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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祭是一个极易被付诸情绪的话题，三国同盟的此间实践不可避免地笼罩在了神话（myths）之中。有两种神话颇为重要。其一是帝国从未进行过人祭；换句话说，在西班牙人征服此地后出现的对公开人祭场面的多种记述，统统是种族主义的谎言。夸大人祭的程度，确然符合西班牙人的利益，因为终结科尔特斯所谓的“最为可怖、可鄙的习俗”成为了将其征服的事后理由。但是墨西卡艺术与文字中诸多被描绘得栩栩如生的仪式，无疑表明了它确实曾大规模地发生过。（据科尔特斯的估算，在三国同盟内死于人祭的每年都有“三四千人”。他很可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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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神话是以死亡作为奇观的三国同盟，与欧洲在根本上有所不同。可无论是被斩首于巴勒莫（Palermo）[59]的罪犯，被烧死在托莱多（Toledo）[60]的异端，还是遭溺毙并车裂于巴黎的刺客，欧洲人总是兴致勃勃地涌入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痛苦极刑的执行地，以此当作免费的大众娱乐。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告诉我们，伦敦市每年都要在海德公园以北不远的泰伯恩（Tyburn）进行八次公开处决。（1664年，外交官塞缪尔·皮普斯为了近距离观摩在泰伯恩进行的一场绞刑仪式，支付了一个先令。他写道，在现场目睹受刑人求饶场面的，“至少有12 000人或14 000人”。）即便不是全部，至少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死囚的尸体都会被钉在城墙上或挂在公路边，以示警告。布罗代尔观察道：“很多古画里都有着这些尸体被悬挂在树上，而树丛远方的轮廓在天空下显得十分醒目的情景。那不过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细节罢了，它们是景致的一部分。”据剑桥大学历史学家V·A·C·加特莱尔（V. A. C Gatrell）的统计，从1530年到1630年，英国一共处决了75 000人。英国当时的人口在300万左右，这或许是墨西卡帝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从简单算术可知，如果英国面积与三国同盟相仿，那么它每年平均处决的人数就达到了7 500人上下；这一数字是科尔特斯估算的同盟每年处决人数的两倍。而据布罗代尔的观察，法国和西班牙每年处决的人数还要多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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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仪式性的公开屠杀的喜好上，三国同盟与欧洲比双方所知的更为相似。两地的公开行刑都伴随着宗教经文的朗读。二者的目标也都是创造民众对政府山呼海啸一般的忠诚：墨西卡的做法是追溯帝国的精神合法性；而欧洲的方式，是重树因犯罪行为而受损的君主的神圣力量。至为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只按其残暴程度来衡量这两种社会的好坏，二者也不应该借此互相作出武断的判定。如今有谁愿意活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终日与奴隶制、不断的战事、制度化的鸡奸，还有对过剩人口的残酷杀戮为伍呢？但雅典的确有着修辞学、歌剧与哲学的闪光传统。三国同盟里的特诺奇蒂特兰与其他城市也是如此。事实上，以古典纳瓦特尔语写就的文集数量，甚至超过了古典希腊语典籍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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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瓦特尔语中，“智者”（tlamatini，字面意义为“知事之人”）这个词，含义近乎于“思想家兼导师”，说是哲人也未尝不可。“著作等身，才智过人”的智者应当撰写并保存部族的手抄本，而且在生活中为他人作出道德榜样。就像墨西卡人说的那样，“余者皆以其为镜。”帝国开展了可能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义务教育。三国同盟里的每一名男性公民，无论其出身贵贱，都必须就学，直到16岁为止。许多智者都就职于培养下一代祭司、教师和高级行政官员的精英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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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腊哲学相似的是，智者的教学内容与特拉卡埃雷尔的官方教条联系甚少。［诚然，柏拉图的确让苏格拉底巧妙地“修正了”荷马的表述，因为神灵似乎不应按这位诗人所写的那样，以不道德的方式行事。但总体而言，奥林帕斯山（Mount Olympus）[61]上的万神殿对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教学并不产生什么影响。］但与此同时，墨西卡人宗教对生命历程恰如白驹过隙一般的理解，也得到了智者的普遍认同。“我们究竟是否真正生活在人间？”一首托名内萨瓦尔科约特尔（Nezahualcóyotl）所撰的诗或歌如此发问道。内萨瓦尔科约特尔是中美洲思想的奠基人，也是三国同盟中另两国之一德斯科科国的特拉托阿尼。这首最著名的纳瓦特尔语诗词之一，对诗人自己的问题做出了如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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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久长，须臾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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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易碎，黄金堪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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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鹃翎羽，终归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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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久长，须臾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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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篇同样托名内萨瓦尔科约特尔所作的诗文则更为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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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图画那样，我们会被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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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鲜花一般，我们终将干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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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似身披羽裳的宝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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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宝鸟脖颈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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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总是要灭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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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视死亡这个命题的时候，诸多文明的哲人都曾从死后来生的前景那里寻求安慰。但墨西卡人摈弃了这种慰藉，因为他们苦闷于无法确知魂灵的归处。“彼岸黄泉可有花开花落？”内萨瓦尔科约特尔问道。“在身后之世，我们是死了还是活着？”如果不是绝大多数，至少多数智者对生命的认识都与纳博科夫（Nabokov）[62]相近：“我们的存在只是两片黑暗的永恒缝隙间一道短暂的光。”[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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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特尔语中的修辞往往由事物的两个组成部分来代指整个事物，就仿佛是某种双倍的荷马式比喻。譬如说，一名诗人不会直接提到他的身体，而是会说“我的手脚”（noma nocxi），而其悟性颇高的听众就会明白这是一个提喻，这也正如英语读者都很清楚，当写作者在文字中提及“皇冠”（the crown）这个词的时候，所指的其实是头戴皇冠的君主本人，而不仅仅是那顶头饰。与此相似，诗人的演说就成了“他的言语和呼吸”（itlatol ihiyo）。而“真理”则是“neltilitztli tzintliztli”，其大意为“根本的事实，真正的基本原则”。在纳瓦特尔语中，词语都是极富涵义的：所谓真实的，就是根据充足的、稳定的、不可变的，尤其是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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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类只是匆匆过客，人生又短暂如梦，智者认为，不变的真理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超越人类体验的存在。墨西哥历史学家莱昂–波蒂利亚（León-Portilla）写道，在这变化无常的地球上，“按纳瓦特尔语的词义来说，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多少智者与这一矛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片刻的生灵怎么去理解持久的概念呢？这就像让石头去理解死亡的意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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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莱昂–波蒂利亚的分析，15世纪诗人阿约夸安·奎茨帕汀（Ayocuan Cuetzpaltzin）看到了这条哲学死胡同的一个出口。他像所有诗人一样，在描述中用隐喻的方式求助于暗红丽唐纳雀（coyolli），此鸟以其银铃般的歌声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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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路高歌，鲜花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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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词句倾泻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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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似玉石和咬鹃翎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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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能取悦造物主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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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世上的唯一真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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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波蒂利亚认为，只有把阿约夸安的上述诗句放在纳瓦特尔语的语境中，才能充分理解其意。“花与歌”是诗歌的绰号，而“玉石和咬鹃翎羽”是珍贵之物的提喻，正如欧洲人眼中的“黄金白银”。这首由飞禽自发创作的歌曲，是美学灵感的代表。莱昂–波蒂利亚说，阿约夸安的主张是，人类能够在某一节点触碰到那些潜藏于我们朝露般短暂的生命之下的持久真理。这一节点就是艺术创造的时刻。诗人问：“让人类心荡神驰的鲜花（艺术创造）从何而来？”他随后答道：“只来自于奥梅忒托的家，来自于天堂的最深处。”这名墨西卡人说，人类只有通过艺术，才能接触到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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