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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土著人的新灾难 1870年马尼托巴建省法案满足了梅蒂斯人的要求，但几乎在法案通过的同时，他们就面对被欧洲移民淹没的残酷现实，写在法案上的权利仍然得不到保障。1870年他们迁离红河家园，往西北到萨斯喀彻温河谷定居，希望继续过狩猎生活。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同样面临15年前在红河的窘境。随着300名皇家骑警而来的，还有土地丈量员以及太平洋铁路建设的员工。发生的事情几乎同15年前一样：梅蒂斯人的土地权利以及地块沿河岸排列的耕作方式再度受到侵犯。他们诉诸备忘录、书信或请愿，以保证他们新农场的所有权，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从里贾纳或阿尔伯特王子城到渥太华十分遥远，诉求到达渥太华要经过几年。国土部反应很慢，行动更慢。梅蒂斯人感到自己仍是处于层层包围的脆弱族群，而且情况甚至更糟的是，萨斯喀彻温河上现在有了汽船，这意味着梅蒂斯人历来为哈德逊湾公司充当搬运夫的日子即将成为过去。他们的生活主要不是靠农业，而是靠捕猎野牛，但这时狩猎生活已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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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梅蒂斯人遇到的是困难，那么平原其他土著族群遇到的则是灾难。渥太华从1869—1870年路易·瑞尔起义中得出的教训是，西部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军事存在，还必须作别的安排。1876年6月25日，美国发生了“古斯特的最后一战”（即苏族在蒙大拿小贝格霍恩山伏击古斯特将军事件），美国政府花费了2 000万美元。而加拿大联邦政府全年的财政预算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必须和平解决土著人的问题。美国国土部部长卡尔·舒尔茨1877年向到访华盛顿的大卫·米尔斯（David Mills，1831—1903年）询问：“你是怎么让你们的白人遵守秩序的？”他的回答是，自治领到达西部之前，先签订《印第安人条约》，丈量土地，成立西北骑警，都要赶在移民潮开始前安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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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印第安人条约》，逼迫土著部落交出土地，是麦克唐纳政府的创造。1871—1877年签订了几个重要条约，其中与美国“古斯特的最后一战”相对应的是《第六号条约》（Treaty 6），即1876年8—9月联邦与北萨斯喀彻温河（North Saskatchewan River）河谷草原和林地的克里人签订的《卡尔顿堡—皮特堡条约》（Fort Carlton-Fort Pitt Treaty）。条约按各族群部落人口比例给予保留地，每人128英亩（52公顷），并资助农耕；继续享有打猎和捕鱼权；给酋长一点象征性年薪的补助、奖章和制服。条约要花时间谈判，然后翻译成土著人的语言，土著人自然与白人有不同观点，而白人的语言和法律观念并不能很好地翻译出来。他们从未见过城市，一般认为与白人共享土地，就像分享空气和阳光一样公平。白人仅支付一点补偿费，就取得了土地占有权。他们不知奥妙，直至看到白人的住房、篱笆和农场，以及1882—1883年太平洋铁路推进到跟前时，才明白他们放弃了什么，但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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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野牛群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消失，到80年代早期，野牛基本上不见了。平原土著人现在很难适应保留地的生活，更不可能继续依靠野牛提供干肉饼或衣物，这是他们使用来复枪的后果，传统生活方式提早结束了。1883年草原灾害发生时，他们只有挨饿的份了。土著人领袖报告政府请求增加援助，西北骑警报告也说，如不给土著人提供一些帮助，“那就只有一条与他们开战的出路了”。然而，自从签订条约后，麦克唐纳政府从来就不遵守对土著人的诺言。对西部永久改变的现状，土著人领袖感到要么像美国土著人一样拼死反抗，要么达成协议。最后，他们决定铤而走险。1883年的霜冻和1884年的涝灾便成为起义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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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路易·瑞尔起义 英裔混血人与萨斯喀彻温的梅蒂斯人联合，从蒙大拿请来路易·瑞尔领导起义。主要支持者是梅蒂斯人以及其他土著族群，也有白人参加。白人的不满是铁路问题，先前规划铁路线路从温尼伯通向埃德蒙顿，线路附近许多土地被购买下来，但1882年太平洋铁路公司突然变卦，线路向南挪到里贾纳—卡尔加里一线。土地投机者砸了锅，农场主十分失望。更麻烦的是，这里只设有在里贾纳的代议制政府——西北地区行政委员会，没有下院议员。因此，渥太华听不到抱怨声，而土地管理权又归远在渥太华的国土部及其派驻温尼伯的代表。他们不是缺少责任心，就是缺乏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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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3月，起义达到高潮，表面上是针对西北骑警，实际上是针对遥远的渥太华。起初，同上次起义一样，路易·瑞尔主要给联邦政府呈递请愿书。然而，几个月杳无音信，路易·瑞尔遭到朋友的痛斥。1885年1月，路易·瑞尔便转向激进行动。3月19日，他率领追随者占领巴托克天主教堂，成立临时政府，要求联邦的卡尔顿堡（Fort Carlton）投降。路易·瑞尔相信行动还会像1869—1870年一样有效，但这回麦克唐纳不吃这一套。1869年，路易·瑞尔是马尼托巴的主宰，没有办法抓他，只能够跟他谈判。而今太平洋铁路将要竣工，在1885年3月26日，即鞑克湖（Duck Lake）第一声枪响的11天后，加拿大政府将军队运到卡佩勒车站。在异常能干的军事领袖加布里埃尔·迪蒙（Gabriel Dumont，1837—1906年）的指挥下，萨斯喀彻温梅蒂斯人顽强地进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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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布里埃尔·迪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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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4月初，起义消息传到卡尔加里时曾出现恐慌，法裔加拿大人组成的卡宾枪第65团从蒙特利尔开到，卡尔加里恢复了平静。卡尔加里居民担忧的是东南方向100—110公里外的黑脚人部落。但是，在“好心人”拉孔布（Albert Lacombe，1827—1916年）神甫相信自治领政府的承诺的劝阻下，黑脚人部落没有行动。雾湖地区克里人抓获12名白人和混血种人，1885年4月2日，又杀害包括两名罗马天主教神甫在内的9名白人，只有两名妇女和哈德逊湾公司的代理人幸存。11天后，起义最终被镇压，雾湖土著人遭到了一次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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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瑞尔只是发动了一次重要起义，在暴乱期间并未开过一枪，也未谋杀过任何人，只是率领追随者手持十字架，口念：“以圣父名义，开火！以圣子名义，开火！以圣灵名义，开火！”他被抓住后，无法确定罪名对他起诉，而麦克唐纳根据1352年爱德华三世的一条古老晦涩的法律，判他叛国罪，尽管漏洞百出。1885年11月16日，路易·瑞尔在里贾纳被处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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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瑞尔的绞刑判决在自治领居民中间产生了严重分歧。在渥太华内阁中，魁北克的部长曾暗示路易·瑞尔将被豁免，新闻界也试图迫使麦克唐纳住手，但麦克唐纳没有理睬。内阁新任司法部部长、新斯科舍人约翰·汤普逊向议会作证时说：“煽动印第安人战争的任何人，不要指望得到的惩罚会比土著人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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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魁北克，这次绞刑判决引起了愤怒，成为日后日益严重的英裔与法裔文化、种族与宗教冲突的历史起因之一。只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特别是西部）的历史学家才开始正面评价路易·瑞尔，部分政治家也开始善意地唤起人民对他的回忆。1999年，加拿大众议院通过一个法案，“肯定路易·瑞尔起义的正义”，只是没有定为正式法律条文，而在2000年大选中却停止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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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加深 工业化社会到来后，物质财富的增长引人注目，加拿大白人社会各种族和阶级基本上都享受到了繁荣带来的福利和实惠。然而，唯独土著人完全被排除在外，日益边缘化，反而深受工业化的危害，前途黑暗。20世纪到来时，南部各个土著人部落完全被征服，根据条约被安排到了形同监牢的保留地内，直接受联邦内地部印第安事务局监护。印第安事务局的主要目标是在准备好时将土著部落完全同化于白人社会，使用的手段有教育、农业或其他定居雇佣计划。1921年，印第安事务总监给代理人发布指令：“你们尽最大的努力说服印第安人，不要再过分沉溺于舞蹈，凡是导致浪费时间、干扰印第安人职业、扰乱他们正常工作、损害他们的健康，或鼓励懈怠及懒散的一切舞蹈，都应该予以禁止。”土著人男人被迫放弃捕猎，从事农业，后果不是道德堕落，就是被加速同化。不少人离开保留地，流入城市，命运也一样，很少逃脱酒精或卖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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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或宗教同化手段交给各地教会的传教士。从新法兰西时期起，传教士就是扮演同化土著人的急先锋，用基督教义改变土著人传统宗教信仰和习俗。于是，一些草原部落流行的太阳舞之类的传统仪典，太平洋西北海岸一带的有声有色的Potlatch，即欢快的冬季赠礼节，皆被列入禁止之列。从家庭带走儿童，送到教会学校，置于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下，实际上是对土著儿童的精神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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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人的冬季赠礼节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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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印第安事务局的预算总是不足，还常被砍掉，《印第安人条约》对土著人承诺的那些微薄服务项目缩减到最低限度，致使大部分保留地异常贫穷。疾病尤其是肺结核等传染病，更是土著人的致命杀手，吞噬了成千上万土著人的生命。禁止土著人购买酒精饮料，结果劣质酒流行，对他们造成了更大的身体或精神伤害。据20世纪初的一份传教士报告：“保留地的新式生活，就是居住污秽肮脏，房屋通风很差，疾病滋生。政府供养使他们生活懒散，无所事事，冬天也衣衫破烂，食物烧煮很差。土著人的种族意识正在消逝。”在这份报告的30年后，加拿大文明博物馆首席人类学家戴蒙德·詹内斯（Diamond Jenness，1886—1969年）在其经典著作《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一书中预言，土著人不久将会消失，一些民族只需再忍受几年苦难，其他的，如爱斯基摩人或许还会持续一些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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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詹内斯之所以对因纽特人的未来保持适度乐观，是因为基于他与维尔希奥米·斯特凡松1914年在北极的考察。他们是科罗内申湾居民最早见到的第一批白人，这说明因纽特人的传统生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尚未被欧洲人打扰，与其他所有的土著人部落相比，他们确实万幸。戴蒙德·詹内斯1928年出版的《日暮黄昏的人民》（The People of the Twilight），对因纽特人的命运明显充满了疑虑：“我们是一个灿烂黎明的预言家，抑或只是个不幸的报信人？”也有迹象表明，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进步也促进一些土著人中的先知先觉者或领袖清醒过来，意识到土著人所面临的威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服役加拿大远征军（Canadian Expeditionary Force）的洛夫特上校，是安大略莫霍克族的酋长，战争结束时到过伦敦，对英国王室抱怨他们的苦难，要求英国政府注意土著人的命运，但不为英国人所同情。返回家乡，他就开始组织“加拿大印第安人联盟”。萨斯喀彻温克里族久经磨难的安利甘派的教士爱德华·埃亨纳纽和萨斯喀彻温的乔·泰勒酋长等人也是这样的先知先觉者，为了解脱族人苦难，坚持奋斗。太平洋西北海岸各个部族，由于原来就比其他族群先进，最先组织起来开展自我保护。他们没有签订保留地条约，并一再抗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侵害他们的土地利益。在西海岸，往往由皈依基督教的土著人和具有同情心的个别传教士领导斗争，如海达族的美以美派皮特·凯利牧师、不列颠哥伦比亚土著人兄弟会的领袖、修道院中长大的斯夸麦人安德鲁·保罗等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决心保护土著人的土地和捕猎权，反对白人定居者、采矿者或伐木者的侵害。这些斗争是土著人生活复兴的开端，或许是饱受折磨而充满仇恨的土著人在黑夜里的一抹亮光。1952年，在电台广播剧《温哥华永远的诅咒》（The Damnation of Vancouver）中，厄尔·伯尼（Earle Alfred Birney，1904—1995年）借克里族酋长之口，指出工业化只会加快土著人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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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远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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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陌生人来我们村建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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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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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浑身乌黑，染上天花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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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给我另一个儿子一支燧发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