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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科尔特斯及其印第安盟友最终发动进攻的时候，依然遭到了墨西卡人的猛烈反击，以至于这场围攻通常被形容为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役；据估算，伤亡人数高达十万。如果天花未曾侵袭此地，科尔特斯似乎很可能会战败。到头来，他不过是通过系统性地破坏整个城市，才得以攻占特诺奇蒂特兰。三国同盟于1521年8月21日宣布投降。这也宣告了自特奥蒂瓦坎以来屹立千年的帝国传统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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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特斯对在特诺奇蒂特兰发生的屠杀负有大半的直接责任，但这场战争只是一次更大灾难的很小一部分，而对于这次灾难，人们很难判定由谁来承担责任。据伯克利研究人员库克和博拉的估算，科尔特斯登陆的时候，在面积为20万平方英里（约68.6万平方公里）的墨西哥中部地区内，有2 520万居民。伴随着科尔特斯的到来，整个地区的人口崩溃了。到了1620年至1625年期间，地区人口剧减至73万，“约为他登陆时的3%”。据库克和博拉的估算，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该地区的人口才恢复到了15世纪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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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16世纪的墨西卡图画描绘了天花的影响。在特诺奇蒂特兰的守卫者们与科尔特斯及其原住民联军的战斗中，该病毒极大削弱了三国同盟的力量，并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解体。伯纳狄诺·德·萨哈冈在《新西班牙通史》（成书于1575年前后，这里采用的是詹姆斯·洛克哈特的译本）的开篇中写道：“一场传染病爆发了，这是一种脓疱病。硕大的脓疱在人群里蔓延，还长遍了其中一些人的全身上下。它们四处蔓延，在脸上、头上、胸上，不一而足……患者难以行走，只能在其住处或安歇之地卧床，不得移动或挪动。他们无法改变姿势，无法侧身或俯卧着伸展身体，也无法抬头……覆盖人们身体的脓疱造成了极大的荒凉；很多人因此而死，很多人干脆是饿死的；饥荒遍地，再也没有人来照料他人了。”左侧的图画源于一册16世纪的手抄本，是对一个天花爆发年份的冬日记事式的描绘：两名垂死或已死的男子，身体上遍布脓疱。下面的图画取自《新西班牙通史》，显示的是患者喊痛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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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开始，欧洲人认识到，他们的到来给美洲原住民带来了一场灾难。“我们基督徒摧毁了如此多的王国。”在欧洲人征服后到访秘鲁的旅行者佩德罗·谢萨·德·莱昂感叹道。“西班牙人所到之处，哀鸿遍野，恰似火势来袭，所向披靡。”自德拉斯·卡萨斯以来，历史学家、神职人员和政治活动家一直在争论，欧洲人及其在美洲的后裔是否应对印第安人的巨大损失负道德责任。事实上，一些作家在描述双方接触及其后果的时候，用上了持有偏见的“浩劫”（holocaust）[70]一词。而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个更为耸人听闻的标签的出现：“种族灭绝”（geno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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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辩护士们声称，这些大规模死亡不应当被描述为种族灭绝。在当地爆发的流行病往往根本不为欧洲人所知，更谈不上由其蓄意所致。有鉴于此，美洲原住民的大规模死亡与犹太人大屠杀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后者的成因是大规模谋杀的国家政策。史蒂芬·卡茨（Steven Katz）在其不朽之作《历史语境中的大屠杀》（Holocaust in Historical Context）中写道，“作为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灾难，新大陆的人口流失尽管惊世骇俗、规模空前，但极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意外的悲剧。”按他的观点，印第安人的批量死亡是“尽管欧洲人无可置疑地表现出了让印第安人口继续存活下去的真诚愿望，但依然发生了的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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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茨言过其实了。不错，西班牙征服者的确不想让印第安人全部死绝。但这一愿望绝非出于人道主义动机。与此相反，西班牙人想把原住民用作强迫劳动力。事实上，博拉认为，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对殖民地的经济造成了极大打击，并导致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经济衰退”。为了补给其劳动力需求，西班牙人开始从非洲进口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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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中部地区的人口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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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研究人员库克和博拉用了几十年时间，复原了被西班牙人征服后，前三国同盟疆域内的人口数据。在结合了许多资料中的殖民时期数据后，二人估算认为，该地区人口从1518年科尔特斯抵达前的2520万降到了1623年的70万；也就是说，在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减幅达97%。（他们对图中每个标注年份都做出了人口估算。）墨西卡人口统计学者埃尔莎·马尔维多根据教区记录，计算出了地区内流行病爆发的前后次序，这里展示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日期都是估值，因为每次流行病疫情都会持续若干年。对一些疾病的鉴定也不确切：例如，16世纪西班牙人把一些如今看来有着明显不同的疾病混为一谈，统归于“瘟疫”类。此外，原住民还反复遭受所谓“斑疹伤寒”（cocoliztli）的侵袭，西班牙人对此病一无所知，但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一种鼠类传播的汉他病毒。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病毒的扩散得益于西班牙人征服后印第安原住民卫生设施的崩溃。以上两种重建都只是实验性质的，但多数业界研究人员均信服于二者结合起来描绘出的人口灾难性流失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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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一些新来者的确发起了支持消灭原住民的运动。譬如，诗人兼医生老奥利弗·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Sr.）就把印第安人视为“用红蜡笔画出的早期人类的草图”。霍姆斯说，对“其之于白人种族的问题”，有一个解决办法：“灭绝”。正是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少数西班牙人（还有少数法国人、葡萄牙人和英国人）蓄意地扩散了病毒。更多人则是穷凶极恶地虐待印第安人，成千上万人因此丧生。但这些蓄意传播的流行病、致命般的残酷对待和触目惊心的种族主义所造成的痛苦和死难，与疾病的反复冲击相比，统统黯然失色，而后者作为一种亡国的手段，是欧洲人无法控制，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是一无所知的。这个道德责任怎么能归咎于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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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慢，活动人士说道。欧洲人或许对微生物的子丑寅卯并不知情，但传染病是怎么回事，他们可是充分了解的。在哥伦布起航将近150年前，一支鞑靼军队围攻热那亚的卡法（Kaffa）[71]城。黑死病随之而来。让守城者高兴的是，攻城士兵开始成批死去。但当鞑靼大汗用机器把手下病死者的尸体弹射进城内，蓄意在守城军民之中引发疫情的时候，得意变成了惊恐。热那亚人弃城而逃，把卡法留给了鞑靼人。但他们跑得还不够快：他们的船只把黑死病扩散到了每个中途停靠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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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经疫病考验的欧洲人对天花的潜在后果了然于心。“而他们对此的集体反应又是什么呢？”长期为印第安人鼓呼的活动人士沃德·丘吉尔（Ward Churchill）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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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因恐慌而生畏，并且说“等会儿，我们得叫停一下，或者至少是慢点来，等到我们大概知道怎么避免这些影响的时候再说”了吗？没有。他们全体人的反应差不多都是要加速其人员的抵达率，而且能扩散到多远的地方，就扩散到多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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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是夸大其辞了。欧洲人和印第安人都没有从世俗意义上理解疾病的由来。“疾病是神意的物质体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Stony Brook）分校的科学哲学家罗伯特·克里斯（Robert Crease）对我说。“你是可以把疾病传给某人，但这么做就好比是在传播罪恶、噩运或是不良情绪；这种传播本身也是神意的反映。”西班牙征服者很清楚地知道疫病的潜在影响，但至于他们所无法控制的其实际影响，那就是上帝的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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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卡人也认同这个观点。据人类学家J·乔治·克洛尔·德·阿尔瓦（J. Jorge Klor de Alva）的观察，在所有原住民对西班牙人征服及其后果的记叙中，墨西卡人都哀叹其损失，但是他们“极少从道德角度来对西班牙人进行评断，而科尔特斯也只是偶尔会被认作一个恶人。一个似乎很普遍的观点”（至少这个在饱经风霜后变得富有哲理，还有着浓厚帝国观念的群体是这么想的）“是西班牙人做了如果机会允许任何其他群体都会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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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征服者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 Castillo）曾有名地历数了自己和其他人投奔科尔特斯的原因：“为上帝以及（西班牙国王）陛下服务，照亮那些在黑暗之中的人，还有和所有人的心愿一样，发财致富。”在迪亚斯的清单里，精神动机和物质动机同等重要。科尔特斯往往全神贯注于寻找黄金，但他也受到随行教士的限制，需要在无疑会激怒原住民首领的情况下颁布福音。在特诺奇蒂特兰被毁后，西班牙王庭与学界精英在讨论对印第安人的归化是否值得令其承受如此的苦难上，陷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争执。很多人相信，即便印第安人在归化之后不久就死去，也照样是好事一桩。克里斯总结道：“基督教不是让人恢复健康的，它是拯救人的。”如今少有基督徒会认同这一主张，但要想使其先祖承担应付之责，可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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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关于布莱克对印第安人类白细胞抗原资料分析的社论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医学研究人员让–克劳德·萨洛蒙（Jean-Claude Salomon）问道，原住民死亡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可避免性，是否可以“减轻欧洲人的历史罪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的，萨洛蒙写道。但这并不能让人们就此对侵略者放一马，他们的确造成了大量死亡，并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那些带着微生物跨越大西洋的人负有责任，但并无罪责。”萨洛蒙如此判定。罪行不易代代相传，但责任是可以的。为了使南北美洲的欧洲人及其后裔履行责任，首要的一步是尊重今天的原住民；遗憾的是，人们至今还并不将此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承认并遵循昔日签署的条约也不是一个坏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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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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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就是翻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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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当然喽，只不过这更像是一种再翻案[72]。西半球的第一批欧洲探险者并没有仔细地做出人口统计，但他们把美洲本土反复描绘为一个拥挤不堪、摩肩接踵的地方；正如德拉斯·卡萨斯在1542年写的那样，“像蜂窝一般的人群”。在德拉斯·卡萨斯眼中，美洲的人口是如此之稠密，“上帝似乎是把全人类或者是大多数人类都放到这些国家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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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所知，德拉斯·卡萨斯从未试图对原住民的初始人口进行计数。但他倒是计算了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西班牙人的病毒和暴行。据德拉斯·卡萨斯“确定而诚实的估算”，在哥伦布抵达美洲后的头50年里，他的同胞消灭了“超过1 200万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事实上我相信，不自欺欺人地说，这个数字不止1 500万。”20年后，他把对印第安人死亡数字（也就是当地初始人口）的估算上调到了4 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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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斯·卡萨斯的后来者通常同意他的观点：例如，18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克拉维赫罗（Francisco Javier Clavijero）宣称，单是前哥伦布时期的墨西哥就有3 000万人口。但对此的质疑之声逐渐地出现。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殖民时期的记述看来都有所夸张，尽管其原因很少能够得到解释。（库克和博拉讽刺地评论道，“16世纪的欧洲人还真是知道怎么数数啊。”）尤其是对于北美土著人口的数字，史学家的估值在不断地下调。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一估值已经缩小到了整个西半球的人口约有四五千万。过了20年，估值又减少了五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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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形势发生了逆转。至少是在目前，计数偏高者看来在这场争论中正处于领先的状态。确切数据虽然并不存在，但多数现存证据对此都有着明确的指向。“大多数箭头都指着这个方向。”德尼万对我说。对这些估算的误差幅度提出指责的计算机科学家赞巴尔迪诺也指出，即便是对已知数据极端保守的推论，也会得出仅墨西哥中部，就有500万到1 000万前接触时代人口的数字。“这不仅是按16世纪的标准，按任何标准而言，都是一个相当高的人口数字。”甚至连《毫无根据的数字》的作者海尼格本人也并非计数偏低者。在《毫无根据的数字》一书中，他认为“在整个西半球或许有4 000万人”，并“不是一个不合情理的”数据；这对一名计数偏高者来说虽然算是保守的估值，但无论如何也都是计数偏高者的估值。而事实上，这也正是海尼格花费大量篇幅予以批判的西班牙人往昔资料来源的龙头，即计数偏高者的守护神德拉斯·卡萨斯本人所提供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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