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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与工人运动 大体上，加拿大无产阶级也是在工业革命过程中与工业资产阶级同时成长和壮大起来的。在19世纪50年代，工业革命首先从衣料和食品等行业特别是纺织等涉及人们生活的产业中开始，而这些企业大多集中于圣劳伦斯河或渥太华河河谷的众多小城镇里。加拿大最早的工人阶级就产生在这些小城镇企业里。1881年安大略47%的棉纺工人为小城镇棉纺厂所雇佣，例如，1876年在安大略与魁北克交界的康沃尔建立的加拿大棉纺公司，是自治领最大的纺纱厂，雇佣350名工人，1887年分为两个公司，工人增加到1 200人。工人大都是来自周边教区的农民。到19世纪50年代林地开垦完毕后，黎塞留河岸3个教区的农民，一般将农场交给长子继承，其他子弟多数进入城镇谋生，其中绝大多数当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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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90年代，衣料和食品产业主要集中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钢铁和冶金工人集中在多伦多或汉密尔顿。那时，汉密尔顿是铸铁、机器制造和缝纫机生产中心。与早期纺织行业的工人相类似，这些行业的工人起源也大体一样，一般要经历19世纪50年代以前在多伦多和汉密尔顿等地各类工匠组织中当学徒和帮工的过程，受到商业资本主义的剥削。此后，这些帮工和学徒甚至也有不少工匠师傅流入工人阶级的队伍。他们都是工业化后工人阶级的先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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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多伦多古德翰暨沃茨酿酒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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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90年代大规模工业化开始后，无产阶级队伍又不断得到来自英美或欧洲等一批批移民的补充。他们有的在移居加拿大以前在祖居国就是工人，但大部分是祖居国农业革命中破产的自耕农民中除去进城镇当工人的剩余部分，破产后来到殖民地当了工人。作为殖民地，加拿大单凭自身的破产劳动者是满足不了工业劳动力需求的，只能依赖海外移民补充。由移民补充产业大军，是加拿大工业化道路与英国或西欧工业化又一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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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英国的工人阶级一样，加拿大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开始于工业革命初期，即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当时，已经有了工会，只是早期的工会仍残留着旧时行会的特征。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现代生产关系及剥削制度的工厂尚未产生，1859年建立的安大略翻砂行业工会是加拿大现代无产者组织的开端。参加工会者多为手艺能经受住机械化或半机械化考验的印刷工和司机等工匠师傅，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产业无产阶级。斗争手段也仅局限于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或提供集体庇护，等等。处于工业革命初期的社会关系转折时期的工人，也像其他许多阶级一样分为阶层，有技术工人和非熟练劳工之分，因而还不能够团结起来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直至19世纪70年代，工人逐步开始组织加入以安大略为基地的行业工会，1872年还举行了争取9小时工作日的罢工。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业革命深入发展过程中，工人队伍不断壮大，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国际行业工会劳动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进入安大略之后，出现了容纳包括小商贩在内所有行业劳动者参加的工会。工人斗争不仅为了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还争取工会得到官方承认。1886年抗议多伦多电车公司的罢工斗争，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公司总裁、参议员弗兰克·斯密斯威胁工会会员将不被雇佣，引起了这次罢工斗争。在这次罢工斗争之后，工人加入工会的权利最终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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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进入加拿大后，工人运动形成了全国规模。在世纪之交，加拿大工人加入工会已超过2万人，但60%是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下属组织。1902年，美国劳联的附属组织控制加拿大行业劳工联合代表大会以后，只有极少数工人加入独立的加拿大工会组织和魁北克天主教工会，更多的工人仍然游离于工会之外。造成美国人控制加拿大工会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参加美国工会的工人返回加拿大，美国资本和企业进入加拿大办厂，工人要争取与边界以南工人相同的地位，等等。在这一时期，工人罢工比较频繁，几乎遍及各行各业。几次著名的大罢工斗争，分别是魁北克河谷棉纺工人、布雷顿角和温哥华岛的煤矿工人、大干线铁路工人、贝尔电话公司的接线员举行的罢工斗争。为了对付这样的罢工斗争，当局往往要动用军队才能够迫使工人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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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工人运动问题，联邦政府1900年设立了劳动部，1907年制定了第一部劳工立法，是对1906年阿尔伯塔一次煤矿工人大罢工造成冬煤短缺作出的反应。在20世纪头10年中，虽然劳工队伍飞速壮大，但工会力量依然相对较弱，因而工人工资多由雇主单方面确定，也无法对改善工作条件施加影响。劳雷尔政府劳工部副部长麦肯齐·金制定了《工业争端调查法案》（Industrial Disputes Investigation Act），规定了一套协调程序，以实现工业和平为目的帮助工会获得承认，但也限制了为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而举行的罢工。1910年出台《兼并调查法》（Combines Investigation Act），但对阻止日益增多的商业合并效果并不大。这些措施表明，罢工也使联邦政府认识到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来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员军人增加了就业压力，加剧了劳动人民的不满和骚动。尽管战时工资增加，但通货膨胀使工人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变化。战前的失业和战时的罢工限制，使工人决心在1919年春天让政府知道自己的要求和力量。从温哥华到哈利法克斯都有罢工，中心城市还举行总罢工，以5月15日—6月25日的温尼伯（Winnipeg）大罢工规模最大。为了响应温尼伯工会劳工理事会的号召，温尼伯全市举行总罢工，还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威胁要效法俄国革命。这次总罢工的起因是声援金属制品工会。联邦、省和市三级政府都认定罢工威胁现存秩序，便执行“骚乱法”，动用警察和军队镇压了罢工，工会领导人被抓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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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21日温尼伯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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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尼伯大罢工意义重大，提高了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使他们决心改变政治现状。J.S.伍德沃斯领导成立了独立工人党，扎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人运动。加拿大大部分城市都有社会主义组织，从革命马克思主义到主张渐进改革的基督教主义，不一而足。尽管受到了限制，但不久工人议员进入了联邦和省的两级议会。加拿大工人阶级很少对激进社会变革作出积极反应，只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矿工斗争、比较激进的世界产联（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以及西部矿工联盟（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产生了影响。行业劳工联合会也辩论政治问题，然而没有付诸行动，一般只向联邦政府提交申诉书。这是因为工资稍高的熟练工人主导了工会运动，他们脱离了非熟练工人，缺少斗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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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使加拿大工人运动发生转折，非熟练劳工运动开始采取行动，各地都有有组织的工人尤其是非熟练工人举行罢工。1931年，当局囚禁了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随后又企图将共产党领袖蒂姆·布克终身监禁在金斯敦感化院。但是，这遏止不住工人运动，从东到西，工人罢工不断。其中，布雷顿角煤田的冲突最为激烈而持久。萨斯喀彻温伊斯泰万煤矿罢工斗争导致1931年的流血事件，皇家骑警开了枪。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矿坑、魁北克的纺织厂以及新不伦瑞克伐木营和锯木厂内的斗争同样十分激烈。规模最大的斗争发生在新兴的汽车行业，以美国为基地的产业工人协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领袖约翰·刘易斯（John Llewellyn Lewis，1880—1969年）， 1937年在安大略奥沙华通用汽车分厂试图组织非熟练工人“静坐”，而安大略省总理米歇尔·赫伯恩（Mitchell Frederick Hepburn，1896—1953年）在商界领袖的支持下，决心将产业工人协会驱逐出安大略省。当产业工人协会分会、汽车工人联合会为了使工会获得承认、征集通用汽车工人签名而号召罢工时，赫伯恩请求渥太华动用皇家骑警镇压，但遭到拒绝。于是，他自己组织了一支警察队伍“米歇尔之子”，准备进行镇压。后来，由于通用汽车公司主张妥协，双方签订协议，罢工以工会取得胜利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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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刘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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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虽然罢工斗争频繁，但成就不大，工会依然没有得到承认，也没有取得谈判权。到19世纪30年代，工会组织一度停止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战时生产后，才重新活跃起来。1945年后，工人加入工会人数翻番，主要是因为女工人数增加，并很快争取到了新的劳动立法和集体谈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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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主运动 在19世纪90年代草原大规模开发初期，来自乌克兰的移民开始进行反抗斗争。1902—1905年，东正教教徒杜豪伯人（Doukhobors，即乌克兰人和东欧移民）两次采取行动，反抗英裔加拿大人对东欧移民的歧视，不过，还不是真正的农民运动，更像种族斗争。杜豪伯人是这一时期到加拿大建立新家园的无数新种族之一。他们的到来是西夫顿移民政策的后果，他重视东欧农民对加快草原开发的作用而大规模吸引东欧移民。由于民族偏见，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反对西夫顿“创建一个多种语言的国家”的行动，而杜豪伯人就是最早引起他们反对的少数种族。1898年，在托尔斯陶伊伯爵以及多伦多大学教授詹姆斯·迈尔支持下，7 400名杜豪伯人与加拿大自治领政府达成一个协议，政府在萨斯喀彻温约克顿附近划出4万英亩（1.6万公顷）土地给杜豪伯人，建立单独移民区，条件是自愿拒绝服兵役。可是，1902年发生一场冲突，导致激进派组织“自由之子”举行牛车进军温尼伯、寻求“命定领地”的反抗运动。“自由之子”领袖皮特·维尔然（“尊贵皮特”）是从西伯利亚流放地来到加拿大不久的杜豪伯人。反抗运动起因是西部英裔加拿大人对他们的敌视。随着草原居住耕地的日益减少，英裔加拿大人的敌对情绪也与日俱增，他们垂涎杜豪伯人居住区的大片所有地。1905年因宗教冲突，最终使杜豪伯人将近一半的土地被没收。此后，杜豪伯人在皮特·维尔然的带领下，迁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库特内地区，寻找到另一大片土地，再建东欧移民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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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犁的杜豪伯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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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真正的农民运动起步于西部。草原开发完成以后，农场主成长起来，约在20世纪头10年，农民运动不断。高关税和太平洋铁路的高运费是中央加拿大靠牺牲西部利益发财致富的手段，尤其是铁路公司、工业公司和大银行操纵西部商业命脉，引起了农场主的不满和反抗。为了安抚西部地区，1917年自治领联邦政府设立谷物监管局，监督管理谷物配售和定价，以稳定战时的谷物市场，但战后谷物价格更不稳定。自1917年之后，先知先觉的农场主开始进行零星的反抗。在这一时期，代表西部农场主利益的是加入保守党博登领导的联邦联合政府的托马斯·克里勒（Thomas Alexander Crerar，1876—1975年），他来自小麦省份马尼托巴，很早便成立了谷物种植公司，以维护西部农场主的利益。此后，西部农场主运动逐渐壮大，并且得到中央加拿大地区小农场主的呼应和支持。不过，在整体上看，早期的农场主斗争极为分散，而且大多是为了地方利益，形成不了统一的强大运动。斗争团体成立得快，消失得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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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谷物需求突然减少，价格急跌，进一步激起农场主的不满。1918年，东西部农场主联合成立了加拿大农业协会（Canadian Council of Agriculture），提出“新国家政策”，将取消保护关税作为目标，坚决要求改征商业利润税、实行公用事业公有制，以及加快进行政治改革。全国加拿大农业协会的出现意义重大，表明在小麦经济繁荣中壮大起来的农场主政党意识增强，提出了本阶层政治权利的要求。1919年，在独立工人党一些党员的帮助下，安大略组建了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农场主省政权。阿尔伯塔紧随其后，萨斯喀彻温和马尼托巴的农场主也有效地控制了本省政府，准备进一步挑战渥太华全国政权。在当年大选中，各省农场主政权联合起来进行了首次尝试，虽未成功，但标志着农场主斗争的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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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激进左派组织，自然会产生农场主的大规模运动。在19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贝内特内阁对大萧条给西部小麦经济带来的破坏，除设立不列颠哥伦比亚劳动营的解救办法外，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将农场主和工人丢给私人或公共救济机构解救，致使西部持续几年发生政治动荡。破产农业移民“偷乘火车”，即搭乘载货火车车厢，在国内四处游荡，寻求工作、食物或救济，结果引起了农场主组织领导的大规模反抗斗争。1935年年初，还发生了受共产党支持的救济营工人同盟（Relief Camp Worker’s Unions）1 800多人参加的进军示威，抗议渥太华政府救援不力。当进军示威民众7月1日到达里贾纳时，皇家骑警进行镇压，以致酿成骚乱，一名警察被打死，数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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