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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促进了妇女的解放,魁北克妇女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工作机会。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卫生和教育的世俗化,越来越多的妇女参与到社会工作中。女权运动蓬勃兴起,成立妇女团体,开展妇女运动,宣传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利和自由,号召广大妇女团结起来为争取平等而斗争。1964年制定了《第十六号法案》,规定夫妻法律上地位平等,妇女享有行使内务和财政职责的权利,在法律上确认了妇女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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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福利领域,剥夺教会控制社会福利的职能,由政府专门机构接管,进一步扩大社会福利的项目和惠及范围。1964年颁布义务捐助养老金计划, 1965年成立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部。在工会组织的推动下,1964年还颁布新的劳动法,规定了工会财政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赋予了公共部门雇员进行罢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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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步与新民族主义兴起 教会势力在平静革命之后衰落,教育实现了世俗化和现代化,一直统治魁北克人思想的天主教会影响力一落千丈。新观念和新思想极大地冲击了天主教会的伦理道德和传统观念。平静革命之前,几乎所有法裔加拿大人都是天主教徒;改革后,天主教徒数量急剧下降,教徒从1965—1975年丧失50%。宗教活动也大为减少,昔日热闹的教堂变得十分冷清。魁北克“看上去更像这个国家的其他省份了”。毕竟,多数省都管理学校、控制水力发电事业,而且除大西洋沿岸各省外,都禁止了最丑恶的牧师推荐权。改革趋势如此强劲,现代化运动已不可阻挡,即使1966年6月自由党因过分自信而被他们轻视的丹尼尔·约翰逊(Daniel Johnson,Sr.,1915—1968年)及其领导的民族联盟打败后,魁北克仍循着改革方向继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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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平静革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的倾向,因此魁北克改革很快便走向民族主义。实际上,让·勒萨热发起改革之初,已经使“改革热情与民族精神相结合,相互促进”。20世纪60年代的魁北克人,同20世纪初的亨利·布拉萨一样认为,不被承认为“创始民族”是一种羞辱。在改革的过程中,历史教科书一直向魁北克人灌输他们是两个创始民族之一,加拿大联邦是两个平等民族之间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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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革命的这些发展早已引起全国注意。新民主党1961年创建时就致力于“两个民族”的理论和双语制度的建设,同情魁北克,确信它也应得到民主对待。执政的自由党,由于完全依赖魁北克选民的选票,很快就将魁北克问题提升为联邦的问题,既为维护国家团结,又为安抚魁北克,不仅从政治上也要从文化上满足魁北克的要求。莱斯特·皮尔逊总理几乎刚刚宣誓上台,就在1963年7月建立一个双语和二元文化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由《责任报》杂志主编安德鲁·洛雷多(André Laurendeau,1912—1968年)和加拿大广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前董事长戴维森·邓顿(Arnold Davidson Dunton,1912—1987年)出任两主席,寻求解决问题。这个委员会也是循着新民主党的理论,提出加拿大人必须承认法语也是一个平等的官方语言,政府不能只使用英语。如果魁北克人不能被说服,让他们相信整个加拿大也是他们的家园,国家就会分裂。1965年确定放弃带有英国殖民主义印迹的老式旗帜,代之以白底红枫叶的国旗,也是为了照顾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情绪。在财政和福利计划上,政府同意更大的让步。这些安排也受到了西部政党和舆论的批评,新民主党首领曼宁指责说,给魁北克“一个特殊地位”,会助长魁北克的独立情绪,制造地方分裂。《温哥华省报》则称红枫叶国旗为国家不团结的象征。但是,为了避免魁北克形势恶化,维护联邦统一,自由党政府并没有放弃双语和二元文化解决问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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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政治漫画:组合英国、法国和加拿大象征的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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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7月,魁北克省政府在第一次联邦—省际会议上率先提出,撤出一些共同福利计划,并将大部分税收归还各省。同时,让·勒萨热不像20世纪40年代杜普莱西斯那样提出取消财政分担计划。这样做,是为了要回杜普莱西斯因拒绝联邦财政分摊计划而失去的大笔资金,以填补魁北克省政府的财政亏空,但被迪芬贝克领导的保守党联邦政府所拒绝。而1964年,自由党莱斯特·皮尔逊政府重新安排分摊计划,增加各省税收份额,根据自愿原则承担分摊计划的财政责任,同时联邦政府给予补偿款。魁北克取得税收权,但退出现行大部分分担计划。1965年联邦政府颁布加拿大退休金计划,魁北克根据1951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各省对退休金立法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规定,实行本省独立的退休金计划,不再参加联邦政府“量入为出”的计划。魁北克的目的是征集巨额储备金,用于本省的投资目标,结果魁北克获得了对本省经济更多的控制权,省权扩大了。虽然改革初衷是振兴法裔民族经济,提高法语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力,尽管省内让·勒萨热自由党是联邦派,但过于强调魁北克省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了民族主义力量滋长的势头。后来,魁北克自由党实际上已经不能控制省内局面,主张分离的民族联盟迅速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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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选举落败后,丹尼尔·约翰逊对民族联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吸收让·勒萨热内阁的每一个热心民族主义者。1963年,6个魁北克人中就有一个相信分离,少数恐怖分子成立“自由魁北克”武装组织,设置邮箱炸弹,进行恐怖活动。形势如此严重,而让·勒萨热仍对省自由党政府控制局势的能力十分自信,结果在1966年6月魁北克省立法议会选举中被民族联盟击败。由于资源丰富,从艺术教育到让蒂里的核工业,靠自身力量,魁北克没有什么不能做到。魁北克不能做到的只是保护省外少数法裔加拿大人。其余省份能够让渡资源和权力,而魁北克则不能,法语和文化生存有赖于强大的政府。因此,从一开始,丹尼尔·约翰逊的民族联盟政府就主张魁北克从加拿大联邦中分离出来,并得到新中产阶级的支持。改革没能使他们的地位得到彻底改善,他们认为只有独立才能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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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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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成立了恐怖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du Québec)和魁北克解放军,企图以暴力实现独立。这样,在现代化运动中觉醒的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意识便日益走向极端,最终演变为独立运动。1967年举行建国百年庆典时,民族分离主义者也修改好最后的纲领,声讨对魁北克“不公正的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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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还得到了法国政府支持,魁北克驻法代表的地位被提升,加拿大大使受冷落,取消乔治·瓦尼埃总督的访法安排。加拿大政府邀请英国女王和法国总统戴高乐参加百年庆典,英国女王的到来成为分离主义展示力量的机会,尽管未出现骚乱。而戴高乐则借机鼓励分离主义,声称魁北克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在此繁衍生息”。本是国事访问,魁北克省政府却将联邦官员排斥在外,独揽这次访问的接待安排。戴高乐从魁北克城溯圣劳伦斯河而上,7月24日在蒙特利尔市政厅前举行盛况空前的群众集会,军队摆出V字形,戴高乐高呼:“魁北克自由万岁!”当然,莱斯特·皮尔逊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抨击,甚至已不讲外交礼节。戴高乐便取消对渥太华的访问,提前回国。为了缓和事件的负面影响,安大略总理约翰·罗伯茨支持召开内容为“联邦明天”的会议,丹尼尔·约翰逊却借机宣布“魁北克国家”从今以后将与加拿大其余地区平等打交道。自1966年6月省立法议会选举败给民族联盟之后,魁北克自由党发生分裂,资源部部长勒内·勒维克(René Lévesque,1922—1987年)脱离自由党,并在1967年年底创立“主权—联合运动”(Mouvement Souveraineté-Association)协会,提出以和平方式实现魁北克主权独立,同时保持与加拿大的经济联系。此举旨在将省内互相争吵的分裂各派统一为唯一的独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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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魁北克的独立运动,莱斯特·皮尔逊自由党联邦政府一味地姑息。联邦政府中来自魁北克的官员倒是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反对姑息,并很快成为党内主流,代表人物是让·马尔尚、《新闻报》主编热拉·佩尔蒂埃尔(Gérard Pelletier,1919—1997年)和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1919—2000年)3位自由党的精英。几个月之后,皮埃尔·特鲁多成为三人团的主角,1965年应聘入阁,并在1968年4月接替辞职的莱斯特·皮尔逊当选为自由党领袖,并接任联邦总理之职。6月25日全国大选,皮埃尔·特鲁多领导自由党以155票对77票战胜斯坦菲尔德的保守党,组成了一个自由党的多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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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特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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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内外的加拿大人都对皮埃尔·特鲁多寄予厚望,将他看作是擅长政治突破的领导人。皮埃尔·特鲁多果然不负众望,不仅突破了魁北克民族分离运动的政治难题,而且开创了加拿大历史上一个特殊的自由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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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三、皮埃尔·特鲁多自由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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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在20世纪60—70年代之交随同西方国家进入自由主义时代。富裕的年轻一代对传统政治家所长期追求的平稳日益不满,要求开拓、变革和创新,追求自由,反映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民信心增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皮埃尔·特鲁多的政治风格正好适应这一时代要求,符合市民或年轻人的口味。在皮埃尔·特鲁多离职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加拿大甚至仍沐浴在他所开创的自由主义之风中。因此,加拿大的自由主义时代应当冠以皮埃尔·特鲁多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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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兴起 作为一位自由主义的政治家,皮埃尔·特鲁多一直提倡和宣传公正社会的主张。在竞选演说或多次辩论中,他一再表示要消除社会不公,扩大社会福利,提高全民生活质量;消除种族歧视,实现民族平等。“加拿大必须统一,加拿大必须进步,加拿大必须是一个公正的社会”。这是皮埃尔·特鲁多长留人间的名言,也是他的治国圭臬。他的私人生活也精彩纷呈,喜欢漂亮女人和豪华赛车,长期单身,随心所欲,结交女友大多是知名歌星和影星,有芭芭拉·史翠珊、马格特·基德和吉他手欧丽娜·博伊德等。他1971年52岁时同自己一位内阁部长辛克莱的女儿、21岁的玛格丽特结婚,而在有了3个儿子后,1984年突然离婚,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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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特鲁多上台后得以践行建立“公正社会”的竞选诺言,得益于加拿大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保证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5.5%速度增长。1967年联邦政府的收入是1957年的两倍,保证了皮埃尔·特鲁多开局顺利。虽然联邦政府所占国民生产总值份额下降,各省税收增长,但两级政府很快就福利分摊计划达成一致。1965年所有省份在联邦统一标准下实行养老计划,魁北克虽然未加入,但养老计划几乎与全国相同。1957—1968年约翰·迪芬贝克和莱斯特·皮尔逊先后取得各省同意,引进住院和医疗保险制度,联邦政府制定了统一标准,并提供一半费用,由省政府负责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实行费用全免的全面保险。1962年萨斯喀彻温省平民合作联盟政府开创的这个制度,1967年已成为全国不可抗拒的要求。医生企图继续控制包括医疗价格在内的整个健康医疗,以“医药社会化”威吓选民,甚至罢医,然而病人的权利在自由主义时代比专业协会更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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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皮埃尔·特鲁多刚接任总理时,享受失业保险者仅包括年收入低于700加元者、季节工和沿海渔民。1969年联邦政府宣布福利制度改革,以失业保险为主要对象,并着重改善年轻人和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到1971年,与福利改革相关的法案全部在议会通过,新福利制度包括失业保险、低收入者补贴(中下层)和个人发展援助(针对年轻人),受惠面更广,几乎人人得利,且资助优厚,一般的失业补助每月700—800加元,是所有保障金中最慷慨的。另外,设立儿童抚育补贴,补贴费300加元,俗称牛奶费。虽然有人担心费用太过庞大,但在繁荣时期一切均可办到。到20世纪70年代初,联邦政府只剩200亿加元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而1977—1978年财政年度联邦预算用于保健和社会项目的开支高达116.6亿加元,占国家支出总额的27%。其中,失业保险金所占份额最大。到1981年,总共发放了48.28亿加元的失业补助金,失业者平均每周领取130加元。如此完备丰厚的社会福利制度,世界无双,而全民福利制度奠定了皮埃尔·特鲁多自由主义社会的基础。其间,皮埃尔·特鲁多经历4次大选胜利,任加拿大总理达16年之久,继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威廉·莱昂·麦肯齐·金之后成为第三位任职最长的总理,政绩也堪与他们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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