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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好的答案或许从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讲述中国科技史的书作《中国的创造精神》（The Genius of China）中可见端倪。此书出版于1998年。坦普尔认为，中国人在公元前3世纪时发明了铧犁。这种V字形铁制犁的刀片刻入地面，而犁臂像海鸥翅膀一样呈弧状。由于犁臂是弯曲的，它们能把泥土挡在刀片之外，而这样既能减少摩擦，又能更有效地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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铧犁的设计是如此理所当然，以至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为什么欧洲人从未想到要这么设计。在中式犁17世纪被引入欧洲之前，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以及其他各国的农民一直都是用一块相当于金属窄片的东西来耕地。坦普尔解释道，“增加的摩擦系数，意味着人们需要大量牛群才能把犁拉动，而中国犁用一头牛就多少能够进行耕作。”科学史学家特雷西认为，欧洲人未能设计出铧犁，“就像亨利·福特设计出了一辆没有油门的汽车，人们得挂空挡，刹车，再检查一下发动机，才能变速似的。而且我们居然还这么做了2 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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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铧犁之后，欧洲农产量激增，而这造成的繁荣景象正是启蒙运动的缓冲因素之一。坦普尔写道，欧洲人此前使用的犁是“如此低效，如此费力，又是如此令人精疲力竭，这种缺陷备至的耕作方式简直可以说是人类最费时费力的工作”。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数百万欧洲人都是这么盯着刀片，看着它慢慢悠悠地陷进土里的。他们中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过要改变一下犁的设计，让它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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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技术水平的复杂程度与其社会的复杂程度没有多少关系；在我们这个技术瞬息万变、极大丰富的时代，要理解这一点已经很困难了。不论规模大小，每一个社会都会错失一些貌似“理所当然”的技术。空隙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巨大（可以想象，如果中世纪欧洲有了高效犁，或者玛雅人有了铁制工具，会是怎样的场景），但正如欧洲史与玛雅史所展示的那样，它对一个文明诸般努力的规模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由此产生的推论是，公开而广泛的观念互动，是弥补这些空隙的最好方式。遗憾的是，中美洲在这方面的进展极为有限。和欧洲一样，它也是一个有着共同文化根基，发展却极其多元的所在。但欧洲窃取了与其迥异的中国和伊斯兰文明的硕果，而中美洲却是独立于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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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至少是貌似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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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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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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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秘鲁与智利国界向北大约100英里的地方，沿海高速公路穿过一片被高高的铁丝网包围着的无人居住的海滩。栅栏的出口树立着一座程式化的庞大雕像，上面描绘的是一名有着巨大耳饰的妇女。在雕像边上挂着一面褪色的横幅：玻利维亚海（Bolivia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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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宣布独立时，其领土的一部分像伪足一样从安第斯中心地带向西南延伸，穿过阿塔卡马沙漠，直抵海边。这片土地虽然无法进行农耕，但有四个可辟为海港的海湾，地下还蕴藏着大量的史前海鸟粪。智利企业开采了这些海鸟粪，并将其作为肥料出口到了欧洲。（玻利维亚当年和现在同样贫困，没有发展这个产业的资本。）1878年，一名意大利杂技演员的私生子伊拉里翁·达萨（Hilarión Daza）在玻利维亚夺取了政权。他随即增加了智利人拥有的海鸟粪矿的税赋，而玻利维亚政府此前曾有过不增税的承诺。愤怒的智利派军进驻该地区。玻利维亚徒劳地与盟友秘鲁一道发动了反击。智利轻松击退了两国由无能将帅统领的部队，并占领了整个地区，以及秘鲁南部的一部分。玻利维亚民怨沸腾，遭到驱逐的达萨于是裹挟着国库里的大半财富，逃到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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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最终于1929年归还了大部分由其侵占的秘鲁领土，但从未向玻利维亚归还任何土地，玻利维亚也从来没有接受这一结果。直至今日，每一届玻利维亚议会都有一名来自于其沦陷沿海省份的代表。玻利维亚小姐竞选也总是会有表面上来自于沿海地区的参赛选手。在该国境内出售的地图上，这块被征服的土地依然被认作玻利维亚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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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其苦难深重的长期盟国表示姿态，秘鲁于1992年象征性地将两英里的海岸线划给了玻利维亚。玻利维亚海（意为“玻利维亚海边”）是一座被秘鲁完全包围的玻利维亚小岛。据我路过时的观察所知，这里没有任何设施。私营企业本应该在玻利维亚海一带建立一个免税的工业港。但到目前为止，自由市场尚未接受这一挑战。不时会有几批玻利维亚人驱车南下到玻利维亚海游泳；这无疑是一种政治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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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玻利维亚海到玻利维亚本土的主要高速公路沿奥斯莫河谷（Osmore Valley）而建，沿途把秘鲁完美地切割出了一小段。这条路的头15英里攀越了一片多雾而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带。而后，公路进入高原地区，雾气随之散去。出现在眼前的地貌干燥至极，以至于在大多数的年份里，奥斯莫河都在沙漠里消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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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到小城莫克瓜（Moquegua）周边的时候，河水再次回到视野之内，而高速路突然贯入科迪勒拉奈格拉山脉。挡风玻璃上充斥着林林总总的峡谷、陡岸、平顶山和悬崖，足以填满十几幅《公路赛跑者》（Road Runner）漫画。在海拔8 000英尺（约2 438.4米）左右的群山之巅，挺立着一堆岩柱，其回旋的圆顶多多少少与人类大脑的回旋圆顶相似。这个岩柱被称为塞罗布尔（Cerro Baúl）。在大约200年间，这里都是美洲两个最大的社会的唯一会晤地点。这两个社会的规模都可比玛雅王国，而知名度却比后者要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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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里和蒂亚瓦纳科两国或许是印加人最伟大的先祖，而且必然是印加人继承得最为彻底的先行者。二者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小北地区文化的后裔。它们都崇拜持棍神姿势的神像，都生活在垂直交易的网络之中，也都有着按沿海地区模板而修建的公共建筑。但在其他方面，两国就像西西里和斯堪的纳维亚一样截然不同。二者之中，瓦里是较为传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位于利马以东、地处安第斯高原的国家最初于公元6世纪名声大振，要想在南美的太平洋一侧立国安邦，这绝非合适的时机。大约那个时候，安第斯诸文明正遭受大旱，而这只是长达数十年的几次旱灾中的第一次；矛盾的是，最终中断旱灾的是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洪水。某些政体或许在气候攻势下分崩离析，然而瓦里却逆势而起，欣欣向荣。其成功的首要原因是该国开垦梯田和灌溉农地的创新技术（后者是用来实现前者的）。出人意料的是，秘鲁9 000英尺以上的耕地比9 000英尺以下的还要多。瓦里把融雪从始终存在的安第斯冰盖处转移到了高梯田上，并由此避开了肆虐低海拔地区的旱灾和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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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安第斯南部山麓地带的一大异象，塞罗布尔巨石俯瞰周边的各个山坡。在其顶部是一座瓦里城市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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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是土豆。和玉米不同，土豆可以定期生长在海拔14 000英尺的地方；其块茎有数百种栽培种类，而且能埋在地里保存一年之久［只要土壤温度保持在27华氏度（约零下2.8摄氏度）以上］，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挖出烹制。即便是冷冻的土豆也能加以利用。在让夜间冰冷的气温分解掉块茎的细胞壁之后，安第斯农户把土豆的水分踩干，以供加工制作干chuño之用，这是一种可储存数年、几乎无法损坏的食物。（土豆的耐寒性，使欧洲农民对其青睐有加。土豆不仅能生长于其他农作物无法生长的地方，而且还是小农阶层在和政治经济精英阶层的不断斗争中的盟友。农民谷仓里的小麦、黑麦或大麦，都是贪婪的地主和抢劫成性的军队的靶子，而埋在地里的土豆不易遭受劫掠。）尽管如此，玉米才是人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才是精英阶层的首选谷物，才是吉开酒的制作原料。瓦里之所以成就霸业，玉米的声威也是一个原因。由于梯田比陡坡摄取阳光的能力更强，瓦里帝国的人们能在比通常种植玉米海拔更高的地方进行栽种；相似地，灌溉系统也增加了可供耕种玉米的农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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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里人以一种迈克尔·莫斯利拿来与“申请和推广一项主要发明”相比较的做法，将其开垦农地的技术传给了各个邻邦，秘鲁安第斯山脉长达1 000英里的地带都受到了瓦里文化的影响。瓦里宗教的传播是其影响力的象征之一。在这种宗教中，被考古学家称为棍神的神祇处于统治地位。就像是要向其他人提醒他们在农业技术上所做出的善行一般，瓦里人把棍神手中的棍改成了一根玉米茎。到了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末期，瓦里人已经在山腰上开垦出100多万英亩（约40.5万公顷）在几乎任何别的地方都会被视为太旱、太陡、太冷，无法耕种的农田。如今，四分之三的梯田都被废弃了，这片高山地形也再没有恢复其千年以前的产量。然而直到西班牙人征服此地之前，因受瓦里人启发而开垦的梯田还遍布整个安第斯河谷，以至于耶稣会传教士博纳布·科波（Bernabé Cobo）认为，它们看上去“仿佛是铺满了楼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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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名为瓦里的瓦里都城，居于如今阿亚库乔市附近的一处高原之上。城市的修建始于公元头几个世纪。最终，全市面积扩展到了2平方英里（约6.9平方公里）；人们在坚固墙体后面的各座院子里都建起了一系列两到三层楼高的建筑。据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的考古学家威廉·H·伊斯贝尔（William H. Isbell）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的考古学家阿列克谢·弗兰尼奇（Alexei Vranich）研究认为，农宅与宫殿的建筑风格都很相似，一切都被封闭在高高的白墙以内；两名考古学家2004年将此形容为“由几何石块组成的高墙里面，雷同的房间模块”。城内没有一目了然的公共建筑，没有庞大的公共空间，也没有壮观的街景，有的只是一系列墙体，以及垃圾遍地的狭小街道（伊斯贝尔和弗兰尼奇写道，考古学家发现的干净地板和表面是如此之少，以至于“显而易见的是，瓦里人把生活垃圾视为良性无害的东西”）。显然，环绕交叉全城的墙体是用来保护居民隐私的，并没有防御功能；瓦里的地形也不易于防守。帝国沿着安第斯山脊修建了十几座类似于迷你都城的行政中心。它们的修建一样没有考虑到防御问题。实际上，瓦里战事在记录中颇为罕见。其霸权是建立在商业和知识之上的；与其说帝国的根基是步兵部队，不如说是创新技术。这些或许都能解释瓦里在塞罗布尔的一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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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考古学家帕特里克·瑞安·威廉姆斯（Patrick Ryan Williams）和唐娜·V·纳什（Donna V. Nash）（二人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就在当地工作）的研究，瓦里帝国的特使于公元600年左右抵达莫克瓜。一个较之更为朴素的文明已经把这片地域内最好的农田据为己有了。瓦里人既没有把他们赶出去，也没有沮丧地撤出来。特使迅速地在塞罗布尔上建立了居住点（可想而知，这是根据总部传达的指令完成的）。这座平顶山迄今一直被视为一位apu，即化为石身的古代神祇。因此，在其顶部建立城市的做法，无异于一个醒目的宣示：吾等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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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层面而言，居住在长500码（约457.2米）的平顶山上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供水，瓦里人从塞罗布尔山顶到山底辟出了一条15英里长的运河；这个工程学的壮举就算在今天重演也一样会挑战重重。威廉姆斯告诉我：“即便如此，也只是把水运到了山底。在这之后，就是人工传递作业了。”当我喘着粗气，走在险峻至极的半小时登顶路上的时候，他让我想象一下，一队队仆役沿途接连传递陶罐（递上山的满满当当，传下山的空空如也）的景象，他们终日无休地工作，为山顶上居住的祭司与王室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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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顶上摆满了狭小而简陋的农家住宅和庭院模型。多数模型都只是用松散石块粗略标出了墙体、栅栏和大门，但某些模型建筑精美，从塑料汽车、动物玩具到茅草屋顶一应俱全。攀登塞罗布尔的百姓搭起了这些模型，并以此向天祈祷能够得到它们的现实版本。四面八方，数百码内都是五花八门的农场模型。临时的十字架和圣徒的照片随处可见，在安第斯地区的原生信仰之上平添了些许天主教的色彩。一些瓦里墙体的遗迹上还盖满了残破的模型墙体。威廉姆斯说：“情况已经开始失控了。我可不想为了靠近一个考古遗迹，而把某人梦想中的豪宅给碰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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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0年前后，即大约瓦里人抵达塞罗布尔一个世纪以后，蒂亚瓦纳科族群体渗透了周边各个地区。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这一遭遇都会充满紧张局势。而如果蒂亚瓦纳科人与瓦里人有更多相似之处的话，或许双方会立即爆发战争。但是蒂亚瓦纳科与之有着诸多不同，以至于寻常的期望在此难以适用。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半开玩笑地说，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归为四类：多元型（pluralist）的国家，政权在其子民心目中掌握道德合法性；民粹型（populist）的国家，政府被视为人民意志的表现；巨兽型（great beast）的国家，统治者的权力依赖于以武力恐吓民众；巨骗型（great fraud）的国家，精英运用诸多伎俩以使民众信服于其固有的权威。每一个国家都是所有这些元素的结合体，但就蒂亚瓦纳科而言，“巨骗型”的成分或许尤其之高。尽管如此，蒂亚瓦纳科还是历经了许多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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