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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奥诺人只是贝尼省20个美洲原住民群体中的一个，但他们是最出名的一个。1940~1942年，一位名叫艾伦·R·霍姆伯格（Allan R. Holmberg）的博士生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于1950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该群体生活的报告，即《长弓的游牧民族》（Nomads of the Longbow）[书名指的是西里奥诺人狩猎用的6英尺（约1.8米）长的猎弓]。这本书很快被认作经典，至今仍是颇具影响力的标志性读物；通过难以计数的其他学术论文和大众传媒的作用，它成为了外界了解南美洲印第安人形象的主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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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伯格的报告说，西里奥诺人是“世界上文化最落后的民族之一”。他说，这些人长期生活在贫穷和饥饿中，没有衣服，没有家禽，没有乐器（连摇铃和鼓都没有），没有艺术或是设计（用动物牙齿串成的项链除外），几乎没有宗教（西里奥诺人的“宇宙观”是“几乎完全不固定的”）。难以置信的是，他们识数不过三，也不会生火 [他写道，他们把火“装在一根（燃烧的）手杖上，从帐篷走到帐篷”。]。他们寒酸的单坡棚由棕榈叶随意乱堆而成，完全无法遮雨防虫，以至于一般的族人“每年都要经历很多个不眠之夜”。到了潮湿多虫的夜晚就卧在微弱的篝火边的西里奥诺人，是原始人的现实标杆。按霍姆伯格的说法，他们是“人类在自然原始状态”的“典型”。他认为，在整整1 000年里，西里奥诺人的生存状态几乎不曾有变，其周围的世界也没有留下他们存在的印记。之后他们接触到了欧洲社会，其历史才破天荒地有了一条叙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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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伯格是一个细致而富有同情心的研究人员，他对西里奥诺人生活的详尽观察，直到今天仍有价值。他在玻利维亚勇敢地克服了许多人会望而却步的重重考验。在田野调查期间，他总是感觉不适，经常挨饿，时而生病。在受到感染而双目不能视物的时候，他拉着一名西里奥诺向导的手，走了几天才穿过森林，来到一家诊所。他一直没能完全康复。在返回美国后，他成为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并在此位置上带领部门完成了声名卓著的在安第斯地区的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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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对于西里奥诺人的看法，是他错了。对于西里奥诺人家乡贝尼的看法，他也错了，错得有启示性，甚至有示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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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伯格相信，在哥伦布以前，这里的人们及其生活的土地都没有历史可言。这个被陈述得如此露骨的观念（即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在1492年前的几千年里都一成不变地飘来荡去）似乎是荒谬的。但视野上的缺陷，通常只有在被指出来之后才能得到显露。在这件事上，改正错误用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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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政府的不稳定状态和反美反欧言辞的爆发，确保了在霍姆伯格进入贝尼之后，鲜有外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者步其后尘。不仅是政府充满敌意，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毒品贸易中心之一，这整个地区都是危险的。今天，这里的贩毒现象少了，但还是能见到切入密林深处的跑道，那是毒品走私者走过的路。离全省第一大城市特立尼达的机场不远处，赫然是一架失事的运毒飞机的残骸。来自威斯康星的地理学家兼放牧区生态学者罗伯特·郎斯特罗什（Robert Langstroth）在贝尼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据他所说，在缉毒战争期间，“贝尼被忽视了，即便是按玻利维亚的标准也是如此。”“这是个穷乡僻壤中的穷乡僻壤。”逐渐地，有少数科学家冒险进入了这个地区。而他们之所了解，转化了他们对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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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霍姆伯格相信的那样，西里奥诺人的确曾属全世界文化最贫瘠的民族之列。但这并非因为他们是古代人类的遗老遗少，而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毁灭其村落的天花和流感病毒。在疫情爆发之前，至少有3 000西里奥诺人，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居住在玻利维亚东部。到了霍姆伯格的时代，却只剩下了不到150人；这意味着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人口损失就超过了95%。当地人口减幅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西里奥诺人经历了遗传瓶颈。（遗传瓶颈是指种群数量剧减至一定程度，个体不得不与亲属交配，从而导致有害遗传效应的现象。）关于这次瓶颈的影响，中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的阿伦·斯蒂尔曼（Allyn Stearman）在1982年曾有描述。就在那年，他成了在霍姆伯格之后首位探访西里奥诺人的人类学家。斯蒂尔曼发现，西里奥诺人患先天性足畸形的概率要比正常人口高出30倍。而且几乎所有西里奥诺人的耳垂里都有独特的裂口，这一特征在我们的两名地陪身上也可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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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尔曼了解到，甚至在疫情爆发时，这个群体还在和抢占该地区的白人牧场主们进行抗争。玻利维亚军方协助了入侵行为，追捕西里奥诺人，并将其投入事实上的战俘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被迫在牧场里做劳役。和霍姆伯格一起游走于森林之间的流浪者们，此前就在躲避那些虐待他们的人。霍姆伯格冒着一定风险，试图去帮助他们。但他一直没能明白的是，这些被他认定为旧石器时代余孽的人，其实是一个垮掉不久的文明的饱受迫害的幸存者。这就好比他碰到了从纳粹集中营逃出的难民，就断定他们从属于一个一直光脚、挨饿的文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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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奥诺人远非石器时代残存的见证者。事实上，他们在贝尼地区可能还相对算是新人。他们的语言属图皮–瓜拉尼（Tupí-Guaraní）语族，这虽然是南美洲最重要的印第安语系之一，但在玻利维亚并不常见。由人类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鉴别的语言学证据显示，他们直到17世纪才从北部抵达此处，这和最初的西班牙移民与传教士大约同时。其他的证据表明，他们到来的时间可能比这要早几个世纪。图皮–瓜拉尼语的使用群体，可能包括西里奥诺人在内，在16世纪早期攻击了印加帝国。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西里奥诺人迁到了这里，但可能有个简单的理由：那时的贝尼人烟稀少。在那之前不久，当地前一个居民社会才刚刚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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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弓的游牧民族》来判断，霍姆伯格并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修堤道、造土丘、建鱼堰的早期文明。他也没有发现，西里奥诺人草率待之的山河，塑造者另有其人。在霍姆伯格之前，就曾有少数欧洲观察家就这些土建工程的存在发表评论，不过对于堤道和森林岛屿是人力所为这一观点，其中一些人持怀疑态度。这些评论直到1961年才得到学界系统性的关注。当年，博士生威廉·德尼万来到了玻利维亚。他此前刚出道在秘鲁做记者时，了解到了这个地区的奇特景观，并认为这可能会是个有趣的论文题目。他在抵达以后发现，石油公司聘用的地质学家（他们是该地区仅有的科学家）相信，贝尼的土地上遍布着一个未知文明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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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青年地理学家威廉·德尼万在飞过玻利维亚东部时，发现一个已逝文明修起的台田覆盖着大地（上图）。他对此颇感兴趣。台田里散布着不规则的、护城河一样的壕沟（上页下图），其用途仍不为人所知。在与之相邻的巴西阿克里州，考古学家发现了数百个精密的，几何状的“地质印痕”，并开始怀疑，亚马孙西部曾是大规模的复杂印第安社会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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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服一个当地飞行员沿固定航线西行之后，德尼万从空中考察了贝尼。他观察到的景象，和40年后我的目力所见如出一辙：孤立的林丘，垫高的后滨阶地，圆形的、护城河一样的壕沟，以及古怪而曲折的山脉。“我从这DC–3型飞机的窗户里往外看出去，看得我在这小飞机里都快发疯了。”德尼万对我说，“我当时就知道，这些东西不是天然形成的。大自然里就不可能有那种直线。”德尼万对这片土地了解得越多，他的兴趣也就越浓。“这是一片被人类完全开发了的山河。”他说，“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亚马孙及其周边地区最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我想，这也有可能是整个南美洲最重要的发现。但那时，这事几乎没人去碰。”它现在还是几乎没人去碰，因为考古学家们尚未完成对土建工程和运河的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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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在3 000年前起，这个古代文明建成了整个星球上最大、最怪、生态最丰富的人工环境之一。埃里克森相信，它的创立者，可能是今天被称为莫霍（Mojo）和鲍莱（Bauré）族人，他们是阿拉瓦克语（Arawak）使用群体的远祖。这些人建土丘作为居所和农场，建堤道和运河以利运输和交通，筑鱼堰以补食物给养，烧草原以防树林入侵。1 000年前，他们的社会达到了顶峰。他们的村镇宽敞开阔、错落有致，由护城河与篱笆守卫着。根据埃里克森假设的复原图，可能有多达上百万民众曾穿着长长的束腰棉衣，手腕和脖颈上摇摆着沉重的装饰物，走过玻利维亚东部的这些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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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瓦克文明消逝数百年后的今天，伊比巴特土墩上及其四周的森林看上去就像环保人士梦中那传统的亚马孙流域一样：和人类胳膊一样粗壮的藤本植物，6英尺多长、随风摇摆的刀片式树叶，树干平滑的巴西坚果树，还有厚实的、闻起来像热鲜肉的花朵。巴利告诉我说，在物种丰富性上，玻利维亚的森林岛屿可以同南美任何地方相比。而物种多样、互为补充的贝尼大草原，情况貌似也是如此。从生态学角度来看，这个地区是一座宝库，一座由人类设计并埋下的宝库。埃里克森把贝尼的山河视为人类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一个直到近期还几乎完全不为人知的杰作，一个在玻利维亚以外鲜有人知其所在地名称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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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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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及其作品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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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尼的遭遇并不新鲜。在差不多5个世纪里，霍姆伯格之误（即美洲印第安人生活在一种没有历史的永恒状态下的假定）主导了学术著作，并由此流传到高中教科书、好莱坞电影、报纸文章、环保运动、浪漫冒险书籍和丝网印刷的T恤衫等大众领域。该假定以多种形式存在，被憎恶和赞美印第安人的人们同时接受。霍姆伯格之误解释了殖民者的观点（他们视印第安人为无药可救的、恶毒的野蛮人），而其翻版，正是那种近乎梦幻的印第安人属于“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的刻板形象。正面也好，负面也罢，在两种形象中，印第安人都缺失了社会科学家们称之为能动性的东西；他们本身并不是行动者，而是偶然给他们带来的任意收获或是灾难的被动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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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野蛮人”的观念，可以追溯到首部描述美洲原住民的人种学著作，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主要写就于16世纪30年代的《辩护史》（Apologética Historia Sumaria）。德拉斯·卡萨斯，一个忏悔其所为并成为了一名神父的西班牙征服者，把他漫长的后半生用来反对欧洲人在美洲的暴行。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印第安人是居住在“陆地天堂”上的、温顺如牛的自然生物。他相信，这些天真而无罪的人，在几千年里都一直在安静地等待着基督教的指导。和德拉斯·卡萨斯同时期的意大利评论家彼得·马特（Pietro Martire d’Anghiera）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写道（我此处引述的是他1556年著作的英译本），印第安人“生活在古代思想家们每每提及的金色世界里”，其生活状态“简单、纯真、全无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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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那些所谓印第安人生而简单纯真的观念，主要是指他们那公认的缺乏影响环境的能力。这个观念至少可追溯到亨利·大卫·梭罗[7]。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印第安智慧”，一种原生的、据说不包含量度和分类的思想。梭罗把量度和分类视为让人类能够改造自然的罪恶之源。梭罗这种观点的影响力延续至今。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之后，一个名为“保持美国美丽”的组织竖起了广告牌。牌上是一个身着印第安服饰的演员在被污染的土地上悄然流泪的形象。这项活动极为成功。在接下来的近10年间，哭泣的印第安人的形象传遍了全世界。然而，尽管印第安人在此扮演了一种英雄式的角色，这个广告还是体现了霍姆伯格之误，因为它含蓄地把印第安人描绘成了一个从未改变自然环境原有野生状态的群体。而由于历史就是变革，他们也就成了没有历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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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斯·卡萨斯的反西班牙观点在当时遭到严厉批评，以至于他告诉他的遗嘱执行人，要在自己去世40年后再出版《辩护史》一书（他死于1566年）。事实上，这本书的全文直到1909年才得以出版。正像这种延误所揭示的那样，从18世纪到19世纪，“高贵的野蛮人”的争论都未能赢得同情。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的观点颇为典型。这位历史学的佼佼者在1834年写道，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北美洲是“一片不毛之地……其仅有的居民，是少数由羸弱的野蛮人组成的分散部族，他们既无商业，又无政治关联”。和德拉斯·卡萨斯一样，班克罗夫特相信，印第安人生活在没有变革的社会里，只是班克罗夫特把这种永恒性视为惰性，而非纯真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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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克罗夫特的表述，以不同的形式流传到了接下来的一个世纪。1934年，美国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阿尔弗莱德·L·克罗伯（Alfred L. Kroeber）做出了这样的推理：北美洲东部的印第安人不可能取得发展（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荒唐的、不断的、持续消耗的冲突”。他相信，要想逃离这种冲突的循环，“可谓无望”。“试图将其价值观从战争转为和平的群体，几乎确定了提前灭绝的命运。”[8]克罗伯承认，印第安人的确会从争斗之中抽出时间来耕种粮食，但他强调说，农业“并非东部地区的生活之本，它是辅助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奢侈品”。因此，“本可以被开发的99%或者更多的（土地）都还是处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