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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公投以前,绝对支持与绝对反对魁北克省独立的人数大体相等。在各次民意测验中,大约13%的民众尚未表明立场,他们就是中间派。独立派和反独立派都在争取这部分民众。联邦派最后关头揭穿“混淆战略”和诉诸“加拿大情结”的策略起了作用,得以险胜。中间派既不满英语省份否定《米彻湖协议》而“排斥”魁北克的立场,又不愿抛弃他们世代已生活两三个世纪的加拿大。他们的祖先毕竟是加拿大这片沃土近代“最早”的发现者和开拓者,在加拿大联邦体内已与英裔加拿大人和其他少数族共同生活了128年,为创立和发展加拿大的民主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对这片美丽的国土,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因此,中间派一旦明白魁北克省独立后仍可保持加拿大公民身份是个骗局,就放弃对独力派的支持。在10月30日的正式公投中,正是这13%的中间派最终决定了魁北克省的去留。30日早晨投票开始时,雅克·帕里佐信心十足,发誓如果渥太华敢于限制魁北克自由,就单方宣布独立,可是到了夜里随着计票进展就泄气了,说相差很小的失败是“少数族和钱”的过错。第二天雅克·帕里佐就宣布辞职,由魁北克独立策略派吕西安·布夏尔接任魁北克人党党魁和省总理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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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雅克·帕里佐所说,票数相差非常微小,比起1980年那次公投魁北克独立派以40%比60%的失败,15年后这次公投他们确实进展巨大。因此,主权分离分子感到虽败犹荣,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自信。计票刚一结束,尚未宣布辞职的雅克·帕里佐喜形于色,宣称:“看下一次吧!”这次魁北克人党换班,是分裂派为尽快举行下一次独立公投而使用的策略手段。按加拿大法律规定,同一任政府任期之内,不能举行内容相同的两次全民公决,换班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两三年内再次举行独立公投。1996年1月吕西安·布夏尔就职后宣布,还要举行另一次全民公决,他要使用所有手段、威望和机会创造制胜条件。出于策略考虑,组阁时将雅克·帕里佐等强硬主权派换成温和派,旨在争取中间力量支持独立运动,并宣布将解决魁北克绝望的经济问题作为第一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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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加拿大的全民公决中,美国的立场也有利于联邦派战胜独立派。1993年上台后,虽然让·克雷蒂安曾表示疏远白宫,但在这次关乎加拿大命运的公投中,美国并没有落井下石。克林顿总统2月23日出访渥太华前两天,议会魁北克党团领袖、温和独立派代表人物吕西安·布夏尔病愈返回议会上班。独立派分子自然盼望克林顿总统跟吕西安·布夏尔会晤,以给独立派带来有利影响,起码可以使克林顿总统认识到独立的魁北克对美国利益没有损害。然而,克林顿在到访后的公开演说中,字里行间没有任何这样的暗示,相反表态遵循美国对魁北克分离运动的传统立场,即希望与一个统一的加拿大相处。他说:“世界因种族冲突变得黑暗,不少国家因此瓦解,加拿大却树立了一个榜样,向世人显示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共同和平相处、工作和生活。”23日晚在与渥太华一河之隔的霍尔的文敏博物馆举行的国宴上,克林顿举杯祝“加拿大万岁”!这与法国总统戴高乐1967年高呼“魁北克万岁”形成了鲜明对比。1967年那次政治事件后,魁北克接连发生动乱,最终酿成1970年的10月危机,皮埃尔·特鲁多总理还动用了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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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么说,在这次全民公决中,联邦派只是险胜。本书作者当时有一篇文章曾说,让·克雷蒂安大意险些失“荆州”,联邦派只是险胜。公投后,无论是反独立派,或是联邦政府,还是魁北克省以外的加拿大人,都高兴不起来。经历10月30日的震撼,强硬的联邦派反对给魁北克任何特殊让步,公决非常接近的结果使他们相信魁北克独立不可避免,到20世纪末就可能实现。因此,他们有的希望甩掉魁北克问题,轻松前进;有的则坚持必须运用法律或武力维护国家的统一。自由党联邦政府准备了A、B两个方案,转向两手策略。方案A主张寻求妥协,使魁北克归顺;方案B主张一旦再次面临分离威胁,采取强硬策略。让·克雷蒂安倾向于方案A。公投过后不到一个月,11月27日,他使自由党控制的议会通过议案,承认魁北克为“独特社会”,明显地表达了妥协解决的姿态,尽一切可能劝说魁北克留在联邦内。让·克雷蒂安政府确定不再通过修改宪法解决与魁北克和各省的分歧,打算改革联邦制度,分散联邦中央的权力,扩大省权。为此,联邦政府进行了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稳定经济和社会。1996年1月借联邦内阁改组之机,成立了一个“团结内阁”:24名阁员中有6名来自魁北克。让·克雷蒂安政府的新路线是要淡化宪法争端,集中致力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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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方案B,主张“以分裂对分裂”,魁北克分裂加拿大,加拿大也能够分裂魁北克。这是魁北克麦吉尔大学年轻的政治学教授、新任联邦新闻部部长曼尼·戴恩的主意。到任不久,他即提出:“既然加拿大可以分裂,魁北克为什么不能呢?”一旦妥协行不通,魁北克省仍坚持独立,联邦政府有权接受魁北克境内不愿脱离加拿大的人民和土地,使他们从魁北克省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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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省北部地区占全省面积2/3,千百万年以来一直由因纽特人和印第安人居住;而在渥太华河北岸以北及蒙特利尔以西的魁北克省西部则以英裔居民居多。早在公投期间,这两个地区就已表示,不愿脱离加拿大联邦。魁北克省独立公投后,联邦政府也准备立法,规定分离之类的重大问题必须由60%以上多数票决定,不能像魁北克前两次公投那样由50%加1的简单多数决定,有人提出75%至少66%的公决多数才能确定分离问题。而且,魁北克省的去留不能仅由该省公决,而应当由加拿大全民公决来确定;提出的公决问题也不应由独立派单方拟定,而应由两派协商,还需经过联邦政府同意。渥太华《市民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要告诉魁北克离开加拿大的真正条件》,除以上条件外,还提出如果魁北克省分裂出去,应当在其领土东部划出一条走廊,由联邦控制,以使大西洋海岸4省仍能与西部省区相连,因为魁北克南面与美国接壤,独立后将会使中央加拿大与大西洋海岸的领土分割开来。此外,魁北克分离后,也应当承担联邦债务,须按人口分摊;军队、海军以及海港设施也应事先按比例分割清楚,由联邦政府对外宣布,等等。联邦派以分裂对分裂的策略,给魁北克独立派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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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决后,联邦派也开始采取行动教训魁北克独立派,太平洋铁路公司1995年11月宣布将总部迁往卡尔加里;蒙特利尔及其他一些城市纷纷成立反分离的组织,如加拿大团结特别委员会,等等。魁北克省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组织在1995年年底写信给魁北克省新总理吕西安·布夏尔,提出警告:如果魁北克脱离加拿大联邦,要允许他们继续留在加拿大联邦体内。事态的这一新发展似乎是魁北克独立派所不曾想到的,他们也乱了阵脚。对联邦派应对分裂的新举措,吕西安·布夏尔宣称:加拿大国内有两个民族,是两个国家,两片领土,可以分裂;魁北克是一个单一民族、单一语言的国家。这明显是强词夺理。让·克雷蒂安立即公开驳斥:魁北克本身也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多元社会,如果加拿大可以分裂,魁北克当然也可以分裂。面对这些难以突破的障碍,独立派感到不仅独立,就是公投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不免有点知难而退。不仅吕西安·布夏尔这样的策略派,就是帕里佐那样的强硬独立派,也态度缓和了。倾向于妥协解决的联邦派更是适时让步,即使提出“以分裂对分裂”的曼尼·戴恩本人,也主张把重点放在调解上,能不采用就不采用强硬措施,也不赞成通过修宪制止魁北克独立,认为那样只会扩大宪法争端。自由党政府准备采取“灵活而现实的联邦—省际协商会议”方式来解决魁北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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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继承自英国善于妥协的政治传统,其他英语省份也积极加入调解魁北克省与联邦政府的矛盾。1996年2月3日在麦吉尔大学加拿大研究所召开了政治问题学术讨论会,阿尔伯塔省总理拉尔夫·克莱因(Ralph Phillip Klein,1942—2013年)专程赴会拜见吕西安·布夏尔,实际上是借机调解矛盾,以缓和一年前独立公决造成的他与联邦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据拉尔夫·克莱因说,魁北克有意放弃永不与加拿大联系的誓言,准备参加下一次的联邦—省际总理协商会议,还表示要放弃公决,专心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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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史 五、21世纪以来经济、政治与社会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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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暂时缓和魁北克局势尤其是让·克雷蒂安第二任开局后,天下似乎太平了,实则不然。其时,已届新旧世纪之交,加拿大联邦与各省政府都要应付即将到来的全球化挑战。果然不久,让·克雷蒂安遇到了两个严重事件,即党内保罗·马丁“逼宫”和“9.11”事件。在1997年大选中,让·克雷蒂安虽然如愿以偿实现多数派政府的愿望,2000年大选又在腹背受敌中获胜,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自己的财政部部长保罗·马丁首先在大选前“逼宫”,要求他辞职让位。在国外,21世纪的第一年发生“9.11”事件,拉登的恐怖组织袭击美国,炸毁纽约世贸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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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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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蒂安三连任 在1993年以来历次民意测验中,让·克雷蒂安领导的自由党一直保持领先。虽然让·克雷蒂安天生的命令主义使支持者常常感到困惑,而其平民领袖的形象又使他很容易博得支持。显然,由于让·克雷蒂安在1995年魁北克分离主义公决中维护了国家统一和团结,深得人心,自由党政府的威信也增强了。相反,在野党都出现了震荡,只有改革党(Reform Party of Canada)还是1993年的领导人普雷斯顿·曼宁(Preston Manning, 1942—);魁北克党团的领导权由米彻尔·古蒂埃勒转手于吉尔·迪塞普(Gilles Duceppe, 1947—)这位前共产党同盟的组织者;让·查尔斯特也未能提高保守党的支持度;新民主党的奥得雷·麦克劳夫林不久被另一位社会工作者爱丽莎·麦克多夫所取代。正是看到形势有利,让·克雷蒂安决定在1997年春天右派组织起来以前提前进行一次选举,而且相信自己会重新当选。保守党、新民主党和改革党都指责说,让·克雷蒂安没有正当理由在任期还有一年多的时候举行耗资2亿加元的选举。虽然6月2日投票率很低,只有55%的选民投票,让·克雷蒂安仍以多数票当选(赢得38%的选票,即301个议席中的155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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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选举之后,改革党的普雷斯顿·曼宁联合右翼发动了一场保守主义运动。由于1993年和1997年在两次大选中都没有在安大略省或魁北克省有所突破,普雷斯顿·曼宁就联合两省右翼人士将改革党改组为联盟党。在1997年的选举中,联盟党提出削减个人所得税和清还国债的主张。财政部部长保罗·马丁斥责说,这不切实际。按联盟党这一主张,每年将减少200亿加元税收,加上政府养老金和5 770亿加元的国债利息开支,政府将无力支持医疗费用和皇家骑警的费用。因此,选民并不相信联盟党的主张。保守党领导人让·查尔斯特则计划联合魁北克的联邦主义者打败吕西安·布夏尔,但也没有成功。结果,让·克雷蒂安得以平稳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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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克雷蒂安获得连任的当年,经济形势好转。他在政治上搁置宪法争端,代之以1997年与各省签订《加拿大社会契约协议》,作为合作联邦主义的新形式,甚至吕西安·布夏尔也代表魁北克省在上面签了字。不过,吕西安·布夏尔很快就选择魁北克退出,渥太华立即重申魁北克仍会得到补偿。魁北克省立法议会只指责《清晰法案》,但最高法院重申原来的裁决,即魁北克省可以迫使其余各省就它脱离联邦举行谈判,但只有在获得明显多数的魁北克人就一个明确的问题投票之后才能够进行。联邦主义者预计这会在魁北克省激起激烈的反应,但魁北克人绝大多数希望更清晰。自1995年公决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魁北克人已对独立和宪法争端厌恶了。因此,自皮埃尔·特鲁多时代以来,这个长久困扰加拿大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难题现在缓和多了。总之,在新旧世纪之交,让·克雷蒂安领导下的自由党联邦政府日子好过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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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2000年这一年,自由党却在绝大多数省份丢掉权柄,只有纽芬兰省仍在该党的治下,因此让·克雷蒂安决定再次提前大选。他之所以敢于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看到在这时能够在联邦政治中与自由党相抗衡的只有普雷斯顿·曼宁新建的加拿大联盟党(Canadian Alliance),而这个党却在内讧。6月2日的领导人会议迫使普雷斯顿·曼宁(Preston Manning, 1942—)让位给43岁的斯道克韦尔·戴伊(Stockwell Day, 1950—)这位曾经的圣灵派牧师。他刚出任就提出举行联邦大选,而这正中让·克雷蒂安的下怀,他正想提前选举,以选出一个多数派政府。同1997年上次大选一样,媒体和在野党都指责让·克雷蒂安当选40个月之后又进行实无需要的选举。虽然选前自由党的支持率突然下降,但新民主党、保守党和联盟党正进行混战,对自由党有利,支持率转而上升。11月27日几乎有一半选民没有投票,自由党以172席多数当选组阁。加拿大联盟党66席、魁北克党团38席,新民主党和保守党分别得到13席和12席。这样,让·克雷蒂安继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威尔弗里德·劳雷尔、威廉·莱昂·麦肯齐·金之后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第四位三连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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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职时间最长的威廉·莱昂·麦肯齐·金总理一样,让·克雷蒂安之所以能够获得三连任,是因为“明白加拿大人急于改革,理解妥协,最喜欢最少分裂他们的领导人”。1995年阻止魁北克分离这一功绩具有长久影响,但关键是让·克雷蒂安头两任任期内加拿大经济持续繁荣。在他任期内,加拿大绝大多数地区经济恢复增长,增长率一度达到4.7%,为近期之最,处在主要西方国家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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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带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繁荣。让·克雷蒂安是一位幸运的政治家。1993年他第一次上台时,财政赤字高达420亿加元(约合320亿美元),1997年连任时,一举平衡了财政收支。1999—2000年财政年度则盈余123亿加元,2000—2001年盈余200多亿加元,大大超过预期。到2001年,加拿大已连续4年盈余,成为西方7强中唯一财政结余的国家。在此期间,政府结余大体平均占每年财政预算的0.2%。政府平分结余,除用于减税和社会项目投资外,还用于资助大西洋沿岸等落后地区恢复健康服务和失业保险,结果失业再度回落,通货膨胀和利率皆保持在低位。按当年联合国的社会发展指数,加拿大以微弱的优势排在首位。这些都表明让·克雷蒂安确实治理有方,为加拿大人民所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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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内讧 正当让·克雷蒂安陶醉于实现政治愿望快意之时,又遭遇国外的更大挑战,2001年发生了“9.11”事件,布什在“9.11”后对恐怖主义宣战,请求盟国参加袭击拉登恐怖组织。在“9.11”事件一周年之际,让·克雷蒂安虽曾指责美国和西方世界“傲慢蛮横、自私”而引起阿拉伯世界报复,但指责归指责,美加毕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个人政见分歧不能影响两国的特殊关系。让·克雷蒂安并未改变自莱斯特·皮尔逊以后的一贯立场,即“时刻准备”紧随美国对重大国际事件作出及时反应,也没有改变马丁·布赖恩·马尔罗尼加入布什战争的原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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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登“9.11”恐怖袭击美国可以说是21世纪的第一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加快,美国亨廷顿教授借机鼓吹“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要用美国的大众文化“全球化”世界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拉登所代表的阿拉伯世界的强烈民族主义文化,为了反击亨廷顿们,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才是21世纪的第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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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加拿大政府内,保罗·马丁对让·克雷蒂安的挑战到了最后阶段,他再次发起“逼宫”行动。5月31日,让·克雷蒂安令他停止挑战他的领袖地位,保罗·马丁断然拒绝。6月2日,让·克雷蒂安宣布解除保罗·马丁财政部长之职。其后,保罗·马丁的支持率不减反增,有人提出弹劾让·克雷蒂安,虽被他挡回,威望却大受减损。当晚加元汇率跌到1:1.651 2。这表明自由党内的政治天平已向保罗·马丁一边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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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马丁1938年8月28日出生于安大略省温莎市,从政前曾任加拿大电力公司经理、加拿大轮船公司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1988年当选为众议员。由于保罗·马丁在1993年为自由党执政立下汗马功劳,出任最重要的财政部部长一职。让·克雷蒂安取得可圈可点的政绩,这位能干的财政部部长功不可没。加拿大经济当时发展缓慢,预算赤字惊人,保罗·马丁充分利用世界经济整体上升和美国经济强劲发展的有利条件,提倡自由贸易和减税,大刀阔斧地改革经济体制,压缩政府预算,到1998年政府财政首次盈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保罗·马丁又倡导成立20国集团,推动加拿大积极参与国际事务,2001年3月发起取消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的倡议,年终以财政部部长身份入选“世界经济论坛”评出的“梦幻内阁”。由于恢复了加拿大的金融秩序,他受到国际金融界的一致赞誉。如此骄人的政绩和在党内不断巩固的基础,正是保罗·马丁一直向让·克雷蒂安叫板的本钱。实际上,1990年选举自由党党魁时,他与让·克雷蒂安已展开政治较量,而2000年大选前“逼宫”则是两人矛盾的公开。民意测验也显示,68%的投票者希望让·克雷蒂安在2005年退出。让·克雷蒂安曾暗示第三届任期一半即退休,但大选期间又变卦,表示要完成5年任期。这是对保罗·马丁“逼宫”行动进行的报复,晚退休是为了老化保罗·马丁,使他再度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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