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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世纪70年代“马尼托巴学校问题”产生时，英裔与法裔的文化冲突即已开始。自治领第四任总理约翰·斯帕洛·戴维·汤普森（John Sparrow David Thompson，1845—1894年）去世不到两周，伦敦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将“马尼托巴学校问题”强加给新上台的麦肯齐·鲍威尔（Mackenzie Bowell，1823—1917年）政府，但新教的马尼托巴省政府、代表罗马天主教的圣波尼菲斯大主教亚历山大-安东尼恩·塔谢（昔日劳雷尔的导师）及其后任阿代拉尔·朗之万（更加极端）都拒不接受。阿代拉尔·朗之万（Adélard Langevin，1855—1915年）在1870年作出规定，马尼托巴天主教徒享有建立教派分离学校的权利；马尼托巴新教徒1890年认为，多数人同意就可以废除过去的决定，双方都采取了极端立场，不愿妥协。最后，下院议决推给法院，而两级法院作出了相互矛盾的裁决。最高上诉法院（伦敦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裁定是：第一，马尼托巴有权废除允许天主教学校的立法；第二，马尼托巴天主教徒有权向自治领联邦政府上诉重新恢复被废除的法律。一次裁决，两条对立的文字，造成联邦与省两级政府之间无所适从。联邦议会难以定夺，而麦肯齐·鲍威尔又软弱而死板，这个问题最终导致保守党在1896年6月联邦大选中失败。劳雷尔执政后，声称要像伊索寓言的旅行者那样，通过灵活而光明的手段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好不容易才平息了这场文化与宗教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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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代拉尔·朗之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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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托巴学校问题表明，即便在工业化社会里，法裔与英裔加拿大人之间的基本宗教与文化观念的分歧仍不能被忽视。从1760年征服以来，魁北克人虽已历经四五代人，但民众的记忆似乎还不那么遥远。19世纪80年代的法裔加拿大诗人、剧作家路易-奥诺雷·弗雷歇特（Louis-Honoré Fréchette，1839—1908年）还记得他1855年15岁时站在父亲身旁的情景：父子两人注视着第一艘上溯圣劳伦斯河的卡普里修斯号法国战舰，父亲饱含老泪，手指着船上飘扬的法国国旗，说道：“儿子，那是你的国旗！那是你的祖国！”随后，诗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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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奥诺雷·弗雷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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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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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岸边涌起了如潮的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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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喜悦失去得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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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迷失婴儿重新找到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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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眼含热泪将孩儿拥在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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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强烈的民族情结。到19世纪90年代，法裔人口增长较快，作为法裔加拿大人割舍不去的这种法国情感意识也在增强。英裔加拿大人不完全相信在一个国家可以说两种语言。那时，加拿大人还没想到双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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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3年，文化冲突再起。安大略法裔人口的增长引起奥兰治派的恐惧，担心他们这个新教省份会受到威胁，说英语的天主教徒也开始出现法语不久可能成为教会主导语言的忧虑。于是，两股平日敌对的势力一起给省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在安大略省的学校中限制使用法语。为了改善安大略法裔学校的标准，尤其是为了提高那里英语教学的水平，省教育部1913年颁布通告，即广为人知的《第十七号法规》（Regulation 17），限制法裔安大略人使用母语接受教育。20世纪20年代将担任该省总理的霍华德·弗格森（George Howard Ferguson，1870—1946年）是一名奥兰治派，他宣称：“双语制鼓励种族孤立，会在年轻人心目中留下深刻的种族优越感，也与构成我国人口的各民族融合的现实相冲突……美国是只承认一种语言的国家，学校制度的实践证明，我们这种制度是明智的。”这番言论遭到了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法裔加拿大人的愤怒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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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是，这个学校语言问题与1915年征兵问题搅和在一起，变为英裔加拿大人指责法裔加拿大人不愿为国家尽力的理由。两个主流民族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法裔加拿大人温和派领袖亨利·布拉萨声称，真正的战争不是在欧洲，而是在安大略。更为严重的是，自由党1916年年初将问题提交议会，党也按语言分裂，安大略自由党与联邦的自由党决裂。法裔加拿大人指责说：法语不仅在安大略受到蔑视，在军队中也处于劣势，除在刚刚组建的陆军营外，英语仍是主导语言，军事指挥也使用英语，几乎没有说法语的军官。法院再次裁决争端，仍不利于法裔的诉求。教皇甚至出来呼吁加拿大的天主教徒要冷静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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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已造成国家难以弥合的分裂，1918年年初在魁北克甚至发生了零星的骚乱，调来军队防范。一个模糊的分裂主义法案提交魁北克立法议会，虽在表决前被搁置，那只是在等待战争结束。其实，这预示了加拿大两种语言和宗教的文化分歧并没有因工业社会到来而消失，相反，分歧更加严重了，以致后来在80年代魁北克就独立问题进行公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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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十、土著人空前凄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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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的红河起义（Red River Rebellion）通过马尼托巴建省和平解决，暂时平息了梅蒂斯人的不满。在马尼托巴建省后，为了加快统一，自治领政府加速铁路建设和移民，以加快草原的农业开发。这样，土著人千百年来传统的狩猎生活彻底遭到破坏，真正灭绝性的灾难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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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西北骑警 1872年自治领颁布《西北土地法案》，19世纪80年代初太平洋铁路穿越平原地带，东部白人随之迅速移入，1885年已有2万多人，几乎与克里人、黑脚印第安人、奥吉布瓦人和阿西尼本人合起来的2.5万土著人口相当，而且还会很快增加。为了保证移民有土地可分，1871年联邦政府将《印第安人条约》强加给土著民族，设立保留地，同时大规模掠夺他们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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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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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副督亚历山大·莫里斯（Alexander Morris，1826—1889年）强烈要求下，1873年建立了西北骑警（North-West Mounted Police）， 1874年麦克劳德（James Farquharson Macleod，1836—1894年）在阿拉伯塔南部建立了麦克劳德堡（Fort Macleod），并在1877年被任命为西北骑警的长官。1874年秋天，西北骑警从马尼托巴到达阿尔伯塔南部，表面上是为了驱赶毒害黑脚人的美国威士忌私酒商，实际上是为了防范土著人的反抗。19世纪60年代，草原已几乎看不到大群野牛，80年代早期野牛群消失了。不久，渥太华政府允许草场出租，饲养家畜，这对白人是建立基业，而对土著人，无论是梅蒂斯人还是其他族群，则表明苦难即将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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