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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人们已经很难想象玉米在墨西哥南部人类文明的初始岁月里造成的影响了，但是我们可以做一类比。20世纪60年代，农学家杰克·R·哈兰（Jack R. Harlan）与丹尼尔·左哈瑞（Daniel Zohary）在中东各地进行了长期的钻研，试图判定野生谷类植物的分布。二人观察到，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以及中东地区的其他地方，“几乎是纯林”的单粒小麦（einkorn wheat）覆盖了“数十平方公里”的农田。他们在《科学》杂志上写道，在这些国家“数千公顷的农地里，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收割的野生小麦产量，有望和经过开垦的麦田产量相匹敌”。因此在中东，农业与其说是增加了小麦、大麦和其他谷类食物的产量，倒不如说是培育了在野生品种难以存活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生根发芽的品种，从而扩大了这些农作物的耕种范围。相比之下，美洲没有野生玉米，因此也谈不上收获野生玉米。人们对野地里丛生的大刍草倒是时有目睹，但由于其穗部太小，又总是不断地脱落，因此收割难度很大。正因如此，在农业出现之前，中美洲的居民从未尝试过站在谷地里的感觉。谷地（遍地都是粮食啊！）是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居民精神家园的组成部分，而它在中美洲却是令人拍案称奇的新鲜事物。印第安人不仅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物种，还同时创造了可栽培这一物种的全新环境。不出所料，其回响的余音绵延了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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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迈克尔·D·科（Michael D. Coe）写道，栽培地体系中的玉米，“是理解中美洲文明……的关键。它的兴盛之地，也正是高雅文化的繁荣之邦”。这一陈述可能比它看上去还要精确一些。20世纪70年代，地理学家安妮·柯克比（Anne Kirkby）发现，瓦哈卡地区的印第安农户认为除非其产量能达到每英亩200磅（约90.7公斤）粮食，否则就不值得去开垦并耕作一块栽培地。柯克比按照这一数字探究了特瓦坎河谷出土的古代玉米棒子，并试图估算出其每英亩粮食产量。玉米棒的大小随着年代的演变而稳步增加。根据柯克比的计算，粮产量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就已突破了每英亩200磅。而这也恰恰是栽培地开垦首次见诸于考古学记录之中的年代。随之兴起的奥尔梅克，是中美洲历史上的第一个伟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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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梅克文明植根于墨西哥湾海岸一侧，位于墨西哥的腰部地带，与瓦哈卡之间有一座低矮的山脉相隔。它清楚地了解玉米带来的深刻变化；实际上，玉米还出现在了奥尔梅克艺术里。正如欧洲大教堂窗户上的彩色玻璃一样，奥尔梅克人庞大的雕塑和浅浮雕既有炫耀成分，又有教育意义。玉米的核心地位正是其中的重要一课，其表现形式通常是一穗垂直而立的玉米，叶子从两侧垂下；这是一个形似鸢尾花的避邪符号。在一座座雕像上，一穗穗的玉米就像思想一样，从超自然生物的头骨部分蓬勃而生。奥尔梅克人通常把健在的统治者的画像刻在石碑上（石碑是平整、垂直立在地上的长条石块，其表面雕刻着图像和文字）。在这些石碑画像中，国王的衣着（代表着国王本人在社会发展繁荣中起到的关键精神作用）通常包括正前方印着一穗玉米（和星星的模样相似）的头饰。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前哥伦布艺术展的策展人弗吉尼亚·M·菲尔兹（Virginia M. Fields）说，这一符号引发的共鸣之强烈，以至于在后来的玛雅象形文字中，“它在符号学上成了王室最高头衔ahaw的同义词”。而在玛雅人著名的创世故事《波波尔·乌》（Popul Vuh）中，人类干脆就是造物主用玉米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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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和栽培地生产模式逐渐地向美洲各地辐射开来，只有在气候过于寒冷或干燥的地方才停下前进的步伐。到了清教徒出现的年代，混杂着玉米、豆类和小果南瓜的农田已经整齐排列在新英格兰海岸，并且在很多地方还深入内陆达数英里。在此地以南，玉米传到了秘鲁和智利。在那里，尽管安第斯地区各个文化都发展出了自己的、由马铃薯占据核心地位的农业体系，玉米还是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亚马孙流域貌似是一个例外；绝大多数研究人员都相信，当地的木薯使玉米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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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伦布将其带到欧洲之后，玉米对世界其余多数地方也产生了相仿的影响力。中欧人尤其上瘾：到了19世纪，玉米已经成为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113]的日常食品。意大利北部和法国西南部是如此地依赖于玉米糊，以至于糙皮病（通常由摄入过多玉米所致）风行。1786年到访意大利北部的歌德[114]写道，“关于人的情况，我不能多谈，谈也是谈些不愉快的情况。”他还写道，妇女的“脸色意味着贫困，孩子们看起来也很可怜。男人们好不了多少……造成这种病态的原因是经常吃玉米和荞麦”。[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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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影响力在非洲尤甚。到了16世纪末，玉米已经转变了当地的农业。“非洲人口的迅速增长，有可能正是由于玉米和其他美洲印第安农作物的引进，”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告诉我，“而这些盈余的人口使奴隶贸易成为了可能。”（所谓“其他美洲印第安农作物”包括花生和木薯，这两者如今都已成为非洲的主食。）玉米横扫非洲之日，也正是外来病毒席卷印第安社会之时。在面临劳动力紧缺现象的当口，欧洲人把目光转向了非洲。那片大陆纷争不断的社会现状，使他们得以将数百万当地居民榨取为奴工。克罗斯比相信，由玉米导致的非洲人口激增，给欧洲人可怕的奴隶贸易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奴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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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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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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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识玉米薄饼企业家拉米雷斯·莱瓦几天后，我们一同前往索莱达·阿瓜布兰卡，这是一组位于瓦哈卡市东南部，距其有两小时车程的小农庄。拉米雷斯·莱瓦小店的供应商之一赫克托·迪亚斯·卡斯蒂亚诺（Héctor Díaz Castellano）在路边迎接我们。迪亚斯·卡斯蒂亚诺留了一抹铅笔胡，歪戴着草帽。他的西班牙语带有浓重的萨波特克语（瓦哈卡最大的印第安群体的语言）口音，我完全听不懂，只能让拉米雷斯·莱瓦来翻译。玉米地在一条长长的、车辙颇深、直通前方小山的土路的尽头。虽然我们早在破晓后就登程上路，但到抵达当地的时候，阳光已经炙人得很，简直让我也想来一顶帽子戴戴了。迪亚斯·卡斯蒂亚诺沿着一排排玉米走着，凝视着经过的每一根玉米茎。他几乎是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小时，讲他的玉米及其市场。我怀疑他并不是天生就口若悬河的人，只是那天早晨，他碰上了一个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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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哈卡有34万座农场，迪亚斯·卡斯蒂亚诺的玉米地只是其中之一。全州大约三分之二农场的面积不到10英亩（约4公顷），他的农场也概莫能外。按发达国家的标准而言，这已经小到无法维持的程度了。玉米的绝大多数地方品种都种植在这些农场里，这一部分是因为传统，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它们通常处于要么海拔过高、要么气候过干、要么地势过险、要么地力过弱（要么其所有者是买不起所需肥料的贫农），总之是无法支持高产品种的地理环境中。而农地过小、条件奇差还不算，玉米的地方品种产量往往要低于现代杂交品种：其产量通常为每英亩0.4~0.8吨；而如果施肥适度，瓦哈卡绿色革命品种的产量在每英亩1.2~2.5吨之间，优势极大。薄收所得或许足以维持生计，却很难运往市场贩卖，因为这些小农庄和最近的大型城镇之间，通常有着几个小时的土路车程。农户们的千方百计总是归于无用：现代杂交种的产量之高，使得美墨两国距离虽远，但美国企业在瓦哈卡的玉米售价还是要低于迪亚斯·卡斯蒂亚诺自产玉米的价格。他说，玉米的地方品种口感更好，但很难找到使其质量得到回报的途径。他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拉米雷斯·莱瓦正在努力推销他的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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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克托·迪亚斯·卡斯蒂亚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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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迪亚斯·卡斯蒂亚诺的家里吃了早餐。他的妻子安吉莉娜，一名体态丰硕、穿着彩格呢紧身裙的短发妇女，正在户外铝制波纹墙的小棚里烤制玉米薄饼。柴火在一把被称为comal的黏土煎锅下方烧得正旺。煎锅和火焰之间架着三块岩石，这种烹调方法的历史之久远可与中美洲文化比肩。在火堆边的一个三脚石碗里，盛着一碗足有一台烤面包机的两倍大的新鲜粉糊。墨西哥农户对陌生人十分慷慨，这已经是人们根深蒂固的一种成见。而把食物在我的盘子堆得老高的安吉莉娜，使我加深了这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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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她的丈夫发问道，他认为自己是什么人。我本想知道的是他生于哪个印第安群体。而他理解成了另外一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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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os hombres de maíz,”他为了让我听懂，发音清晰地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都是玉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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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确定该怎么理解这个精辟的观点。他是在捉弄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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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这么说，”拉米雷斯·莱瓦察觉到了我的困惑，随口说道，“这是句俗语。”过了一会儿，我前去拜访了在墨西哥城外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就职的一名丹麦人类学家。我在观看她采访瓦哈卡人的影片时，发现有两位年长的妇女也向这名年轻的人类学家解释说，她们是玉米人（hombres de maíz）。这么说拉米雷斯·莱瓦是对的咯，我想。第二天，另一名就职于该中心的生物学家送给我一本平装书，并说它是“有史以来关于中美洲的最好的一部小说”。这本书赫然是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Angel Asturias）[116]的《玉米人》。咳，差不多得啦，我想。我算是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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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安吉莉娜从煎锅后面走了过来，和自己的丈夫坐在了一起。他们向我解释道，在瓦哈卡农村，一栋房子要是后院里没种上玉米，简直就像是没有房顶或是墙壁一样。他们说，人可绝不能没有玉米。他们讲得斩钉截铁，似乎是在告诉我该怎么搭公交车。他们说，虽然城市里无法栽种玉米，但一整天不吃玉米，对哪个市民来说都是想都不可能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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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奇地问道，如果他们不是每天都有玉米可吃，那又将如何呢？迪亚斯·卡斯蒂亚诺看着我的眼神，就好像我刚刚问的是世界上最蠢的问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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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干嘛要想成为别人那样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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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我无意对麦克尼尔未能将美洲地区加入其文明发祥地名单的做法加以批判，他只不过是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信念而已。我有意批判的是在此20年后出版的高中教材《世界史：变革与延续的模式》，我的儿子恰好读到了此书。这本书中的“世界历史”部分断言人类文明有且仅有“四个最初的中心”，并且只为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留出了9页的篇幅。诸君手中之书的主旨，正是要说明美洲本土历史的内容不仅不止9页，而且值得大书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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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华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代表作为《草叶集》。终其一生，惠特曼对美国印第安人爱恨交织，情仇皆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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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亦译为苏佩、苏普、苏沛或苏皮。求实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乔纳森·哈斯书作《史前国家的演进》将此译为苏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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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美国内战前夕，棉花是南部经济的支柱。分离主义者宣称，棉花出口足以支撑起独立的南方，正所谓“金字棉”。“棉花才是王道”（Cotton is King）的口号在美国南方盛行一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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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在自己拙劣的羊毛制品和印第安人平滑的棉制品之间，西班牙征服者把他们的衣服抛到脑后，穿上了土著的服装。后来，这一偏好在整个欧洲都得到了反映。18世纪时，棉花在欧洲成为随处可得的材料，并占据了纺织品市场的统治地位，以至于法国的羊毛生产商极力劝说政府，要求后者禁止这一新型纤维的流通。而就连政府的法案也未能阻挡棉花的狂潮。正如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当时的一些羊毛生产商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办法：让穿着棉织品的妓女游荡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以便警察将其当众剥光。从理论上讲，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女性就会出于一旦被误认为妓女，将被迫脱衣的担心，而远离所有棉纺品。这种新奇的保护主义措施从未得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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