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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加拿大对美加自由贸易的要求绝非偶然。皮埃尔·特鲁多20世纪80年代初大力推进经济民族主义改革，当他组织皇家经济联合委员会的经济学家研讨摆脱美资控制对策时，令他失望的是，他们却赞成更加密切与美国的经济联系，甚至实行自由贸易。这就可以理解了。正如加拿大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经济繁荣时，加拿大就会要求摆脱美国的轨道；萧条时，就追求经济大陆主义。马尔罗尼上台时，加拿大经济还没有走出1982年的低谷。由于加拿大各界对加美自由贸易要求十分强烈，加拿大讨价还价的力量受到了削弱，马尔罗尼本人也拼命为自由贸易叫好，谈判就更没有回旋的余地。1965年主持谈判《加美汽车贸易协定》的西蒙·赖斯曼出任加方谈判代表。加拿大人普遍认为，这次自由贸易谈判远不如100年前的“自由互惠协定”，而那次几乎被加拿大选民拒绝，马尔罗尼这是弄巧成拙。在1987年谈判过程中，保守党的民意测验支持率再次降低。几个月谈判之后，西蒙·赖斯曼面对的是美国拒绝考虑有约束力的争议条款机制（加方的条件），并将医疗保健和重新就业等补助金项目列为不公平补贴。为了取消已经很少的关税以促进非关税壁垒谈判，加拿大同意与美国分享它的自然资源，允许美资自由进入加拿大银行、财政和其他服务业；如果政府进行干涉，就要全部给予补偿。酿造业和文化产业倒是受到了保护，但葡萄酒除外，其他所有的行业几乎都要“商业开放”。西蒙·赖斯曼难以承受巨大的责任，只好在1987年9月27日走人，而10月4日在与里根总统会晤之后，两位内阁部长在华盛顿签署了协定草案，约定存在的主要问题要妥协解决，或推迟几年再谈；一旦协定被议会拒绝，将提前6个月通知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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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协定，加拿大人分裂了。以罗伯特·坎普奥为首的企业家热衷于投资美国高风险公司；魁北克分离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都转而拥护自由贸易，他们给批评者扣上背叛魁北克的帽子；西蒙·赖斯曼给特纳贴上卖国贼的标签，而民族主义的卡通画家也给马尔罗尼冠以同样头衔。在华盛顿，国会一边倒，批准协定草案；在渥太华，马尔罗尼必须利用在众议院的多数，强行结束辩论。自由党抓住自由贸易问题攻击保守党政府，人气上升，以其控制参议院，威胁要进行一次选举。马尔罗尼满足了自由党的要求，加拿大在1988年11月21日举行了一次最不愉快、最分裂的选举。自由党和新民主党分别取得83个和43个席位，选票较上次大为增加，反映了有很大一部分选民对自由贸易持保留态度。保守党取得了自1891年以来一个最大多数的胜利，继续当政，反映了加拿大人民基本上支持美加自由贸易。1989年1月2日，马尔罗尼及其内阁同事全都到场，郑重地宣布加拿大批准《自由贸易协定》。同日，里根总统在加利福尼亚自家的牧场里在协定上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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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加美自由贸易对加拿大的不利之处很快显现出来，引起了企业兼并潮。在向自由贸易过渡期间，政府只含含糊糊地承诺保护加拿大人和企业，但法人企业在鼎盛时期已转向残酷兼并，自由贸易促进了这一趋势。巨大的莫尔森公司吞掉了它的酿造业对手卡林·奥克菲，濒临倒闭的沃达尔国际有限公司，像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一样，落入西太平洋航空有限公司之手，无人救助唐纳德·考尔密埃资本集团及其6.7万个信托投资者。1988年，罗伯特·坎普奥成为自由贸易的英雄，兼并了美国巨型零售商而成就自己的商业帝国梦想。然而，两年后他就成为输家，他自己的企业帝国也崩溃了，连他的靠山——里奇蒙家族，不久也在英国陷入麻烦而被伦敦金丝雀码头吃掉。随着兼并潮而来的是失业，其后的两年，仅安大略省就有1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由于当地和外国拖网船过度捕捞，鳕鱼濒临灭绝，大西洋渔业受到沉重打击，沿海地区各项事业也陷入凋零。1992年，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宣布鳕鱼保护措施，禁止渔民出海捕鱼，渔民由政府发放补贴，或转营其他行业以维持生活。1989年夏天炎热，加上贪婪采伐，遇到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森林大火。欧洲和美国对作物栽种者实行补贴，加拿大西部农场主的小麦几乎一钱不值，自由贸易明显加重了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害。对于接二连三的灾难，马尔罗尼政府基本上袖手旁观，仅以149亿加元补助金作为抵押金，救助多元文化报纸等，尽管此前他曾含糊地承诺在向美加自由贸易过渡期间保护加拿大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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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罗尼大概将1988年的选举胜利不仅视为对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授权，而且是对其在1984年竞选中提出的其他保守的财政和税收政策的授权，因而对其他经济政策也逆皮埃尔·特鲁多的改革方向而动。第一个预算案就将皮埃尔·特鲁多国有化的主要成就即对加拿大广播公司、加拿大邮局和加拿大铁路有限公司这些民族企业实行的国有化改革措施予以取消；关闭社区邮局，业务转让给任何认为有钱可赚的店主。最遭人恨的是征收商品和服务税，即不按收入而按消费收税，实际上取消了对企业的直接征税。这是将部分企业税转嫁给消费者而有利于企业主或富人的税收政策，比起欧洲式的追加值税减收得还多，税值明显很高，原为9%，后减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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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的第二年，马尔罗尼就对皮埃尔·特鲁多最得人心的福利国家制度开刀，到1986年又将养老金计划改为不随价格指数变动，遭到老年人攻击而被迫停止，并且实行老人收入超过5万加元就要退出养老金项目。当然，削减福利的责任不应完全归罪于马尔罗尼，自20世纪60年代末实行福利国家制度以来，加拿大联邦政府开支逐年增加，早已入不敷出，债务长期居高不下，到1993年让·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 1934—）领导自由党打败保守党再度上台时，已是债台高筑。各省也是如此。加拿大的债务总和达到了7 500亿加元，占国民生产总值99.6%。这表明费用十分昂贵的福利制度已无法维持下去。总之，马尔罗尼两任总理期间，虽仍属于自由主义时代，不过已至尾声。加拿大开始进入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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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蒂安自由党政府的政策回调 如果加拿大人在商品和服务税、福利制度以及自由贸易问题上对马尔罗尼政府没有什么办法，那么在宪法改革和魁北克独立的问题上却能够给颜色看。1992年10月26日全民公决这一天，加拿大人否定了马尔罗尼花了5年心血精心导演的《夏洛特敦协议》。马尔罗尼政府的宪法改革，最终归于失败，也结束了马尔罗尼的政治生涯。1993年6月24日，马尔罗尼将总理职位交给来自温哥华的吉姆·坎贝尔（Kim Campbell, 1947—）。她成为加拿大第一位女总理，但很快便在10月联邦大选中失败而丢失宝座。她和所有保守党候选人都丢掉了席位，创出了保守党也是加拿大宪政史上的奇迹。有一位加拿大历史学家将保守党这次失败归罪于她本人的“坏脾气及缺少经验”，但实际上责任还在马尔罗尼。这次大选选民抛弃的是保守党，原因是加美自由贸易和宪法改革，而最遭选民痛恨的恐怕就是商品和服务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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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克雷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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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权柄重归自由党，接班的是让·克雷蒂安。他是皮埃尔·特鲁多的门生，也来自魁北克省。他在1980年、1982年和1990年《米彻湖协议》期间，多次充当枪手，因此也同皮埃尔·特鲁多一样，在家乡魁北克省遭到人们特别是那里的政治精英的痛恨。然而在其他省，让·克雷蒂安却威信倍增，被视为诚实的政治家。这正是让·克雷蒂安被视为皮埃尔·特鲁多的学生、能够接手自由党以及这次取得选战胜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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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克雷蒂安看到了马尔罗尼政府败在特权、回扣、密室和黑金交易的弊端上，一上台即宣布旧家具对他在萨赛克斯大道的官邸已经足够，又将新内阁班子减员至23位，每位部长的助手不得超过6个，而马尔罗尼有38—40位部长，每位部长有一排助手。马尔罗尼许给富豪朋友的好处即为海军购买直升机和出售多伦多机场的“两笔买卖”也被他砍掉，只此两项就减轻了纳税人很大的负担。不过，调整马尔罗尼时期的财政和社会政策才是让·克雷蒂安政府优先考虑的目标，当务之急是减少自1974年以来已增至420亿加元的财政赤字，以及已达5 000亿加元的国债，财政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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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皮埃尔·特鲁多建立在西方国家最完备的福利国家制度以来，联邦政府的财政负担与年俱增，早已不堪重负，所以这次财政改革实际上也是社会改革。好在让·克雷蒂安上台的时机对改革较为有利。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已经使加拿大人相信减少“公共利益”的信念。1994年的预算案首先堵塞税收漏洞，冻结联邦税收，限制失业保险，强行减少防务和补贴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主要或特别开支。1995年再砍23亿加元的商业补贴，从加拿大石油公司到加拿大国家铁路、航空运输的公共投资转为社会融资；取消已实行98年的西部运费率，一次性补偿草原农场主16亿加元，停运非盈利的铁路支线，节省23亿加元的补贴。其他改革还有裁减联邦政府4.5万名文官，也减轻不少财政负担，这或许又被看作是对保守党政府人浮于事的纠正；公共机场等建筑转让给当地经营者，由用户而非纳税人为空中交通管制付账；印第安人事务转交村社负责。1995年拨给马尼托巴8.4万印第安人480万加元启动基金，帮助他们实现自治。甚至一张永久选民新登记表，就省去了花在首席选举官的费用，以及降低会议费用，都节省了政府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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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仍然延续马尔罗尼已开始的势头。具体措施是，将联邦政府转拨各省用于健康、福利和职业教育的费用大大地减少，并且合并为单一的“加拿大社会转拨款”。财政部部长保罗·马丁（Paul Martin, 1938—）1996年承诺到1998年务必消灭财政赤字，新的领取养老金者要缴纳较高的保险费而拿较低的抚恤金。人力资源部部长劳埃德·阿克斯沃希将失业保险更名为雇佣保险，重新找到工作者不再享受生活补贴、抚恤金和相应的权利。要求公司实行强制性的再培训计划，为此安排了几十亿加元的“工作岗位创造基金”。仅此一项改革就砍去78亿加元的财政赤字，而且还将雇佣保险费变为盈利项目，使之成为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财政由负转正。大学教育曾是皮埃尔·特鲁多福利制度的主要受惠方面，而这次也进行了改革，帮助各省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大学和学院的资助改为鼓励银行对学生发放贷款。除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魁北克以外，大学提高了收费。学生举债是他们双亲未曾经历过的，没有收入即已负债，还美其名曰：“收入应急预付。”这与以前的教育思想大相径庭。但是，在1996年年底民意测验时，自由党声称支持率达到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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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克雷蒂安这次调整显然是一次保守性改革，幅度很小，实际上是承袭了马尔罗尼保守党政府的倒退举措。他在竞选中虽然曾承诺取消商品和服务税、重新谈判或取消1989年《自由贸易协定》，但并未兑现。因此，让·克雷蒂安虽是皮埃尔·特鲁多自由主义的门生，但他执政的10年仍属于马尔罗尼开始的保守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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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克雷蒂安的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并获得成功，要归因于20世纪最后一次即90年代的经济萧条。工厂、矿山关闭，公司压缩，大量解雇，以至于年轻人与工作无缘，而年纪太老的人已无人再雇，因此1991年失业率正好上升到两位数。财政收入降低，政府赤字加大，而缩减赤字又常常导致经济衰退加剧。当受自由贸易协定保护的工业减少1/10时，安大略受打击最重，因为实际上是渥太华向富省转嫁损失。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因与亚洲联系而保持了繁荣，但在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风暴中成为附带受害者，木材、煤炭和渔业市场大幅萎缩。由于全球性的生态恶化，太平洋大马哈鱼消失了；大西洋海岸更加糟糕，纽芬兰的古老鳕鱼业由于过度捕捞而陷入灭顶之灭，为了资助被摧毁的渔民家庭已花了几十亿加元。林业也受到热带速生林竞争的影响，再生林面积缩减。小麦价格暴跌，谷物农场主改为饲养生猪，发生了饮水污染问题，安大略小镇沃克顿在2000年春天发生大肠杆菌感染，几千人病倒，7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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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衰退加深，各省政府也纷纷削减财政开支。前卡尔加里市市长拉尔夫·克勒恩以缩减政府开支、铲除福利游民以及与犯罪顽强斗争等平民主义的诺言在1993年6月当上阿尔伯塔省总理。他受新西兰政府总理罗杰·道格拉小政府信念的影响，劝说选民接受减少健康、教育和福利的公共开支，威信反而上升，尽管大学、中学和医院对降低预算不满。不久，安大略省保守党领袖麦克·哈里斯也步其后尘。有东西两个重要省份保守性社会改革的先例，让·克雷蒂安的联邦政府改革的政治风险就大大降低了。虽然经济从1993年开始复苏，自由党政府仍严格规范雇佣保险规定，工人必须接受没有退休金、安全保证和加班费的最低工资，工会的谈判权也被削弱。10年经济自由主义以及普遍的富裕正在消失，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贫富鸿沟造成了对现行制度和价值的信心丧失，这一趋势在90年代仍在继续。第一民族、单身妈妈、失业者日益成为无家可归者，甚至一些全日制工人也难以依靠微薄的工资找到住处。让·克雷蒂安不仅没有停止执行1989年《自由贸易协定》，而且随后同意扩大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元只相当于美元的2/3，加拿大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增加，对美国市场乃至经济的依赖性不断加大。从麦克米伦—布洛德尔、伊顿到西格拉姆等历史悠久的公司，或破产，或变为跨国公司沃尔玛、盖普等的分公司，名号丧失。加拿大四大特许银行兼并计划，由于最初没有取得财政部部长保罗·马丁同意和公众抗议，才得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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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10年中，虽说存在以上种种弊端，加拿大经济却日益趋向进步和技术升级，从资源工业和制造业转向信息服务。原来发展很好的电话系统已经成为世界性传真输送和计算机网络的中枢，网络发展越来越新，高密盘等信息新技术不断更新。或许，这正是让·克雷蒂安比马尔罗尼威望更高的原因，从而能够连续10年执政，尽管他延续了马尔罗尼的保守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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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魁北克全民公决 如果说让·克雷蒂安政府在财政政策和社会制度方面承袭了保守党马尔罗尼政府的倒退举措，那么在宪法改革和魁北克独立的问题上则并未顺应其路线，而是继续皮埃尔·特鲁多的方针，维护国家统一，有效地防止了国家的分裂。1992年10月全民公决否定了马尔罗尼满足魁北克“特殊社会”要求的《夏洛特敦协议》，魁北克人感到英语省份有意要排斥他们，对此十分不满，似乎一下子又勾起他们对Je me souveiens这个刻在魁北克省徽上箴言的记忆（这句箴言在魁北克的车牌号下面常可见到，意思是“我记得”。箴言源自一首法文名诗：“我记得在法国的百合花下诞生，在英国的玫瑰花下成长。”百合花是魁北克省省花；玫瑰花是英国国花。全句的含义是：魁北克人虽然生长在魁北克省，却处在英国人的包围之中。箴言显示了魁北克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支持独立的人数迅速增加。结果，在1994年9月5日魁北克省的选举中，抛弃了反独立的自由党丹尼尔·约翰逊（Daniel Johnson, Jr., 1944—）政府，而将魁北克人党推上台。极端独立派的领袖人物雅克·帕里佐（Jacques Parizeau, 1930—）出任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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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中，雅克·帕里佐曾承诺尽早举行全省公决，实现独立，但魁北克人党的战略家不像他那么鲁莽而主张温和路线，以“主权”代替“独立”，支持者慢慢就减少了。1995年6月，在吕西安·布夏尔（Lucien Bouchard, 1938—）和迪蒙的压力下，雅克·帕里佐妥协，同意同时就“主权独立”和“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进行投票表决。雅克·帕里佐欺骗魁北克人说，取得主权后仍可使用加拿大货币和护照。支持者上升了，于是在9月发起公决运动，提出表决的问题是：“你是否同意在有关魁北克未来的法案以及1995年6月12日签署的协议的框架之内，向加拿大正式提出新的经济与政治伙伴关系之后，魁北克成为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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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0月初，当双方迎接公投的造势刚开始时，各次民意测验均显示联邦派占优势，一直超过独立派。可是，自10月6日开始，形势逆转。统独之争的权威民意测验机构Leger & Leger的统计显示，反独立派（联邦派）开始从52.8%下滑，而独立派则开始从47.2%上升，10月8—12日反独立派下滑至50.8%，独立派上升至49.2%。临近公投前几天，独立派一般以1%左右略胜反独立派。这时，加元兑换美元也重新下挫，公决前夕已经跌到1加元兑换71—72美分。联邦派情绪十分低落，他们估计独立派会以51%对49%胜出，加拿大分裂。媒体甚至开始谈论魁北克独立后应当承担联邦政府多大比例的债务问题。10月6日形势逆转，是独立派宣传运动领导人更换所致。一年前由于细菌感染失去了一条腿的吕西安·布夏尔此时露面，以其特有魔力、真诚和激情激励了主权独立运动的高涨。他宣称，投赞成票就会像挥舞魔杖一样，可以实现“魁北克联合为一个国家的民族自尊和独特性”，甚至能够迫使英语加拿大请求与魁北克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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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吕西安·布夏尔个人魅力的作用外，独立派势力暂时领先还有另外3个主客观原因：首先，魁北克人党利用魁北克人在《夏洛特敦协议》遭到否决后对英裔加拿大人的不满情绪，加大鼓吹分离力度，争取到相当一部分中间派的民众。其次，是魁北克人党的模糊宣传策略，即独立后仍可以与加拿大“保持伙伴关系”或“经济关系”，甚至说仍可使用加拿大护照和加元，这一策略被渥太华《市民报》的一位专栏作家称为“混淆战略”。“混淆战略”对那些原来在独立问题上摇摆不定的魁北克民众产生了迷惑或欺骗性影响，以至于错误认为魁北克省独立后自己仍是加拿大公民而糊里糊涂地站到魁北克独立派的一边，而他们实际上仍然眷恋加拿大。再次，联邦派尤其是联邦总理让·克雷蒂安本人轻视了独立派的力量。他们认为1980年那次魁北克公决以60%对40%战胜独立派，估计这次最坏也会以55%对45%取胜。1995年10月14日，让·克雷蒂安为了在蒙特利尔招待到访的中国总理提前回到自己的选区沙维尼根，以联邦总理的身份为省内联邦派（主要是1994年在魁北克省选举中下台的自由党）鼓劲，仍未意识到形势严峻，以致在家乡父老的集会上仍信心十足地挥手高呼：“我们必胜！”一位联邦派理论宣传家在公投的前一天吹牛说：“他们不论可能多么强大，但也强大不到足以使魁北克分离运动在这次全民公决中赢得大多数。”虽然预言最终未错，但反映了反独立派对独立派力量迅速增长估计不足，几乎断送国家统一。正因为联邦派上层小视了分离派运动力量及其“混淆战略”的危害，尤其是总理本人，对魁北克独立派年初就已抛出的“保持伙伴关系”、“经济关系”、“使用加元和护照”等似是而非的口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予以公开拒绝。直到公决前夕，联邦派才意识到问题严重并公开表示：如果魁北克独立，加拿大既不与它保持什么伙伴关系，也没有经济关系。10月25日，让·克雷蒂安到蒙特利尔宣布：“处于危急关头的是我们的国家，要么离去，要么留下，这才是全民公决的问题。”并且与保守党新领导人让·夏尔一起承诺维护魁北克的“独特社会”、魁北克有宪法否决权，而原先他们是拒绝的。这才安抚了魁北克省人民的中间派。声明虽迟，但已经足以使中间派丢掉既想独立又能继续当加拿大公民的幻想。正是这部分人在投票日明确了反独立立场，使联邦派得以以微弱优势险胜，最终决定了魁北克省留在加拿大联邦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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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挽救不利局势并给魁北克联邦派鼓劲和支持，10月27日在加拿大大厦前的广场上举行了“蒙特利尔全国团结大会”，紧急声援反独立派（N0派），全国各地成千上万民众乘坐小汽车、公共汽车、火车和飞机涌入蒙特利尔。本书作者有幸目睹加拿大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这一壮举。当时，本书作者受中加政府学者交换项目支持，正在卡尔顿大学作访问学者。作为研究加拿大的一位中国学者，也时刻关心这次公投，不希望这个好端端的国家因200多万人要独立而被分裂。全国团结大会头天晚上，从电视报道中得知安大略省将开公车去蒙特利尔声援反独立派，也参加了渥太华联邦派的这次声援行动。他们声援魁北克省联邦派的热情万分高涨，渥太华原计划开80辆公车去5 000人，最后增至190辆，运去1万人众。我们一进入蒙特利尔，就感受到了魁北克省内外加拿大人十分高昂的政治热情，蒙特利尔市内建筑皆挂出各色旗帜，以表示公司或机构的立场，仔细观察，加拿大枫叶国旗多于缀着三瓣百合花图案的魁北克省省旗。车子缓缓行驶在市区，人们向安大略车队欢呼，并以各种姿势表明支持或反对独立的立场，有的向上打出V型手势，有人则大拇指倒竖。进入广场更觉察到加拿大人的爱国热情，虽然下雨，人们毫无退意，一面巨幅的加拿大国旗在人群的头顶上传递，联邦派士气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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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内阁要员也大部分出席了这一天的集会，让·克雷蒂安总理发表演说，代表全国加拿大各族人民对魁北克省人民表达了真诚挽留之意，并重申对魁北克公决的明确立场：“只要加拿大的统一得以维持，魁北克人民作为民族整体的民族性是会得到承认和照顾的。”公决举行的前一天晚上，他又在温哥华发表电视讲话，饱含深情说：魁北克若独立，不仅使魁北克人，也会使他们的后代不能再分享加拿大美丽的风光。让·克雷蒂安这是诉诸“永久的加拿大情结”，进一步唤醒中间派。10月30日，93%的魁北克省合法选民投了票，结果，2 308 028票赞成独立，2 361 526票反对独立，即44.44%对51.56%；选票差额仅为62 498票，废票约86 676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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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公投以前，绝对支持与绝对反对魁北克省独立的人数大体相等。在各次民意测验中，大约13%的民众尚未表明立场，他们就是中间派。独立派和反独立派都在争取这部分民众。联邦派最后关头揭穿“混淆战略”和诉诸“加拿大情结”的策略起了作用，得以险胜。中间派既不满英语省份否定《米彻湖协议》而“排斥”魁北克的立场，又不愿抛弃他们世代已生活两三个世纪的加拿大。他们的祖先毕竟是加拿大这片沃土近代“最早”的发现者和开拓者，在加拿大联邦体内已与英裔加拿大人和其他少数族共同生活了128年，为创立和发展加拿大的民主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对这片美丽的国土，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因此，中间派一旦明白魁北克省独立后仍可保持加拿大公民身份是个骗局，就放弃对独力派的支持。在10月30日的正式公投中，正是这13%的中间派最终决定了魁北克省的去留。30日早晨投票开始时，雅克·帕里佐信心十足，发誓如果渥太华敢于限制魁北克自由，就单方宣布独立，可是到了夜里随着计票进展就泄气了，说相差很小的失败是“少数族和钱”的过错。第二天雅克·帕里佐就宣布辞职，由魁北克独立策略派吕西安·布夏尔接任魁北克人党党魁和省总理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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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雅克·帕里佐所说，票数相差非常微小，比起1980年那次公投魁北克独立派以40%比60%的失败，15年后这次公投他们确实进展巨大。因此，主权分离分子感到虽败犹荣，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自信。计票刚一结束，尚未宣布辞职的雅克·帕里佐喜形于色，宣称：“看下一次吧！”这次魁北克人党换班，是分裂派为尽快举行下一次独立公投而使用的策略手段。按加拿大法律规定，同一任政府任期之内，不能举行内容相同的两次全民公决，换班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两三年内再次举行独立公投。1996年1月吕西安·布夏尔就职后宣布，还要举行另一次全民公决，他要使用所有手段、威望和机会创造制胜条件。出于策略考虑，组阁时将雅克·帕里佐等强硬主权派换成温和派，旨在争取中间力量支持独立运动，并宣布将解决魁北克绝望的经济问题作为第一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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