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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促进了妇女的解放，魁北克妇女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以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工作机会。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卫生和教育的世俗化，越来越多的妇女参与到社会工作中。女权运动蓬勃兴起，成立妇女团体，开展妇女运动，宣传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利和自由，号召广大妇女团结起来为争取平等而斗争。1964年制定了《第十六号法案》，规定夫妻法律上地位平等，妇女享有行使内务和财政职责的权利，在法律上确认了妇女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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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福利领域，剥夺教会控制社会福利的职能，由政府专门机构接管，进一步扩大社会福利的项目和惠及范围。1964年颁布义务捐助养老金计划， 1965年成立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部。在工会组织的推动下，1964年还颁布新的劳动法，规定了工会财政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赋予了公共部门雇员进行罢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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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步与新民族主义兴起 教会势力在平静革命之后衰落，教育实现了世俗化和现代化，一直统治魁北克人思想的天主教会影响力一落千丈。新观念和新思想极大地冲击了天主教会的伦理道德和传统观念。平静革命之前，几乎所有法裔加拿大人都是天主教徒；改革后，天主教徒数量急剧下降，教徒从1965—1975年丧失50%。宗教活动也大为减少，昔日热闹的教堂变得十分冷清。魁北克“看上去更像这个国家的其他省份了”。毕竟，多数省都管理学校、控制水力发电事业，而且除大西洋沿岸各省外，都禁止了最丑恶的牧师推荐权。改革趋势如此强劲，现代化运动已不可阻挡，即使1966年6月自由党因过分自信而被他们轻视的丹尼尔·约翰逊（Daniel Johnson，Sr.，1915—1968年）及其领导的民族联盟打败后，魁北克仍循着改革方向继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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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平静革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的倾向，因此魁北克改革很快便走向民族主义。实际上，让·勒萨热发起改革之初，已经使“改革热情与民族精神相结合，相互促进”。20世纪60年代的魁北克人，同20世纪初的亨利·布拉萨一样认为，不被承认为“创始民族”是一种羞辱。在改革的过程中，历史教科书一直向魁北克人灌输他们是两个创始民族之一，加拿大联邦是两个平等民族之间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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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革命的这些发展早已引起全国注意。新民主党1961年创建时就致力于“两个民族”的理论和双语制度的建设，同情魁北克，确信它也应得到民主对待。执政的自由党，由于完全依赖魁北克选民的选票，很快就将魁北克问题提升为联邦的问题，既为维护国家团结，又为安抚魁北克，不仅从政治上也要从文化上满足魁北克的要求。莱斯特·皮尔逊总理几乎刚刚宣誓上台，就在1963年7月建立一个双语和二元文化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由《责任报》杂志主编安德鲁·洛雷多（André Laurendeau，1912—1968年）和加拿大广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前董事长戴维森·邓顿（Arnold Davidson Dunton，1912—1987年）出任两主席，寻求解决问题。这个委员会也是循着新民主党的理论，提出加拿大人必须承认法语也是一个平等的官方语言，政府不能只使用英语。如果魁北克人不能被说服，让他们相信整个加拿大也是他们的家园，国家就会分裂。1965年确定放弃带有英国殖民主义印迹的老式旗帜，代之以白底红枫叶的国旗，也是为了照顾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情绪。在财政和福利计划上，政府同意更大的让步。这些安排也受到了西部政党和舆论的批评，新民主党首领曼宁指责说，给魁北克“一个特殊地位”，会助长魁北克的独立情绪，制造地方分裂。《温哥华省报》则称红枫叶国旗为国家不团结的象征。但是，为了避免魁北克形势恶化，维护联邦统一，自由党政府并没有放弃双语和二元文化解决问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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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政治漫画：组合英国、法国和加拿大象征的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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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7月，魁北克省政府在第一次联邦—省际会议上率先提出，撤出一些共同福利计划，并将大部分税收归还各省。同时，让·勒萨热不像20世纪40年代杜普莱西斯那样提出取消财政分担计划。这样做，是为了要回杜普莱西斯因拒绝联邦财政分摊计划而失去的大笔资金，以填补魁北克省政府的财政亏空，但被迪芬贝克领导的保守党联邦政府所拒绝。而1964年，自由党莱斯特·皮尔逊政府重新安排分摊计划，增加各省税收份额，根据自愿原则承担分摊计划的财政责任，同时联邦政府给予补偿款。魁北克取得税收权，但退出现行大部分分担计划。1965年联邦政府颁布加拿大退休金计划，魁北克根据1951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各省对退休金立法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规定，实行本省独立的退休金计划，不再参加联邦政府“量入为出”的计划。魁北克的目的是征集巨额储备金，用于本省的投资目标，结果魁北克获得了对本省经济更多的控制权，省权扩大了。虽然改革初衷是振兴法裔民族经济，提高法语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力，尽管省内让·勒萨热自由党是联邦派，但过于强调魁北克省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了民族主义力量滋长的势头。后来，魁北克自由党实际上已经不能控制省内局面，主张分离的民族联盟迅速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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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选举落败后，丹尼尔·约翰逊对民族联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吸收让·勒萨热内阁的每一个热心民族主义者。1963年，6个魁北克人中就有一个相信分离，少数恐怖分子成立“自由魁北克”武装组织，设置邮箱炸弹，进行恐怖活动。形势如此严重，而让·勒萨热仍对省自由党政府控制局势的能力十分自信，结果在1966年6月魁北克省立法议会选举中被民族联盟击败。由于资源丰富，从艺术教育到让蒂里的核工业，靠自身力量，魁北克没有什么不能做到。魁北克不能做到的只是保护省外少数法裔加拿大人。其余省份能够让渡资源和权力，而魁北克则不能，法语和文化生存有赖于强大的政府。因此，从一开始，丹尼尔·约翰逊的民族联盟政府就主张魁北克从加拿大联邦中分离出来，并得到新中产阶级的支持。改革没能使他们的地位得到彻底改善，他们认为只有独立才能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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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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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成立了恐怖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du Québec）和魁北克解放军，企图以暴力实现独立。这样，在现代化运动中觉醒的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意识便日益走向极端，最终演变为独立运动。1967年举行建国百年庆典时，民族分离主义者也修改好最后的纲领，声讨对魁北克“不公正的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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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还得到了法国政府支持，魁北克驻法代表的地位被提升，加拿大大使受冷落，取消乔治·瓦尼埃总督的访法安排。加拿大政府邀请英国女王和法国总统戴高乐参加百年庆典，英国女王的到来成为分离主义展示力量的机会，尽管未出现骚乱。而戴高乐则借机鼓励分离主义，声称魁北克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在此繁衍生息”。本是国事访问，魁北克省政府却将联邦官员排斥在外，独揽这次访问的接待安排。戴高乐从魁北克城溯圣劳伦斯河而上，7月24日在蒙特利尔市政厅前举行盛况空前的群众集会，军队摆出V字形，戴高乐高呼：“魁北克自由万岁！”当然，莱斯特·皮尔逊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抨击，甚至已不讲外交礼节。戴高乐便取消对渥太华的访问，提前回国。为了缓和事件的负面影响，安大略总理约翰·罗伯茨支持召开内容为“联邦明天”的会议，丹尼尔·约翰逊却借机宣布“魁北克国家”从今以后将与加拿大其余地区平等打交道。自1966年6月省立法议会选举败给民族联盟之后，魁北克自由党发生分裂，资源部部长勒内·勒维克（René Lévesque，1922—1987年）脱离自由党，并在1967年年底创立“主权—联合运动”（Mouvement Souveraineté-Association）协会，提出以和平方式实现魁北克主权独立，同时保持与加拿大的经济联系。此举旨在将省内互相争吵的分裂各派统一为唯一的独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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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魁北克的独立运动，莱斯特·皮尔逊自由党联邦政府一味地姑息。联邦政府中来自魁北克的官员倒是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反对姑息，并很快成为党内主流，代表人物是让·马尔尚、《新闻报》主编热拉·佩尔蒂埃尔（Gérard Pelletier，1919—1997年）和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1919—2000年）3位自由党的精英。几个月之后，皮埃尔·特鲁多成为三人团的主角，1965年应聘入阁，并在1968年4月接替辞职的莱斯特·皮尔逊当选为自由党领袖，并接任联邦总理之职。6月25日全国大选，皮埃尔·特鲁多领导自由党以155票对77票战胜斯坦菲尔德的保守党，组成了一个自由党的多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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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特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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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内外的加拿大人都对皮埃尔·特鲁多寄予厚望，将他看作是擅长政治突破的领导人。皮埃尔·特鲁多果然不负众望，不仅突破了魁北克民族分离运动的政治难题，而且开创了加拿大历史上一个特殊的自由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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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三、皮埃尔·特鲁多自由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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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在20世纪60—70年代之交随同西方国家进入自由主义时代。富裕的年轻一代对传统政治家所长期追求的平稳日益不满，要求开拓、变革和创新，追求自由，反映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民信心增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皮埃尔·特鲁多的政治风格正好适应这一时代要求，符合市民或年轻人的口味。在皮埃尔·特鲁多离职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加拿大甚至仍沐浴在他所开创的自由主义之风中。因此，加拿大的自由主义时代应当冠以皮埃尔·特鲁多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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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兴起 作为一位自由主义的政治家，皮埃尔·特鲁多一直提倡和宣传公正社会的主张。在竞选演说或多次辩论中，他一再表示要消除社会不公，扩大社会福利，提高全民生活质量；消除种族歧视，实现民族平等。“加拿大必须统一，加拿大必须进步，加拿大必须是一个公正的社会”。这是皮埃尔·特鲁多长留人间的名言，也是他的治国圭臬。他的私人生活也精彩纷呈，喜欢漂亮女人和豪华赛车，长期单身，随心所欲，结交女友大多是知名歌星和影星，有芭芭拉·史翠珊、马格特·基德和吉他手欧丽娜·博伊德等。他1971年52岁时同自己一位内阁部长辛克莱的女儿、21岁的玛格丽特结婚，而在有了3个儿子后，1984年突然离婚，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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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特鲁多上台后得以践行建立“公正社会”的竞选诺言，得益于加拿大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保证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5.5%速度增长。1967年联邦政府的收入是1957年的两倍，保证了皮埃尔·特鲁多开局顺利。虽然联邦政府所占国民生产总值份额下降，各省税收增长，但两级政府很快就福利分摊计划达成一致。1965年所有省份在联邦统一标准下实行养老计划，魁北克虽然未加入，但养老计划几乎与全国相同。1957—1968年约翰·迪芬贝克和莱斯特·皮尔逊先后取得各省同意，引进住院和医疗保险制度，联邦政府制定了统一标准，并提供一半费用，由省政府负责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实行费用全免的全面保险。1962年萨斯喀彻温省平民合作联盟政府开创的这个制度，1967年已成为全国不可抗拒的要求。医生企图继续控制包括医疗价格在内的整个健康医疗，以“医药社会化”威吓选民，甚至罢医，然而病人的权利在自由主义时代比专业协会更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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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皮埃尔·特鲁多刚接任总理时，享受失业保险者仅包括年收入低于700加元者、季节工和沿海渔民。1969年联邦政府宣布福利制度改革，以失业保险为主要对象，并着重改善年轻人和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到1971年，与福利改革相关的法案全部在议会通过，新福利制度包括失业保险、低收入者补贴（中下层）和个人发展援助（针对年轻人），受惠面更广，几乎人人得利，且资助优厚，一般的失业补助每月700—800加元，是所有保障金中最慷慨的。另外，设立儿童抚育补贴，补贴费300加元，俗称牛奶费。虽然有人担心费用太过庞大，但在繁荣时期一切均可办到。到20世纪70年代初，联邦政府只剩200亿加元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而1977—1978年财政年度联邦预算用于保健和社会项目的开支高达116.6亿加元，占国家支出总额的27%。其中，失业保险金所占份额最大。到1981年，总共发放了48.28亿加元的失业补助金，失业者平均每周领取130加元。如此完备丰厚的社会福利制度，世界无双，而全民福利制度奠定了皮埃尔·特鲁多自由主义社会的基础。其间，皮埃尔·特鲁多经历4次大选胜利，任加拿大总理达16年之久，继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威廉·莱昂·麦肯齐·金之后成为第三位任职最长的总理，政绩也堪与他们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