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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单纯的货币政策改革解决不了困难，问题的根子在于阿拉伯产油国利用石油武器对付美元贬值以及美国支持以色列发动的赎罪日战争。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人将原油每桶价格提高4倍，以减少美元贬值造成的损失。油价提升，随即引起了石油危机，震撼了世界经济，通货膨胀加剧，世界经济活动放缓。这就是1973—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作为一个贸易25%以上依赖商品和服务出口，以及78%以上的资本投资来自国外的国家，加拿大很快就感受到了美元不稳、欧美保护主义以及过分依赖资源出口对经济的沉重打击，很快陷入衰退。因此，皮埃尔·特鲁多在1980年重新上台后，在大力推进宪法改革的同时，也进行税费和“加拿大牌”能源政策的改革。财政部部长阿伦·麦凯琴利用第一个财政预算案堵塞积久不治的逃税漏洞，但主要是接受乔·克拉克保守党短命政府取消政府所有的加拿大石油公司（Petro-Canada）的教训，重点进行能源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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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成为产油大国，1947年原油仅为770万桶，不到30年（1976年）已达到5.26亿桶，1982年产量跃居世界第九位。理论上，加拿大应当能够应付这次石油危机。可是，石油产于西部，且82%集中在阿尔伯塔省，其余在萨斯喀切温省。皮埃尔·特鲁多出任联邦总理之前，西部石油除供给当地外主要出口美国，而东部（以渥太华河为界）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则从海湾地区进口石油。伊朗的石油在魁北克的到岸价每桶为2.5美元，加拿大西部的石油每桶为3美元。尽管如此，1973年之前不存在能源供应不够的问题，甚至还要为西部石油开拓市场。欧佩克提高油价对加拿大现行石油供求关系影响较大，造成东部企业的成本压力。这样，皮埃尔·特鲁多政府在1973年9月冻结国内油价，实行双轨制油价，以保持油价在每桶4美元以下；加征西部石油出口税，补贴靠东部的石油进口。长期战略是扩大西部石油对魁北克的供应，保护东部用户不受阿拉伯和壳牌石油公司的剥削。然而，油价是冻而不结，到年底，联邦政府已无力补贴进口，便放开价格，东部用油随国际油价上升到每桶10美元。因此，西部限价也难以维持在4美元以下。随后，联邦政府与西部产油省达成妥协，国内油价随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但最高必须低于国际市场的最低价。例如，1979年波斯湾油价每桶上升到23美元，加拿大国内油价每桶为13美元。所以，油价改革基本上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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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10年以前，税制和能源两大改革都可能取得成功，然而当时正是西部地方主义兴起之时，两大改革都受到西部和商界攻击，政府随即解禁大多数税费漏洞，不再提税制改革。全国能源计划（National Energy Program）倒是坚定执行了，但遭到了产油省的顽强抵制。1975年创建加拿大石油公司，使用加拿大资本，由政府经营，主要促进储备，开发北极和近海的石油（从波弗特海到纽芬兰近海赫伯尼亚的边疆石油沉积层）、天然气以及阿尔伯塔省的油砂。到1979年，在这几个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接着在1981年年底宣布全国能源计划，以加拿大石油公司推动国有化和自足自给，以及取消对钱库充盈的石油公司让税等。然而，1979年石油价格上涨3倍之后，等待阿尔伯塔减价，迎来的却是两大油砂提炼工程被阿尔伯塔省政府关闭，东部的石油供应减少。当1982年秋与联邦政府妥协时，石油公司已将资本转投美国，石油繁荣时期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几百个石油公司或关闭，或移钻南方到美国开采。被西部石油繁荣吸引来的东部工人调头回家，留下的加入失业大军。1979年阿尔伯塔省曾吹嘘就业率达到96.3%，而1983年10个工人中就有一个要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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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西部繁荣风光不再。除全国能源计划的人为因素，衰退是打断资源经济繁荣的祸首。皮埃尔·特鲁多运气不佳，当政4年后遇上了经济危机。历史上形成的外向型经济一直严重依赖外资和国际市场，很容易受世界经济危机的拖累。加上新贸易集团的保护主义、第三世界贫困加重以及银行滥放贷款，这次经济危机更加严重。随着高利率使通货膨胀1981年达到22.5%的战后新高，倒闭和失业接踵而至，国家经济被彻底击垮。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在高速增长突然中断，1975年国民生产增长率降为1.2%。失业人数逐年增加，1974年为52万人，1975年为69万人，1979年达到83.6万人，1982年平均每月有131.4万人失业，其中一半为25岁以下的年轻人。1981—1985年，加元兑换美元汇率从93美分急跌至70美分的历史新低，纽芬兰、新不伦瑞克和魁北克等省的租税增至最高。煤炭、木材和纸张的世界市场崩溃，不列颠哥伦比亚因此6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失业。1982年，加拿大国民生产总值按固定美元价格计算猛降4%，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的首次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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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糟糕也加重了经济灾难，全国能源计划首当其冲。纽芬兰近海的“海洋游骑兵”号钻井平台连同工作人员在暴风雨中沉没。多姆石油公司（Dome Petroleum）承担的勘察波弗特海海底油气储藏是全国能源计划的体现，现在因费用上升和油价猛降而失败。西部农业也被波及，20世纪70年代后中苏两国均减少了加拿大小麦的购买。当1983年西部谷物运费率这一给予草原谷物出口商的历史性补贴被取消时，西部农场主愤怒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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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经济一直呈现一种趋势，即景气时与美国经济进一步相融合，萧条时则离心倾向加强。由于战后加美经济融合的时段较长，皮埃尔·特鲁多刚执政时制定了“第三种选择”的对外政策，其中包括扩大与欧洲和太平洋国家的贸易关系，就是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扶持传统的东西向贸易，限制所谓大陆主义。实际上，这也是皮埃尔·特鲁多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结果，日本取代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成为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的汽车、照相机、电视机、磁带收录机，以及韩国跑鞋和便裤等80年代消费主义的商品，取代了美国商品；歇业或破产的公司引进日本的机器人、微型集成电路或管理观念。不过，这种变动要得到美国公司总部或商会的批准。然而，美国分公司的生产计划主要依据美国母公司的总体计划而定，并不考虑加拿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它们利用加拿大相对便宜的劳动力、能源和资源大赚红利，加拿大则资本外流。加拿大政府要克服这些弊端却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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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经济民族主义者就一再提醒各级政府注意美资控制加拿大经济的问题。不过，国内经济学界对此一直存在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外资包括美资的投入对加拿大利大于弊。工商业者也不希望政府阻止使用外资，所以问题一直难以解决。皮尔逊政府的财政部部长戈登因限制美资而几上几下，到20世纪70年代，美资控制的现象已十分严重。皮埃尔·特鲁多是一个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同处理对美外交关系一样，他决心也对加美两国的经济关系大动干戈。1970年成立一个由税务部部长郝伯·格雷牵头的专门小组，开始调查外国特别是美国的投资问题。1972年提出的《外国在加拿大直接投资》报告（即《格雷报告》）指出，外国所有权和控制程度在加拿大大大高于别的国家，提出联邦政府“对外资的直接投资进行直接干涉”，建议成立专门机构审批和监管外资企业的转手、投放和扩张，以及发放许可证。议会1973年就此通过《外资投资审查法》，规定银行、报纸、广播和通讯等媒体机构不许外国投资；一定规模以上的外资投资或企业兼并必须经过严格审批手续方可实施。1974年成立外国投资审查局，负责此项规定，约1/3的投资申请被否。颁布《新能源法》，将石油等能源企业的外资所有权由原来占75%减为50%。此前，已按计划有选择地收购了一些可能影响国计民生的外资企业。1971年成立加拿大发展公司，收购英美控股的两家航空公司，实现航空业的国有化；1979年收购一家美资的跨国公司，夺回了阿尔伯塔省的石油开采权。虽然美国财团进行抗议，国内经济学家和商界也认为过分，但皮埃尔·特鲁多坚持严格控制。他在最后一届政府任内于1980年将格雷提升为内阁阁员，由格雷领导外资审查局，以示严控美资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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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特鲁多政府种种保护国家经济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将航空、运输、金融、新闻广播和出版业等要害企业的所有权收归加拿大政府或私人资本所有，为加拿大人民树立了保护国家经济利益的意识。可是，由于历史上所形成的经济对外资的严重依赖，加上实行经济政策改革的时机不好，刚好处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阿拉伯国家运用石油武器而引发世界经济危机之时，不仅美国强烈抵制皮埃尔·特鲁多的改革，加拿大国内反对力量也不小。1982年衰退低谷时，皮埃尔·特鲁多任命一个皇家经济联合委员会，征召所有优秀经济学家参与研讨对美国的经济关系，但与其估计相反，学者大都赞成密切与美国的经济联系，甚至主张两国实行自由贸易。结果，皮埃尔·特鲁多的改革大大地打了折扣，实际上失败了。甚至像“6—5计划”（工资增长6%或5%）尝试对工资和价格加以限制等对人民有利的举措也树敌颇多。皮埃尔·特鲁多是借助收回宪法和修宪的辉煌形势推进经济改革的，未曾料到经济危机不期而至（1983年失业率达到12%的历史新高），改革进程被彻底打乱了。失望的皮埃尔·特鲁多便在1984年2月29日辞职，黯然离开了加拿大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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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蜕变为保守主义 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震荡引起的这次经济危机造成国家税收下降，而解决失业的费用则不断增大，政府陷入债务危机。由于整个70年代国家岁入没有增加，福利费用不断高涨，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同步增长，每年新增国债120亿—130亿加元。在70年代初，联邦政府债务仅占财政支出20%，轻微负债，此后逐年增长，1982—1984年联邦政府赤字由239.9亿加元增至357.9亿加元，人均世界最高。到80年代中期，加拿大债务即岁入和开支赤字成为政治问题。每年几十亿加元的赤字迅速增高国债，仅支付国债利息总额就要占税收的25%以上。现在政府再也没有财源来支撑福利国家的庞大开支，甚至连60年代建立的健康和教育机构也无力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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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政不堪重负，1974年选举许下制止通货膨胀的诺言无法兑现，皮埃尔·特鲁多在第二个任期也放弃了“公平社会”的诺言。10月危机后，随着通货膨胀攀升，失业增加，绝大多数家庭追求的生活方式难以继续。针对穷人实施的社会救助计划改为灵活安排，目的在于取消家庭补贴，因为普遍计划现在变得十分棘手而不敢触及，引起普遍不满。更严重的是，自由主义社会出现了老年和单亲家庭的新问题，离异增多，单亲母亲家庭成为贫困的代名词。养老金和家庭法的修改要优先考虑这样的问题。政府将失业保险改为收入保障，纳税人因开支增大而唾骂“吃福利”大军。平民合作联盟的老战士大卫·刘易斯1971年接过新民主党的领导权，指责“合作福利游民”花去了几十亿加元税收，而这本来可以减轻低收入者的负担。大多数加拿大人责骂这种穷人，认为政府应让他们去工作而不该资助他们。1972—1973年，食物价格因苏联大批购买谷物而上涨，政府提供了面包和牛奶补贴，价格审查局及其附属机构新市场处对价格加以干预。从1978年年初，加拿大人均实际收入开始下降，原先被家庭双职工收入掩盖的这个问题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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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乐观的自由主义情绪变为自私的保守主义。高出生时期的“大一代”逐渐变为自私的消费主义者，公众舆论转而反对吸烟，致使卷烟和烟草业主损失惨重；中年消费者转向饮葡萄酒，特别是进口名牌啤酒，醉酒驾驶成为一种公害；支持与反对堕胎者激烈争吵，互不相让；要求严格的学校课程和考试，争取高分的学生转向职业导向的课程选择；死刑恢复，后又被取消；女权主义分裂，色情和不健康的自由言论也成为争论的问题；“大政府”和“大工会”被视为敌人，“大商业”却一直受到支持。到20世纪80年代，六七十年代倡议的东西只有少数还存在，包括为资助奥运会而设立的制造百万富翁的六合彩，实际上这是“自愿税”，为省政府提供“零花钱”。战后的理想主义信念由于到处在玩6/49博彩而消失。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皮埃尔·特鲁多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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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间越是久远，皮埃尔·特鲁多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措施，越是显示巨大潜力和伟大，人民衷心拥护。后来，加拿大人民十分眷恋这位非凡的政治家，怀念他的公平社会建设的理想，怀念自由主义时代。在2000年皮埃尔·特鲁多去世时，加拿大人民深情表达了对这位政治家的眷念之情。那一年本书作者正在渥太华，目睹了人们对他的那份真情。2000年9月28日公告皮埃尔·特鲁多先生逝世的新闻发布后，在议会大厦前国会山广场“不灭之火”的水池边上，已摆上两三支红玫瑰，第二天一早，红玫瑰已被更多花束厚厚地盖在下面。10月1日，数以万计的加拿大人排队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官方不得不将遗容瞻仰时间延长。来自全国甚至外国的男女老幼，为了向加拿大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作最后告别，要排队等上数小时。在这些人中，有商人和官员，也有身穿牛仔装的年轻人。有一位从多伦多驱车300多公里赶来的男子说：“皮埃尔·特鲁多是加拿大最好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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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罗尼保守党政府的大倒退 皮埃尔·特鲁多辞职的1984年正当大选之年，他离开不久便开始了选举。自由党临时推举约翰·内皮尔·特纳（John Napier Turner, 1929—）为皮埃尔·特鲁多的接班人，跟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Martin Brian Mulroney, 1939—）领导的保守党争雄。前者10年前曾是皮埃尔·特鲁多政府的第二任财政部长，而后者则是刚入政界不久的保守党成员，以前是蒙特利尔律师，竞选保守党领袖之前正担任加拿大铁矿公司（Iron Ore Company of Canada）董事长。所以，这次竞选不是政治明星之战，也不是执政纲领对决，而是纯粹以选举技巧定输赢。马尔罗尼竞选资金充足，组织有声有色，表现老练；约翰·内皮尔·特纳资金短缺，因多年活跃于商界已不谙政情，电视辩论结结巴巴。1984年9月4日，保守党以211：40票的绝对多数获胜，堪与1958年约翰·迪芬贝克那次胜利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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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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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罗尼实际上是从皮埃尔·特鲁多手中接过政权。在就职演说中，他表示要在皮埃尔·特鲁多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保证魁北克“体面而真诚”地回归修宪事业。实际上，凡是皮埃尔·特鲁多成功或没有成功但着力推进的改革，马尔罗尼都在开倒车，首先是在宪法修改和处理魁北克分离主义问题上倒退。1987年4月30日和6月3日在渥太华附近的米彻湖与各省总理进行两次马拉松式的讨论，达成一个新宪法修改协议，将参议员和最高法院法官候选人交由各省举荐，而由联邦政府总理认定；联邦政府与各省共同对移民政策负责；为选择退出联邦统一计划的省份提供充足的补偿金，等等。最重要的是，承认魁北克为“独特”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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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彻湖协议》（Meech Lake Accord）最受非议之处有三：1.加强省司法权，联邦政府权力被削弱（纽芬兰省便持这一观点）；2.忽略土著人的利益，马尼托巴土著人对此特别关心，而魁北克土著人则埋怨他们的要求尚未澄清就对魁北克省作出让步，这是他们担心自己控制的土地会归魁北克所有；3.容许魁北克具有自成体系的“独特社会”（distinct society）地位。对此，民众担心这会使法语成为该省唯一的官方语言，英语将不受重视。女权主义者也担心“独特社会”条款会使魁北克妇女得不到权利宪章的保护；英裔加拿大人愤怒的是，在布拉萨在民族主义分子的强大压力下，突然限制省内英语标牌的使用；安大略50个社区以布拉萨的《178法案》为借口，要求本省只使用英语。联邦主义者则认为马尔罗尼的根本错误是削弱联邦政府权力而提高各省政府的权力。米彻湖会议进行的当时，就有记者指出在参加会议的十几个人中，只有两人为捍卫联邦中央权威而战，而联邦总理马尔罗尼却不在其中。按1982年宪法规定，只有10省议会一致批准，一项宪法草案才能生效，各省批准的最后期限是1990年6月23日。而在最后期限内，马尼托巴和纽芬兰都没有批准《米彻湖协议》。这意味着米彻湖修宪会议以失败告终，马尔罗尼给魁北克特殊地位的尝试也随之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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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彻湖协议》受挫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魁北克人民表达了政治上的强烈不满，认为此举有意将魁北克省排除在联邦修宪活动之外，支持独立的选民由40%迅速上升到70%，相信其他省会作出让步的人大为减少。他们认为在宪法谈判中已两次受辱，就不应该有第三次。布拉萨宣布，再也不会参加与各省的谈判了。而早在1990年2月，就已成立由两位最受尊重的财政专家米歇尔·贝朗热和让·坎普奥主持的一个17人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Future of Quebec, also known as the Bélanger-Campeau Commission），研究一旦协议失败所应采取的行动。这个委员会在1991年3月提出，加拿大必须在1992年10月之前拿出魁北克可以接受的条件由魁北克人抉择，否则10月26日就举行独立公决。这就将宪法危机推向最严重的关头。此时，听到最多的议论就是加拿大可能因魁北克独立而分裂，有些报刊甚至议论说，这一次魁北克要求独立绝非纸上谈兵，这是因为一群被称为Emergence的法裔年轻企业家在过去十几年中已经成长起来，他们许多人不讲英语，甚至根本不懂英语，但民族意识很强，经济实力也很强，精通经营之道，努力使魁北克追赶安大略而成为北美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魁北克省每年的总产值已经超过155亿加元，产品35%运往美国销售，25%运到安大略市场，只从安大略输入10%的商品。不少人断言，加拿大现在需要魁北克的程度高于魁北克对加拿大的依赖，所以与20世纪60年代中产阶级独立运动相比，魁北克独立运动现在有了更雄厚的经济基础。如果这些企业家支持独立，将其利润依比例投入政治用途，魁北克独立就可能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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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发出最后通牒后，加拿大真正面临分裂的威胁。然而，经过两次尝试的失败，马尔罗尼这时也无计可施。为了挽救国家统一，渥太华联合一些省倡导“加拿大圆桌会议”——所有党派和团体都参加辩论宪法改革的一种民主方式，例如组织公开论坛、民意测验或听证会，将创立三E（平等、选举和效率）参议院到保健、教育、环境和集体谈判等与宪法权利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提到桌面上公开讨论。土著人也参加了辩论，提出“建立自治政府的固有权利”，要求一切与他们相关的任何宪法修正案都要同他们协商。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协商，《米彻湖协议》方案被大大地修改，就土著人自治政府、有限的社会宪章、参议院代表平等选举产生等项条款大体取得一致。但是，未来参议院的形式和魁北克的宪法否决权等争议依然较大。此后，经过联邦总理与各省总理会议以及土著人首领会议反复协商，最后采取萨斯喀彻温省的一个折衷办法，即如果魁北克在两院议员人数变为或仍为总数1/4（出生率下降使所占议员人数可能下降），它应当接受每省在参议院都有6名议员的安排。安大略省同意减少本省众议员人数而让与魁北克省，魁北克要放弃对土著人在自己土地上建立自治政府的抵制；联邦政府放弃主导建房、移民、地区发展、人力培训、森林和城市事务等方面过去所充当的角色。这样，宪法改革似乎又现曙光。联邦政府趁热打铁，1992年8月24—28日，联邦总理马尔罗尼同10省总理、两个地区的领导人以及第一民族、梅蒂斯人、因纽特人领袖聚会于夏洛特敦，达成了《夏洛特敦协议》（Charlottetown Accord）。这一协议有5条：1.参议院改革，实行人口较少的地区也应有较大的发言权；2.承认土著人的自治权；3.联邦政府下放若干权力给省政府；4.加强各省经济合作；5.承认以法语为主的魁北克省享有独特社会地位。在两年多辩论中最棘手的参议院改革问题也达成了妥协：议员由原来的104名减少为62名，各省平均都是6名，两个地区各1名，实现了参议院议员各省平等的原则；原来因人口多参议院议员人数也多的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各24名）减少的名额，由增加众议员到18名而找回平衡；参议员由原来总理任命改为人民选举，享有否决众议院议案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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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夏洛特敦协议》继续保留魁北克省独特社会的规定，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特别不满，他在10月1日发表讲话，称魁北克领导人在勒索，《夏洛特敦协议》将会创建民族等级制度，法裔加拿大人高踞等级之巅，土著人处于等级低下地位，而其他少数族又在土著人之下。西部几省不满的是，尽管设立三E参议院，中央加拿大省仍享有否决权。魁北克党团和魁北克人党对此最不满意，因为他们的目标是魁北克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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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罗尼总理在1991年6月使联邦议会通过一个提案，要就这个宪法改革方案举行一次公决。公决日定在1992年10月26日，与魁北克准备独立公决的日子为同一天。安大略以71%的高票表示支持，而魁北克则“最严厉地否定”（7：5），尽管满足了它的绝大部分要求。马尔罗尼未曾料到，主权独立论者宣称让步不够，而其余各省则认为走得太远。尽管马尔罗尼大幅让步，也未能挽回宪法改革的失败。在公决结果公布后，他无可奈何地说：“《夏洛特敦协议》已成为历史，加拿大仍是个伟大而美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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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皮埃尔·特鲁多努力推进但最终失败的经济领域改革，马尔罗尼更是背道而驰，全力倒退：不仅停止皮埃尔·特鲁多时期限制美国资本的各类举措，而且以签订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与其在野时曾抵制自由贸易是180度转弯（那时马尔罗尼常提醒人们记住1911年互惠贸易的教训）。这是迎合加拿大商界的愿望。在这一时期，加拿大主要的公司都拥护美加自由贸易，例如以罗伯特·坎普奥为首的企业家热衷于投资美国的高风险公司，商界大把花钱给媒体鼓吹自由贸易。西部农业各省因向美国销售谷物而具有自由贸易的传统信念，坚持保护主义的魁北克甚至也转变了态度。罗伯特·布拉萨领导的魁北克自由党省政府，准备向美国出售魁北克省的水电。尽管科学和文化界的民族主义者反对美加自由贸易的声音也很强，但他们没有多少选票，政客并不予以理会。工会和左派政党的反对呼声反而促使工商界支持的立场加强。10个省的总理中只有3个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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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加拿大对美加自由贸易的要求绝非偶然。皮埃尔·特鲁多20世纪80年代初大力推进经济民族主义改革，当他组织皇家经济联合委员会的经济学家研讨摆脱美资控制对策时，令他失望的是，他们却赞成更加密切与美国的经济联系，甚至实行自由贸易。这就可以理解了。正如加拿大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经济繁荣时，加拿大就会要求摆脱美国的轨道；萧条时，就追求经济大陆主义。马尔罗尼上台时，加拿大经济还没有走出1982年的低谷。由于加拿大各界对加美自由贸易要求十分强烈，加拿大讨价还价的力量受到了削弱，马尔罗尼本人也拼命为自由贸易叫好，谈判就更没有回旋的余地。1965年主持谈判《加美汽车贸易协定》的西蒙·赖斯曼出任加方谈判代表。加拿大人普遍认为，这次自由贸易谈判远不如100年前的“自由互惠协定”，而那次几乎被加拿大选民拒绝，马尔罗尼这是弄巧成拙。在1987年谈判过程中，保守党的民意测验支持率再次降低。几个月谈判之后，西蒙·赖斯曼面对的是美国拒绝考虑有约束力的争议条款机制（加方的条件），并将医疗保健和重新就业等补助金项目列为不公平补贴。为了取消已经很少的关税以促进非关税壁垒谈判，加拿大同意与美国分享它的自然资源，允许美资自由进入加拿大银行、财政和其他服务业；如果政府进行干涉，就要全部给予补偿。酿造业和文化产业倒是受到了保护，但葡萄酒除外，其他所有的行业几乎都要“商业开放”。西蒙·赖斯曼难以承受巨大的责任，只好在1987年9月27日走人，而10月4日在与里根总统会晤之后，两位内阁部长在华盛顿签署了协定草案，约定存在的主要问题要妥协解决，或推迟几年再谈；一旦协定被议会拒绝，将提前6个月通知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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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协定，加拿大人分裂了。以罗伯特·坎普奥为首的企业家热衷于投资美国高风险公司；魁北克分离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都转而拥护自由贸易，他们给批评者扣上背叛魁北克的帽子；西蒙·赖斯曼给特纳贴上卖国贼的标签，而民族主义的卡通画家也给马尔罗尼冠以同样头衔。在华盛顿，国会一边倒，批准协定草案；在渥太华，马尔罗尼必须利用在众议院的多数，强行结束辩论。自由党抓住自由贸易问题攻击保守党政府，人气上升，以其控制参议院，威胁要进行一次选举。马尔罗尼满足了自由党的要求，加拿大在1988年11月21日举行了一次最不愉快、最分裂的选举。自由党和新民主党分别取得83个和43个席位，选票较上次大为增加，反映了有很大一部分选民对自由贸易持保留态度。保守党取得了自1891年以来一个最大多数的胜利，继续当政，反映了加拿大人民基本上支持美加自由贸易。1989年1月2日，马尔罗尼及其内阁同事全都到场，郑重地宣布加拿大批准《自由贸易协定》。同日，里根总统在加利福尼亚自家的牧场里在协定上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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