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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约瑟夫·克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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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皮埃尔·特鲁多再次就任联邦总理后，西部与渥太华的争端最终白热化。西部资源各省一致指责联邦政府说：开采资源压低（石油）价格是抢夺后代的钱财，已探明的资源也过了高峰开采期，资源收入的节余应不断注入阿尔伯塔和萨斯喀彻温省的遗产基金。可是，皮埃尔·特鲁多政府却一直在牺牲西部的利益，例如，企图对萨斯喀彻温新民主党政府实现钾碱工业国有化的计划釜底抽薪，加以破坏，结果萨斯喀彻温与阿尔伯塔结成了统一阵线。当铺设马更些河谷石油管（Mackenzie Valley Pipeline）将北极天然气和石油输送到阿尔伯塔的计划遭到破坏时，贾斯庭斯·托马斯·伯杰（Justice Thomas Berger, 1933—）领导的皇家委员会保证支持北方土著人部落的要求，促使他们加入南方草原各省反对渥太华的政治同盟，要求拥有自己的资源。于是，因纽特人和戴奈人（北方土著人部落的新称呼）以北方开发为工具，迫使联邦政府对其政治和领土权要求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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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各省与渥太华的争端也因传统产业问题而加剧。小麦经济繁荣过去之后，西部农场主与联邦政府冲突不断，20世纪70年代晚期草原各省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大丰收年，但陈旧而过度紧张的运输系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农场主竭力维护1897年《西部谷物运输协议》所确定的小麦“运费率”，将其视为神圣的地方象征，但铁路公司强烈反对而实行高运费，还冠冕堂皇地说可促使谷物在当地出售以繁荣畜牧业。草原各省希望皮埃尔·特鲁多政府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约翰·迪芬贝克政府一样帮助他们，而皮埃尔·特鲁多则质问愤怒的西部农场主：“我为什么要替你们销售小麦呢？”这句话说明他对西部非常冷漠，忘记了小麦局是联邦政府的代理机构。渥太华不再管小麦销售，但又鼓励压缩小麦种植面积，听话的农场主后来损失惨重，因为中加粮食贸易和加苏粮食贸易使谷物价格很快攀升。虽然草原各省政府予以价格补贴，但农场主依然十分不满，将怒火发向皮埃尔·特鲁多的自由党联邦政府。苏必利尔湖以西农业地区的选票对1968年皮埃尔·特鲁多上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20世纪70年代后期皮埃尔·特鲁多在西部的威信迅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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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时代西部的政治变动与经济发展战略息息相关。1969年马尼托巴保守党被新民主党打败，是因为吸引外资出了问题。1977年资源辩论使新民主党败北，也是保守党在1982年恢复执政的原因。长期执政的萨斯喀彻温平民合作联盟因农业人口减少而于1964年下台，便决心控制钾碱工业，又在1971年夺回政权。同样，石油和天然气繁荣消失后，阿尔伯塔的进步保守党在这一年提出长远发展计划参加竞选，打败了执政36年的社会信誉党。特别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西部各省要求得到与他们经济力量相一致的权利。在石油价格、铁路运费率和商业投资上跟联邦政府长期的利益之争，使他们对联邦国家的观念有所削弱。不过，西部各省绝大多数民众并非像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那样要求退出联邦，只是认为自己的正当利益受到了忽视。1971年宪法改革方案只把否决权给予了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这被西部各省视为陈旧的政治秩序。阿尔伯塔坚持要求同等的否决权，其他西部各省也普遍支持。许多存在语言和文化矛盾的地区大都认为皮埃尔·特鲁多的双语和二元文化观念对他们造成了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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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海岸各省与渥太华的矛盾相对较少。大西洋海岸各省是穷困省份，要依赖联邦政府再分配的施舍。1970年之后，大西洋海岸各省执政党派虽然名称各异，但都是新民主党政府，他们彼此合作，或与保守党敌人合作，与自由党联邦政府的关系基本良好。纽芬兰和新斯科舍向来因在财政上依赖联邦政府资助而较为顺从，但在这一时期也加入了西部同盟，跟联邦政府争夺近海石油储藏的所有权。纽芬兰省还向阿尔伯塔遗产基金借钱，以加强反对联邦政府的斗争，要求拥有海洋大陆架权利。太平洋沿岸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也要求拥有天然气和近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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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加拿大的地区问题，除魁北克民族主义的要求是政治上的，东西部各省与联邦政府的矛盾皆围绕资源所有权而展开，尤其是以阿尔伯塔和萨斯喀彻温省的石油价格之争最为尖锐。东西部各省都决心控制本省的经济命脉，从地区利益出发一般倾向于经济大陆主义，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在纽约或休斯敦要比在渥太华或多伦多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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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宪法法案》 西部地方主义的出现，暴露了《英属北美法案》所确立的联邦政府与各省关系极不适应加拿大实现现代化后的政治现实。例如，阿尔伯塔特别不满1971年宪法改革方案只将否决权给予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这就促使皮埃尔·特鲁多决心通过修改宪法，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此，十月危机后，皮埃尔·特鲁多1971年年初便在维多利亚与各省总理商讨收回并修改《英属北美法案》。40年前，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因未得到未来修宪的否决权，曾联手破坏了收回宪法的安排。这次皮埃尔·特鲁多给了魁北克和安大略这样的权力，并满足魁北克绝大部分的要求，出席会议的魁北克省自由党总理布拉萨非常满意。然而，皮埃尔·特鲁多不可能满足各色分离主义者的要求，《责任报》主编瑞安就进一步煽动民族主义。魁北克立法议会也没有批准《维多利亚宪章》，是对这次修宪的沉重打击。由于皮埃尔·特鲁多与各省总理事先有约定：只要有一个省不批准《维多利亚宪章》，这个宪章就不能生效。魁北克立法议会的否决，宣告了皮埃尔·特鲁多第一次修宪尝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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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修宪会议的失败被魁北克民族分离主义者利用，使尚未解决的语言争端与当时的经济困难交织在一起。魁北克民族分离主义者声称，商业通用英语是造成失业多的原因，为了缓和分离主义者的情绪，布拉萨颁布了《第二十二号法案》。可是，由于这个法案规定对6岁的孩子接受英语教育进行考试，引起说英语家长的愤怒。民族主义者借机坚持魁北克只使用一种语言。1976年春，渥太华宣布法语和英语同为魁北克官方空中交通管制语言，遭到说英语的飞行员、地勤管理人员以及政客的抗议，只好推延一年实施。1976年11月15日，魁北克省立法议会选举，魁北克人党的席位从7个增到71个，占41%，自由党只剩28个席位。这样，在勒内·勒维克离开自由党而组织分离势力的9年之后，独立派第一次在魁北克省取得了执政权。魁北克人党这次选举胜利并非偶然，十月危机后魁北克解放阵线虽被取缔，但魁北克人党始终没有偃旗息鼓，采取和平方式继续鼓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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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1月魁北克独立派上台执政，对于分离主义者来说，似乎离实现独立的目标不远了，加拿大面临国家分裂的威胁，全国震惊。皮埃尔·特鲁多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在1977年2月一次中期选举中提出：“我向你们保证我能够控制局面，加拿大的统一不会被破坏。”半数加拿大选民投了他的票。勒内·勒维克上台后见形势不利，也推迟了独立公决，并取消对刚会走路孩子考试的愚蠢做法，加拿大人民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勒内·勒维克并未放慢独立的步伐，不久就颁布了第一个分离主义的法规——《101法案》，规定法语成为魁北克唯一的合法语言，从政府表格到广告牌、饭馆菜单只能使用法语。这意味着英裔魁北克人要留下来，无论是在股票交易所，还是在工厂装配线，都必须说法语。新来的儿童要用法语听课。1979年大选前后的政局空前动荡。5月2日魁北克反对魁北克独立的选民仍坚定地忠于皮埃尔·特鲁多，但其他地区因经济衰退、失业和收入降低而不再投皮埃尔·特鲁多的票。保守党以136席胜出，仅差8席即成为多数派。然而，乔·克拉克保守党政府对魁北克即将公决也束手无策，又发生伊朗油价冲击，利率从15%增至20%。乔·克拉克犹豫不决，预算方案表面紧而实际松，试图牺牲安大略用户而迎合西部石油富翁。保守党支持率猛跌，自由党受民意测验鼓舞，联合新民主党在预算方案上为难保守党政府，结果在加拿大历史上举行了少有的一次隆冬中期选举。在安大略、魁北克和大西洋海岸省的支持下，1980年2月18日皮埃尔·特鲁多以多数票获胜，重返渥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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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魁北克危机仍是联邦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勒内·勒维克计划在1980年5月2日就“主权—联盟”议题进行全省公决，一旦通过，再就独立进行第二次公投。由克劳德·瑞安领导的“反对派”，是一个从事地方分权联邦制研究的松散团体，实际上也是分离派。皮埃尔·特鲁多的对策是，派让·克雷蒂安这位颇有人缘的部长、来自魁北克“沙维尼根的小子”去鼓动反勒内·勒维克的运动。《101法案》虽已减缓魁北克人对生存的忧虑，但勒内·勒维克不断犯错误，令支持者厌烦、反对派羞辱、中间派犯愁。最后，反独立派获胜，勒内·勒维克首次公投以40%：60%大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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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特鲁多政府之所以能够击败勒内·勒维克的魁北克独立派，是因为在公决之前利用魁北克人担忧独立后经济困难，不断发表演说，号召反对就“主权—联盟”举行公决。他向魁北克人民许诺：“如果选民反对公决，他就努力改善魁北克在加拿大的地位”，并且表示制定一个新宪法方案来实现这一许诺。虽然皮埃尔·特鲁多知道宪法改革会引发各种问题，包括会使英语省份特别是西部资源各省的地方主义升温，但仍坚持收回和修改宪法，为宪法增添《权利与自由宪章》。实际上，皮埃尔·特鲁多自1967年出任皮尔逊政府司法部部长后就已将收回宪法当作自己的任务。他以《民主宣言》为题发表演讲，声称加拿大急需一个权利法案，包括语言权利在内的广泛的公民权利应在加拿大新宪法中占据牢固而显著的位置，联邦或任何省政府都无权违反这项条款。《权利与自由宪章》应当是加拿大主义的基石，成为凝聚力量。实际上，这个《民主宣言》标志着皮埃尔·特鲁多自由主义时代已经开始。1987年他已退休，仍出来抨击马尔罗尼当年制定的《米彻湖协议》，捍卫《1982年加拿大宪法》，夸口说它“将存活一千年”。他显然是指《权利与自由宪章》的永恒意义，尽管这个宪章曾引起争议，左派认为分量不够，而右派则嫌走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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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全国对魁北克公决这个结局满意，也认为宪法仍须在英国修改不正常，皮埃尔·特鲁多确信修宪改革的目标会实现。在1980年夏天，他派让·克雷蒂安和萨斯喀彻温总检察长罗伊·罗曼诺跑遍加拿大，推介宪法一揽子计划。1980年9月，皮埃尔·特鲁多与各省总理在渥太华开会，但除安大略和新不伦瑞克总理赞同皮埃尔·特鲁多的优先考虑外，各省总理的立场都没有改变。内阁估计，各省选民可能要求搁置修宪程序直至地区和个人的主要要求得到满足。修宪似乎陷入僵局，勒内·勒维克暗自高兴，但他错误估计了皮埃尔·特鲁多。10月初，他便独自行动，对拖了个半个世纪的宪法问题来个了断，从伦敦收回《英属北美法案》，在加拿大独立修改宪法，并增加《权利与自由宪章》。按事前约定，安大略和新不伦瑞克很快表示赞同，新民主党要求皮埃尔·特鲁多保证增加保护西部资源权利的条款后也同意了。勒内·勒维克、阿尔伯塔的拉菲德和其他大部分省总理都不认同皮埃尔·特鲁多，认为他行动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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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和修改宪法得到了加拿大人民的支持，这是一项全民的事业。在议会开会期间，乔·克拉克利用这个问题统一保守党的认识。律师和一大批专家也积极参加争论。政府、反对派乃至英国下院议员则互相攻击。绝大多数普通加拿大人感到与己无关，也弄不懂宪法晦涩难懂的条文。各省都将问题放到法院立案。天主教教士、女权主义者、土著人领袖、残疾人以及众多社团，纷纷要求修改后的宪法能够保护他们各自的利益。在温哥华举行的各省总理的修宪会议上，意见分歧严重，各方就综合修改方案讨价还价。由于相信“温哥华宪章”毫无用途，勒内·勒维克甚至也“同意”了这部宪法草案。渥太华的宪法辩论已使议会瘫痪。1981年9月，加拿大最高法院就皮埃尔·特鲁多行动的合法性进行裁决，绝大多数法官同意政府做法合法，但是违背了惯例。大法官博拉·拉斯金（Bora Laskin，1912—1984年）则认为收回宪法没有先例，也没有惯例可循。这个裁决没有意义。不过，皮埃尔·特鲁多必须按裁决再次召开联邦和省总理会议，以求达成统一。1981年11月5日深夜，克雷蒂安、罗曼诺与安大略总检察长罗伊·麦克莫特里（Roy McMurtry, 1932—）拼凑了一个妥协案，将权利宪章与温哥华修正案兼收并蓄，唤醒各省总理（在霍尔熟睡的勒内·勒维克除外）到现为渥太华联邦会议中心的旧火车站签字。勒内·勒维克到后，签字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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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1月5日寅夜妥协案，添加了各省控制资源和财政分摊等条款，其余争端也作了些微变动，形成一个临时宪法文件，但妇女和土著人通过斗争得来的许多条款被取消了。后来经过反复游说，性别平等和土著人权利的一些模糊承诺又被写了上去，但魁北克的否决权仍未被采纳。最大的输家是勒内·勒维克，由于对温哥华宪章的轻视，在这个新宪法文件中，魁北克历史性的特权被取消了。这意味着魁北克的特殊地位丧失了宪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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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4月17日，一个寒冷的雨天，约5万人参加了在渥太华的历史性庆典。伊丽莎白女王签署了《1982年加拿大宪法法案》，标志着加拿大宪法终于回归，最终结束了修宪要经过英国议会的尴尬，加拿大这一最大的殖民地痕迹最后得到消除，完整主权得到保障。皮埃尔·特鲁多在庆典上庄严宣布：“加拿大宪法已经回归祖国，现在用不着请示英国议会就可以修改自己的最基本的法律了。”“加拿大今天终于获得了全面而完整的主权”。遗憾的是，这并非举国同庆的盛典，4月17日盛典下午，勒内·勒维克在蒙特利尔领导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这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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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宪法庆典后不久，皮埃尔·特鲁多便告别加拿大政坛，但魁北克独立公决的失败和《1982年加拿大宪法法案》确立了他在加拿大历史上的地位。宪法的收回和修改是皮埃尔·特鲁多政治事业的顶峰，16年执政业绩中最耀眼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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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四、自由主义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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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政治上有声有色的业绩相比，皮埃尔·特鲁多的国家经济发展业绩却黯然失色。经济和行政管理并没有引起他多少兴趣，他将新设的地区经济开发部交给让·马尔尚管理，前股票交易所主席埃里克·基兰斯负责邮局自动化改革，尤金·惠伦（Eugene Whalen）管理商业贸易，其市场管理和补助计划激怒了农场主。本来应该帮助皮埃尔·特鲁多实现“公正社会”诺言的税制改革，被首任财政部部长埃德加·本森篡改为使百万富翁和特许会计师发财。皮埃尔·特鲁多执政一开始并没有能够践行自由主义的改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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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衰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5年的持续繁荣中，一直是南安大略和魁北克的城镇繁荣，皮埃尔·特鲁多上台后从70年代起情况发生了变化。能源繁荣把财富吸引到西部，阿尔伯塔夸耀平均收入全国最高，新斯科舍省和纽芬兰省的近海丰富资源储藏表明，它们将同阿尔伯塔一样富裕。与此同时，中央加拿大地区并没有受益，相反面临的是能源价格飙升、工业技术陈旧、外国竞争加剧、工厂企业关闭，以及成千上万个工作机会丧失。曾吞噬安大略镍矿和魁北克铁矿石的美国各州到处锈迹斑斑，荒凉沉寂，结果加拿大资源出口锐减。随着富裕的中央加拿大省份经济衰退而来的是财政日渐缩减，已经满足不了各省公众教育和健康的需求。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愤怒，首先是医生和教师。1972年春，20万魁北克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发动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总罢工，安大略省医院职工继之而起，反对监禁工会领袖。1975年，安大略百万工人走上街头示威，几乎将1943年后连续执政的省保守党政府赶下台。1974年通过宽裕的财政开支和补贴，联邦自由党才取得多数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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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前期社会动荡的原因是自1966年开始的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当时，货币主义学派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根本上是货币问题，而油价的影响并不大，政府和银行不应干预石油价格，而应努力减少货币供应。他们还认为罪魁祸首是美元贬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项稳定措施自70年代大都崩溃了，而将美元确定为基础货币而其他货币与其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首先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了27年后，1973年华盛顿宣布美元贬值，金价上升。当1975年美国政府承认越南战争失败时，世界繁荣的消失首先从新英格兰地区开始，遗留下污染、贫困和领养老金者。美国废弃的工业由亚太地区接过来。罗马俱乐部因此预测世界绝大部分的资源将迅速耗尽。欧洲和北美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很快结合为滞涨。这就否定了凯恩斯关于经济总能够“设法”平衡的信条，经济学家因此开始转向货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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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特鲁多采纳货币主义学派的主张，选择限制的政策。1975年成立反通货膨胀局（Anti-Inflation Board），对物价和工资实行管制，冻结工资和养老金，由政府支付上升的消费指数。停止工会谈判权3年。他本人1975年感恩节周末也宣布自我“节制”。根据反通货膨胀局的建议，在减低货币供应速度的同时，还严格控制财政支出。这一措施对各省十分奏效，财政状况得以改善，扭亏为盈，但联邦政府因承担义务较多，赤字越积越大，通货膨胀势头并未减弱。1974年财政部部长约翰·特纳采用保守党的办法，按生活指数调整纳税，政府开支增长，但财政收入并未增加。经济民族主义者重提以外国分厂为基础的经济本身就存在依附性和无效率。左右两派的批评都要求采取新工业战略，可是找不到适合所有方面的政策。1978年夏皮埃尔·特鲁多从联邦德国波恩参加7国首脑会议归来，准备对通货膨胀以及正在增长的财政赤字重新宣战，实行高利率，削减公共开支，降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仍然很少有人满意。最终皮埃尔·特鲁多在1979年暂时丢失政权，党内归罪于政府的货币紧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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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单纯的货币政策改革解决不了困难，问题的根子在于阿拉伯产油国利用石油武器对付美元贬值以及美国支持以色列发动的赎罪日战争。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人将原油每桶价格提高4倍，以减少美元贬值造成的损失。油价提升，随即引起了石油危机，震撼了世界经济，通货膨胀加剧，世界经济活动放缓。这就是1973—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作为一个贸易25%以上依赖商品和服务出口，以及78%以上的资本投资来自国外的国家，加拿大很快就感受到了美元不稳、欧美保护主义以及过分依赖资源出口对经济的沉重打击，很快陷入衰退。因此，皮埃尔·特鲁多在1980年重新上台后，在大力推进宪法改革的同时，也进行税费和“加拿大牌”能源政策的改革。财政部部长阿伦·麦凯琴利用第一个财政预算案堵塞积久不治的逃税漏洞，但主要是接受乔·克拉克保守党短命政府取消政府所有的加拿大石油公司（Petro-Canada）的教训，重点进行能源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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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成为产油大国，1947年原油仅为770万桶，不到30年（1976年）已达到5.26亿桶，1982年产量跃居世界第九位。理论上，加拿大应当能够应付这次石油危机。可是，石油产于西部，且82%集中在阿尔伯塔省，其余在萨斯喀切温省。皮埃尔·特鲁多出任联邦总理之前，西部石油除供给当地外主要出口美国，而东部（以渥太华河为界）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则从海湾地区进口石油。伊朗的石油在魁北克的到岸价每桶为2.5美元，加拿大西部的石油每桶为3美元。尽管如此，1973年之前不存在能源供应不够的问题，甚至还要为西部石油开拓市场。欧佩克提高油价对加拿大现行石油供求关系影响较大，造成东部企业的成本压力。这样，皮埃尔·特鲁多政府在1973年9月冻结国内油价，实行双轨制油价，以保持油价在每桶4美元以下；加征西部石油出口税，补贴靠东部的石油进口。长期战略是扩大西部石油对魁北克的供应，保护东部用户不受阿拉伯和壳牌石油公司的剥削。然而，油价是冻而不结，到年底，联邦政府已无力补贴进口，便放开价格，东部用油随国际油价上升到每桶10美元。因此，西部限价也难以维持在4美元以下。随后，联邦政府与西部产油省达成妥协，国内油价随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但最高必须低于国际市场的最低价。例如，1979年波斯湾油价每桶上升到23美元，加拿大国内油价每桶为13美元。所以，油价改革基本上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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