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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欧洲人到来之后，安第斯社会长期经受了疾病和经济剥削的折磨，原住民传统依然坚如磐石。在这张由马丁·昌比摄于1921年的照片中，这名库斯科吉开酒小贩的形象，与其印加时代的同行或许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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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宾斯而言，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明确的。他在1963年的文章中写道，印加人不是被钢铁和马匹击败的，而是被病毒和宗派主义打垮的。他的这个结论呼应了佩德罗·皮萨罗数百年前的发现。这名西班牙征服者评论说，如果瓦伊纳·卡帕克“在我们西班牙人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还活着，我们就没有赢取它的可能……同样地，如果这片土地没有因为（由天花引起的国内）战争而四分五裂，我们也就没有踏上或赢取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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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宾斯注意到，皮萨罗的这些话不仅仅适用于塔万廷苏尤。他曾研究过秘鲁和亚利桑那南部的人口记录。与新英格兰地区的记录一样，二者均表明，流行病是在第一批成功的殖民者抵达之前爆发的。当欧洲人真正到来的时候，这一个个创伤惨重、支离破碎的文化已经无法团结起来抵抗入侵了。相反地，坚信自己即将丧失统治地位的一方总会与侵略者结成同盟，以此提高自己的地位。这种联盟通常是成功的，因为本土方能够取得预期的优势。但其成功往往是临时性的，而且作为一个整体的本土文化总会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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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与17世纪期间，这一模式在美洲地区反复出现。这成为了“接触后的历史学”（postcontact history）的一种主导叙事。事实上，在无法利用病毒或政治分裂的情况下，欧洲人经常遭遇失败。从1510年到1560年，西班牙征服者6次试图攻取佛罗里达，均告失利。1532年，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将巴西海岸划分为14个省份，并派遣殖民者进入每一省经营壮大。到了1550年，只有两个定居点还苟存于世。法国人在圣劳伦斯的贸易站也只是勉强度日，而且甚至没想要在流行病爆发之前的新英格兰地区插上他们的旗帜。欧洲的微生物病菌发展太过缓慢，根本无法渗入尤卡坦半岛，而玛雅人的各个政体规模又小，不易受到挑拨而互相冲突。因此，西班牙从未彻底征服玛雅。上世纪90年代震动墨西哥南部的萨帕塔运动[32]，只不过是始于16世纪的殖民战争系列剧的最新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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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也是史学辩论和博士论文的材料，但多宾斯想着的是别的东西。如果让皮萨罗感到吃惊的是塔万廷苏尤在传染病和战争爆发之后的面积，那么打一开始就住在那里的人有多少呢？另外，1491年西半球的人口又是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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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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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伊纳·卡帕克死于第一次天花疫情期间。在其后的1533年、1535年、1558年和1565年，天花病毒数次侵袭塔万廷苏尤。每次疫情的后果，都超乎我们这幸运的时代的想象。一名1565年疫情的目击者回忆道：“他们大量死去，数以百计。村子里人丁稀落。尸体遍布田地，在房子和棚屋里堆积成山……田地无人耕种，牧群无人照料，食物价格飞涨，许多人都买不起。他们逃离了邪恶的病毒，却落入了饥荒的魔爪。”此外，塔万廷苏尤还遭到了其他欧洲疫病的入侵，印第安人也同样易感染这些疫病。从1546年爆发的（或许是）伤寒，到1558年（与天花同时爆发）的流行性感冒，1614年的白喉，再加上1618年的麻疹，疫情的接连打击，对印加文化的残存部分无异于雪上加霜。多宾斯认为，这些传染病作为一个整体，必然夺去了90%的塔万廷苏尤居民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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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宾斯并不是得出这一可怕结论的第一人。但他是第一名把此结论与一个重要事实（即在天花爆发时，南美还没有谁见过欧洲人的样子）进行统筹审视的现代研究人员。多宾斯意识到，天花病毒最有可能的发源地是加勒比海地区。有记录表明，1518年11月或12月，天花出现于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岛。它杀死了三分之一的当地原住民人口，随后蔓延至波多黎各与古巴。西班牙人由于从童年时代开始就受到病毒感染，多数对此免疫。在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征服墨西哥期间，一个由潘菲罗·德·纳瓦埃斯（Pánfilo de Narváez）率领的探险队在1520年4月23日登陆于现在的韦拉克鲁斯（Veracruz）市附近的地方。西班牙方面的大量记录表明，这个团队里有一个得了天花的非洲奴隶，他名叫弗朗西斯科·艾基亚（Francisco Eguía）或巴基亚（Baguía）。其他报告则称，带菌者是纳瓦埃斯作为助理带来的古巴印第安人。不管怎样，肯定是有某个人携带病毒前来此处，并且感染了整个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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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飞快地向墨西卡（阿兹特克）的重镇特诺奇蒂特兰城蔓延。它破坏了这座城市，接下来又蹂躏了帝国的其余领地。多宾斯发现，殖民地记录表明，天花从这里像跳房子一样跳过中美洲，来到巴拿马。此时，它距离印加边境已经只有数百英里了。病毒似乎跨越了这道鸿沟，并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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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宾斯的研究也随之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天花病菌在到达西半球的时候，必定是从欧洲人率先抵达的沿岸扩散到了当地居民从未见过白人的内陆地区。殖民时期的作家都知道，病毒在16世纪无数次地践踏了美洲的处女地。但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是，传染病如恐怖之箭一般从他们所见的有限区域内激射而出，整个半球的每个角落都未能幸免。连那些从未见于欧洲历史记载的地方也遭到了破坏。所以，第一批探索了美洲多地的白人所见到的，其实是已然经历了人口剧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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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多宾斯说，所有殖民地的人口估算值都太低了。由于其中多数估值都是在疫情之后才做出的，它们所表现的是人口最低点的情况，而不是接触前数字的近似值。在参考了几次可以相对确定地得悉事件前后总数的案例后，多宾斯的估计是，约有95%的美洲人死于与外界接触后的头130年里。因此，在估算前哥伦布时代原住民人口数的时候，要把那些年代的人口统计数乘以20倍或者更多。按历史标准来衡量，由此得出的结果高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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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长期以来都很好奇，究竟曾有多少印第安人生活在与外界接触前的美洲。研究贝尼的地理学家德尼万如此写道：“这个自哥伦布1496年试图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开展局部人口调查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争论，现在仍是史学界探究的一大课题。”用委婉的话来说，早期学者的数据确认工作是很随便的。德尼万告诉我：“其中大多数根本连大致估算都算不上。简直都没有大致这二字可言。”对原住民人口的第一次细致估算直到1928年才出现。史密森尼博物院卓越的民族志学者詹姆斯·穆尼（James Mooney）在梳理了大量殖民时期的各类著作及政府文件之后断定，1491年的北美洲有115万居民。到了20世纪3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杰出的人类学家阿尔弗莱德·L·克罗伯（Alfred L. Kroeber）基于穆尼的判断，继续推进了研究工作。克罗伯进一步把数字削减至90万；这样的人口密度低于每6平方英里（约20.6平方公里）一人。克罗伯认为，在整个半球居住的印第安人只有8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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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伯承认自己对全大陆的估算无法解释地区性的差异，并鼓励未来的学者继续寻找和分析“高度本地化的文献记载”。据他所知，他在伯克利的一些同事也正在进行这样的分析。1935年，地理学家卡尔·索尔（Carl Sauer）发表了对前哥伦布时代墨西哥西北部人口的第一个现代估算。与此同时，生理学家舍伯恩·F·库克（Sherburne F. Cook）调查了该地区病毒爆发所产生的后果。20世纪50年代中期，库克开始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家伍德罗·W·博拉（Woodrow W. Borah）联手工作。自此至20世纪70年代，二人在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梳理了殖民时期的财务、人口普查以及土地记录。他们的发现让克罗伯很不舒服。库克和博拉推断说，哥伦布登陆时，仅墨西哥中部高原的人口就达2 520万。相比之下，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在一起，也只有不到1 000万居民。他们说，当时的墨西哥中部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其每平方英里人数是中国或印度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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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似乎并未留心到”库克与博拉的发现，多宾斯写道。多年以后，多宾斯与德尼万、克罗斯比以及威廉·H·麦克尼尔等人的著作终于让他们对此有所认识。在这些同僚与自己论述的基础上，多宾斯论证道，1491年的印第安人口在9 000万到1.12亿之间。换句话说，在哥伦布起航的时候，美洲比欧洲有着更多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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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1999年的估算，16世纪初期，全球约有5亿人口。如果多宾斯是正确的，那么意味着病毒在17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导致8 000万至1亿印第安人丧生。这些数字充其量也不过是粗略的近似值，但其含义相当明确：传染病消灭了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按加拿大安大略省皇后大学的地理学家W·乔治·洛弗尔（W. George Lovell）的话说，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生命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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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宾斯将其结论于1966年发表在《当代人类学》期刊上。这篇文章造就了反驳之辞、学术会议，甚至是整本整本以此为题的书籍。（德尼万就编撰了一本名为《1942年美洲原住民人口》的书。）多宾斯告诉我：“我一直都对我那篇《当代人类学》文章的影响感到内疚，因为我当时认为，现在也同样认为，库克、博拉和索尔此前都白纸黑字地写过同样的东西，但那时候人们根本听不进去。实话告诉你，我现在依然对这种反应感到困惑。可能是时代的原因吧。上世纪60年代的人们已经做好了倾听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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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然后就是攻击。很快就有一些人认为，多宾斯做出的人口预测有其政治动机；这或许是内疚的白人自由主义者的自责，或者更糟，是蓄意在反美群众中间扩大帝国主义导致的伤亡人数。“这毫无疑问，有些人就是想要这种更高的数字。”美国布朗大学的人类学家谢帕德·克雷希三世对我说。他说，多宾斯1983年重温这个主题，出版《他们的数字被稀释了》，并向上调整其估值的时候，这些人都激动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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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很少有研究学者接受多宾斯的估值（它们看来比较极端），但多数人相信，原住民人口远高于此前几代人的估计。多数人，但不是所有人。对多宾斯、德尼万、克罗斯比、库克和博拉观点表示强烈反对的人中，就有威斯康星大学的大卫·海尼格（David Henige）。他出版于1998年的书作《毫无根据的数字》（Numbers from Nowhere）是人口统计学诽谤文献的里程碑。海尼格对多宾斯的成果指控道：“它1966年就受到怀疑，如今也受到同样的怀疑。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它现在受到了更大的怀疑。”1976年，海尼格曾偶然碰上德尼万讲授印第安人口学的研修班。当他读到库克和博拉“揭示了”伊斯帕尼奥拉岛曾有800万人存在的时候，突然“茅塞顿开”。你怎么能就这么发明出几百万人来呢？他感到很纳闷。他对我说：“我们可以从历史记载中推断，内战导致了人口减少和人口流动。但至于说有多少人，谁知道呢？我们一旦把数字加到这种事情上，又是用95%这么大的数据，我们就是在说自己不该说的话了。我们无法对这一数据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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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活动人士反对这种逻辑。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的民族学者蕾诺尔·斯蒂法姆（Lenore Stiffarm）说：“你总是能听到白人在试图缩小因其先人而流离失所的原住民人口规模。”在她看来，病毒的影响无关紧要，本身就只是一种削减美洲初始人口的手段而已。“哦，这里原来倒是有那么几个人，病毒弄死了其中一些人，所以等到我们来的时候，他们差不多都死光了。”她说，印第安人数量越小，就越容易把整个大陆视为未开发的，因此也是人人可争的土地。斯蒂法姆说：“搬到无主的土地上，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除此之外，还有那么几个‘蛮人’的地方是第二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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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尼格出版《毫无根据的数字》的时候，学界关于前哥伦布时代美洲人口的辩论所消耗的纸张，已经穷尽了一整片森林的树木；他的参考书目就长达90页。根据《他们的山河将会哭泣》（Their Earth Shall Weep）（该书讲述的是欧洲人征服美洲后的北美原住民历史）的作者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的观点，在多宾斯的文章发表40年后，他的同僚“还在挣扎着从那篇论文给人类学界挖下的大坑里爬出来”。这一争论还未显示出缓和的迹象。这一部分是因为该主题的固有魅力。但它也是由于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多少事情正在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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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Runa Simi（也就是西班牙语所谓的Quechua，即克丘亚语）是包括“印加”在内，所有印加名称的语言。我在此使用的是Runa Simi的标准罗马拼音，这意味着我并不使用西语意义上的“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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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印加君主有着“印加”的称号（他就是印加），但也可以把“印加”加到自己的名字里。此外，印加的精英阶层在一生中也会更换名字。因此，每个印加人都以几个名字为人所知。他们的每一个名字都有可能包含“印加”二字。（为方便理解，在特指印加皇帝时，“印加”的姓氏及“印加”称号在中文里一般通译为“印卡”。下同。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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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由于他们对黄金的迷恋，西班牙征服者通常被视为“黄金狂人”。实际上，他们与其说是黄金狂人，不如说是地位狂人。和征服了墨西哥的埃尔南·科尔特斯一样，皮萨罗出身于贵族下层的边缘，希望能以其开疆拓土之功，从西班牙国王那里赢得称号、官职和养老金。为了得到这些皇家礼遇，他们必须在探险活动中为国王带回一些东西。由于交通困难极大，成本高昂，正如历史学家马修·雷斯托尔说的那样，贵重金属“不易腐蚀，便于分割，不占空间”，几乎是唯一可能用船运到欧洲的货物。对西班牙人来说，印加的黄金白银也因此代表了改善社会境遇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