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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7月，魁北克省政府在第一次联邦—省际会议上率先提出，撤出一些共同福利计划，并将大部分税收归还各省。同时，让·勒萨热不像20世纪40年代杜普莱西斯那样提出取消财政分担计划。这样做，是为了要回杜普莱西斯因拒绝联邦财政分摊计划而失去的大笔资金，以填补魁北克省政府的财政亏空，但被迪芬贝克领导的保守党联邦政府所拒绝。而1964年，自由党莱斯特·皮尔逊政府重新安排分摊计划，增加各省税收份额，根据自愿原则承担分摊计划的财政责任，同时联邦政府给予补偿款。魁北克取得税收权，但退出现行大部分分担计划。1965年联邦政府颁布加拿大退休金计划，魁北克根据1951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各省对退休金立法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规定，实行本省独立的退休金计划，不再参加联邦政府“量入为出”的计划。魁北克的目的是征集巨额储备金，用于本省的投资目标，结果魁北克获得了对本省经济更多的控制权，省权扩大了。虽然改革初衷是振兴法裔民族经济，提高法语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力，尽管省内让·勒萨热自由党是联邦派，但过于强调魁北克省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了民族主义力量滋长的势头。后来，魁北克自由党实际上已经不能控制省内局面，主张分离的民族联盟迅速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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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选举落败后，丹尼尔·约翰逊对民族联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吸收让·勒萨热内阁的每一个热心民族主义者。1963年，6个魁北克人中就有一个相信分离，少数恐怖分子成立“自由魁北克”武装组织，设置邮箱炸弹，进行恐怖活动。形势如此严重，而让·勒萨热仍对省自由党政府控制局势的能力十分自信，结果在1966年6月魁北克省立法议会选举中被民族联盟击败。由于资源丰富，从艺术教育到让蒂里的核工业，靠自身力量，魁北克没有什么不能做到。魁北克不能做到的只是保护省外少数法裔加拿大人。其余省份能够让渡资源和权力，而魁北克则不能，法语和文化生存有赖于强大的政府。因此，从一开始，丹尼尔·约翰逊的民族联盟政府就主张魁北克从加拿大联邦中分离出来，并得到新中产阶级的支持。改革没能使他们的地位得到彻底改善，他们认为只有独立才能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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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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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成立了恐怖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du Québec）和魁北克解放军，企图以暴力实现独立。这样，在现代化运动中觉醒的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意识便日益走向极端，最终演变为独立运动。1967年举行建国百年庆典时，民族分离主义者也修改好最后的纲领，声讨对魁北克“不公正的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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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还得到了法国政府支持，魁北克驻法代表的地位被提升，加拿大大使受冷落，取消乔治·瓦尼埃总督的访法安排。加拿大政府邀请英国女王和法国总统戴高乐参加百年庆典，英国女王的到来成为分离主义展示力量的机会，尽管未出现骚乱。而戴高乐则借机鼓励分离主义，声称魁北克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在此繁衍生息”。本是国事访问，魁北克省政府却将联邦官员排斥在外，独揽这次访问的接待安排。戴高乐从魁北克城溯圣劳伦斯河而上，7月24日在蒙特利尔市政厅前举行盛况空前的群众集会，军队摆出V字形，戴高乐高呼：“魁北克自由万岁！”当然，莱斯特·皮尔逊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抨击，甚至已不讲外交礼节。戴高乐便取消对渥太华的访问，提前回国。为了缓和事件的负面影响，安大略总理约翰·罗伯茨支持召开内容为“联邦明天”的会议，丹尼尔·约翰逊却借机宣布“魁北克国家”从今以后将与加拿大其余地区平等打交道。自1966年6月省立法议会选举败给民族联盟之后，魁北克自由党发生分裂，资源部部长勒内·勒维克（René Lévesque，1922—1987年）脱离自由党，并在1967年年底创立“主权—联合运动”（Mouvement Souveraineté-Association）协会，提出以和平方式实现魁北克主权独立，同时保持与加拿大的经济联系。此举旨在将省内互相争吵的分裂各派统一为唯一的独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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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魁北克的独立运动，莱斯特·皮尔逊自由党联邦政府一味地姑息。联邦政府中来自魁北克的官员倒是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反对姑息，并很快成为党内主流，代表人物是让·马尔尚、《新闻报》主编热拉·佩尔蒂埃尔（Gérard Pelletier，1919—1997年）和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1919—2000年）3位自由党的精英。几个月之后，皮埃尔·特鲁多成为三人团的主角，1965年应聘入阁，并在1968年4月接替辞职的莱斯特·皮尔逊当选为自由党领袖，并接任联邦总理之职。6月25日全国大选，皮埃尔·特鲁多领导自由党以155票对77票战胜斯坦菲尔德的保守党，组成了一个自由党的多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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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特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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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内外的加拿大人都对皮埃尔·特鲁多寄予厚望，将他看作是擅长政治突破的领导人。皮埃尔·特鲁多果然不负众望，不仅突破了魁北克民族分离运动的政治难题，而且开创了加拿大历史上一个特殊的自由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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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三、皮埃尔·特鲁多自由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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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在20世纪60—70年代之交随同西方国家进入自由主义时代。富裕的年轻一代对传统政治家所长期追求的平稳日益不满，要求开拓、变革和创新，追求自由，反映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民信心增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皮埃尔·特鲁多的政治风格正好适应这一时代要求，符合市民或年轻人的口味。在皮埃尔·特鲁多离职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加拿大甚至仍沐浴在他所开创的自由主义之风中。因此，加拿大的自由主义时代应当冠以皮埃尔·特鲁多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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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兴起 作为一位自由主义的政治家，皮埃尔·特鲁多一直提倡和宣传公正社会的主张。在竞选演说或多次辩论中，他一再表示要消除社会不公，扩大社会福利，提高全民生活质量；消除种族歧视，实现民族平等。“加拿大必须统一，加拿大必须进步，加拿大必须是一个公正的社会”。这是皮埃尔·特鲁多长留人间的名言，也是他的治国圭臬。他的私人生活也精彩纷呈，喜欢漂亮女人和豪华赛车，长期单身，随心所欲，结交女友大多是知名歌星和影星，有芭芭拉·史翠珊、马格特·基德和吉他手欧丽娜·博伊德等。他1971年52岁时同自己一位内阁部长辛克莱的女儿、21岁的玛格丽特结婚，而在有了3个儿子后，1984年突然离婚，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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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特鲁多上台后得以践行建立“公正社会”的竞选诺言，得益于加拿大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保证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5.5%速度增长。1967年联邦政府的收入是1957年的两倍，保证了皮埃尔·特鲁多开局顺利。虽然联邦政府所占国民生产总值份额下降，各省税收增长，但两级政府很快就福利分摊计划达成一致。1965年所有省份在联邦统一标准下实行养老计划，魁北克虽然未加入，但养老计划几乎与全国相同。1957—1968年约翰·迪芬贝克和莱斯特·皮尔逊先后取得各省同意，引进住院和医疗保险制度，联邦政府制定了统一标准，并提供一半费用，由省政府负责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实行费用全免的全面保险。1962年萨斯喀彻温省平民合作联盟政府开创的这个制度，1967年已成为全国不可抗拒的要求。医生企图继续控制包括医疗价格在内的整个健康医疗，以“医药社会化”威吓选民，甚至罢医，然而病人的权利在自由主义时代比专业协会更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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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皮埃尔·特鲁多刚接任总理时，享受失业保险者仅包括年收入低于700加元者、季节工和沿海渔民。1969年联邦政府宣布福利制度改革，以失业保险为主要对象，并着重改善年轻人和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到1971年，与福利改革相关的法案全部在议会通过，新福利制度包括失业保险、低收入者补贴（中下层）和个人发展援助（针对年轻人），受惠面更广，几乎人人得利，且资助优厚，一般的失业补助每月700—800加元，是所有保障金中最慷慨的。另外，设立儿童抚育补贴，补贴费300加元，俗称牛奶费。虽然有人担心费用太过庞大，但在繁荣时期一切均可办到。到20世纪70年代初，联邦政府只剩200亿加元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而1977—1978年财政年度联邦预算用于保健和社会项目的开支高达116.6亿加元，占国家支出总额的27%。其中，失业保险金所占份额最大。到1981年，总共发放了48.28亿加元的失业补助金，失业者平均每周领取130加元。如此完备丰厚的社会福利制度，世界无双，而全民福利制度奠定了皮埃尔·特鲁多自由主义社会的基础。其间，皮埃尔·特鲁多经历4次大选胜利，任加拿大总理达16年之久，继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威廉·莱昂·麦肯齐·金之后成为第三位任职最长的总理，政绩也堪与他们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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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使这一代人相信没有什么不能拥有，且代价较少。这一代人的双亲收入增加了一倍，保证生活轻松，对未来不必担忧。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在寻求独立身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加拿大社会已由年轻人支配，从未有过这么多加拿大人达到成年，也从未这么富裕过。对于他们来说，长期繁荣像天上掉下馅饼，长辈们激动不已，他们却视若寻常。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大学或学院，很多加拿大人都相信能够盼望想要得到的任何东西。教育家宣传教育比任何其他投资能够得到更好的回报，退休基金的资金大量投资于扩建新大学或新学院。两级政府出资支持从学生贷款到促进全民健身和业余体育等各类公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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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休假或国外旅行成为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内容。加拿大大学海外服务团（Canadian University Service Overseas）第一批志愿者于1961年前往国外，成为成百上千万青年的先锋。为了与美国人区分，他们将枫叶国旗缝在背包上。到越南去打仗的加拿大年轻人比在加拿大逃避兵役的美国青年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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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产阶级决定了自由主义的时代风尚，在温哥华或蒙特利尔的闹市区，比在梅迪辛哈特、米西索加或拉瓦尔这些小城镇更能见到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们几乎要摆脱每一种传统的约束，衣着、语言和人际关系更能体现自由主义的时代风尚，这主要是受美国的影响。那些因为便宜、轻便而穿布拉几的人们向往和追求缓慢的生活节奏。妇女地位提高更加鲜明地显现了自由主义的时代风尚。早期的母性女权主义一直为保护或扩大妇女的传统养育角色而斗争。绝大多数加拿大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想要孩子，保持婚姻，而自由主义则意味着结束妇女以前所有固有的角色。社会学家说，如果妇女要改变受男性限制、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妇女就必须摧毁这些陈规陋习，在商业、政府、教育和专业领域占有足够有权的地位。妇女特别要求自己控制生育， 1960年发明了可靠安全的避孕药，为避孕提供了实际保障。加拿大的出生率，从1957年的29.2‰急降至1967年的18.2‰。在多子女的天主教区魁北克，下降甚至更为明显。家庭规模的改变主要不是因为节制生育，而是因为非婚生育，非婚生育1969年是1957年两倍。裸体、同性恋和婚前同居禁忌均已淡化。皮埃尔·皮埃尔·特鲁多当司法部部长期间于1967年修改堕胎、离婚和同性恋法，天主教主教没有反对，只担心堕胎妇女的健康。离婚平均每年6 000对夫妇，1967年后增加一倍，1974年每4对夫妇就有一对离婚，1990年又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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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问题等老旧问题也受到重视，加拿大曾激烈批评美国和南非的种族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却发现自己很多地方黑人和土著人命运同样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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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还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广泛普及。由于美加城市队竞争参赛权，6人国家冰球队被解散了，除得到天才球员和赛季外，还希望得到门票收入。由于美国球赛的大规模电视转播，几乎无人关心加拿大自己的比赛。20世纪70年代，两支美国篮球劲旅的竞赛完全吸引了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球迷。富裕还激发了人们热爱运动，喜欢慢跑的罗兰德·米切纳（Roland Michener，1900—1991年）总督引导一个好静而身体超重的民族注重运动和健康，并且很快在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中普及。从射击到网球，加拿大运动员都达到了世界水平。魁北克人斯泰韦·波德博尔斯基（Steve Podborski, 1957—）赢得高山滑雪世界冠军，西尔维埃·贝尼埃赢得奥运会高台跳水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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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街道治安相对安全，但色情和毒品使犯罪急增，成为进步中最丑恶、最悲哀的现象。1957—1974年被判吸食兴奋剂罪者从354人增至30 845人。警察阻止毒品交易时断时续，没有效果，因为得不到支持。政府试图降低人们饮酒年龄，考虑大麻合法化，以减少吸毒犯罪。出版检查退回到只做等级分类。为了维护传统道德，温哥华市长和多伦多警察企图关闭艺术馆和下流小报而遭到全国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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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也摧毁了很多曾支撑保守社会的制度。大学膨胀得超出注册标准，学生参与管理，甚至参与决定科研计划，奖学金实际作用提高。过去各级政府拒不承认政府雇员罢工和集体谈判权，但萨斯喀彻温省平民合作联盟打破了这个传统，1964—1968年各省和联邦政府雇员最终都赢得了谈判权，绝大多数雇员还有权罢工。教派分裂促成了泛基督教主义，20世纪50年代绝大多数人还去教堂，60年代减少一半。教堂座位空空如也，教士大讲境遇心理学，还在教堂地下室开咖啡厅。不过，健全的制度经受了自由主义的考验，摧毁的只是缺陷；当社会活跃分子离去而只留下信徒时，教会并没有受到削弱。工会由受过教育、有理想的会员管理，斗争性更强，也更民主。中学和大学渡过混乱时期，课程设置革新，帮助妇女、土著人和少数族，以及改善环境。社会科学促进了数据整理和分析，有助于商业和政府决策的准确性，有助于个人追求知识；自然科学和数学教学使受教育者认知水平提高，不过难逃行政管理和过分扩大的后遗症。自由主义时代最实际的进步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视保护环境，人们悲哀前几代人盲目开发资源和毁坏耕地而扩张郊区。现在保护土地、抵制农药、毛皮贸易和猎捕海豹已成为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来自国外的环境保护主义、女权主义或反种族主义等自由主义流派，激起了加拿大人反美主义的呼唤乃至反越战的抗议运动。皮埃尔·特鲁多1967年年底迫使议会接受对离婚、堕胎和同性恋的法律改革，更是开加拿大改革风气之先。他说：“国家没有干涉国民卧室的权力。”没有那句话比这句话更准确地表达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虽然存在吸食毒品和色情之类的丑恶现象，但从整体上看，加拿大更文明、更有创新性，成为最吸引移民居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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