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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北地区已知唯一神祇的踪迹，或许是一幅刻在葫芦表面的图画。它描绘了一个长有利齿，头戴帽子，双手各执长棍，面向观众的神像。克里默2002年发现这枚葫芦的时候，上面的画像使安第斯学界为之一震。它的样貌颇似棍神（Staff God），即安第斯诸神中某主神（此神祇同样长有利齿，挥舞棍棒）的早期版本。此前出土的文物显示，棍神的形象最早出现于公元前500年左右。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表明，小北地区的这枚葫芦被采摘于公元前2280年到公元前2180年之间。哈斯和克里默认为，如此早的出土年代意味着，安第斯地区主要的精神传统发祥于小北地区，而该传统至少持续了4 000年之久，比人们此前猜想的要多上1 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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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发现，很多研究人员都持有怀疑态度。利马秘鲁天主教大学的考古学家克日什托夫·马科夫斯基（Krzysztof Makowski）认为，葫芦上的画像极其反常（克里默是在公元900年到公元1300年之间的地层里掘出这枚葫芦的），以至于一个更为可能的解释是，神像被后来人刻到了这枚由于极端干旱的气候而得以保存下来的远古葫芦上。这种对古老原材料的重复使用并不是全无先例，然而学者们也从未在有着3 000年历史的葫芦上观察到相似的做法。马科夫斯基说，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证据表明古秘鲁人曾经笃信于所谓“棍神”的单一神祇。他向我解释道，“我们所谓的‘棍神’是一种习俗”，和公式化、标准化的拜占庭艺术有共通之处。在他看来，作为一些彼此相关的信仰的重叠排列，秘鲁的宗教传统才刚刚开始被人们认识到。这就好比未来的考古学家在欧洲进行发掘工作的时候，反复思量着那幅无所不在的十字架上的男性的图像。这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以相似手法描绘的很多人，又或是一个其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了变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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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发现的事物还有很多。在卡拉尔遗址以南的海岸上，沙迪在国立圣马科斯大学的一名同事正在发掘一个或许与之同等大小，而且还要稍微古老一些的遗迹；在小北地区以北，一个由缅因大学的丹尼尔·H·桑德维斯（Daniel H. Sandweiss）领衔的研究团队2010年暂时判定，一座早期纪念碑的建造年代可能比瓦里坎加遗址更为久远。但在小北地区以内，这些努力和所有人类活动一样，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沙迪、桑德维斯、莫斯利和另外两名美国研究人员确认，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一次突发地震和厄尔尼诺现象后的洪水，在卡拉尔造成了破坏性的山体滑坡；与此同时，位于河口地带的阿斯佩罗也被沙粒吞噬。如果这些气候和地质灾害在整个小北地区都有发生，那么它们就有可能终结了这个已延绵2 000年的当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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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文明的衰亡并没有中止人类在南美西部地区的发展进程。在旧文明的遗迹之上，新的文明和社会体系蓬勃而生。随着安第斯社会的逐渐发展和日益富足，它们的庙宇与其中的图像也越发气势磅礴，做工精致，然而前者一直忠实于我在小北地区目睹的U字形布局和下陷广场的设计，而后者也往往描绘着“棍神”的姿势，并且从未放弃其直立的姿态、咬合的利齿和挥舞的棍棒。在此后的1 000年里，这一神祇或诸多神祇都转变成了维拉科查的形象；维拉科查是印加文明里的创世神，对其的崇拜最终遭到了西班牙的残酷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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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利说，无论是在沿岸还是河谷，小北地区都点燃了一簇文明的星星之火。在接下来的3 000年里，秘鲁成为了浩如星海的不同文化的发源地，以至于教科书中的考古学年代表，简直和欧洲王室的宗谱一样令人费解。哈斯说，尽管其内容各有不同，但是所有这些文化都起源于小北地区。由于例外情况不在少数，而人类行为又总是头绪繁多，若想辨明这些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其难度堪比钉住一块水银。尽管如此，安第斯地区史的读者还是能够辨识出一些颇为醒目的特定行事方法，这些方法有时以某种变体出现，有时又以另一种变体出现，与爵士乐的即兴创作大有异曲同工之妙。看来可以这么说，小北地区创造了从广大地区内的交易至上观，到对欢庆性质的集体市政工程的喜好，还有对纺织品和纺织技术的高估值等等所有这些文明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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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这一壮举的也只有小北地区。在接下来的4 000年里，从外部世界输入安第斯文明的主要物品只有一个：玉米。其他少数几种农作物则在其后输入此地，这包括在亚马孙地区驯化的烟草，它而后一路北上，成为从中美洲到缅因州，深受各地印第安人酷爱的恶习。但玉米的社会、文化甚至政治重要性，使其成为第一个（也是几百年内唯一一个）从墨西哥传入安第斯地区的事物。天可怜见，接下来的那个主要输入品就是天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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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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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玉米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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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刚发亮，就已经有几个人在小店外等候了。金属栅板一拉起来，我就跟着他们一拥而入。这家小店位于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居民区。在低矮的柜台后，五六个妇女围着齐腰高的混凝土块炉子打转。每座炉子圆顶形的顶部，都嵌着两个浅浅的黏土盘子，作为饭炉之用。这些妇女把玉米薄饼［奶油色的薄片面粉，每一片的直径约9英寸（约23厘米）］滑入滚烫的饭炉盘上。在几秒钟里，玉米薄饼就变干了，像蛋奶酥一样膨胀起来。烤玉米的香气也从店面里升腾而起。这种食物的气味已经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大地上弥漫了数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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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位于瓦哈卡的玉米薄饼店，Itanoní试图对墨西哥南部数百种不同的玉米加以保护。这是一项在中美洲已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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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成立于2001年的玉米薄饼店，旨在以创新的方式保存全球最伟大的文化和生物学财富之一：墨西哥南方狭长“腰部”地带的多种不同的玉米。该地带里混杂着山丘、海滩、潮湿热带森林和干燥的大草原，是中美洲生态形式最为多样的地区。瓦哈卡理工学院的植物学家T·布恩·哈尔伯格（T. Boone Hallberg）说：“瓦哈卡的一些地域高达9 000英尺（约2 743.2米），另一些地区则与海平面等高。土壤有时酸性极强，有时却含有相当的碱性，而这都是在900英尺以内发生的事情。你就是走上一条高速公路的任意一边，东边的气候和西部的气候都会有所不同。”这一地区的人文地理学也同样多元：十几个主要的印第安群体都发源于此，共享悠久绵长而支离破碎的历史。尽管内部纷争不断，但所有这些群体在该地区最伟大的成就，即中美洲农业（可以说是全球最有益于生态的农耕方式）及其关键元素玉蜀黍（Zea mays，以玉米之名为农学家所知）的发展中，都占据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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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拜访的是薄饼店背后的企业家阿玛多·拉米雷斯·莱瓦（Amado Ramírez Leyva）。生于瓦哈卡并学习农学的拉米雷斯·莱瓦，建立了一个传统农民的团体。作为努萨维族（Ñudzahui，从属于米特斯克人）人，他本人也是一名印第安农民。这些农民为他名为Itanoní的薄饼店提供八种不同的干玉米，店里继而把玉米粒仔细磨碎，手工压成薄饼，并为顾客新鲜烤制。Itanoní在努萨维语中意为“玉米花”，指的是一种在玉米地里开放的花朵。这是全墨西哥少数几家出售可被称为“遗产式”（仅以一个地区的一种玉米制成玉米薄饼）的餐馆之一，可能甚至还是唯一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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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米雷斯·莱瓦对我说：“每个墨西哥人都知道真正的玉米薄饼的做法。但如今已经没法再这么做了，在祖母的厨房里倒是还有可能。”首先，把干玉米粒浸入一盆石灰和水中，以移除其厚实的半透明外皮（西班牙语中，用动词nixtamalizar专门形容这一过程）。然后，用石碾将玉米粒磨成粉糊（masa），即一种略带黏性的、有着明显玉米香味的软膏状物。这种不加任何盐分、香料、膨松剂或防腐剂的粉糊必须在被磨碎之后的几个小时内进行烤制，而烤成的玉米薄饼也应该在出炉后不久就趁热食用。趁热食用风味最佳，用蘑菇或乳酪对折卷在tlacoyo饼里吃掉也不错。他说，一张玉米薄饼应该就像一杯红酒一样，蕴含着其出产地的味道。“你想尝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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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欣然接受。店里的味道（烤干的玉米，融化的农场乳酪，还有用自家压榨的油炒出来的南瓜花）让我食欲上涌，直抵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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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米雷斯·莱瓦递给我一整盘tlacoyo饼。“10 000年以前，我们这里吃的就是这个，”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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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激情澎湃的宣示多少有夸大之处，但也只是略有夸大。当然咯，当时的印第安人没有乳酪可吃。而且虽然玉米薄饼历史悠久，但他们在10 000年前吃的也不是这个东西。众所周知，11 500年以前的古印第安猎户出没于地处瓦哈卡西北部的普埃布拉州（Puebla）境内的洞穴里。他们猎捕的不是乳齿象和猛犸象；这两种猛兽当时已经绝种了。相反地，他们猎捕鹿、马、羚羊、长耳大野兔，偶尔还猎捕巨龟和若干种啮齿动物。在接下来的2 000年里，除了鹿以外，所有其他的这些动物也都消失了，其原因或许是过度杀戮论在当地的某一变种，或许是更为炎热干燥的环境使草地面积不断地萎缩，也或许二者皆有。为了应对猎物的匮乏，瓦哈卡和普埃布拉的居民转而着重于采集。在丰产地之间不断迁移的单个家庭自力更生，每年春秋两季都以种子和水果为食，冬季出外狩猎。每到夏天，他们就聚成25人到30人的群体；当地人喜食的仙人掌叶在当季产量颇丰，足以支持更大群体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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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环境的认知始终都在增加。人们学会了食用（经烘烤的）龙舌兰属植物，去除橡树果的丹宁酸（将其磨成粉末状，之后浸泡），做钳子来夹取多刺的仙人掌果实，在矮树丛里寻找野南瓜花以及其他有用之物。他们或许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当年丢进垃圾堆里的种子在第二年就会自发地发芽成长。这些问题的应对措施在特瓦坎河谷（Tehuacán Valley）和墨西哥南部的多个地区都催生了成熟的农业。小果南瓜、葫芦、辣椒、猪李（chupandilla plums）都在最初的农作物之列。第一种谷类食物可能是小米：不是我们现在吃的、源于非洲的小米，而是一种相近的、名为虎杖狗尾草（knotweed bristlegrass）的黍类（现已不再种植）。随后出现的才是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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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NA层面上，所有主要的谷类食物（小麦、大米、玉米、小米、大麦等）都惊人地相似。虽然有着如此的遗传相似性，但玉米的外表和特性与余者皆有不同。这就像一家都是黑发的夜猫子里出了一个红发的早起者。在不经照料的情况下，其他谷类食物都能进行自我繁殖。而玉米则必须由人类手工播种，因为玉米粒被包在厚厚的玉米壳里，这使其基本上无法自体繁殖。其他谷类食物的未经耕种先祖与其驯化的后代十分相似。人们可能也确实食用其谷物。譬如在中东，一小片土地收割的野生大麦就足以养活一个家庭。而相比之下，人们苦苦查找了几十年，也未曾发现野生的玉米始祖。和玉米最为相近的是一种叫大刍草的山草，但二者的外表迥然相异（大刍草有很多根细细的茎，而玉米只有一根粗粗的秆）。而且大刍草不像野生小麦和大米，它根本无法作为一种实际的食物来源：其穗部还不到1英寸长，由7到12个坚硬的木本种子组成。大刍草一整条穗的营养价值，也比不上一颗当代的玉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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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的颗粒在茎的顶部附近生长。随着植物的成熟，茎部逐渐地分离开来（或按术语来说，是脱落），从而使种子洒到地上。对野生小麦和大麦而言，一种常见的单一基因突变会阻止脱落过程的发生。这一变化对植物本身极其不利，但却有利于人类的收割；麦粒在麦秆上静候人们前去收获。秆部不脱落的谷物的发现和种植，被认为是中东地区新石器革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野草一样，大刍草的茎部也出现脱落现象，但它并没有已知的不脱落的变种。（控制大刍草和玉米秆部脱落的基因至少有16种，这一过程极为复杂，遗传学家曾一度试图解释一个不脱落的变种是如何可能自发产生的，但如今他们已经举手认输了。）既没有已知的野生始祖，又没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可培育不脱落变种的自然方式，还无法自体繁殖。也难怪墨西哥国家文化博物馆在1982年的一次展会上宣称，玉米“不是被驯化的，而是被创造的”，而且几乎是从零开始被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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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位于马萨诸塞州安多佛的菲利普斯学院的理查德·S·麦克尼什（Richard S. MacNeish）率领一支考古团队，谨慎梳理了普埃布拉州的特瓦坎河谷，试图寻找早期农业的迹象。正如秘鲁海岸一样，特瓦坎河谷地处双重雨影之中，被夹在两座山脉之间。当地的干燥气候也同样有助于考古学证据的保护。在有所发现之前，麦克尼什的团队考查了50座洞穴。第50座洞穴位于科斯卡特兰（Coxcatlán）村附近的一个岩石遮蔽物里。在这里，团队人员发现了一根烟头大小的玉米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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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尼什的团队最终在特瓦坎河谷的五座洞穴中发现了23 607根完整或部分的玉米棒。这些远古废料的出土，为一场经年累月的学术辩论提供了弹药。辩论的双方分别是哈佛大学的植物学家保罗·C·曼格尔斯多夫（Paul C. Mangelsdorf）和曾先后就职于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与芝加哥大学的遗传学家乔治·比德尔（George Beadle）。上世纪30年代末期，二人各自提出了玉米起源的理论。曼格尔斯多夫说，它是一种现已不复存在的野生玉米始祖与三囊草属野草杂交的产物，而大刍草在玉米的演变过程中并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比德尔的理论则更为简洁：玉米是大刍草的直接后裔。曼格尔斯多夫对这一观点报以轻蔑的质疑。读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不会对深奥难解的学术辩论能够演变成为“愤”令智昏的人身攻击这种现象感到惊讶了。这两名学者之间的关系冷却了下来，之后变得苦涩，而后又变得一触即发。植物学家也择边而立，笔下各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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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格尔斯多夫与麦克尼什共事，并一同把那23 607根远古的玉米棒归了类。他宣称，其中最小而最古老的那一根就是玉米真正的野生始祖，现代玉米正是印第安人用它和三囊草杂交创造出来的。曼格尔斯多夫的这根小玉米棒是极其强有力的证据，以至于到了20世纪60年代，虽然大刍草假说的创立者比德尔由于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其理论已经完全被杂交论淹没。1970年，威斯康星大学的植物学家休·伊尔蒂斯（Hugh Iltis）将比德尔的观点重新包装后再度发布。伊尔蒂斯假定，玉米的直接祖先确系大刍草无疑，但玉米是印第安人集约化繁殖大刍草，并对其各项特征进行不断调整后的产物，其演变历程也因此充斥着怪异的突变。曼格尔斯多夫一方发现，双方已然攻守易势；伊尔蒂斯不无得意地指出，特瓦坎河谷的“野生玉米”棒，和一个虽不常见、但已完全驯化的阿根廷爆裂种玉米变种完全相同。到那时为止，关于玉米起源争论的报道之多、内容之尖刻，已可与关于克洛维斯的争论一较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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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杜克大学的生物学家玛丽·W·尤班克斯（Mary W. Eubanks）以旧瓶装新酒，重振了杂交说。她认为，玉米或许是反复杂交的产物，杂交的双方都属于玉米的旁系，一方叫二倍体多年生类玉米（Zea diploperennis）[111]，是其罕见的近缘种，而杂交的另一方名为鸭茅状摩擦禾（Eastern gamagrass）。当不同种属的物种杂交时，兴许会造成生物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所谓的“基因组冲击”（genomic shock），即整体性的DNA重新排序，其间“新物种可能突然出现”。根据尤班克斯的理论，印第安人偶然地把二倍体多年生类玉米和鸭茅状摩擦禾进行了杂交，并意识到二者一旦杂交，将可能形成一个全新的生物学物种。作为证据，她宣布二倍体多年生类玉米和鸭茅状摩擦禾在实验室里的一次杂交结果显示出了古代玉米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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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刍草起源论者对此保持了怀疑态度。2001年，由12名玉米科学家组成的某团体对尤班克斯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们看来，尤班克斯未能证明她提及的杂交物确实是二倍体多年生类玉米和鸭茅状摩擦禾的杂交产物，而非二倍体多年生类玉米和现代玉米的偶然组合。（此等失误时有发生，在一个繁忙的实验室里，生物学家极有可能用错花粉，给托盘贴错标签，或是把两个分析结果搞混了。）与此同时，其他遗传学家也确定出了大刍草突变为现代玉米的一些可能的方式，这其中包括sugary 1基因，一种改变玉米淀粉、让Itanoní餐馆的玉米薄饼松脆可口的突变体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