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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的用火对整块大陆的中部地区影响最巨；美洲原住民把这里变成了一片极大规模的野生动物牧场。譬如说，印第安纳州的大部地区以及伊利诺伊州的部分地区在1818年至1820年首次开展调查的时候，都是大草原或“不毛之地”；一份2009年做出的，对依然健在的、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被种下的树木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密林里，足以给树干留下伤疤的大火平均每2.82年就会出现一次。南伊利诺伊大学和普林学院[129]的研究人员于2010年写道，由于“侵袭（该地区的）雷击常伴有可迅速扑灭雷击火的雨水”，“这些早期火灾几乎全部”都有可能是人为导致的。继续往西，也有着同样的焚烧现象，而且规模更大。美洲原住民在美洲大平原和中西部草原上用火是如此之多，又如此之频繁，以至于这一活动扩大了该地域的范围；十有八九，以牛仔而著称的大草原，有相当一部分是那里的先民创立并维护的。动物行为学家戴尔·洛特（Dale Lott）写道，“当刘易斯和克拉克从（圣路易斯）西行的时候，他们探索的地域绝非荒野，而是由美洲原住民经营维系的辽阔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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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勘测员彼得·菲德勒（Peter Fidler）系统性地勘察了阿尔伯塔的南部平原，成为了第一个完成这项工作的欧洲人。在火灾高发季节期间，他和若干个印第安群体一道骑行，并在一片焦土上连续过了几日。他于11月12日报告道，“草类今天都已烧焦，过去三日都未曾见到一棵松树。”一天后，他的笔记则是：“除湖边以外的其他地区，今天终日都在烧草。”一个月的报告是：“草类正在狂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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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秋两季，甚至还有无雪的冬日，这些大规模平原上总有什么地方是在烧着火的，草长风高之时，这情景宏大而可怖，以惊人之势迅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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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德勒承认用火可能“会很危险”，但对其目的表示了理解。他观察道，“这些火烧掉了枯草，为马匹和水牛等物种提供了来年春夏的上好甜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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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印第安社会由于病菌和虐待而分崩离析的时候，森林乘势侵蚀了威斯康星、伊利诺伊、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怀俄明以及得克萨斯丘陵地的大草原。欧洲人把这片山河此前的样貌及其成因统统忘了个干净。菲德勒在阿尔伯塔勘察60年后，云游至此的约翰·帕利泽（John Palliser）上尉对印第安人“出于鸡毛蒜皮、全然无用的目的，放火焚烧大草原的陋习”表示了惋惜。再之后，连人们对原住民用火的记忆也消褪了。到了20世纪，生物学家甚至断然否认其存在。哈佛大学博物学家休·劳普（Hugh Raup）1937年断言，早期移民所见的“如公园般开阔的林地”并非是用火的结果，它们“自远古以来，就是北美广大地区的本来特征”。对于这些林地是印第安人经常性的大规模用火所致这一观点，劳普的回应是“不可思议”。一本得到广泛使用的高校林学教材1973年评论道，“我们至少可以做出一个公平的假设，即印第安人未曾实施习惯性或是系统性的用火。”地理学家托马斯·R·维尔（Thomas R.Vale）2002年写道，在美国西部，规模“适度”的印第安人“只改变了极小一部分的地形地貌，以供其日常生活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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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维尔的观点已经属于少数派了。在克罗农等历史学家的鼓舞等诸多原因的作用下，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已经改变了对印第安人用火的看法。在先进的实验技术面前，他们被说服了，并转而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部族传说和古老编年史始终都是正确的：在苏美尔人爬上其金字形神塔之前，印第安文明的余辉照亮美洲夜空已有数百年之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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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携燧石、手执火炬的美洲原住民的确是与大自然平衡共处的，只是他们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为了其舒适和便利而被重塑的美洲山河，正如舒适的衣衫一样，和原住民的生活相得益彰。这是一个非常成功而高度稳定的制度（如果“稳定”一词可以恰当描述这个经常把数英里的乡间笼罩在烟尘之中的政体的话）。这也是一个在欧洲人到来之际，越来越多的印第安群体正在抛弃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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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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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座土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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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在公元1100年溯密西西比河而上的游客都会隐约望见它的身影：一座比吉萨的大金字塔还要大的四层土墩。多达120座小规模的土墩好似回响一般林立四周，其中有一些土墩的顶部树起了高高的木篱笆，这些木篱笆周边环绕着灌溉渠和运输渠的网络、布置缜密细致的玉米地，还有数以百计的木制住宅，其地板系由泥和稻草砌成，房顶较高，盖顶极厚，与传统日本农场的屋顶相似。位于密苏里河、伊利诺伊河与密西西比河交汇处附近的印第安城市卡霍基亚（Cahokia）是一座繁忙的港口。独木舟像蜂鸟一样掠过水面；商人运来远乡的铜物和珍珠母，狩猎群体带回水牛和驼鹿等稀世野味，特使和士兵搭乘的长船上满载武器，工人从上游地区为沟壑难填的灶火输送木材，还有无处不在，随身携带渔网和棍棒的渔夫。面积达5平方英里（约12.9平方公里），居民至少有15 000之众的卡霍基亚，在18世纪以前一直是格兰德河以北的最大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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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霍基亚的内陆领地也同样是忙碌而壮丽的。其中心是一座如今被称为僧侣墩（Monks Mound）的大型土墩，它得名于18世纪和19世纪在附近地区居住的一群特拉普派修道士（Trappists）。川流不息的男性工人游走于土墩的四周，全城地下如砖块一般的硬泥扬起阵阵灰尘，遮住了他们身上的油彩和文身。一些人建起了新土墩，或是维护着现有的土墩，而另一些人有的拖运木材，作为燃料或修筑房屋的原料，有的用皮袋打水，还有的用石制锄头除去玉米地里的杂草。妇女携带着大量的编织垫子、整筐整筐的鱼类和农产品，还有大声吵闹的孩童。炊烟袅袅，直上九霄。涂过油彩的兽皮制成的旗帜到处飘扬。任何到访过锡耶纳或是威尼斯的人都会了解，一座城市就算没有发动机，也能产生惊人的喧闹。在高峰时期，如果风力条件适当，人们在数英里以外都能听到卡霍基亚城内的喧嚣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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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墩通往一座1 000英尺长的广场。在其西南角有两座土墩，一座是圆锥形的，一座是正方形的。我曾在某天日出时爬上它们长满青草的斜坡。坡上几乎没有别的游客。土堆隆起的轮廓从一片碧绿的空无之中脱颖而出，就像一艘风头强劲的草原船。太阳很低，大土墩的投影极长，仿佛足以抵达阿勒格尼山[130]边。我一度没有发现任何当代生活的迹象，河对岸圣路易市的万家灯火还没有亮起来。我周围都是土墩城市，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对我们这些现代人来说，置身于人工环境之中的感官体验无所不在，几乎已经陷于无形；我们在零售店和机动车的茧里，活像是无法感知其所在水域的鱼。而在卡霍基亚的时代，一切都大不一样。一千年前，这里曾是上千英里以内唯一被完全笼罩在人工地貌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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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今的游客而言，卡霍基亚以及美国中西部和东南部的其他土墩遗址显然都是印第安聚居地的遗迹。但在从前，这一点并不十分明确。19世纪的作家把土墩复合体的创建者视为中国人、威尔士人、腓尼基人、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古城和五花八门的圣经人物。一种广受追捧的理论把其创建者确定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流亡者，他们别土离乡，移居墨西哥，并成为了托尔特克人。科幻作家兼考古学爱好者罗伯特·西尔弗伯格（Robert Silverberg）写了一整本引人入胜的书，讲述这些土墩（在过去百年里，美国学界时不时地沉溺于此）的来龙去脉。托马斯·杰斐逊也曾从隶属于自己地产的一座土墩上切下了一小片，并在检验其地质层之后，宣布它的修建者是印第安人。美国历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则对此持有异议，他于1840年写道，这些土墩是纯天然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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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道地说，人们可以认为班克罗夫特是对的：卡霍基亚的确是其地理环境的产物，而其地理环境则是冰河时代的产物。在冰川融化的时候，融水奔涌向南，形成了密西西比河以及汇入其中的伊利诺伊河与密苏里河。它们相汇于一片80英里（约128.7公里）宽的水域。河水退去时，会露出一块宽阔的洼地。公元前800年以前的某一时刻，一群印第安人正是在此聚集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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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他们如何称呼自己，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使用的是什么语言。他们不是“卡霍基亚人”；该名称本身就是出于语言的断章取义，因为它源于一个几乎千年之后才移居此地，而且与之毫无关联的群体。不过考古学家也未见得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名称了。据堪萨斯大学地理学家兼考古学家威廉·伍兹（William Woods）的观点，僧侣墩完全覆盖了这些古人在修筑卡霍基亚之前的居所。要想勘察这一早期定居点的残存遗迹，科学家必须把整块遗址都掀个底儿掉，在地下继续挖掘才行。对于这一初始群体的情况，人们目前可以确知的几乎全部内容就是：它从属于一个4000年前的多元文化，而修筑大型土墩是该文化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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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族群位于密西西比河及与其相关的各条河流经过的区域，其居民在从加拿大南部和美国大平原到大西洋海岸与墨西哥湾的辽阔地域里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土墩建筑。这些土墩大量集中于俄亥俄河谷地带，但在美国东南部也为数颇多。大多数土墩建筑已经毁于高速公路、农场和房产开发项目，幸存至今的土墩中也只有极少一部分得到了科学家的调查。绝大多数土方工程的形状都酷似大圆锥体和阶梯金字塔，但还有一些被塑成巨大的鸟类、蜥蜴、熊类和长尾“鳄鱼”等动物；在俄亥俄州的皮布尔斯（Peebles），人们还发现了一座长1 330英尺（约405.4米）的蛇形土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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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希托土墩5 400年前修筑完毕时的构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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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的最早土墩远远早于农业出现的年代，在5 400年前左右出现于路易斯安那东北部。由于某种尚不清楚的原因，印第安人在一座俯视沃希托（Ouachita）河的小山上建起了一圈共11座大小不一的土墩，其中大多数由山脊相连。最大的一座土墩有两层楼高。人们迄今已经发现了十几个相似的遗址，沃希托遗址圈是其中年代最为久远、规模也最为庞大的一个。这些地方的土墩里都没有陵墓，没有文物，也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实际上，它们的实际功用极少，以至于东北路易斯安那大学的考古学家乔·桑德斯（Joe Saunders,1997年发掘了沃希托土墩的正是其团队）半开玩笑地对《科学》杂志推测说，修筑这些土墩的动机说不定就是修筑行为本身。“我知道这听起来蕴含禅机。”他承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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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代非洲的捕猎采集者都从属于时常迁居各地的平均主义群体，考古学家认定，美洲的土著捕猎采集者也必定如此。路易斯安那土墩的发现推翻了这种观点：它表明至少有部分早期印第安人是定居于某地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与游牧民族关联甚少的公共权威和市民组织存在的例证。用装满泥土的篮子或鹿皮修建起一圈土墩，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在工程期间，施工人员有饮食之需，而这意味着其他人必须为其提供食物。人们一般认为，这样的规划水平的出现始于人类从采集业向农业的过渡期。人类学家说，人们在耕种土地的时候，会建立保护其投入的心血的制度。最终总会有某人扶摇而上，负责产品和服务的分配。但在路易斯安那土墩的修筑者投身于这些庞大工程的时候，农业才刚刚展开；它仿佛是来自远洋的一缕轻风。北美中部河谷地带古代居民的生活方式极其独特，尚无已知的社会具有类似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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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最初的土墩建成之后发生的事情，史料记载颇为匮乏。沃希托土墩建成之后，记载上出现了一千多年的空白期。帘幕直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才被再次揭开。当时，一群村落于路易斯安那的东北角崛起，其中最大的村庄名为波弗蒂角（Poverty Point）。地处沃希托遗址55英里之外的波弗蒂角，有着与圆形剧场相似的焦点建筑：某处陡岸上的六个C字形同心脊，每个都有5英尺高。最宽的C字形脊两颚间距达3 950英尺（1 204米），如此大的间距使得科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对遗址进行航拍之前，一直没有把这些同心脊识别为人工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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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又是一个长达700年的空白期。下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成就主要出现于距此数百英里以北的俄亥俄河谷。一个被称为阿登纳（Adena）[131]的群体居住于此（该群体与一个众所周知的遗址同名）。由于阿登纳土墩是作为陵墓使用的，研究人员对阿登纳人死亡的认识要多于对其生活的了解。陪伴少数贵族前往西天极乐世界的，有铜制的珠子和手镯、石制的碑版和项圈、纺织品和锥子，有时还会有超现实动物形状的石头烟斗。这种石刻生物的头部面向其使用者，而使用者则通过其口部吸入烟雾。与如今香烟里的烟草属于不同品种的阿登纳烟草含有若干种迷幻剂，尼古丁含量也是当今香烟的五到十倍，足以刺激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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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只是阿登纳村落种植的诸多农作物之一。密西西比河谷、俄亥俄河谷与美国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所谓“东部农业复合体”（Eastern Agricultural Complex）的故乡。作为一场成熟的、培育了多种农作物的农业革命的产物，该复合体是一次已经踪迹全无的文化大创新的例证。这次创新所培育的农作物是诸如假苍耳（marshelder）、虎杖草（knotweed）、芦草（maygrass）和小大麦（little barley）之类的稀有植物。所有这些物种如今依然存在，人们足以用它们来供给一间特色菜馆了。（菜单样品包括芦草馅饼、蒸虎杖豆和水牛舌。）但这事情似乎没人在做。实际上，如今的农民把若干种此类农作物都视为杂草，而且会经常对小大麦施加除草剂。考古学家认为，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伊利诺伊至阿拉巴马之间的一些地点已经呈现出了早期驯化的暂时迹象。但直到阿登纳文化兴起之前，农业并未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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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第安纳到肯塔基，向北直至佛蒙特，甚至再北至新伯伦瑞克，都能见到阿登纳族群对周边风俗以及人工制品的影响。研究人员一度长期相信，这表明阿登纳人征服了该地区的其他族群，然而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其影响是文化上的：就像穿着松垮裤子、听着嘻哈音乐的欧洲青少年一样，阿登纳的各个邻邦都采用了其风俗。考古学家有时会把产生文化流现象（cultural flow）的区域称为“交互作用圈”（interaction sphere）。比之国家的范围，交互作用圈或大或小。它指的是由一个文化将其符号、价值观和发明传播给其他文化而形成的互动圈。中世纪欧洲就是一例。中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哥特式美学和观点的影响。而阿登纳交互作用圈的影响从公元前800年左右延续到公元10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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