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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说道，除了死亡本身，在医学范畴内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够长期避免（一波又一波欧洲传染病的侵袭）。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但我已经跟高传染性疾病打了40年交道，我能告诉你的是，从长远来看，我们几乎不可能把它拒之门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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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畏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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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之所以相信传染病在欧洲人到来前就已经席卷美洲原住民社群，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它在欧洲人到来之后卷土重来。杜克大学历史学家伊丽莎白·芬恩（Elizebeth Fenn）在2001年出版的著作《美洲痘毒》（Pox Americana）中，严谨地搜集了在美国革命战争[46]之前不久以及战争期间，天花流行病两次造访西半球的证据。两次疫情中影响稍小的那次始于1774年初的波士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病毒潜伏于当地，像一名狙击手一样，每天杀死10到30人不等。在波士顿，一份关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接种（一种早期的、有一定风险的疫苗接种方式：人们刻意用少量天花病毒感染自己，以获取免疫力）活动的宣言，使发布于次日的《独立宣言》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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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围波士顿的同时，天花病毒还沿着东海岸向南传播，一路肆虐，波及范围远至佐治亚。它给阿尼云维亚（即Ani Yun Wiya，该部族通常被称为切诺基，这是其仇敌克里克邦联起的名字，多少有些侮辱性质）与豪德诺索尼（Haudenosaunee，被欧洲人统称为易洛魁联盟的6个组成民族的本土名称）两大部族带来了浩劫。这两个部族都是英国人的重要盟友。而疫情过后，它们再也没有成功对抗殖民者。天花也让英国人成立一支由奴隶与契约仆役组成的军队的计划化为泡影；在“埃塞俄比亚团”成立期间，其多数成员就已死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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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给予双方均等机会的杀手，天花也同样对叛乱者造成了破坏。天花病毒已经在欧洲流行了几个世纪，但对于美洲而言还是一个偶尔到访的可怕游客。也就是说，多数成年殖民者并没有在儿童时期获得免疫力。就个体而言，他们几乎和印第安人一样易受病毒的侵袭。然而作为一个整体，其遗传同质性要小于印第安人，这带来了一些相对优势：病毒会席卷他们，但不会造成那么多人死亡。不过，在疫情爆发期间，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47]中还是有许多士兵死于天花，以至于革命领袖们担心这场疾病会给其反抗画上一个句号。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48]在写给妻子阿比盖尔的信中叹道：“天花啊！天花啊！我们该拿它怎么办呐！”他的担忧是准确的：1776年阻止大陆军攻入魁北克的正是病毒，而非英国人。芬恩对我说，事后看来，“乔治·华盛顿最英明的举措之一，就是在1778年冬天在福吉谷期间给部队开展了接种工作。”她说，如果没有接种的话，天花疫情会轻而易举地让殖民地回到英国人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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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恩写道，第一场天花疫情刚刚过去，第二场显然与之无关的疫情就在墨西哥城爆发了。最初的病例出现在1779年8月。到了当年年底，在全市范围内的死亡人数或达18 000人，而且疫情还在从各个方向肆虐农村。当时的通讯条件太差，使我们无法记录下病毒的传播链，但据现有记载显示，天花就像一串鞭炮一样，在墨西哥以南地区遍地开花：危地马拉（1780年至1781年）、哥伦比亚（1781年至1783年）和厄瓜多尔（1783年）。天花病毒是在重走当年的塔万廷苏尤之旅吗？达特茅斯学院的历史学家卡洛维笃定地说，“看来似乎是这样。”芬恩试图追踪病毒一路向北的轨迹。和多宾斯一样，她也查看了教区的安葬记录。1780年，突然猛增的死亡率沿着交通繁忙的道路向北来到了圣达菲。天花显然是从那里传到了北美洲西部的多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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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粗略证据显示，率先受到疫情影响的是霍皮（Hopi）人。已经遭受旱灾重创的霍皮人，又遇上了天花这个灭顶之灾；多达90%的人或许死于疫病。当西班牙总督试图让霍皮人到布道团里居住的时候，霍皮人的首领们说这恐怕用不着了：疫情很快就会把他们从这片土地上抹去。就好像旱灾和疫病还不够似的，霍皮人还经常遭受内尔美诺（Nermernuh，或称Nemene）人的袭击。后者是如今以科曼奇人的名字（此名由一个敌对群体所起，意为“总是与我为敌的人”）著称的一群流动的猎人团体。起初以圣达菲以北区域为根据地的内尔美诺人，正在南部平原大展拳脚，颇有一统当地的气势：他们率众携带杵锤发动伏击，赶走了其敌对势力阿巴契（Apache）人和霍皮人，并致力于故伎重演，积极准备对任何试图冒险进入的欧洲殖民者发动致命侵袭。1781年，他们的攻势戛然而止。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一切悄无声息。这次停火是否源于由霍皮人传播的墨西哥城天花疫情？4年后，一名旅行者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内尔美诺人生活在对疾病的恐惧之中，因为他们最近刚遭受天花的打击。这是贫乏但有启发意义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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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明确的是，霍皮人和内尔美诺人都是一张当地由来已久的交易网络的一部分。马匹的到来加速了交通的发展，也使这张生机勃勃的交易网得到了更为迅猛的发展。正是通过这张网络，天花病毒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就从墨西哥中部一路奔跳到了哈德孙湾沿岸。它从美国大平原和落基山脉呼啸而过，蜻蜓点水般地踏过曼丹（Mandan）、希达察（Hidatsa）、奥吉布瓦（Ojibwe）、克罗（Crow）、黑脚（Blackfoot）和肖松尼（Shoshone）等部族。美国大平原北部的印第安人有所谓“冬日记事”的习惯，这是他们用于记载每年最重要事件的口述年表。在这些记事之外，当地人往往在兽皮上绘出螺旋序列的图画，每年都有相应的一张图示，以作为人们的备忘录。在若干拉科塔（Lakota）记事中，对1780年至1781年的凄凉记述是“他们被天花耗尽的那一年”。而拉科塔并非唯一受到影响的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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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一队行走于阿尔伯塔[49]红鹿河附近的黑脚族人在黎明时分碰上了一处肖松尼人的营地。黑脚族是密苏里河与萨斯喀彻温河之间各平原地带印第安人群体形成的一个紧密邦联。他们装备着与法国商人交易来的枪支和马匹，将其邻邦肖松尼族从平原地带赶到了如今怀俄明与科罗拉多的大山之中。与黑脚族人相比，肖松尼人劣势尽显：他们接触不到法国人及其货物，而与其有所接触的西班牙人又企图阻止印第安人接触到武器。当肖松尼人通过与其亲属语系民族内尔美诺人的交易，最终得到枪械的时候（后者的枪是与法国人作战得来的战利品），双方爆发了公开冲突。黑脚族方面非常明白，如果在这种争斗的环境下遇上了熟睡中的肖松尼人的营地，应该怎么做。一名袭击者后来回忆道，他们“手持锋利而扁平的短剑与刀具”，轻轻划开肖松尼人的帐篷，“一举闯入，准备作战；然而我们的喊杀声立时而止，眼前尽是怖畏之象；篷中无人可战，遍是死尸与垂死之人，其味腐臭至极”。黑脚族人虽未触及敌人的遗体，但还是受到了传染。这名袭击者悲叹道，他们这队人马返乡之后，天花“像是被恶灵携带着，从一个帐篷传到了另一个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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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恩认为，“绝大多数证据”表明，肖松尼人也将天花病毒经哥伦比亚河而下，传播到了大西洋西北部。卡洛维则主张说，更为可能的传染源是克罗人。不论传播病毒的是谁，其影响到了十几年后的1792年还清晰可见。那一年，英国航海家乔治·温哥华（George Vancouver）率领一支欧洲冒险队，对皮吉特湾进行了首次勘测。正如到访堪察加的库克团队成员一样，他发现了一个藏骸所：被遗弃的村庄，无主的渔船，还有“杂乱散布在海岸边的大量”人类残骸。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表明，“在距今不久的从前某一时期，该地曾有远大于现在的人口”。彼得·皮吉特（Peter Puget）少尉记叙道，极少数的幸存者“都长着令人害怕的麻点……事实上，很多人都失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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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熟谙无情的检疫隔离之道。瘟疫一旦出现，他们就用木板把房子封起来，并逃到乡下去。相反地，据历史学家尼尔·索尔兹伯里的观察，新英格兰地区的印第安家庭与亲友总是聚在患者的床边，等到其痊愈为止，而这是一种“只可能加速疾病传播的”风俗。甚至连传染病这个观念本身都是新奇的。那名黑脚族袭击者回忆道：“我们并不相信，一个人能把病传染给另一个人，就像一名伤者不能把伤口传染给另一个人一样。”由于原住民对防护措施一无所知，他们承受了比本来还要大的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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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抗生素时代的我们，很难想象兄弟姐妹、父母、亲属和朋友会同时遇难。几乎是在瞬间之内，印第安村落就变成了寡妇、鳏夫和孤儿的群落：父母没了孩子，而孩子又突然落了单。往往会在一场浩劫中闪现的人类精神，在此也颇为稀有。一名派尤特（Paiute）族妇女于1883年写道，“我的族人长久以来是如此难过，他们盼望着停止繁衍，而不是发展壮大。”而部分拉科塔人的1784年冬日记事，则是一幅冷酷的图像：一名脸上满是天花疤痕的男子独自在圆锥形帐篷里举枪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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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不仅动摇了作为印第安社会根基的家庭关系，同时也把社会顶层的政治上层建筑一扫而空。1824年，夏威夷国王利霍利霍·卡美哈梅哈二世（Liholiho Kamehameha II）与王后卡玛玛鲁（Kamamalu）率领外交使团出访大不列颠。他们下榻于伦敦的一家豪华旅馆，并在英国国王的包厢内观看了戏剧演出。在此期间，这对王室夫妇及其随行人员中的多数都染上了麻疹。王后病死于7月8日。6天后，悲痛中的国王也随之而去，年仅27岁。王室夫妇的离世，标志着乱世之始。这对夏威夷造成的灭顶之灾，一如瓦伊纳·卡帕克之死给塔万廷苏尤带来的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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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尤重的是1701年夏的一次事件。当时，45个民族的首领齐聚蒙特利尔，协商终结已与法国人持续了数十年的战事。大会甫一召开，死亡就以流感的形式如影随形。那时，北美东北部的印第安人对这些疾病早已知之甚详：疫病夺去了如此多豪德诺索尼人的生命，以至于该联盟不得不借助被绑架者和战俘来补充人力。到了此次会议召开的时候，已有至少四分之一的豪德诺索尼人曾是战俘。许多印第安人首领明知蒙特利尔正在爆发流感疫情，仍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前去赴会。因病致死者达数十人，其中就有休伦族人的领袖孔迪亚融克（Kondiaronk）。为了避免内讧，这位雄辩家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召集起了这次大会。他的遗体被安放在海狸皮做的床上，身上覆盖着深红色的布，四周围着一个铜罐、一把步枪和一柄剑。这些物体以其多元化的形式，象征着孔迪亚融克希望未来可以实现的各民族和平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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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有多少人死于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的流行病，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搞清。任何数字都难以统计出疫情造成的影响。疾病使一个个社会体系灰飞烟灭。六个克里（Cree）族群体在1781年后就此消失；遭到天花重创的黑脚族人派和平使节前往肖松尼各群体，却发现他们踪迹全无。“南国一片空旷而静寂”，卡洛维写道。而被疫病摧残更甚的奥马哈人追随传统，向其敌对民族发动了刻意的自杀式进攻。袭击中的幸存者离开故土，成为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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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曾经说过，文化就像书籍，每一种都是人类图书馆里的一卷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16世纪被焚烧殆尽的书籍，超过了此前和之后的任何时代。从此消失的究竟有多少个荷马（Homer）[50]？多少个赫西俄德（Hesiod）[51]？有多少伟大的绘画、雕塑、建筑和音乐巨作就此消失，或再也没有了问世之机？语言、祷告、梦想、习惯和希望，统统化为乌有。在这个抗生素的年代里，我们怎么能够去想象当全部生活方式如同蒸汽一般悄然消逝，这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去分析这种空前灾难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在它催生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情况下？对此的努力尝试看来是很重要的。愚以为，为了尽力还原损失的规模、种类以及成因，最好的方法，是来审视一个其精神生活与毁灭的记录几乎同等翔实的北美原住民社会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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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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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殖民者的记述，1524年，一次引人注目的对峙在三国同盟（亦以阿兹特克帝国闻名）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爆发。当地在3年前已由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攻取[52]。两个神职人员代表团在同一个房间里相对而立，就上帝的本质各执一词。欧洲方面出席的是12名方济各会（The Franciscan）教士，他们经教皇哈德良六世授权，从欧洲来到此地。而另外一边则是三国同盟的12名大祭司，直到科尔特斯勒令关闭所有大型神庙并打倒知识阶层之前，他们长期在此行使着极大的精神与政治权力。尽管这些修士都已经得到罗马教皇的授权，但所有12人都是西班牙人，一方面因为西班牙征服了这个美洲帝国，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个用了几百年时间才摆脱非洲穆斯林统治的国家，有着对付强大外来意识形态的经验。与之相仿，三国同盟的大祭司们也或许都是墨西卡人。作为三国同盟中的主导力量，墨西卡人建立了帝国最大城市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他们也居住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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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济各会教士的到访源于科尔特斯的要求。科尔特斯相信，对同盟的军事胜利必须伴随着同等程度的、可证明其正当性的精神征服。他说，印第安人必须得到上帝的拯救。于是，他请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King Charles V）去找一些神父来从事这项工作。国王转而求助于教皇，并寻求他的祝福与建议。历史学家威廉·H·普雷斯科特（William H. Prescott）写道，科尔特斯不想要“主教和那些娇惯的高级教士，他们总是挥霍教会的财产，以供自己狂欢度日，而想要……生活清白而纯粹的人们，他们受到修道院学识的滋养，在其为之献身的事业面前，不计较个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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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修士们的首领是马丁·德·瓦伦西亚（Martín de Valencia），此人把全身心都献给了禁欲主义信仰，连自己最后的岁月也隐居在这片墨西哥沙漠里。修士们打算把西班牙的这些新子民引领到令人振奋的基督教世界的大道上来。他们了解到，墨西卡人已经有了一座教堂（虽然是一座意在将其灵魂献给魔鬼的假教堂，但好歹也是一座教堂）。而且他们也知道，印第安人数量太过庞大，甚至连最热心的传教士也会力有未逮。因此，瓦伦西亚的计划是通过代理人来进行归化工作：他和另外11名修士将让印第安神职人员看清正道之美，并通过翔实的神学论述来得到他们的拥护和信奉。而此后，这些神职人员就会四散开来，用其母语来传播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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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士与墨西卡人之间辩论的唯一记录，在40年后由另一位名叫伯纳狄诺·德·萨哈冈（Bernardino de Sahagún）的方济各会教士编撰并流传了下来。萨哈冈认识12名参与当年辩论的方济各会教士之中的10人，他还采访了4名参会的墨西卡祭司，并以自己亲历的相似神学讨论来推测1524年辩论的其余内容。他对当年辩论的重塑以对话形式写就，由类似于意大利正歌剧的双方大段朗诵构成，但并不显示出每位发言者的身份；一些历史学家相信，这或许是因为那场传说中的会面其实从未发生，而萨哈冈的记述不过是双方很多更小规模的遭遇的结晶。他的原始手稿只有一部分流传至今。该手稿由墨西卡语言纳瓦特尔语（Nahuatl）撰写而成（萨哈冈学会了流利的纳瓦特尔语）。不过，现存资料足以表明墨西卡人在西班牙人面前的自我定位：虽已败于敌手，但绝非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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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哈冈的重塑中，方济各会教士率先发言，其翻译努力用纳瓦特尔语的韵文，即当地上流话语，来表明欧洲人的观念。修士们解释说，派遣他们前来的，是“神物的人间代言者”教皇，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把“唯一真神的/庄严之语”带到新西班牙[53]来。修士们说，当地人对假圣坛的祭拜“使他心灵受创/汝等是以在其忿恼中度日”。印第安人对偶像与魔鬼的敬拜使基督教的上帝火冒三丈，于是他派来了“西班牙人/……令汝等苦痛难当之人/此系汝等之苦报/使汝等不再/使其无上之心承受重创”。换言之，三国同盟之所以被征服，是因为其子民未能认识到唯一真神的存在。修士们说，一旦墨西卡人接纳《圣经》，“众生之源/即可平复其心/不复念灭尽汝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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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卡人立即做出了回应。他们虽然不愿成为基督教徒，但也知道自己无法在与其征服者的直接冲突中取胜。他们敏锐地试图把辩论的表述转为双方更为志趣相投的修辞学，并以此迫使修士们平等地对待他们。大祭司之首发问道：“我们现在立刻能说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庇护人民的人/ 我们是人民之母，人民之父。”这意思是：我们祭司跟你们方济各会教士是同道中人。跟你们一样，我们也是高级神职人员和精英知识分子。跟你们一样，我们的社会功能也是为普通民众提供慰藉与意义。这些墨西卡人说，否认其信仰只会把其生活搞得四分五裂。祭司们解释道，有鉴于此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我们自己尚难接纳（基督教）/此教尚难取信于我”。在祭司们的回绝背后，是一个含蓄的请求：你们知道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是什么滋味。你们也担负着同样的职责。大家都是位阶甚高的神职人员，就放我们一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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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济各会教士本以为会遇到孩童般的原住民，就像一个个等待着上帝圣音去填充的空瓶子。结果他们发现，自己碰上的是技术娴熟，并自豪于其精神传统的雄辩家。最后，修士们干脆诉诸一个粗鄙但有效的论点：印第安人必须宣誓效忠于基督教的上帝，因为他们自己的“神灵力有不逮，未能将其从西班牙人手中解放出来”。于是在一场肃穆的仪式中，墨西卡人放弃了自己古老的宗教，转而信奉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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