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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化的角度来说，遗传同质性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如果这意味着某一种群缺乏有害基因的话，那么它就是有益的。1491年的美洲显然没有或几乎没有囊性纤维变性、亨廷顿氏舞蹈症、新生儿贫血、精神分裂症、哮喘以及（也许是）青少年糖尿病，而这些疾病都有一定程度上的遗传成分。在这里，有限的基因库或许使印第安人免受了巨大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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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遗传同质性也可能带来问题。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耶鲁大学的病毒学家弗朗西斯·L·布莱克（Francis L. Black）在南美印第安人群体中展开了对一种经过改进的新麻疹疫苗的安全实验和功效实验。在实验期间，他从已经接种疫苗的个体身上抽取了血样，而后在实验室里对此进行了检验。当我与布莱克通电话时，他告诉我，检验结果“发人深省”。每一名实验对象的免疫系统都对疫苗产生了有力的反应。但作为一个整体，原住民人口的“反应范围极其有限”。他说这“在适当的环境下，会造成大问题”。对印第安人而言，这种环境是随着哥伦布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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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所说的是人类白细胞抗原，即人体细胞内对人体两大主要防御体系之一起到关键作用的分子。各种细胞通常被比作生化工厂，在忙碌的酶物质里，几十台机器以复杂的序列（一半是小题大做的工作，一半是芭蕾舞般的精细活）运作着。和运转良好的工厂一样，各个细胞都极为节俭：部分细胞机器将任何四处游走的东西，包括一部分细胞和诸如病毒一类的外来入侵者都切成碎片并重新加以利用。不是所有被切碎的残片都会被回收。一些会被转移到人类白细胞抗原那里，而后者是把这些碎片运送到细胞表面的特殊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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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外四处觅食的，是白细胞（又称白血球）。像监测潜在战区的小侦察兵一样，白细胞不断地扫描细胞壁上由人类白细胞抗原运送而来的微小物质，试图找到所有并不属于这里的东西。当一个白细胞发现异常的时候（比如说发现了一点病毒），它就会立即破坏受感染的细胞。也就是说，除非人类白细胞抗原能把入侵的病毒运送到白细胞能够发现它的地方，否则人体免疫系统的那一部分将无法感知该病毒的存在，更不要提对其发起攻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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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白细胞抗原把碎片放入某种小槽内，并由此将其运送至细胞表面。如果碎片无法被放入槽内，人类白细胞抗原就不能将其运送走，免疫系统的其余部分也就“看”不到它的存在。所有人都有不同类型的人类白细胞抗原。也就是说，它们能把几乎每一个潜在的问题都提请其白细胞注意。然而并非所有问题都是如此。无论他/她有多少遗传天赋，没有任何人的免疫系统有着足以辨别每一种病毒的每一株可能的人类白细胞抗原。总有些东西会被疏忽掉。想象一下，某人在拥挤的电梯里打了一个喷嚏，并将10种不同的鼻病毒释放到空气中。鼻病毒是导致感冒的病毒。（病毒迅速变异，通常在人体内以多种形式存在，其中每一种都稍有不同。）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定电梯里的其余乘客都吸入了全部10种类型的鼻病毒。有一个人很走运：他的人类白细胞抗原碰巧能把病毒的10种变体都锁定住，并送到细胞表面。由于他的白细胞能够辨识并破坏那些受到感染的细胞，这个人就不会生病。而他身旁的女子就没那么幸运了。她有着一套不同的人类白细胞抗原，这些白细胞抗原只能收集并输送10种变体中的8种。另外两种变体没有被她的白细胞发觉，并随后让她得了一场重感冒。（最终，其他免疫机制开始生效，使她痊愈。）这些不同的结果阐明了单一种群拥有多种人类白细胞抗原的重要性。一个人的人类白细胞抗原可能会忽略掉某种特定的漏洞，但另一个人却可能有着足以对抗这一漏洞的白细胞抗原，于是作为一个整体，这一种群就能存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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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类群体都是千差万别的人类白细胞抗原的混合体。这意味着在一个群体内，几乎总是有些人能够接触到特定的病原体而不患病。事实上，布莱克告诉我，如果实验室老鼠的白细胞抗原过于多样化，研究人员就无法利用它们来观察传染病的发展。“结果会很凌乱，它们并不都会得病。”他说反之亦然。人类白细胞抗原相似的人，会以相同的方式感染上相同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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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90年代，布莱克回顾了对南美印第安人的36项研究。不出他所料，他发现就整体而言，印第安人的人类白细胞抗原种类要少于欧洲、亚洲和非洲种群。欧洲种群至少有35种主要的人类白细胞抗原类型，而印第安群体的类型数则不超过17种。此外，美洲原住民的人类白细胞抗原类型的数量极少。布莱克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南美印第安人有着完全相同和近乎相同的人类白细胞抗原，而对于非洲群体，这个数字是1/200。据他的估算，在南美洲，一名寄主体内的病原体遇到下一名免疫范围与之相似的寄主的最小概率是28%；而在欧洲，这个概率不到2%。布莱克据此认为，“新大陆的人们极易感染上旧大陆的疾病”。[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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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些旧大陆种群与美洲原住民一样易受那些病毒的侵害，其原因也多少相同。与印第安人在基因上最为相近的是西伯利亚地区的原住民。他们直到16世纪才开始与欧洲人有实质性的接触。当时，俄国皮草商人推翻了当地政府，在区域内普遍建立了军事据点，并要求原住民进贡皮草。伴随俄国皮草市场而来的，正是俄国疾病，尤其是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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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原住民与印第安人经历的相似程度引人瞩目。1768年，天花病毒显然是首次侵袭了西伯利亚的太平洋沿岸地区。贝加尔湖地区俄国基地伊尔库茨克的行政长官坦承，“没人知道幸存下来的人有多少。”而这显然是因为官员不敢前往受感染的地区。十几年后的1779年，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上校[43]的环球探险队抵达堪察加，位于太平洋沿岸的一个狭长半岛。这名英国人发现，整个海岸线都是一片墓地。船队医生戴维·萨姆韦尔（David Samwell）悲叹道：“我们在每一处都看到了大型村庄的废墟，除了房屋地基之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俄国人对我们说，（村庄）毁于天花。”在库克探险队离开5年后，探险家马丁·萨奥尔（Martin Sauer）到访堪察加，发现俄国政府终于进入了这片曾经的疫区。据官方数据，整个半岛上还有不足1 000名原住民，疾病致死人数超过5 000。这一数字并不能作为确切依据，但事实是：在该地区每4名西伯利亚原住民之中，就有超过3人死于这次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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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这样的经历过后，原住民试图反抗。政治流亡者海因里希·冯·弗迟（Heinrich von Füch）写道：“（西伯利亚原住民）一听说天花或者其他传染病蔓延到了镇上，就沿着所有公路布起岗哨，端弓搭箭，不允许任何人从镇上前往他们的聚居地。同样，他们也不接受俄国的面粉或其他礼物，以免这些东西染上了天花。”他们的努力全然无功。尽管采取了这些极端的预防措施，疾病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击倒了西伯利亚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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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到这段令人伤心的历史后，我再次致电弗朗西斯·布莱克。印第安群体人类白细胞抗原的同质性是由基因决定的，无法改变（除了与非印第安人通婚）。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流行病是不可避免的呢？我问道。假定在某个平行世界，美洲人民理解了传染病的含义，也做好了应对准备。那么，人们能否避免出现大规模死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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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过很多单一城镇拒传染病于门外的例子。”布莱克说。在瘟疫期间，“中世纪城市会闭关自守，并杀死所有试图闯入的人。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就难办得多了。英国曾把狂犬病拒之门外，这是我能立刻想到的最大的成功范例，但狂犬病主要是一种动物疾病。这是有所帮助的，因为人们只要看守住港口就行了，没有那么多非法移民会带着病犬偷渡入境。再说，狂犬病也没有很高的传染性，所以病毒即便是溜了进来，也不太可能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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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再说话，以至于我问道，他是不是还在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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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试图想象人们应该怎么去做这件事。”他说。“如果佛罗里达的印第安人把病人放进来，其影响会一直波及康涅狄格[44]这里。所以，这些不同的群体必须协调一致地开展封锁。而且他们还得这么搞几个世纪，准确说，400年，直到人们发明疫苗为止。他们自然会想要开展贸易，用皮草换取刀具等。但人们必须在消毒的情况下开展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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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纳基人就是用绳子把货物从船上递到岸上给韦拉扎诺的。”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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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半球的人都得这么做才行。而且欧洲人，至少是多数欧洲人，大概还得愿意这么合作。其实，我是没法想象会发生这些事的。哪件事都想象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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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说，流行病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也根本无计可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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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答道，地方当局“会试图维持隔离状态，就像我说的那样。但这么做的话，到头来就变成了家长式的低效管理。或者，他们可以支持与外界人士的通婚和生育，但这又会产生将其试图保存的社会形态全盘破坏的风险。我不太确定我除了给这些社群以必要的医疗卫生服务以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建议。这是他们几乎从未得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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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说道，除了死亡本身，在医学范畴内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够长期避免（一波又一波欧洲传染病的侵袭）。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但我已经跟高传染性疾病打了40年交道，我能告诉你的是，从长远来看，我们几乎不可能把它拒之门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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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畏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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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之所以相信传染病在欧洲人到来前就已经席卷美洲原住民社群，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它在欧洲人到来之后卷土重来。杜克大学历史学家伊丽莎白·芬恩（Elizebeth Fenn）在2001年出版的著作《美洲痘毒》（Pox Americana）中，严谨地搜集了在美国革命战争[46]之前不久以及战争期间，天花流行病两次造访西半球的证据。两次疫情中影响稍小的那次始于1774年初的波士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病毒潜伏于当地，像一名狙击手一样，每天杀死10到30人不等。在波士顿，一份关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接种（一种早期的、有一定风险的疫苗接种方式：人们刻意用少量天花病毒感染自己，以获取免疫力）活动的宣言，使发布于次日的《独立宣言》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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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围波士顿的同时，天花病毒还沿着东海岸向南传播，一路肆虐，波及范围远至佐治亚。它给阿尼云维亚（即Ani Yun Wiya，该部族通常被称为切诺基，这是其仇敌克里克邦联起的名字，多少有些侮辱性质）与豪德诺索尼（Haudenosaunee，被欧洲人统称为易洛魁联盟的6个组成民族的本土名称）两大部族带来了浩劫。这两个部族都是英国人的重要盟友。而疫情过后，它们再也没有成功对抗殖民者。天花也让英国人成立一支由奴隶与契约仆役组成的军队的计划化为泡影；在“埃塞俄比亚团”成立期间，其多数成员就已死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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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给予双方均等机会的杀手，天花也同样对叛乱者造成了破坏。天花病毒已经在欧洲流行了几个世纪，但对于美洲而言还是一个偶尔到访的可怕游客。也就是说，多数成年殖民者并没有在儿童时期获得免疫力。就个体而言，他们几乎和印第安人一样易受病毒的侵袭。然而作为一个整体，其遗传同质性要小于印第安人，这带来了一些相对优势：病毒会席卷他们，但不会造成那么多人死亡。不过，在疫情爆发期间，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47]中还是有许多士兵死于天花，以至于革命领袖们担心这场疾病会给其反抗画上一个句号。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48]在写给妻子阿比盖尔的信中叹道：“天花啊！天花啊！我们该拿它怎么办呐！”他的担忧是准确的：1776年阻止大陆军攻入魁北克的正是病毒，而非英国人。芬恩对我说，事后看来，“乔治·华盛顿最英明的举措之一，就是在1778年冬天在福吉谷期间给部队开展了接种工作。”她说，如果没有接种的话，天花疫情会轻而易举地让殖民地回到英国人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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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恩写道，第一场天花疫情刚刚过去，第二场显然与之无关的疫情就在墨西哥城爆发了。最初的病例出现在1779年8月。到了当年年底，在全市范围内的死亡人数或达18 000人，而且疫情还在从各个方向肆虐农村。当时的通讯条件太差，使我们无法记录下病毒的传播链，但据现有记载显示，天花就像一串鞭炮一样，在墨西哥以南地区遍地开花：危地马拉（1780年至1781年）、哥伦比亚（1781年至1783年）和厄瓜多尔（1783年）。天花病毒是在重走当年的塔万廷苏尤之旅吗？达特茅斯学院的历史学家卡洛维笃定地说，“看来似乎是这样。”芬恩试图追踪病毒一路向北的轨迹。和多宾斯一样，她也查看了教区的安葬记录。1780年，突然猛增的死亡率沿着交通繁忙的道路向北来到了圣达菲。天花显然是从那里传到了北美洲西部的多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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