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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修宪会议的失败被魁北克民族分离主义者利用，使尚未解决的语言争端与当时的经济困难交织在一起。魁北克民族分离主义者声称，商业通用英语是造成失业多的原因，为了缓和分离主义者的情绪，布拉萨颁布了《第二十二号法案》。可是，由于这个法案规定对6岁的孩子接受英语教育进行考试，引起说英语家长的愤怒。民族主义者借机坚持魁北克只使用一种语言。1976年春，渥太华宣布法语和英语同为魁北克官方空中交通管制语言，遭到说英语的飞行员、地勤管理人员以及政客的抗议，只好推延一年实施。1976年11月15日，魁北克省立法议会选举，魁北克人党的席位从7个增到71个，占41%，自由党只剩28个席位。这样，在勒内·勒维克离开自由党而组织分离势力的9年之后，独立派第一次在魁北克省取得了执政权。魁北克人党这次选举胜利并非偶然，十月危机后魁北克解放阵线虽被取缔，但魁北克人党始终没有偃旗息鼓，采取和平方式继续鼓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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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1月魁北克独立派上台执政，对于分离主义者来说，似乎离实现独立的目标不远了，加拿大面临国家分裂的威胁，全国震惊。皮埃尔·特鲁多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在1977年2月一次中期选举中提出：“我向你们保证我能够控制局面，加拿大的统一不会被破坏。”半数加拿大选民投了他的票。勒内·勒维克上台后见形势不利，也推迟了独立公决，并取消对刚会走路孩子考试的愚蠢做法，加拿大人民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勒内·勒维克并未放慢独立的步伐，不久就颁布了第一个分离主义的法规——《101法案》，规定法语成为魁北克唯一的合法语言，从政府表格到广告牌、饭馆菜单只能使用法语。这意味着英裔魁北克人要留下来，无论是在股票交易所，还是在工厂装配线，都必须说法语。新来的儿童要用法语听课。1979年大选前后的政局空前动荡。5月2日魁北克反对魁北克独立的选民仍坚定地忠于皮埃尔·特鲁多，但其他地区因经济衰退、失业和收入降低而不再投皮埃尔·特鲁多的票。保守党以136席胜出，仅差8席即成为多数派。然而，乔·克拉克保守党政府对魁北克即将公决也束手无策，又发生伊朗油价冲击，利率从15%增至20%。乔·克拉克犹豫不决，预算方案表面紧而实际松，试图牺牲安大略用户而迎合西部石油富翁。保守党支持率猛跌，自由党受民意测验鼓舞，联合新民主党在预算方案上为难保守党政府，结果在加拿大历史上举行了少有的一次隆冬中期选举。在安大略、魁北克和大西洋海岸省的支持下，1980年2月18日皮埃尔·特鲁多以多数票获胜，重返渥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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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魁北克危机仍是联邦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勒内·勒维克计划在1980年5月2日就“主权—联盟”议题进行全省公决，一旦通过，再就独立进行第二次公投。由克劳德·瑞安领导的“反对派”，是一个从事地方分权联邦制研究的松散团体，实际上也是分离派。皮埃尔·特鲁多的对策是，派让·克雷蒂安这位颇有人缘的部长、来自魁北克“沙维尼根的小子”去鼓动反勒内·勒维克的运动。《101法案》虽已减缓魁北克人对生存的忧虑，但勒内·勒维克不断犯错误，令支持者厌烦、反对派羞辱、中间派犯愁。最后，反独立派获胜，勒内·勒维克首次公投以40%：60%大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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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特鲁多政府之所以能够击败勒内·勒维克的魁北克独立派，是因为在公决之前利用魁北克人担忧独立后经济困难，不断发表演说，号召反对就“主权—联盟”举行公决。他向魁北克人民许诺：“如果选民反对公决，他就努力改善魁北克在加拿大的地位”，并且表示制定一个新宪法方案来实现这一许诺。虽然皮埃尔·特鲁多知道宪法改革会引发各种问题，包括会使英语省份特别是西部资源各省的地方主义升温，但仍坚持收回和修改宪法，为宪法增添《权利与自由宪章》。实际上，皮埃尔·特鲁多自1967年出任皮尔逊政府司法部部长后就已将收回宪法当作自己的任务。他以《民主宣言》为题发表演讲，声称加拿大急需一个权利法案，包括语言权利在内的广泛的公民权利应在加拿大新宪法中占据牢固而显著的位置，联邦或任何省政府都无权违反这项条款。《权利与自由宪章》应当是加拿大主义的基石，成为凝聚力量。实际上，这个《民主宣言》标志着皮埃尔·特鲁多自由主义时代已经开始。1987年他已退休，仍出来抨击马尔罗尼当年制定的《米彻湖协议》，捍卫《1982年加拿大宪法》，夸口说它“将存活一千年”。他显然是指《权利与自由宪章》的永恒意义，尽管这个宪章曾引起争议，左派认为分量不够，而右派则嫌走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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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全国对魁北克公决这个结局满意，也认为宪法仍须在英国修改不正常，皮埃尔·特鲁多确信修宪改革的目标会实现。在1980年夏天，他派让·克雷蒂安和萨斯喀彻温总检察长罗伊·罗曼诺跑遍加拿大，推介宪法一揽子计划。1980年9月，皮埃尔·特鲁多与各省总理在渥太华开会，但除安大略和新不伦瑞克总理赞同皮埃尔·特鲁多的优先考虑外，各省总理的立场都没有改变。内阁估计，各省选民可能要求搁置修宪程序直至地区和个人的主要要求得到满足。修宪似乎陷入僵局，勒内·勒维克暗自高兴，但他错误估计了皮埃尔·特鲁多。10月初，他便独自行动，对拖了个半个世纪的宪法问题来个了断，从伦敦收回《英属北美法案》，在加拿大独立修改宪法，并增加《权利与自由宪章》。按事前约定，安大略和新不伦瑞克很快表示赞同，新民主党要求皮埃尔·特鲁多保证增加保护西部资源权利的条款后也同意了。勒内·勒维克、阿尔伯塔的拉菲德和其他大部分省总理都不认同皮埃尔·特鲁多，认为他行动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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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和修改宪法得到了加拿大人民的支持，这是一项全民的事业。在议会开会期间，乔·克拉克利用这个问题统一保守党的认识。律师和一大批专家也积极参加争论。政府、反对派乃至英国下院议员则互相攻击。绝大多数普通加拿大人感到与己无关，也弄不懂宪法晦涩难懂的条文。各省都将问题放到法院立案。天主教教士、女权主义者、土著人领袖、残疾人以及众多社团，纷纷要求修改后的宪法能够保护他们各自的利益。在温哥华举行的各省总理的修宪会议上，意见分歧严重，各方就综合修改方案讨价还价。由于相信“温哥华宪章”毫无用途，勒内·勒维克甚至也“同意”了这部宪法草案。渥太华的宪法辩论已使议会瘫痪。1981年9月，加拿大最高法院就皮埃尔·特鲁多行动的合法性进行裁决，绝大多数法官同意政府做法合法，但是违背了惯例。大法官博拉·拉斯金（Bora Laskin，1912—1984年）则认为收回宪法没有先例，也没有惯例可循。这个裁决没有意义。不过，皮埃尔·特鲁多必须按裁决再次召开联邦和省总理会议，以求达成统一。1981年11月5日深夜，克雷蒂安、罗曼诺与安大略总检察长罗伊·麦克莫特里（Roy McMurtry, 1932—）拼凑了一个妥协案，将权利宪章与温哥华修正案兼收并蓄，唤醒各省总理（在霍尔熟睡的勒内·勒维克除外）到现为渥太华联邦会议中心的旧火车站签字。勒内·勒维克到后，签字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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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1月5日寅夜妥协案，添加了各省控制资源和财政分摊等条款，其余争端也作了些微变动，形成一个临时宪法文件，但妇女和土著人通过斗争得来的许多条款被取消了。后来经过反复游说，性别平等和土著人权利的一些模糊承诺又被写了上去，但魁北克的否决权仍未被采纳。最大的输家是勒内·勒维克，由于对温哥华宪章的轻视，在这个新宪法文件中，魁北克历史性的特权被取消了。这意味着魁北克的特殊地位丧失了宪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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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4月17日，一个寒冷的雨天，约5万人参加了在渥太华的历史性庆典。伊丽莎白女王签署了《1982年加拿大宪法法案》，标志着加拿大宪法终于回归，最终结束了修宪要经过英国议会的尴尬，加拿大这一最大的殖民地痕迹最后得到消除，完整主权得到保障。皮埃尔·特鲁多在庆典上庄严宣布：“加拿大宪法已经回归祖国，现在用不着请示英国议会就可以修改自己的最基本的法律了。”“加拿大今天终于获得了全面而完整的主权”。遗憾的是，这并非举国同庆的盛典，4月17日盛典下午，勒内·勒维克在蒙特利尔领导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这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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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宪法庆典后不久，皮埃尔·特鲁多便告别加拿大政坛，但魁北克独立公决的失败和《1982年加拿大宪法法案》确立了他在加拿大历史上的地位。宪法的收回和修改是皮埃尔·特鲁多政治事业的顶峰，16年执政业绩中最耀眼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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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四、自由主义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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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政治上有声有色的业绩相比，皮埃尔·特鲁多的国家经济发展业绩却黯然失色。经济和行政管理并没有引起他多少兴趣，他将新设的地区经济开发部交给让·马尔尚管理，前股票交易所主席埃里克·基兰斯负责邮局自动化改革，尤金·惠伦（Eugene Whalen）管理商业贸易，其市场管理和补助计划激怒了农场主。本来应该帮助皮埃尔·特鲁多实现“公正社会”诺言的税制改革，被首任财政部部长埃德加·本森篡改为使百万富翁和特许会计师发财。皮埃尔·特鲁多执政一开始并没有能够践行自由主义的改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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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衰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5年的持续繁荣中，一直是南安大略和魁北克的城镇繁荣，皮埃尔·特鲁多上台后从70年代起情况发生了变化。能源繁荣把财富吸引到西部，阿尔伯塔夸耀平均收入全国最高，新斯科舍省和纽芬兰省的近海丰富资源储藏表明，它们将同阿尔伯塔一样富裕。与此同时，中央加拿大地区并没有受益，相反面临的是能源价格飙升、工业技术陈旧、外国竞争加剧、工厂企业关闭，以及成千上万个工作机会丧失。曾吞噬安大略镍矿和魁北克铁矿石的美国各州到处锈迹斑斑，荒凉沉寂，结果加拿大资源出口锐减。随着富裕的中央加拿大省份经济衰退而来的是财政日渐缩减，已经满足不了各省公众教育和健康的需求。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愤怒，首先是医生和教师。1972年春，20万魁北克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发动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总罢工，安大略省医院职工继之而起，反对监禁工会领袖。1975年，安大略百万工人走上街头示威，几乎将1943年后连续执政的省保守党政府赶下台。1974年通过宽裕的财政开支和补贴，联邦自由党才取得多数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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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前期社会动荡的原因是自1966年开始的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当时，货币主义学派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根本上是货币问题，而油价的影响并不大，政府和银行不应干预石油价格，而应努力减少货币供应。他们还认为罪魁祸首是美元贬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项稳定措施自70年代大都崩溃了，而将美元确定为基础货币而其他货币与其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首先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了27年后，1973年华盛顿宣布美元贬值，金价上升。当1975年美国政府承认越南战争失败时，世界繁荣的消失首先从新英格兰地区开始，遗留下污染、贫困和领养老金者。美国废弃的工业由亚太地区接过来。罗马俱乐部因此预测世界绝大部分的资源将迅速耗尽。欧洲和北美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很快结合为滞涨。这就否定了凯恩斯关于经济总能够“设法”平衡的信条，经济学家因此开始转向货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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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特鲁多采纳货币主义学派的主张，选择限制的政策。1975年成立反通货膨胀局（Anti-Inflation Board），对物价和工资实行管制，冻结工资和养老金，由政府支付上升的消费指数。停止工会谈判权3年。他本人1975年感恩节周末也宣布自我“节制”。根据反通货膨胀局的建议，在减低货币供应速度的同时，还严格控制财政支出。这一措施对各省十分奏效，财政状况得以改善，扭亏为盈，但联邦政府因承担义务较多，赤字越积越大，通货膨胀势头并未减弱。1974年财政部部长约翰·特纳采用保守党的办法，按生活指数调整纳税，政府开支增长，但财政收入并未增加。经济民族主义者重提以外国分厂为基础的经济本身就存在依附性和无效率。左右两派的批评都要求采取新工业战略，可是找不到适合所有方面的政策。1978年夏皮埃尔·特鲁多从联邦德国波恩参加7国首脑会议归来，准备对通货膨胀以及正在增长的财政赤字重新宣战，实行高利率，削减公共开支，降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仍然很少有人满意。最终皮埃尔·特鲁多在1979年暂时丢失政权，党内归罪于政府的货币紧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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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单纯的货币政策改革解决不了困难，问题的根子在于阿拉伯产油国利用石油武器对付美元贬值以及美国支持以色列发动的赎罪日战争。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人将原油每桶价格提高4倍，以减少美元贬值造成的损失。油价提升，随即引起了石油危机，震撼了世界经济，通货膨胀加剧，世界经济活动放缓。这就是1973—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作为一个贸易25%以上依赖商品和服务出口，以及78%以上的资本投资来自国外的国家，加拿大很快就感受到了美元不稳、欧美保护主义以及过分依赖资源出口对经济的沉重打击，很快陷入衰退。因此，皮埃尔·特鲁多在1980年重新上台后，在大力推进宪法改革的同时，也进行税费和“加拿大牌”能源政策的改革。财政部部长阿伦·麦凯琴利用第一个财政预算案堵塞积久不治的逃税漏洞，但主要是接受乔·克拉克保守党短命政府取消政府所有的加拿大石油公司（Petro-Canada）的教训，重点进行能源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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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成为产油大国，1947年原油仅为770万桶，不到30年（1976年）已达到5.26亿桶，1982年产量跃居世界第九位。理论上，加拿大应当能够应付这次石油危机。可是，石油产于西部，且82%集中在阿尔伯塔省，其余在萨斯喀切温省。皮埃尔·特鲁多出任联邦总理之前，西部石油除供给当地外主要出口美国，而东部（以渥太华河为界）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则从海湾地区进口石油。伊朗的石油在魁北克的到岸价每桶为2.5美元，加拿大西部的石油每桶为3美元。尽管如此，1973年之前不存在能源供应不够的问题，甚至还要为西部石油开拓市场。欧佩克提高油价对加拿大现行石油供求关系影响较大，造成东部企业的成本压力。这样，皮埃尔·特鲁多政府在1973年9月冻结国内油价，实行双轨制油价，以保持油价在每桶4美元以下；加征西部石油出口税，补贴靠东部的石油进口。长期战略是扩大西部石油对魁北克的供应，保护东部用户不受阿拉伯和壳牌石油公司的剥削。然而，油价是冻而不结，到年底，联邦政府已无力补贴进口，便放开价格，东部用油随国际油价上升到每桶10美元。因此，西部限价也难以维持在4美元以下。随后，联邦政府与西部产油省达成妥协，国内油价随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但最高必须低于国际市场的最低价。例如，1979年波斯湾油价每桶上升到23美元，加拿大国内油价每桶为13美元。所以，油价改革基本上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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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10年以前，税制和能源两大改革都可能取得成功，然而当时正是西部地方主义兴起之时，两大改革都受到西部和商界攻击，政府随即解禁大多数税费漏洞，不再提税制改革。全国能源计划（National Energy Program）倒是坚定执行了，但遭到了产油省的顽强抵制。1975年创建加拿大石油公司，使用加拿大资本，由政府经营，主要促进储备，开发北极和近海的石油（从波弗特海到纽芬兰近海赫伯尼亚的边疆石油沉积层）、天然气以及阿尔伯塔省的油砂。到1979年，在这几个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接着在1981年年底宣布全国能源计划，以加拿大石油公司推动国有化和自足自给，以及取消对钱库充盈的石油公司让税等。然而，1979年石油价格上涨3倍之后，等待阿尔伯塔减价，迎来的却是两大油砂提炼工程被阿尔伯塔省政府关闭，东部的石油供应减少。当1982年秋与联邦政府妥协时，石油公司已将资本转投美国，石油繁荣时期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几百个石油公司或关闭，或移钻南方到美国开采。被西部石油繁荣吸引来的东部工人调头回家，留下的加入失业大军。1979年阿尔伯塔省曾吹嘘就业率达到96.3%，而1983年10个工人中就有一个要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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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西部繁荣风光不再。除全国能源计划的人为因素，衰退是打断资源经济繁荣的祸首。皮埃尔·特鲁多运气不佳，当政4年后遇上了经济危机。历史上形成的外向型经济一直严重依赖外资和国际市场，很容易受世界经济危机的拖累。加上新贸易集团的保护主义、第三世界贫困加重以及银行滥放贷款，这次经济危机更加严重。随着高利率使通货膨胀1981年达到22.5%的战后新高，倒闭和失业接踵而至，国家经济被彻底击垮。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在高速增长突然中断，1975年国民生产增长率降为1.2%。失业人数逐年增加，1974年为52万人，1975年为69万人，1979年达到83.6万人，1982年平均每月有131.4万人失业，其中一半为25岁以下的年轻人。1981—1985年，加元兑换美元汇率从93美分急跌至70美分的历史新低，纽芬兰、新不伦瑞克和魁北克等省的租税增至最高。煤炭、木材和纸张的世界市场崩溃，不列颠哥伦比亚因此6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失业。1982年，加拿大国民生产总值按固定美元价格计算猛降4%，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的首次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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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糟糕也加重了经济灾难，全国能源计划首当其冲。纽芬兰近海的“海洋游骑兵”号钻井平台连同工作人员在暴风雨中沉没。多姆石油公司（Dome Petroleum）承担的勘察波弗特海海底油气储藏是全国能源计划的体现，现在因费用上升和油价猛降而失败。西部农业也被波及，20世纪70年代后中苏两国均减少了加拿大小麦的购买。当1983年西部谷物运费率这一给予草原谷物出口商的历史性补贴被取消时，西部农场主愤怒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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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经济一直呈现一种趋势，即景气时与美国经济进一步相融合，萧条时则离心倾向加强。由于战后加美经济融合的时段较长，皮埃尔·特鲁多刚执政时制定了“第三种选择”的对外政策，其中包括扩大与欧洲和太平洋国家的贸易关系，就是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扶持传统的东西向贸易，限制所谓大陆主义。实际上，这也是皮埃尔·特鲁多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结果，日本取代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成为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的汽车、照相机、电视机、磁带收录机，以及韩国跑鞋和便裤等80年代消费主义的商品，取代了美国商品；歇业或破产的公司引进日本的机器人、微型集成电路或管理观念。不过，这种变动要得到美国公司总部或商会的批准。然而，美国分公司的生产计划主要依据美国母公司的总体计划而定，并不考虑加拿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它们利用加拿大相对便宜的劳动力、能源和资源大赚红利，加拿大则资本外流。加拿大政府要克服这些弊端却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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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经济民族主义者就一再提醒各级政府注意美资控制加拿大经济的问题。不过，国内经济学界对此一直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外资包括美资的投入对加拿大利大于弊。工商业者也不希望政府阻止使用外资，所以问题一直难以解决。皮尔逊政府的财政部部长戈登因限制美资而几上几下，到20世纪70年代，美资控制的现象已十分严重。皮埃尔·特鲁多是一个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同处理对美外交关系一样，他决心也对加美两国的经济关系大动干戈。1970年成立一个由税务部部长郝伯·格雷牵头的专门小组，开始调查外国特别是美国的投资问题。1972年提出的《外国在加拿大直接投资》报告（即《格雷报告》）指出，外国所有权和控制程度在加拿大大大高于别的国家，提出联邦政府“对外资的直接投资进行直接干涉”，建议成立专门机构审批和监管外资企业的转手、投放和扩张，以及发放许可证。议会1973年就此通过《外资投资审查法》，规定银行、报纸、广播和通讯等媒体机构不许外国投资；一定规模以上的外资投资或企业兼并必须经过严格审批手续方可实施。1974年成立外国投资审查局，负责此项规定，约1/3的投资申请被否。颁布《新能源法》，将石油等能源企业的外资所有权由原来占75%减为50%。此前，已按计划有选择地收购了一些可能影响国计民生的外资企业。1971年成立加拿大发展公司，收购英美控股的两家航空公司，实现航空业的国有化；1979年收购一家美资的跨国公司，夺回了阿尔伯塔省的石油开采权。虽然美国财团进行抗议，国内经济学家和商界也认为过分，但皮埃尔·特鲁多坚持严格控制。他在最后一届政府任内于1980年将格雷提升为内阁阁员，由格雷领导外资审查局，以示严控美资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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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特鲁多政府种种保护国家经济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将航空、运输、金融、新闻广播和出版业等要害企业的所有权收归加拿大政府或私人资本所有，为加拿大人民树立了保护国家经济利益的意识。可是，由于历史上所形成的经济对外资的严重依赖，加上实行经济政策改革的时机不好，刚好处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阿拉伯国家运用石油武器而引发世界经济危机之时，不仅美国强烈抵制皮埃尔·特鲁多的改革，加拿大国内反对力量也不小。1982年衰退低谷时，皮埃尔·特鲁多任命一个皇家经济联合委员会，征召所有优秀经济学家参与研讨对美国的经济关系，但与其估计相反，学者大都赞成密切与美国的经济联系，甚至主张两国实行自由贸易。结果，皮埃尔·特鲁多的改革大大地打了折扣，实际上失败了。甚至像“6—5计划”（工资增长6%或5%）尝试对工资和价格加以限制等对人民有利的举措也树敌颇多。皮埃尔·特鲁多是借助收回宪法和修宪的辉煌形势推进经济改革的，未曾料到经济危机不期而至（1983年失业率达到12%的历史新高），改革进程被彻底打乱了。失望的皮埃尔·特鲁多便在1984年2月29日辞职，黯然离开了加拿大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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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蜕变为保守主义 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震荡引起的这次经济危机造成国家税收下降，而解决失业的费用则不断增大，政府陷入债务危机。由于整个70年代国家岁入没有增加，福利费用不断高涨，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同步增长，每年新增国债120亿—130亿加元。在70年代初，联邦政府债务仅占财政支出20%，轻微负债，此后逐年增长，1982—1984年联邦政府赤字由239.9亿加元增至357.9亿加元，人均世界最高。到80年代中期，加拿大债务即岁入和开支赤字成为政治问题。每年几十亿加元的赤字迅速增高国债，仅支付国债利息总额就要占税收的25%以上。现在政府再也没有财源来支撑福利国家的庞大开支，甚至连60年代建立的健康和教育机构也无力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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