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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然后就是攻击。很快就有一些人认为，多宾斯做出的人口预测有其政治动机；这或许是内疚的白人自由主义者的自责，或者更糟，是蓄意在反美群众中间扩大帝国主义导致的伤亡人数。“这毫无疑问，有些人就是想要这种更高的数字。”美国布朗大学的人类学家谢帕德·克雷希三世对我说。他说，多宾斯1983年重温这个主题，出版《他们的数字被稀释了》，并向上调整其估值的时候，这些人都激动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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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很少有研究学者接受多宾斯的估值（它们看来比较极端），但多数人相信，原住民人口远高于此前几代人的估计。多数人，但不是所有人。对多宾斯、德尼万、克罗斯比、库克和博拉观点表示强烈反对的人中，就有威斯康星大学的大卫·海尼格（David Henige）。他出版于1998年的书作《毫无根据的数字》（Numbers from Nowhere）是人口统计学诽谤文献的里程碑。海尼格对多宾斯的成果指控道：“它1966年就受到怀疑，如今也受到同样的怀疑。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它现在受到了更大的怀疑。”1976年，海尼格曾偶然碰上德尼万讲授印第安人口学的研修班。当他读到库克和博拉“揭示了”伊斯帕尼奥拉岛曾有800万人存在的时候，突然“茅塞顿开”。你怎么能就这么发明出几百万人来呢？他感到很纳闷。他对我说：“我们可以从历史记载中推断，内战导致了人口减少和人口流动。但至于说有多少人，谁知道呢？我们一旦把数字加到这种事情上，又是用95%这么大的数据，我们就是在说自己不该说的话了。我们无法对这一数据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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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活动人士反对这种逻辑。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的民族学者蕾诺尔·斯蒂法姆（Lenore Stiffarm）说：“你总是能听到白人在试图缩小因其先人而流离失所的原住民人口规模。”在她看来，病毒的影响无关紧要，本身就只是一种削减美洲初始人口的手段而已。“哦，这里原来倒是有那么几个人，病毒弄死了其中一些人，所以等到我们来的时候，他们差不多都死光了。”她说，印第安人数量越小，就越容易把整个大陆视为未开发的，因此也是人人可争的土地。斯蒂法姆说：“搬到无主的土地上，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除此之外，还有那么几个‘蛮人’的地方是第二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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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尼格出版《毫无根据的数字》的时候，学界关于前哥伦布时代美洲人口的辩论所消耗的纸张，已经穷尽了一整片森林的树木；他的参考书目就长达90页。根据《他们的山河将会哭泣》（Their Earth Shall Weep）（该书讲述的是欧洲人征服美洲后的北美原住民历史）的作者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的观点，在多宾斯的文章发表40年后，他的同僚“还在挣扎着从那篇论文给人类学界挖下的大坑里爬出来”。这一争论还未显示出缓和的迹象。这一部分是因为该主题的固有魅力。但它也是由于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多少事情正在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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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Runa Simi（也就是西班牙语所谓的Quechua，即克丘亚语）是包括“印加”在内，所有印加名称的语言。我在此使用的是Runa Simi的标准罗马拼音，这意味着我并不使用西语意义上的“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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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印加君主有着“印加”的称号（他就是印加），但也可以把“印加”加到自己的名字里。此外，印加的精英阶层在一生中也会更换名字。因此，每个印加人都以几个名字为人所知。他们的每一个名字都有可能包含“印加”二字。（为方便理解，在特指印加皇帝时，“印加”的姓氏及“印加”称号在中文里一般通译为“印卡”。下同。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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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由于他们对黄金的迷恋，西班牙征服者通常被视为“黄金狂人”。实际上，他们与其说是黄金狂人，不如说是地位狂人。和征服了墨西哥的埃尔南·科尔特斯一样，皮萨罗出身于贵族下层的边缘，希望能以其开疆拓土之功，从西班牙国王那里赢得称号、官职和养老金。为了得到这些皇家礼遇，他们必须在探险活动中为国王带回一些东西。由于交通困难极大，成本高昂，正如历史学家马修·雷斯托尔说的那样，贵重金属“不易腐蚀，便于分割，不占空间”，几乎是唯一可能用船运到欧洲的货物。对西班牙人来说，印加的黄金白银也因此代表了改善社会境遇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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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年~公元前400年左右），古希腊历史学家，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录了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与雅典之间的战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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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疑指狄俄尼索斯与科律班忒斯的信徒。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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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4世纪至18世纪期间，影响遍及欧洲的佛罗伦萨头号望族。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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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威廉·H·普雷斯科特的著作《秘鲁征服史》中文版将此镇名译为浩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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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指1994年1月至今，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名义向墨西哥政府宣战并要求民族自治的墨西哥恰帕斯州农民武装力量所领导的反抗运动，其参与者多为赤贫的印第安人。游击队与政府进行了多轮对话。近年来，随着游击队活动的沉寂，萨帕塔运动逐渐式微。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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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4.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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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不满扬基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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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9年5月30日，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率领私人武装在佛罗里达的坦帕湾附近登陆。德·索托是个新奇的人物：他一半是战士，一半是风险投资者。他在西班牙治下的美洲长大，很早就成为了新生奴隶贸易的市场领袖之一，少年致富。这些利润为德·索托资助西班牙人征服印加提供了资金，在此过程中他的财富也继续增加。他陪同皮萨罗前往塔万廷苏尤，并为自己打下了残暴的名声；阿塔瓦尔帕帐下主将查尔库奇马被处死前，他就曾亲自拷问此人。在开拓秘鲁之后，德·索托回到了西班牙，继续寻找能够一举征服的新大陆。在查理五世的宫廷里，他说服了这名百无聊赖的君主，让自己在北美洲拉出一支探险队来。他率领600名士兵、200匹马和300头猪，起航前往佛罗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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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如今的观点来看，很难想象有什么伦理体系能够合理地解释德·索托接下来的行为。在四年里，他率部辗转于如今的佛罗里达、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田纳西、阿拉巴马、密西西比、阿肯色、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各地，四处找寻黄金，所到之处，片瓦不存。当地居民通常会发起强烈抵抗，但他们对西班牙人的动机感到困惑，也被马蹄声和枪声震慑。德·索托死于高烧，其探险队也归于尘土。可他还是在沿途奸淫、折磨、奴役和杀害了难以计数的印第安人。但是一些研究人员说，他犯下的最大罪孽是把猪带来了，而这并非他蓄意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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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佐治亚大学的人类学家查尔斯·哈德逊（他花了15年时间，复原了德·索托当年的路线）说，探险队在如今孟菲斯所在地下游数英里处修建驳船，并跨越了密西西比河。这是一段令人焦虑的时间：德·索托的一名手下后来回忆道，每天下午，都会有几千名印第安士兵乘着独木舟来到与西班牙人只有“一箭之隔”的地方停下，并在后者工作的时候嘲笑他们。印第安人“涂着赭石”，穿着“多色的羽饰，手持饰有羽毛的盾牌，划手护卫两侧，从船头到船尾都有战士端弓搭箭，笔直挺立”。全无畏惧的德·索托无视对手的嘲弄和间或的箭雨，把船撑到了如今的阿肯色东部。这里当时是一片“大型城镇密布”之地，据一名士兵的说法，“在一座城镇里就可以看到另两三座城”。每座城市都用土墙、巨大的护城河与神射手来自卫。而德·索托总是厚颜无耻地率军径直闯入，要求对方提供食物，然后又大摇大摆地列队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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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索托离开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密西西比峡谷的这一区域都没有欧洲人到访。1682年初，外国人再度现身。这回出现的是划着独木舟的法国人。在其中一个座位上，坐着热内–罗贝·卡瓦利尔（René-Robert Cavelier）。卡瓦利尔经过了当年德·索托发现有多座城市紧密相连的地方，它已经被遗弃了，法国人在200英里的范围内都没有看见一个印第安村落。而据新墨西哥大学考古学家安妮·拉梅诺夫斯基（Anne Ramenofsky）的观点，德·索托到访时，密西西比的这一狭长地域有大约50个聚居地。到了卡瓦利尔的时代，这个数字或许已经减少到了10个左右，其中可能还有几个是近期移民居住的场所。哈德逊对我说，印第安世界给德·索托“留下了极珍贵的惊鸿一瞥”。“那扇窗打开了，又砰的一声关上了。当法国人来到此地，记录也再次开放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变形的现实了。一个文明崩溃了。问题是，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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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多数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相信，病毒是一切的起因。按拉梅诺夫斯基与得克萨斯大学人类学家帕特丽夏·加洛维（Patricia Galloway）的观点，传染病的源头很有可能不是德·索托的军队，而是其流动的储肉冷藏室：他那300头猪。德·索托的随同人员数量太少，不足以成为一件有效的生化武器。麻疹和天花这一类的疾病，在他手下的600人抵达密西西比之前很久就会把他们都感染致死了。但他带来的猪就不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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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班牙征服者而言，猪猡与马匹同等重要。西班牙军队行进在猪猡的阴影之中。这些精瘦而饥饿的牲畜由食槽牵引着，像飞奔的犬类一样环绕着部队。这种安排对人对畜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它们在欧洲已经共处了1 000年之久。当人类与驯养动物共同居住的时候，二者都经常接触到对方的细菌。久而久之，变异把动物传染病传染给了人类：于是，禽流感就成了人流感，牛瘟就成了人类的麻疹，马痘就成了人类的天花。与欧洲人不同的是，印第安人在生活中没有经常和很多牲畜发生接触。他们只驯化了狗、火鸡（在中美洲）、美洲驼、羊驼、美洲家鸭和豚鼠（在安第斯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足为奇：和“旧大陆”[33]相比，“新大陆”[34]没有那么多可供驯养的动物。此外，只有少数印第安人身上携带着能让成年人吸收乳糖（一种牛奶中富含的糖分）的基因。人们或许认为，不喝牛奶的人会更难驯化哺乳动物。但这只不过是臆测。事实上，科学家所谓的动物传染病在美洲默默无闻。而与此相反，作为欧洲农业的中流砥柱，猪传播炭疽病、布鲁氏菌病、钩端螺旋体病、旋毛虫病和肺结核。猪大量繁殖，还能把病毒传染给野鹿和火鸡，而后两者又能传染人类。德·索托手下几头猪到处撒欢，就足以感染森林里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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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梅诺夫斯基和加洛维认为，德·索托探险队造成的灾难延伸到了整个美国东南部。得克萨斯–阿肯色边界地带的喀多文化与乔治亚西部的库萨文化，其后不久都烟消云散了。喀多人喜爱纪念碑式的建筑：公共广场、仪式平台和陵墓。在德·索托率部离开后，喀多人就不再树立社区中心，转而开始挖掘社区墓地了。据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考古顾问蒂莫西·K·佩尔图拉（Timothy K. Perttula）的观点，在德·索托与卡瓦利尔的两次到访之间，喀多人口从大约20万下降到了8 500人左右，跌幅将近96%。在今天，相同程度的损失意味着纽约市的人口会剧减至56 000人[35]，连扬基球场（Yankee Stadium）[36]都坐不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家拉塞尔·桑顿对我说：“白人之所以把印第安人视为游牧猎人，这是原因之一。其他一切，那些人口稠密的都市社会，都被消灭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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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头猪真的就能造成这么大规模的破坏吗？自从多宾斯使之引发广泛关注以来，这种世界末日似的场景就招致了怀疑。毕竟，此次浩劫没有存世的目击记载，因为美国东南部的土著民族都没有任何已知的文字。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叙事难以当真，而且无论如何，它们都缺乏与疾病相关的实质性内容。（传染病横扫美国东南部的观点，更多是源于欧洲人对该地区各种记载之间的诸多差异，而非源于这些记载本身。）尽管考古记录有着一定的暗示性，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些记录也是不完整的；在西班牙人到访后不久，大规模墓地在美国东南部就变得更为常见了，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这其中有任何一名印第安人死于猪传播的疾病。一味强调德·索托的到访导致了喀多与库萨文明的崩溃，可能只不过是古代逻辑谬论“后发者因之而发”[37]的现代版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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