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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加拿大全面实现国家现代化，也将落后地区尤其是西部草原地区纳入国家工业化的轨道。以20世纪40年代发现石油为开端，西部地区已步入追赶中央加拿大的工业化历程，只是所走的道路不同而已。东部地区以制造业为主，而西部则以石油和矿产开发为动力。约翰·迪芬贝克领导的进步保守党提出资源开发的“新国家政策”，正是为了适应西部工业化的现实需要。西部地区以及大西洋海岸各省向来落后，并未同中部地区一样自20世纪50年代享受战后繁荣，长期对自由党各届政府不满。正是针对这一状况，约翰·迪芬贝克又将“新国家政策”解释为“一个加拿大”的纲领，许诺执政后将“保证我国人民人人有份，享受我们建立的繁荣以及繁荣带来的利益，帮助这片土地上各个地区都参与国家发展，帮助国家所有企业尽可能有效率地生产”，为每个地区、每个加拿大人造福，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加拿大”。他退休写回忆录时又说，“一个加拿大”是“考虑到每个工人和农场主，注意小商人而不只是大公司，要对我们的老人、复员军人、盲残人的利益采取行动”，为他们寻求公民身份、机会和福利，以实现基本平等，以求个人的改善。“我的梦想是在加拿大没有任何基于种族、信仰、性别及经济状况的二等公民的任何歧视”。广大选民因“一个加拿大”的美好设想而看好约翰·迪芬贝克政府，给予了最大的信任投票，选出了加拿大选举史上少有的一次绝大多数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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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加拿大”的发展目标不仅追求整个加拿大不分地区、部门、集团、阶级和个人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而且更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实行国家帮助，特别是把西部草原省农业居民和农场主作为重点扶助对象之一。这是因为农业居民“一般总被认为是国家的支柱，但过去几年从未得到过（经济）安全的保障”。农业是没有分享到战后繁荣的唯一部门。在1957年当选后，约翰·迪芬贝克政府立即采取4项措施帮助农场主：颁布《草原谷物预支条例》，帮助农场主处理20世纪50年代的剩余谷物；颁布《农业稳定条例》，设立2.5亿加元政府周转资金，为谷物以外的农产品进行补贴；成立粮食价格限制皇家委员会，稳定谷物价格；为了降低谷物运输费用，成立谷物运输车辆分配委员会，补助太平洋铁路公司2 000万加元。这些救农措施使农场主成为推动保守党上台的主要力量。为了感激农场主，1958年提前大选时，约翰·迪芬贝克又许下更多的诺言，诸如提供作物保险、改善农场贷款等，特别重要的是，对种植小麦、燕麦和大麦的农场主实行差额补贴。这样的诺言使进步保守党在选举中席卷了全国所有农业区的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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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迪芬贝克政府特别关注西部草原农场主的利益并不是偶然的，它的主要成员、核心政治家大都来自西部地区，进步保守党基本上代表了草原农场主的利益。约翰·迪芬贝克总理本人和农业部部长阿尔文·汉密尔顿（Alvin Hamilton，1912—2004年）则是西部草原在政府内的代言人，前者少年时期生活在草原的一个农场里，青年时期在萨斯喀切温大学上学，1942年成为萨斯喀切温省的联邦议员，是典型的西部精英，有强烈的西部情结。阿尔文·汉密尔顿出生于金斯顿附近一个“效忠派”传统农场主的家庭，年轻时很长一段时间在萨斯喀彻温姑父的农场里打工，此后成为那里技术学院的教员，与西部农场主长期接触，了解和同情西部农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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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文·汉密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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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加拿大西部农业的主要困难是生产成本上升，谷物价格大幅下跌。1947年后的10年，农场主的耕作成本上升50%以上；小麦、大麦和燕麦平均价格分别下降21%、27%和37%。到1961年，约翰·迪芬贝克执政4年后，低收入家庭甚至仍有25%。有一位农场主写给阿尔文·汉密尔顿的信就道出了他们的苦难和造成这种苦难的原因：“按今天的（谷物）价格，我不可能支出我的土地、税收、机器、食品和修理的费用。”另一封信又说：“自1925年耕种这同一块土地的25年之后特别是最近5年，我发现处境比倒霉的30年代还要糟糕。我已挣下价值2万加元的640英亩的一块土地、1万加元机器、1万加元房舍，另有1万蒲式尔小麦尚储存在农场里。提前估算出1959—1960作物年度的谷物收入，去掉成本后，发现只有88加元收入用来打发生计。”农场主要求像1935年由联邦小麦局实行稳定价格或包销政策，特别是要求实行“差额补贴”，即补贴当年谷物价格与前几年平均价格之差。约翰·迪芬贝克政府也承认，这是谷物价格支持体系的最好措施，但财政部部长唐纳德·佛莱明代表东部城镇利益，不愿为差额补贴拿出3亿加元，只同意以4 100万加元按每英亩补助1加元，最多补到200加元。至此，进步保守党政府的五大农业救济措施只剩国外粮食市场的文章可做了。这样一来，追求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一个加拿大”就大打折扣，西部农场主特别是大农场主十分不满。1959年年初，十几个农场主联合组织发起30万人的请愿签名运动，进而发展成千人乘牛车进军渥太华的行动，要求与联邦总理直接谈判，走到里贾纳被挡。因此，农场主发誓3年后要将保守党赶下台。1960年春天，保守党在草原的支持率应声下降。只是由于新任农业部部长阿尔文·汉密尔顿这一年打开了中国谷物市场推销剩余小麦，才暂时解救了约翰·迪芬贝克政府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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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1962年，中国面临了3年困难时期。1960年10月，中国政府派员赴蒙特利尔试探购买小麦的可能性。在阿尔文·汉密尔顿主持下，约翰·迪芬贝克政府不顾美国反对，开创了整整10年的中加小麦贸易，仅头3年（1961—1963年），2.5亿吨剩余小麦全部销售一空。加上苏联和东欧也购买，以致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谷物有点供不应求了。阿尔文·汉密尔顿曾说，中加小麦贸易造就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农场主仅有的好时光，收入增加了3倍，从平均每年2 000加元增至6 000加元。1962年西部农业就恢复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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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迪芬贝克当政期间，成就确实不少，除解决谷物剩余外，还完成了“新国家政策”的许多开发项目，例如建成南萨斯喀彻温河大坝与迪芬贝克湖两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成立新国家能源局，将渥太华河以西的所有地区变为阿尔伯塔省的石油市场。这几个项目确实为西部崛起奠定了基础。此外，援助大西洋海岸各省；完成的属于全国性的计划有任命皇家委员会、推进税务改革、实施医疗保险以及重组武装部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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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约翰·迪芬贝克优柔寡断，辜负了选民的巨大信任，加上反对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利用在野地位在议会辩论中使用妨碍议程的手法，致使约翰·迪芬贝克的“新国家政策”中的开发北部、各地和各个集团或族群平等这一主要目标基本失败。更不幸的是，保守党1958年实现多数派政府后就遭遇经济萧条，失业严重，结果经济政策漏洞百出。财政部部长唐纳德·佛莱明（Donald Methuen Fleming，1905—1986年）控制日益增长赤字的措施无力；面对经济衰退，加拿大银行行长詹姆斯·科伊恩却实行货币紧缩政策。约翰·迪芬贝克在企业家的压力下要求他辞职，这位行长拒不服从，宣布免职也被众议院拒绝。1961年詹姆斯·科伊恩自动退职后，约翰·迪芬贝克不是批评他的货币政策失误造成经济困难，而是攻击他的退休金制度主张，结果民众反倒指责约翰·迪芬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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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人担心经济，在这方面，约翰·迪芬贝克政府可谓时运不济。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战后加拿大经济繁荣暂时结束，日本和欧洲复兴，1957年德国超过加拿大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加拿大经济却波动加大，1959—1961年失业率达到11.2%—11.3%。政府的应对措施是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加大财政赤字，引起银行和企业严重不满，商人怀念自由党时期C. D.豪的有序管理，工人指责约翰·迪芬贝克造成了战后第一次长期失业，中产阶级嘲笑“酋长”为西部乡巴佬，新移民将他与失业、歧视复活或移民限制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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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迪芬贝克处理与防御政策相关的对外政策也模棱两可，没有定见。约翰·迪芬贝克1957年上台的下一个月从英国觐见女王归来即宣布，将15%的贸易由美国转向英国，企图恢复传统的依赖英联邦特惠制的贸易模式，这显然激怒了美国，而正准备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英国也不领情。更何况，约翰·迪芬贝克1957年以冷战勇士上台，几周之内就签署了北美空防协定，将空防交给美国控制，花了近10亿加元购买依赖核弹头的新式武器。再如阿维托箭式飞机争端，约翰·迪芬贝克对这项计划犹豫不决，当1959年2月决定取消阿维托工程时，公司很快解雇14 000名员工，又说箭式飞机是最好的超音速飞机，故意将职工的不满引向针对约翰·迪芬贝克政府。自由党有意利用约翰·迪芬贝克在防务和对美关系上的出尔反尔，指责制造这种轰炸机费用昂贵。约翰·迪芬贝克不去指出飞机的缺陷和公司无能，只称火箭使人手操纵的轰炸机过时。几个月来，加拿大在为购买美国的二手巫师型F101战机讨价还价，并准备装备攻击轰炸机的“宝马B”型导弹，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约翰·迪芬贝克政府的反复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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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约翰·迪芬贝克政府这些行动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调整自由党的亲美政策。保守党历来亲英反美，且与历届政府不同，这届政府的阁员主要来自西部，代表农场主的利益，因农产品贸易争端而强烈反美。总理约翰·迪芬贝克本人属于亲英反美派。他出身于西部一个有德国血统的农场主家庭，“把加拿大传统效忠派和强烈民族主义的许多特征结合了起来”，“反对战后美国在加拿大经济、文化和军事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先任北方事务与国家资源部部长、后改任农业部部长的阿尔文·汉密尔顿，则被美国人视为国家主义的“嚣张”代表。一次访问西北地区美国控制的远程早期预警雷达站时，一个傲慢无知的美国上校拒绝他入内，阿尔文·汉密尔顿气愤之极，后来对人说：“看到美国国旗在基地上飘扬而没有加拿大国旗，我感到震惊。”他下令美国人“降下那面旗帜，要么我把它拉下来。这不是佐治亚”。约翰·迪芬贝克的重要的阁员，只有工商界的“代言人”财政部部长唐纳德·佛莱明和外交部部长、原多伦多大学校长希德尼·斯密斯（Sidney Earle Smith，1897—1959年）来自东部。后者1959年去世后的接替者霍华德·格林（Howard Charles Green，1895—1989年），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更具有反美情绪。1962—1963年加美关系因核武装争端而极度恶化时，正是霍华德·格林坚持加拿大无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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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策划“猪湾入侵”后，美加双边关系更坏，因为加拿大人担心毁灭性的热核武器，自由党提出把加拿大变为无核国家，新民主党（New Democratic Party）也响应。约翰·迪芬贝克收到了大量来自和平团体和个人的信件或请愿书，便改口说他们没有在北约和北美空防协定中承担核义务，将继续为世界树立裁军榜样。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后，国内和国外的形势发生了改变。约翰·肯尼迪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世界濒临战争边缘。10月下旬，华盛顿北约盟国包括加拿大“完全履行盟国义务，实行核武装”。民意测验显示，加拿大人转而支持响应美国。约翰·迪芬贝克对霍华德·格林外长抱有反核信念言听计从，在核问题上仍犹豫不决，没有立即合作。约翰·迪芬贝克还在议会提议由联合国组织一个委员会调查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美国人被激怒了，加拿大人对政府未能“随时做好准备”也不满。明显是在美国人的压力下，1963年1月12日自由党改变立场，表示接受核弹头。约翰·迪芬贝克在议会中说，加拿大的盟国对他的做法完全满意。美国国务院当即声明：“加拿大政府还没有提出任何足够的实际安排对北美防卫作出有效贡献。”这是打约翰·迪芬贝克的嘴巴。在1963年4月8日的提前大选中，美国还派人帮助自由党竞选，结果保守党以95席的少数失败，自由党以128席获胜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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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约翰·迪芬贝克保守党政府这次下台主要是因为国内政策失误。1962年6月18日的中期选举，魁北克省偏远落后地区和工人选区不再支持保守党，因为1958年支持约翰·迪芬贝克的莫里斯·杜普莱西斯对他失去信心。约翰·迪芬贝克本应利用那次机会与杜普莱西斯合作，在魁北克为保守党建立基地，但他歧视魁北克省的保守主义改革，因而遭到报复。不过，魁北克中期选举也没有支持自由党，而是把选票投给魁北克的社会信誉党，分散了票源。西部和大西洋沿岸一半选区以及安大略农业地区绝大多数小镇仍完全忠于保守党，约翰·迪芬贝克仍能与主要来自魁北克30名议员的社会信誉党组成联合内阁继续执政。1963年大选如果不是美国人的干涉，说不定约翰·迪芬贝克政府仍有机会完成“新国家政策”的剩余计划。来自美国的干涉对约翰·迪芬贝克政府最终失败的影响不能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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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政治难题——地区问题（魁北克及东西部地区的不满），是保守党政府最棘手的。实际上，这是省与联邦两级政府之间关系的争端，是省政府向联邦政府争夺财政权的斗争。按罗韦尔—西鲁瓦委员会1940年建议的战时税收协议，国家岁入在穷富省之间重分，是为了保持各省基本平等的社会计划。战争一结束，富省就不愿继续执行这个协议了。魁北克坚持单独征税，其他各省继续从渥太华充足的财政资源中索要，为郊区选民修建公路、医院和学校，加上重新武装，到1961年，联邦财政开支增加为1946年的3倍。各省财政开支增加6.38倍，市政开支也增加5.8倍。渥太华随时以其常规财政节余扩大大学，新建技术院校，完成贯通加拿大高速公路，富省从中获利不少。到1962年，安大略省建成196所职业学校，本省只出资25%，渥太华出资75%，穷省只有在一旁看的份，因而拼命争夺应归本省的资金。坚持独立收税的魁北克，甚至也想从联邦要财政补偿，渥太华则坚决拒绝，理由是莫里斯·杜普莱西斯1944年恢复执政后已退出统一发展规划。结果，省与联邦政府之间在地区政治难题上的矛盾日趋尖锐化，各省的政客和集团都在抱怨没有分享战后繁荣，并且是由最富裕的安大略保守党省政府领导这次对联邦政府的抗议。在不列颠哥伦比亚、萨斯喀彻温和马尼托巴3省，平民合作联盟打败控制新产业工会的共产党而获得多数选票，并在1961年与加拿大劳工大会合并成立新民主党，更是在各个方面跟保守党联邦政府作对。石油财富虽使社会信誉党仍稳控阿尔伯塔，但社会信誉党经过1958年大选的毁灭性打击，也逐步走向分裂，到1963年分裂为信誉党和魁北克信誉党。这样的政治变动只能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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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二、魁北克“平静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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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前期的政治变动，反映了随着工业化的进步地区争端日渐成为政治大难题，这是经济繁荣和社会富裕留下的“副产品”。主要代表西部利益的约翰·迪芬贝克领导的保守党登上联邦宝座说明，随着石油财富和西部工业化进步，西部政治力量大大增强，终于让全国能够在渥太华听到西部的声音，这是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西部问题还不是战后加拿大的主要政治问题。区域问题仍以魁北克问题最为突出，而且是历史上政治手段难以解决的文化分歧。约翰·迪芬贝克不仅没有去解决，反而提倡什么“加拿大主义”，这一矛盾反而被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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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普莱西斯的专制统治 1963年4月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B. Pearson，1897—1972年）就职总理后，接受约翰·迪芬贝克议而不决的教训，兑现在选举时作出“60天作决定”的承诺。首先，他立即修补对美关系。然而，财政部部长沃尔特·戈登（Walter Lockhart Gordon，1906—1987年）是自由党内一位经济民族主义者，在圣洛朗政府时就曾提出限制外国投资。这次迅速编制出预算方案，对购买加拿大企业股票的外国人或公司，征收30%接让税及红利扣除税，旨在削弱美资控制加拿大企业。这不仅引起美国人的反对，也使加拿大金融和企业界恐慌，被下院叫停。此后，自由党政府也陷入争论不休，例如，选择国旗的问题。这是与保守党争论的旧议题，自由党选择的国旗为白底红枫叶，说具有民族特征。保守党要保留英国的旧商船旗。议会则议而不决，到1965年才确定采用自由党的设计方案。1967年建国100周年时，加拿大终于有了一面国旗。莱斯特·皮尔逊1963年和1965年都没有得到选举多数。他的主要政绩是国家税收迅速增长，借以充实福利国家制度，建立国家支持的退休金计划和穷人救助计划，仿效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新边僵”政策和林登·约翰逊的“向贫苦开战”，消除贫困，减少失业（失业率仅3.3%）和土著人的苦难；结束政治舞弊，修订选区边界，建立公平体制；完成军队指挥的一体化，等等。不过，莱斯特·皮尔逊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魁北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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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特·皮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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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问题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益严重，同西部问题一样，是工业化的“副产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始的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浪潮中，魁北克也进入战后20多年的繁荣发展期，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繁荣第一阶段，实现了早期现代化，追赶安大略，并在60年代开始“平静革命”（Quiet Revolution，又译寂静革命），即加快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社会迈进。魁北克省的工业化模式和道路同全国一样，主要依赖美国资本，绝大部分工业被“美国投资者和英裔加拿大人资本家联合掌控”。到1961年，外国公司控制了魁北克42%的企业，其中美国资本占74%。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人口由1941年占省总人口的41%降至1951年的21%，1961年再降至仅占13%；农业人口大量转变为产业工人，1961年城市人口已经达到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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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以农业生产方式占主导转向以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占主导，产业工人取代农民成为魁北克第一大社会阶级。特别要指出的是，随着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十分迅速，“新中间阶级”随之悄然崛起。这个新阶层即“白领”，主要包括熟练技术工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科研人员、职员和推销员等专业人员。他们不同于教员、律师、医生、公证人、商人和农场主构成的“旧中间阶级”，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受雇于人，“知识相当于商人的资本，但毕竟不拥有资本，因此，他们的目标和利益跟法裔加拿大商人差别很大”。在平静革命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社会精英，崇尚科学理性，藐视教会神学，尤其是反对教会控制教育，主张教学和科学研究转归世俗领域，以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他们具有独立性的价值取向，对传统秩序越来越不满。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谋求更大的政治权利，他们积极推动经济和社会变革。这必然会削弱魁北克传统社会中乡村保守势力和僧侣集团的统治根基。然而，魁北克传统社会力量战后仍很顽强，且借改革风气转变为新民族主义，主张保存法裔加拿大人传统的乡村社会，尤其是维护法语文化和天主教不为英语文化或新教所同化。因此，依然居社会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会势力成为保守势力的堡垒，抵制工业化社会的进步。这一障碍的政治代表就是魁北克省总理莫里斯·杜普莱西斯（Maurice Duplessis，1890—1959年）及其领导的民族联盟，在1936年与1944年两次上台统治魁北克达20多年。民族联盟上台后就抛弃竞选时的改革承诺，竭力维护传统社会秩序，保护天主教会和乡村落后势力的利益。杜普莱西斯鼓吹说：“法裔加拿大人的前途在于农业，工业化和都市化是对家庭与宗教的威胁。”而且，教会与魁北克政府相结合，成为阻碍现代化的主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