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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625年的巴拉杰·昌·阿赫卡以双柱城为基地，策划夺权。他发动了内战，率领忠于自己的部队与忠于努恩·乌约·查克的兵卒交战。当时，蒂卡尔（穆塔）四分五裂，而卡安趁势将其征服，并迫使这两兄弟奉卡安为宗主国。巴拉杰·昌·阿赫卡断然倒戈成为卡安的忠仆。而努恩·乌约·查克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他策划对卡安及其盟友进行报复，而第一步是1672年攻打双柱城，把自己谎言连篇的弟弟撵出国境。在统一蒂卡尔之后，他组织军队准备发动延误已久的反击。679年4月30日，努恩·乌约·查克率部遭遇卡安大军。玛雅时期的战事很少涉及大股部队的直接对抗，但此次例外。台阶上的铭文以异常夸张的风格简略记述了这场事件的结果：“血流成河，穆塔民众的头骨堆积成山。”巴拉杰·昌·阿赫卡投身战场时，被轿夫打扮成黑面神灵伊克锡普（Ik’ Sip）的样子。如此一来，他就获取了超自然的力量。按照台阶石刻的描述，这种技巧奏效了：在战斗期间，“巴拉杰·昌·阿赫卡打倒了努恩·乌约·查克的矛和盾”。在杀死自己的兄长之后，奸诈的巴拉杰·昌·阿赫卡登基成为穆塔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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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时代的“书籍”被称为手抄本，系由涂绘的树皮像手风琴一样折叠而成。岁月和西班牙人摧毁了绝大多数手抄本，只有四部残存至今，而即便是这四部手抄本也残缺不全（上图是多少经过修复的巴黎古抄本的一小部分内容；右页是格罗利尔古抄本里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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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年5月10日，巴拉杰·昌·阿赫卡在一场欢庆的盛典上与卡安的统治者一道欣然起舞。然而正当他与其宗主轻舞飞扬之时，穆塔爆发了反革命政变，努恩·乌约·查克之子被推举为王。于是，巴拉杰·昌·阿赫卡迅速成为了其眼中钉。695年8月5日，卡安军队再次入侵穆塔。这支部队旗帜招展，黑曜石刀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向它曾多次击溃的宿敌进军。但这一次，卡安军队惨败而归。穆塔人俘获了一位卡安守护神的雕像（一只超自然的巨型美洲豹，卡安士兵将此神的雕像带上了战场），这对卡安人的心理造成了严重打击。一个月以后，在一场带有嘲弄性质的庆典仪式上，穆塔国君把雕像捆扎在自己的轿子后头，四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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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安之败标志着玛雅衰亡的开始。卡安再也没能从这场失利中恢复元气，而穆塔又坚持了一百年，之后也石沉大海。从公元800年到830年，绝大多数主要城邦都陷落了，玛雅中心地带各个城邦的生命之火也都消逝了。穆塔最后一块雕刻的铭文出现在869年；不久以后，这座城邦庞大的公共空间就被寮屋居民充斥了。在接下来的100年里，南部绝大多数地区的人口减少了至少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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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灾难既表现在人口方面，也表现在文化层面。依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玛雅人仍数以百万计，但他们的中心城市就是另一回事了。哈佛考古学家莫利记载了玛雅文化的衰亡过程，他发现，使用长纪年历法的玛雅铭文数量从公元292年首次在穆塔出现后逐年递增，至790年前后到达顶峰，并于909年完全终结。这种衰亡追踪了玛雅祭司阶层逐渐丧失维护其复杂历法所必需的科学知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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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的衰亡曾被归于人口过剩、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旱灾等原因。玛雅的确人口众多；考古学家认为，玛雅中心地区在公元800年时的人口要大于当地如今的人口。玛雅人也的确过度利用了其家园低下的生产能力；旱灾的证据也同样令人信服。四个独立的证据（人种史学数据、尤卡坦地区降水与西欧测定温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与旱灾相关的湖泊沉积物中氧物质变体的测定，以及对与降水有关的加勒比海海底钛含量的研究）表明，玛雅中心地区衰亡前后，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旱灾。考古学家理查德森·吉尔（Richardson Gill）2000年写道，当时的水位降幅之巨，导致数百万玛雅人死于“饥饿与干渴”。“他们无能为力，无处可去。他们认知里的整个世界，都处于一场剧烈而残酷的旱灾中……根本无粮可吃。他们的水库也都干涸了，无水可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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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幅震撼心灵的图景：挥霍无度的人群无力抵御自然之怒。然而吉尔的批评者对此不屑一顾。克拉克大学的地理学家特纳对这种致命旱灾理论的证据持怀疑态度。他对我说，即便这场旱灾确有其事，“玛雅的整个全盛期也都是在持久干旱的年代里度过的”。他认为，鉴于玛雅人在供水紧缺的情况下已经经营了数百年之久，他们不大可能亡于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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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玛雅社会的衰亡历程与人们预料中的由旱灾导致的衰亡模式也不相符：大体说来，率先衰落而且受灾最重的是更为潮湿的南部城邦。与此同时，诸如奇琴伊察、乌斯马尔（Uxmal）、科巴（Coba）等北部城邦不仅经受住了缺少雨水的考验，而且还繁荣兴盛起来。实际上，自然条件最为恶劣、最易受旱灾影响的北部地区，也正是人口最多、发展最为成功的地区。霍华德大学[134]的考古学家布鲁斯·H·道林（Bruce H. Dahlin）问道：“那么，持续大旱在一开始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在人们最意料不到的南部和中央低地同时造成灾难，又在人们最意料不到的北部使增长和发展得到延续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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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林在2002年提出，奇琴伊察是通过实施“全面的经济、军事、政治和宗教变革”来适应旱灾的。在此前的年代里，玛雅城邦的统治者是一言九鼎的君主，他们将宗教具体化，还垄断了贸易往来。几乎所有公告和公共仪式都以最高统治者的图像为中心；在那些回顾王室事迹的石碑中，除去国王本人以外，仅有的其他形象几乎都是国王的家人、其他的国王和超自然人物。从公元9世纪末或10世纪初开始，奇琴伊察的公共纪念碑降低了君主的重要性，其主题也从帝王活动的官方叙事变更为有关宗教、商业与战争的普遍化、无文本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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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新制度下，经济命脉被交到了一个新的阶层手上：用奇琴伊察的盐、巧克力以及棉花交换来中美洲其余各地各种商品的商人。在此前的数百年里，当地贸易都集中于与国王直接相关的象征性商品上，譬如为王室选定的珠宝。而到了旱灾期间，类似集市的市场形态兴起了。根据道林的估算，奇琴伊察沿海卫星地带以外的蒸发现象每年至少可以生产3 000吨可供出口的盐；作为回报，玛雅人得到了数以吨计的可用于制造刀刃的黑曜石、可制作珠宝的次宝石、可烧制陶器的火山灰，以及最重要的玉米。当年的奇琴伊察与如今的日本相似，日本出口电子消费品，从美国进口牛肉、从澳大利亚进口大麦，而奇琴伊察显然也是通过各种贸易度过旱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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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地区的对比不仅引人注目，也很有意义。二者的明显差异在于南部地区历经了为期150年的大规模战事。玛雅王国的这两大组成部分都依赖于需要不断维护的人工地貌。但只有在南部地区，着迷于自身荣誉的玛雅精英才对维护工作主动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旱灾的确给社会制度造成了压力，但是南部地区社会之所以解体，原因不在于它超越了固有的生态局限，而是它未能找到解决问题之道这一政治失败。在我们的时代里，苏联的解体发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旱灾导致一系列歉收之后，但不会有人认为是气候终结了苏联的社会制度。相似地，人们应给予玛雅人足够的尊重，使他们为其自己的成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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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霍基亚和玛雅，用火和玉米，这些都体现了原住民对环境影响程度的学界新解。学者刚开始提高对印第安人生态管理的估算时，遭遇了相当的阻力，尤其是来自生态学家和环保人士的阻力。这个内含复杂政治意义的分歧，可以用亚马孙河流域的案例来说明。这也正是我将要在随后的章节讨论的话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认为，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社会对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人类学家说，正如卡霍基亚与玛雅中心地带的地貌一样，亚马孙大森林本身也是一个文化产品；换言之，它也是一个人工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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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考古学家曾将此名破译为“吸烟的青蛙”，有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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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第三任总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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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即Principia College，位于伊利诺伊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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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阿勒格尼山，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北部，向南一直延伸至弗吉尼亚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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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亦有人译为阿登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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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亦译为奥兹曼迪亚斯、奥西曼迭斯，即功绩显赫的古埃及王雷米西斯二世（亦译为拉米西斯二世、拉莫西斯二世）。诗人珀西·比希·雪莱曾作诗《奥西曼提斯》讽刺此人。雪莱在诗中说，雷米西斯二世希望彪炳青史，但千百年后，他残破的雕塑已被半埋在黄沙之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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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二人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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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美国私立大学，位于华盛顿特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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