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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亚瓦纳科城对这种胁迫策略的实施至关重要。这个昔日世界的奇迹如今已经残破不堪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人们把该遗址的很多建筑物用车拉走，用这些石块来修建教堂、民宅、桥梁、公共建筑，甚至作为垃圾填埋。玻利维亚政府还修建了一条穿遗址而过的铁路（政府近期又修了另一条穿过遗址的公路）。至于残存那些建筑的重建工作，也多是由热情有余而知识不足的人们完成的。即便如此，现存的遗迹也足以让人们感受一下古城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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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遗址的天际线上独占鳌头的是一座名为阿卡帕纳（Akapana）的七层金字塔，它的模样或许是受到了安第斯十字架（Andean Cross）的启发。安第斯十字架呈阶梯形，在高原艺术中无所不在；一些人认为它的灵感来自于南十字星座，而另一些人则相信它代表着全球的四极。无论是哪种情况，阿卡帕纳修建者的设计都颇具戏剧性。他们用沙岩石块建起了地库墙，其间每10英尺都由10英尺高的矩形石柱隔开。这些石柱气势雄浑，以至于第一个到访蒂亚瓦纳科的欧洲人佩德罗·谢萨·德·莱昂后来坦承，他自己无法“理解它们是用什么器械或工具修建起来的”。居于一座大护城河中心的阿卡帕纳金字塔，在造型上仿效了其周边的山体。金字塔精密制造的排水系统也体现了这种相似性：水从金字塔顶上一口像水槽一样的井那里沿着金字塔两边向下流走，这和从安第斯山脉上喷溅而下的雨水大有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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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与之相邻、规模多少要小一些的建筑（这是一个名为卡拉萨萨亚的围场）之巅，是一扇据说由一整块石头（现已裂为两块石头，并经过了整修）切割而成的所谓的太阳门。这道高12英尺（约3.7米）的门不仅在立柱上布满了一丝不苟的精美雕刻，还把访客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门楣正中刻着的一尊棍神像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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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太阳门成了明信片上蒂亚瓦纳科的象征。每到冬至（南美地区的6月份），都会有数百名挎着照相机的欧美游客为了观赏日出，而在卡拉萨萨亚广场上苦苦熬夜。据说，每年的这一天，曙光都会穿过太阳门。穿着传统服饰的导游解释说，门楣上的浮雕构成了一种或许是由外星生命体带来地球的精密天文历法。为了保暖、度过漫漫长夜，游客会用多种语言哼唱关于和平与和谐的歌曲。当黎明的第一缕阳光在太阳门边上出现的时候，他们总是会震慑于其景致之壮美。只有到了后来他们才会发现，太阳门并没有被摆放在它的初始位置，和天文学或是历法也可能根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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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游客在蒂亚瓦纳科的全盛时期到访此地，穿过环绕全城，长达数英里的台田，走到细心修筑的城外石墙边，那么他们无疑会为眼前的华丽景象感到欣喜。然而或许会令人好奇的是，他们眼前的景象并不完整，城里有一半建筑摇摇欲坠亟待维修，而另一半还正在施工。当代人绘制的古代城市往往显示着想象中的胜景，伟大的纪念碑全部华丽地排成一列，和建筑模型一样完美无缺。但按伊斯贝尔和弗兰尼奇的观点，这并不是蒂亚瓦纳科的样子，甚至也不是她打算呈现给世人的样子。二人于2004年写道，从一开始，全城一直有部分地区处于满目疮痍的状态之中；这是人们有意为之的结果，因为这些残墙断壁是蒂亚瓦纳科前朝繁华的遗赠。与此同时，作为国家财富不断积累、活力蒸蒸日上的确证，新的建筑工程在城内其余地区呈现方兴未艾之势。这些工程有时还会拆取古迹的建材以为己用，如此一来，又加速了创造遗迹的进程。遵循安第斯地区的传统，劳动力或许出自于到访此地的工作组。仪式性的宴会定期地中断喧嚣的施工（宾客会在席间大砸陶器）。但施工总是会继续下去。西班牙学者保罗·德·奥德加多（Polo de Ondegardo）在1571年讶异地观察道：“他们这种修建纪念碑的方法，就好像是从未打算要完工似的。”伊斯贝尔和弗兰尼奇认为，情况正是如此。完工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不断打造有目的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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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的喀喀湖上，这种被称为托托拉（totora）的芦苇船已经有了两千年的历史；直到如今，人们仍在使用它。这个2001年的大托托拉复制品，是用来证明这种船只足以拖运修筑蒂亚瓦纳科墙体的巨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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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太阳门，吸引了数以千计试图从其方位中探寻天文学含义的信徒。不幸的是，太阳门是在20世纪被挪动到其当前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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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构想中的当代游客徜徉于这片建构与解构的喧嚣之间的时候，他们或许会感到，这万千喧哗里，似乎还缺少了什么东西。和西方城市不同的是，蒂亚瓦纳科没有集市：这里没有充斥着叫卖声、讨价还价和狡猾商贩的集市，没有在街边展览的农产品、陶器和酒类，没有试图吸引观众的杂耍艺人和喜剧演员，也没有扒手。科拉塔写道，在非洲、亚洲和欧洲，“城市乃是各色人等聚集融合之地……贸易和交换，以及应有尽有的商品买卖，得以创造和再造了城市”。蒂亚瓦纳科与之全然相异。安第斯地区的各个社会体系都建立在商品和服务的广泛交易之上，然而主导其流向的是家族和政府，而不是市场力量。市民的粮食和服饰或源于自产自制，或取自家族，或取自政府仓库。正如科拉塔所言，城市于是成为了“象征性地聚集精英阶层政治与宗教权威”的场所。包括瓦里在内的安第斯地区其他城邦也是如此。然而在蒂亚瓦纳科，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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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亚瓦纳科遗址已经被挖掘了一个世纪，考古学家钻研得越多，发现的似乎就越少。对弗兰尼奇来说，蒂亚瓦纳科都城与欧洲帝治下都市的不同，远远不仅限于市场在前者的缺失。他说，蒂亚瓦纳科根本不是早先研究人员设想中的强力行政中心，而是梵蒂冈和迪斯尼乐园的结合体，一个常住人口相对较少（几乎都是职员），却能吸引数以千计的信徒来访的宗教演出之都。和如今在冬至日到访的观光者一样，游客之所以来到这个表象帝国，就是为了要让自己眼花缭乱、肃然起敬的。弗兰尼奇在蒂亚瓦纳科（他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此工作）对我说：“市中心的建筑物和纪念碑以惊人的速度起起落落。没有什么是彻底完工的，因为他们关心的只是建筑的外观而已。他们得不停地更换展品，这样才能继续吸引如潮的观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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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亚瓦纳科和瓦里在塞罗布尔的会面似乎极为顺利。无论实情如何，一份对1 000多座瓦里和蒂亚瓦纳科墓穴的研究报告都未能找到与暴力有关的证据。相反地，这两个社会平分了领地。瓦里帝国在塞罗布尔山顶和与之相邻的赛罗梅希亚山上驻扎。而在两山之间，是一座四处散布着蒂亚瓦纳科聚居点的陡峭山谷。有赖于瓦里与蒂亚瓦纳科陶制品的不同之处，威廉姆斯和纳什得以通过碎陶片的分布情况，来判定居住于各个社区的分别是哪一个族群。瓦里人修建的运河提供了饮用水，但它流经位于塞罗布尔山麓的蒂亚瓦纳科领地。蒂亚瓦纳科准许饮用水由此通过，但同时也截留下了足以灌溉700多英亩梯田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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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瓦里和蒂亚瓦纳科保持了各自的独立。尽管两国进行了资源共享，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表明两国民众曾有过频繁来往，或者在政治边界之外结下过什么跨国友谊。瓦里民宅里装配的都是瓦里物品，蒂亚瓦纳科民宅里也都是蒂亚瓦纳科商品。虽然两国比邻而居，但两国民众还是说着各自的语言，穿着不同的服饰，从本国都城那里寻求启发和指导。社会科学领域把这种交织而不交融的现象称为“交错结合”。在整整两个世纪里，塞罗布尔的瓦里和蒂亚瓦纳科就像平行世界的人们一样，共享着相同的时间和空间，却决绝地独立于彼此。这提醒我们，印第安人既不是某些辩护士眼里的平和安宁、顾爱友邻的群体，也不是某些政论家口中的残暴成性、执拗好斗的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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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斯说，这一切都在公元800年前后落下了帷幕。2005年，一支由秘鲁和美国专家组成的团队复原了塞罗布尔最后时刻的情景，而威廉姆斯正是团队成员之一。多达28名高级贵族和祭司齐聚于瓦里聚居地内最大的宫殿，在一座宏大的接待厅里举行了最后的盛筵。这座大厅的边长有30英尺（约9.1米），每面墙体前都有一张石面长凳。大厅连接着考古学家相信“或许是施展治国之术的最高行政长官办公室”，即安第斯地区的白宫总统办公室。根据散布各处的食物残留物来判断，这场告别盛会是一次拉伯雷[126]式的狂欢，席间端上了一盘又一盘美洲驼肉、羊驼肉、兔鼠（安第斯地区的一种野兔）肉，以及7种不同的鱼肉，配的是新鲜的吉开酒。人们盛吉开酒用的是巨大的仪式杯（大多都有纹章装饰），每杯都能装半加仑（约1.9升）之多。在宴会结束时，酩酊大醉的宾客蹒跚走过宫殿，把陶器砸了个稀烂，接着把整座宫殿付之一炬。威廉姆斯说：“他们看来闹得可真够欢实的。”最后被处理的，是雇佣了女性精英员工的吉开酒厂。达官显贵们点燃了研酒用的茅草间，继而又把他们的大杯子都扔进了熊熊烈火里。考古学家写道，“在余烬冷却之后，人们把六串贝壳石头项链摆放到了灰烬之上，以示最后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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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撤离是全面衰亡的一部分。蒂亚瓦纳科或许率先走上了下坡路，而这导致瓦里关闭了设在塞罗布尔的大使馆。该决定也有可能是瓦里出于自身的内部原因做出的。人们曾认为两国的衰退与旱灾不无干系，但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毕竟瓦里从此前历次旱灾中均幸存了下来。至于蒂亚瓦纳科，弗兰尼奇说道：“旱灾能对迪斯尼乐园产生多少影响呢？”与其抗旱能力相比，该国继续保留游客的能力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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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里和蒂亚瓦纳科衣钵的继承者结合了前者的组织能力以及后者的设计感与狂欢传统。首先脱颖而出的是奇穆，当时秘鲁史上最为庞大的帝国。疆域在最大时曾覆盖700英里（约1 126.5公里）海岸线的奇穆，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国家。它灌溉了莫奇河流域周边将近50 000英亩（约20 234.3公顷）的土地，用以种植玉米和棉花（当代秘鲁的全国产量直到1960年才再次达到这个数字）。公元1100年前后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使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中止灌溉。为了应对极端天气，帝国政府迫使其俘获的壮丁修筑起了一条53英里（约85.3公里）长的石砌运河，从而把水从地处奇穆北部河谷的奇卡马河（Chicama River）引入莫奇谷地（Moche Valley）的农地。这条运河是一次失败：运河的一部分流向了上游，这显然是工程上的无能而造成的；其余部分的水的90%则或蒸发或渗漏了。一些考古学家相信，这条运河压根儿就没打算开通。他们说，这不过是一场公关秀，是奇穆政府为了显示自己确在积极应对厄尔尼诺现象而做出的徒有其表的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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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恶劣气候终于告一段落时，奇穆把目光延伸到了其边界以外的地区。大军出征并最终胜利班师奇穆都城昌昌（Chan Chan），一座人口稠密、面积达4平方英里（约10.4平方公里）的海滨都市。主宰全城的，是九座高墙包围下的皇家宫殿陵墓和五个大教堂一样的礼仪建筑群。昌昌城之壮观可谓典范，但奇怪的是城里空空荡荡，因为其街道仅对精英阶层开放。除了少数专业技术人员和手工艺者，一般平民禁止入内。每座宫殿的边长都达数百英尺，很多宫殿还有三层楼高，存贮空间遍地皆是，而民居却几乎是补建工程。这些庞大建筑的光芒被精致的金银点缀着；它们都挤在全城的中心地带，就像在遮篷下为了挡风避雨而拥挤不堪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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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昌城存在着宫殿过量的问题，其原因是死去的统治者被视为神祇。和印加帝国一样，历代奇穆国王的干尸继续富足地生活在其生前的住处，无法搬离；实际上，这些干尸还必须出席一些重要的国事活动。因此，每一名新的统治者都要修筑属于自己的宫殿，并获取足以支撑到世界末日的财富。这种制度几乎是王室野心和大兴土木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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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昌城现存的最大宫殿或许属于敏查卡曼（Minchaçaman）。据一名西班牙人的叙述，此人乃是奇穆王朝的第11代国王。据说，敏查卡曼攻取了海岸线上的大半地区。这位强权人物本可以征服更多的领土。然而对他来说不幸的是，在他生活的时代，帕查库提刚刚成为一个此前默默无闻、名为印加的群体的新任统治者。公元1450年前后，帕查库提之弟卡帕克·尤潘基（Qhapaq Yupanki）统领的印加军队包围了位于奇穆帝国以东丘陵地带的卡哈马卡城邦。与卡哈马卡首领结盟的敏查卡曼率军驰援。他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这或许是因为他把印加人视作一群乡野暴徒。卡帕克·尤潘基伏击了这支奇穆救兵。印加人攻陷了卡哈马卡，而敏查卡曼不得不率众撤离。卡帕克·尤潘基声望卓著地凯旋回到库斯科以后，他的养兄感觉到了自己未来的麻烦，于是迅速地将其处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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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张罕见的航拍照片（摄于当代劫掠者尚未摧毁该遗址的1931年）中，奇穆古都昌昌城的遗迹遍布秘鲁北部海岸。作为15世纪世界的奇迹之一，昌昌城在1450年前后突然陷落于印加人之手。80年后，那些在印加统治下残存的遗迹，又大多遭到西班牙疾病和西班牙士兵的荼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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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后（如果西班牙人的编年史属实的话，确切的年份是1463年），印加皇帝又派出了一支由其子兼继承人托帕·印卡·尤潘基率领的军队。此时，已经没有谁还把印加人当作乡巴佬了。托帕·印卡突袭了莫奇河一带，并且仅以威胁要摧毁其供水这一着，就让奇穆的防御体系陷入了瘫痪状态。敏查卡曼被俘以后被押至库斯科，还被迫观摩了托帕·印卡的庆功活动。奇穆的征服者们聪慧过人，学得很快。本着对昌昌城庄严壮丽之势的喜爱，他们把所有能带走的东西统统拉回；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胁迫着城内的金银珠宝匠们与自己一道返回库斯科。这些工匠奉命将库斯科打造成为一座新的、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昌昌城。70年后，当皮萨罗在库斯科举行自己的庆功活动时，这座城市的宏伟气势，可与任一座欧洲城市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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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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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圣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