖斯湖北岸与科堡码头连接起来，有驿站马车通到约克和金斯顿，不久皇家邮政有定期邮船联系其他湖区港口。科堡因此得以快速扩张，到1837年已有磨坊、锯木厂、14个杂货店、10家旅店、4家马车修造厂、2家银行；1家保险公司还在镇上设立了代理处，还有裁缝、制革工人、家具工匠、面包师、律师、医生、理发师和药剂师，等等。科堡是诺森伯兰县的行政中心，因此，另有省邮局督察、海关征收税员各1名。科堡的建筑大多为一层半的结构板房，湖区后卫理公会的维多利亚学院的石头建筑魏然高耸，相形之下显得十分醒目。1842年，英国教会主教教区将神学院设在这里，与圣彼得教堂相连，还有一座机械学院及忠诚奥林治教派分会建筑。发财商人的宽阔宅邸和砖石建筑常冠以“新屋”、“榉树园”和“山庄”的夸张名号。这时，科堡人口才刚刚超过千人。19世纪上半期，科堡镇发展成为城市，商品和服务需求增加，手艺人、贸易商、家具及马车制造商、马车夫、行李搬运工、屠户及皮鞋匠在这里如鱼得水。贫富分化日益显著，阶层划分明显，人口聚居也明显形成种族或宗教区别。随着英国、爱尔兰裔与法裔加拿大人独特感的增强，新教徒跟天主教徒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甚至演变为暴力。其他城镇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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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冲突成为城镇的主要治安问题。爱尔兰裔新教徒大多居住在乡村，天主教徒一般居住在城镇。奥兰治派与格林派的政治传统也传入加拿大，促进了派别纷争。爱尔兰移民与法裔加拿大人冲突不断，为控制渥太华谷地木材贸易中心而争斗，春季械斗常使当时称为毕镇的渥太华陷入恐怖。19世纪40年代，渥太华曾发生过爱尔兰裔与法裔伐木工的“塞纳斯之战”。1849年《起义损失法案》引起的暴乱，或1853年魁北克和蒙特利尔的加瓦奇暴乱，都是叛教神父恶意诋毁教会而引起的天主教徒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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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动和冲突也很快引起英属北美殖民地当局的重视，加速了调解。随着福音派教众的增加，中产阶级的兴起，成立改革机构，寻找解决新兴城市的问题，改善教育是重要的一环。也注意解决垃圾、水污染等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因为随着移民的增加，居民要求治安管理更好，以及改进下水道、自来水供应、街道照明等公用设施。反对剧院和酒馆的运动也随之兴起，蒙特利尔在19世纪20年代末的禁酒运动，很快得到整个英属北美殖民地民众的支持，发誓戒掉威士忌或朗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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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九、土著民族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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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受欧洲商业入侵之害最大的是西部内陆的草原五部落，以及大西洋海岸的米克马克人等族群。他们也像新法兰西时期中部易洛魁人和休伦人一样，或被强制同化（不仅在文化上，也在血统上），或被赶杀，或得传染病成批死亡。而欧洲的枪支传入，更是加快了土著人的灭亡。比较而言，最后被欧洲文明淹没之前，西海岸土著人似乎相对安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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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的土著民族 在英国全部接过英属北美殖民地之后，哈德逊湾公司和西北公司的毛皮商人和探险者追逐海狸足迹，一路向西快速到达草原和太平洋海岸。在英国兼并新法兰西之前，这里已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被英国人称为鲁珀特地（西部）和新喀里多尼亚（远西部）。截至英国接管新法兰西，欧洲人尚不知道太平洋海岸斜坡上的土著人，那里尚未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不仔细观察，那里的土著人似乎与半个世纪之前一样，还维持着传统生活方式，捕鱼打猎仍为小部落维持生计的方式，还以小部落形式在领地上随意迁徙，人数仍占绝对优势。在1818—1821年天花流行土著人大量死亡之前，在人数上与欧洲人为10∶1，只是毛皮贸易站的增多，象征这片领土已经属于英帝国所有，也表明加拿大所有土著文明最终全部被卷入资本主义文明侵入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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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海岸斜坡的土著共约10万人，大体分为30种语言、6个语族，即海达人（Haida people）、钦锡安人、努特卡人、贝拉库拉人、特林吉特人、魁科乌特尔人以及撒利什人。与马更些河三角洲到拉布拉多的北极高地的因纽特人或哈德逊湾以东的纳斯卡皮人（Naskapi）、蒙塔格奈人一样，在1760年以前，这些族群很少受到欧洲人的影响。1793年马更些到来，宣告土著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全部情愿或不情愿地都被卷入毛皮贸易。与捕鱼业一样，毛皮贸易的获利者不是这种大宗产品产地的土著人，而是组织贸易公司的欧洲人或加拿大东部商人。相反，土著人因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日益依赖欧洲商品，毛皮贸易非但没有促进土著人祖居地的经济发展，反而毁灭了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由于西海岸各土著族群的社会和文化可能在加拿大乃至在整个北美最为先进，他们受欧洲人的侵害相对来说不那么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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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五部落的毁灭 在西部即鲁珀特地，有五大部落的土著族群即奥吉布瓦人、阿西尼本人、西克里人、阿萨巴斯卡人以及黑脚印第安人生活在这里。他们分布大体是这样的：奥吉布瓦人原居在地盾边缘的林地里；阿西尼本人、西克里人分布在南马尼托巴湖和南萨斯喀彻温；克里族居住在森林与草原之间的疏林地带；阿西尼本人居在草原疏林带及草原；阿西尼本人—克里人以南和以西的地区，为黑脚印第安人联盟所居住；远北部从西部山区到哈德逊湾的北极低地，有1万阿萨巴斯卡人。这些族群多少已受到欧洲文化的熏染。到1800年，土著居民居住地很少距离贸易站25公里以外，他们用不着远行或驾驶独木舟就能够把毛皮送到欧洲商人手中。由于克里人—阿西尼本人不再占据土著人的“中间人”地位，便从内陆湖伍兹湖向西或西南地区迁移。阿西尼本人向南移居疏树草原—草原边缘，与追逐草原野牛的黑脚印第安人或曼丹人为邻。后面这两个族群，由于能够从南方得到马匹、从美国、哈德逊湾公司或圣劳伦斯毛皮商人那里弄到枪支，他们与克里人—阿西尼本人的冲突不断升级。19世纪30年代，黑脚印第安人重新控制草原，为美国的毛皮公司、哈德逊湾公司提供野牛皮，每年至少可制成8万套衣服，安享10—20年繁荣。然而1860年之后，野牛群急剧减少，并且最终在19世纪70—80年代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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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人撤出的伍兹湖以东地区被北方森林带的奥吉布瓦人和奇佩瓦扬人填补。可是，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也遭遇了相似的苦难，甚至更为严重，海狸、驼鹿和驯鹿数量急剧减少。奥吉布瓦人放弃了原来以20—35人为一组集体大范围的狩猎方式，转而依赖私人家庭小狩猎地，仅能捕猎野兔之类小动物。在19世纪20年代，红河一带原来依赖北美野牛生存的族群，甚至要从哈德逊湾公司购买野牛皮来做服装。到19世纪40年代，土著人传统生活依托的生态功能受到了更加严重的破坏，食用动物所剩无几，很多土著人部落都先后不得不依赖欧洲人的援助而生存。随之，土著人几千年以来的自给生活方式也就被断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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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酒（1803年有2.1万多加仑运到内陆）和传染病也是导致土著人口急剧减少的重要杀手。到18世纪80年代，奇佩瓦扬人在天花流行中丧身约90%；奥吉布瓦人、苏族和阿西尼本人也受到传染病袭击。1818—1820年的麻疹和百日咳传播，可能使布兰登一半的阿西尼本人和1/3的西部克里人丧命，尽管哈德逊湾公司提供新疫苗。1838年，天花又夺去了2/3或更多阿西尼本人、黑脚印第安人和北萨斯喀彻温克里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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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梅蒂斯人也遭受了同样苦难。在19世纪20年代，哈德逊湾公司退休职员携带土著人妻子来到红河这块殖民地，到1840年已有2 500名梅蒂斯人，人口增长5倍。这个完全诞生于毛皮贸易中的新族群，以血统、野牛捕猎者以及粮食供应者的角色同蒙特利尔毛皮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1840年夏天， 1 200辆红河大车运到草原，梅蒂斯人成为哈德逊湾公司供货的主角。这是毛皮贸易加给草原土著民族的人类地理学剧烈变动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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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岸米克马克人遭同化 与西部土著人遭受暴力灭绝的手段不同，大西洋海岸土著人是在缓慢岁月中逐步通过血统同化而导致种族灭绝的。格宾斯中校的报告谈到了这一渐进变化的效果。在访问过弗雷德里克顿上方的奥克帕克的一个传教会村庄时，发现那里每年夏天聚集40个或50个家庭，轮流建造用桦树皮覆盖的棚屋。靠近里奇布克托的一个条件远比其他人要好的部落，尽管也种植玉米和马铃薯，砍伐一些树木卖钱，但“主要以捕鱼”为生。可是，由于驼鹿和驯鹿群减少，很多米克马克人“不自觉地改变了生活习惯，冬天砍柴，夏天耕种土地，维持基本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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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克马克人遭受同化的过程还与新英格兰教友会的活动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本部在伦敦的历史最悠久的英国传教会，新不伦瑞克教友分会由几位居于主导的英国圣公会教徒管理，他们致力于教化土著人皈依基督教的活动。为了这个目的，传教会拨款给任何一个愿意收养土著人儿童的教徒。在格宾斯看来，拨款已经“被可耻地滥用了”，分派年轻的女孩给“行为最放荡的人”，钱落到了不止一个“以混血儿当佣人”的定居者手中。这样做的后果便是米克马克人在缓慢的血统或文化同化中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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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随着农业居住区的扩展和猎物的减少，加拿大土著人逐渐丢失“追击猎物的强大动力”，变得“无活力、懒惰或依赖”，加上酗酒，很快沦落到“人性蒙受耻辱的境地”，并“随着接触欧洲人的程度而退化”。就这样，当今加拿大土著人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成为欧洲商业入侵的牺牲品，遭受伤害、强暴、驱逐以及血统、文化的同化，日益走向灭亡之路，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要么进入保留地，要么在绝望的反抗中缓慢地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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