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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顶上摆满了狭小而简陋的农家住宅和庭院模型。多数模型都只是用松散石块粗略标出了墙体、栅栏和大门，但某些模型建筑精美，从塑料汽车、动物玩具到茅草屋顶一应俱全。攀登塞罗布尔的百姓搭起了这些模型，并以此向天祈祷能够得到它们的现实版本。四面八方，数百码内都是五花八门的农场模型。临时的十字架和圣徒的照片随处可见，在安第斯地区的原生信仰之上平添了些许天主教的色彩。一些瓦里墙体的遗迹上还盖满了残破的模型墙体。威廉姆斯说：“情况已经开始失控了。我可不想为了靠近一个考古遗迹，而把某人梦想中的豪宅给碰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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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0年前后，即大约瓦里人抵达塞罗布尔一个世纪以后，蒂亚瓦纳科族群体渗透了周边各个地区。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这一遭遇都会充满紧张局势。而如果蒂亚瓦纳科人与瓦里人有更多相似之处的话，或许双方会立即爆发战争。但是蒂亚瓦纳科与之有着诸多不同，以至于寻常的期望在此难以适用。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半开玩笑地说，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归为四类：多元型（pluralist）的国家，政权在其子民心目中掌握道德合法性；民粹型（populist）的国家，政府被视为人民意志的表现；巨兽型（great beast）的国家，统治者的权力依赖于以武力恐吓民众；巨骗型（great fraud）的国家，精英运用诸多伎俩以使民众信服于其固有的权威。每一个国家都是所有这些元素的结合体，但就蒂亚瓦纳科而言，“巨骗型”的成分或许尤其之高。尽管如此，蒂亚瓦纳科还是历经了许多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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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亚瓦纳科帝国的首都蒂亚瓦纳科城位于的的喀喀湖的西南端。它的海拔达到12 600英尺（约3 840.5米），是古代世界海拔最高的城市。如今，来自低海拔地带的访客常被告知，这一地区极其寒冷。威廉姆斯在塞罗布尔的时候向我建议说：“带上保暖的衣服，否则你会冻死的。”他的警示使我感到困惑，因为的的喀喀湖在调节着当地的气候（其规模之大，足以使温度保持在51华氏度（约零下17.2摄氏度）；人们之所以能在海拔如此高的地方进行农业生产，这也是原因之一）。冬夜的平均温度是冰点以下一度；这气温固然很低，但一点也不比新英格兰地区冷，而且还比人们预期在海拔12 600英尺遭遇的温度条件要好很多。然而，直到抵达当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其实是室内温度。蒂亚瓦纳科所在的现代城镇甚是贫穷，建筑内少有暖气。我在那里时，曾有一晚前去观看在安第斯地区巡演的某家庭马戏团的演出。帐篷里寒冷至极，以至于在头几分钟里，观众都被笼罩在自己呼吸的雾气之中。我当晚投宿在一名美国考古学家的住处。我次日清晨在她空余的卧室里醒来的时候，这名考古学家穿着连帽雪衣、戴着帽子和手套，正在融化自己火炉上的冰。当然，这种极寒并不会有损整个地域的壮美景致：蒂亚瓦纳科位于一座四周都环绕着冰盖山脉的平原的中央地带。从遗迹里的高建筑物望出去，距此西北方向约10英里开外的大湖依稀可辨，水天一线，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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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喀喀湖附近的第一个重要聚居点有可能是奇里帕（Chiripa），此地位于湖西南岸的一座小半岛上。其礼仪中心修建于一座与小北地区风格类似的下陷广场周边，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900年。当时在的的喀喀湖四周兴起了五六个互相竞争的小型中心，奇里帕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中心大多依赖台田农业，也就是靠农民在人工修筑的平整表面上耕种农作物，其缘由与家庭园丁之所以在凸起的苗圃里种植蔬菜如出一辙。（与之相似但规模更大的台田可见于贝尼、墨西哥盆地及许多其他地方。）到基督诞辰前后的时候，两个早期政体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位于的的喀喀湖靠秘鲁一侧的北方势力普卡拉（Pukara），以及地处相反方向，靠玻利维亚一端的蒂亚瓦纳科。公元3世纪，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普卡拉突然灭亡了。虽然人们依然在此居住，但城镇散入了乡野，制陶、石碑雕刻和纪念性建筑的修建也全部戛然而止。没有人清楚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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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蒂亚瓦纳科至少从公元前800年起就已有人居住，但是它直到公元前300年左右才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心，而且在普卡拉衰亡后200年才开始从的的喀喀湖南部向外扩张。然而在它最终开始向其南部和西部扩张的过程中，蒂亚瓦纳科转型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家艾伦·科拉塔（Alan Kolata）所谓的“掠夺型国家”（predatory state）。不过，蒂亚瓦纳科并不是这一术语通常会让人联想起的那种中央集权型的军事政权。相反地，蒂亚瓦纳科宗教的卓越成就使其周边城邦表示恭服。科拉塔认为，“国教与帝制意识形态以极小的代价，发挥了和军事征服同等的作用。”出于对帝国气势的敬畏，以及对其祭司阶层掌控的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各地的统治者都服从于蒂亚瓦纳科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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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第斯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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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亚瓦纳科城对这种胁迫策略的实施至关重要。这个昔日世界的奇迹如今已经残破不堪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人们把该遗址的很多建筑物用车拉走，用这些石块来修建教堂、民宅、桥梁、公共建筑，甚至作为垃圾填埋。玻利维亚政府还修建了一条穿遗址而过的铁路（政府近期又修了另一条穿过遗址的公路）。至于残存那些建筑的重建工作，也多是由热情有余而知识不足的人们完成的。即便如此，现存的遗迹也足以让人们感受一下古城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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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遗址的天际线上独占鳌头的是一座名为阿卡帕纳（Akapana）的七层金字塔，它的模样或许是受到了安第斯十字架（Andean Cross）的启发。安第斯十字架呈阶梯形，在高原艺术中无所不在；一些人认为它的灵感来自于南十字星座，而另一些人则相信它代表着全球的四极。无论是哪种情况，阿卡帕纳修建者的设计都颇具戏剧性。他们用沙岩石块建起了地库墙，其间每10英尺都由10英尺高的矩形石柱隔开。这些石柱气势雄浑，以至于第一个到访蒂亚瓦纳科的欧洲人佩德罗·谢萨·德·莱昂后来坦承，他自己无法“理解它们是用什么器械或工具修建起来的”。居于一座大护城河中心的阿卡帕纳金字塔，在造型上仿效了其周边的山体。金字塔精密制造的排水系统也体现了这种相似性：水从金字塔顶上一口像水槽一样的井那里沿着金字塔两边向下流走，这和从安第斯山脉上喷溅而下的雨水大有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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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与之相邻、规模多少要小一些的建筑（这是一个名为卡拉萨萨亚的围场）之巅，是一扇据说由一整块石头（现已裂为两块石头，并经过了整修）切割而成的所谓的太阳门。这道高12英尺（约3.7米）的门不仅在立柱上布满了一丝不苟的精美雕刻，还把访客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门楣正中刻着的一尊棍神像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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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太阳门成了明信片上蒂亚瓦纳科的象征。每到冬至（南美地区的6月份），都会有数百名挎着照相机的欧美游客为了观赏日出，而在卡拉萨萨亚广场上苦苦熬夜。据说，每年的这一天，曙光都会穿过太阳门。穿着传统服饰的导游解释说，门楣上的浮雕构成了一种或许是由外星生命体带来地球的精密天文历法。为了保暖、度过漫漫长夜，游客会用多种语言哼唱关于和平与和谐的歌曲。当黎明的第一缕阳光在太阳门边上出现的时候，他们总是会震慑于其景致之壮美。只有到了后来他们才会发现，太阳门并没有被摆放在它的初始位置，和天文学或是历法也可能根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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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游客在蒂亚瓦纳科的全盛时期到访此地，穿过环绕全城，长达数英里的台田，走到细心修筑的城外石墙边，那么他们无疑会为眼前的华丽景象感到欣喜。然而或许会令人好奇的是，他们眼前的景象并不完整，城里有一半建筑摇摇欲坠亟待维修，而另一半还正在施工。当代人绘制的古代城市往往显示着想象中的胜景，伟大的纪念碑全部华丽地排成一列，和建筑模型一样完美无缺。但按伊斯贝尔和弗兰尼奇的观点，这并不是蒂亚瓦纳科的样子，甚至也不是她打算呈现给世人的样子。二人于2004年写道，从一开始，全城一直有部分地区处于满目疮痍的状态之中；这是人们有意为之的结果，因为这些残墙断壁是蒂亚瓦纳科前朝繁华的遗赠。与此同时，作为国家财富不断积累、活力蒸蒸日上的确证，新的建筑工程在城内其余地区呈现方兴未艾之势。这些工程有时还会拆取古迹的建材以为己用，如此一来，又加速了创造遗迹的进程。遵循安第斯地区的传统，劳动力或许出自于到访此地的工作组。仪式性的宴会定期地中断喧嚣的施工（宾客会在席间大砸陶器）。但施工总是会继续下去。西班牙学者保罗·德·奥德加多（Polo de Ondegardo）在1571年讶异地观察道：“他们这种修建纪念碑的方法，就好像是从未打算要完工似的。”伊斯贝尔和弗兰尼奇认为，情况正是如此。完工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不断打造有目的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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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的喀喀湖上，这种被称为托托拉（totora）的芦苇船已经有了两千年的历史；直到如今，人们仍在使用它。这个2001年的大托托拉复制品，是用来证明这种船只足以拖运修筑蒂亚瓦纳科墙体的巨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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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太阳门，吸引了数以千计试图从其方位中探寻天文学含义的信徒。不幸的是，太阳门是在20世纪被挪动到其当前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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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构想中的当代游客徜徉于这片建构与解构的喧嚣之间的时候，他们或许会感到，这万千喧哗里，似乎还缺少了什么东西。和西方城市不同的是，蒂亚瓦纳科没有集市：这里没有充斥着叫卖声、讨价还价和狡猾商贩的集市，没有在街边展览的农产品、陶器和酒类，没有试图吸引观众的杂耍艺人和喜剧演员，也没有扒手。科拉塔写道，在非洲、亚洲和欧洲，“城市乃是各色人等聚集融合之地……贸易和交换，以及应有尽有的商品买卖，得以创造和再造了城市”。蒂亚瓦纳科与之全然相异。安第斯地区的各个社会体系都建立在商品和服务的广泛交易之上，然而主导其流向的是家族和政府，而不是市场力量。市民的粮食和服饰或源于自产自制，或取自家族，或取自政府仓库。正如科拉塔所言，城市于是成为了“象征性地聚集精英阶层政治与宗教权威”的场所。包括瓦里在内的安第斯地区其他城邦也是如此。然而在蒂亚瓦纳科，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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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亚瓦纳科遗址已经被挖掘了一个世纪，考古学家钻研得越多，发现的似乎就越少。对弗兰尼奇来说，蒂亚瓦纳科都城与欧洲帝治下都市的不同，远远不仅限于市场在前者的缺失。他说，蒂亚瓦纳科根本不是早先研究人员设想中的强力行政中心，而是梵蒂冈和迪斯尼乐园的结合体，一个常住人口相对较少（几乎都是职员），却能吸引数以千计的信徒来访的宗教演出之都。和如今在冬至日到访的观光者一样，游客之所以来到这个表象帝国，就是为了要让自己眼花缭乱、肃然起敬的。弗兰尼奇在蒂亚瓦纳科（他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此工作）对我说：“市中心的建筑物和纪念碑以惊人的速度起起落落。没有什么是彻底完工的，因为他们关心的只是建筑的外观而已。他们得不停地更换展品，这样才能继续吸引如潮的观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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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亚瓦纳科和瓦里在塞罗布尔的会面似乎极为顺利。无论实情如何，一份对1 000多座瓦里和蒂亚瓦纳科墓穴的研究报告都未能找到与暴力有关的证据。相反地，这两个社会平分了领地。瓦里帝国在塞罗布尔山顶和与之相邻的赛罗梅希亚山上驻扎。而在两山之间，是一座四处散布着蒂亚瓦纳科聚居点的陡峭山谷。有赖于瓦里与蒂亚瓦纳科陶制品的不同之处，威廉姆斯和纳什得以通过碎陶片的分布情况，来判定居住于各个社区的分别是哪一个族群。瓦里人修建的运河提供了饮用水，但它流经位于塞罗布尔山麓的蒂亚瓦纳科领地。蒂亚瓦纳科准许饮用水由此通过，但同时也截留下了足以灌溉700多英亩梯田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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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瓦里和蒂亚瓦纳科保持了各自的独立。尽管两国进行了资源共享，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表明两国民众曾有过频繁来往，或者在政治边界之外结下过什么跨国友谊。瓦里民宅里装配的都是瓦里物品，蒂亚瓦纳科民宅里也都是蒂亚瓦纳科商品。虽然两国比邻而居，但两国民众还是说着各自的语言，穿着不同的服饰，从本国都城那里寻求启发和指导。社会科学领域把这种交织而不交融的现象称为“交错结合”。在整整两个世纪里，塞罗布尔的瓦里和蒂亚瓦纳科就像平行世界的人们一样，共享着相同的时间和空间，却决绝地独立于彼此。这提醒我们，印第安人既不是某些辩护士眼里的平和安宁、顾爱友邻的群体，也不是某些政论家口中的残暴成性、执拗好斗的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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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斯说，这一切都在公元800年前后落下了帷幕。2005年，一支由秘鲁和美国专家组成的团队复原了塞罗布尔最后时刻的情景，而威廉姆斯正是团队成员之一。多达28名高级贵族和祭司齐聚于瓦里聚居地内最大的宫殿，在一座宏大的接待厅里举行了最后的盛筵。这座大厅的边长有30英尺（约9.1米），每面墙体前都有一张石面长凳。大厅连接着考古学家相信“或许是施展治国之术的最高行政长官办公室”，即安第斯地区的白宫总统办公室。根据散布各处的食物残留物来判断，这场告别盛会是一次拉伯雷[126]式的狂欢，席间端上了一盘又一盘美洲驼肉、羊驼肉、兔鼠（安第斯地区的一种野兔）肉，以及7种不同的鱼肉，配的是新鲜的吉开酒。人们盛吉开酒用的是巨大的仪式杯（大多都有纹章装饰），每杯都能装半加仑（约1.9升）之多。在宴会结束时，酩酊大醉的宾客蹒跚走过宫殿，把陶器砸了个稀烂，接着把整座宫殿付之一炬。威廉姆斯说：“他们看来闹得可真够欢实的。”最后被处理的，是雇佣了女性精英员工的吉开酒厂。达官显贵们点燃了研酒用的茅草间，继而又把他们的大杯子都扔进了熊熊烈火里。考古学家写道，“在余烬冷却之后，人们把六串贝壳石头项链摆放到了灰烬之上，以示最后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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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撤离是全面衰亡的一部分。蒂亚瓦纳科或许率先走上了下坡路，而这导致瓦里关闭了设在塞罗布尔的大使馆。该决定也有可能是瓦里出于自身的内部原因做出的。人们曾认为两国的衰退与旱灾不无干系，但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毕竟瓦里从此前历次旱灾中均幸存了下来。至于蒂亚瓦纳科，弗兰尼奇说道：“旱灾能对迪斯尼乐园产生多少影响呢？”与其抗旱能力相比，该国继续保留游客的能力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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