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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30 玛雅的衰亡曾被归于人口过剩、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旱灾等原因。玛雅的确人口众多;考古学家认为,玛雅中心地区在公元800年时的人口要大于当地如今的人口。玛雅人也的确过度利用了其家园低下的生产能力;旱灾的证据也同样令人信服。四个独立的证据(人种史学数据、尤卡坦地区降水与西欧测定温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与旱灾相关的湖泊沉积物中氧物质变体的测定,以及对与降水有关的加勒比海海底钛含量的研究)表明,玛雅中心地区衰亡前后,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旱灾。考古学家理查德森·吉尔(Richardson Gill)2000年写道,当时的水位降幅之巨,导致数百万玛雅人死于“饥饿与干渴”。“他们无能为力,无处可去。他们认知里的整个世界,都处于一场剧烈而残酷的旱灾中……根本无粮可吃。他们的水库也都干涸了,无水可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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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32 这是一幅震撼心灵的图景:挥霍无度的人群无力抵御自然之怒。然而吉尔的批评者对此不屑一顾。克拉克大学的地理学家特纳对这种致命旱灾理论的证据持怀疑态度。他对我说,即便这场旱灾确有其事,“玛雅的整个全盛期也都是在持久干旱的年代里度过的”。他认为,鉴于玛雅人在供水紧缺的情况下已经经营了数百年之久,他们不大可能亡于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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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34 此外,玛雅社会的衰亡历程与人们预料中的由旱灾导致的衰亡模式也不相符:大体说来,率先衰落而且受灾最重的是更为潮湿的南部城邦。与此同时,诸如奇琴伊察、乌斯马尔(Uxmal)、科巴(Coba)等北部城邦不仅经受住了缺少雨水的考验,而且还繁荣兴盛起来。实际上,自然条件最为恶劣、最易受旱灾影响的北部地区,也正是人口最多、发展最为成功的地区。霍华德大学[134]的考古学家布鲁斯·H·道林(Bruce H. Dahlin)问道:“那么,持续大旱在一开始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在人们最意料不到的南部和中央低地同时造成灾难,又在人们最意料不到的北部使增长和发展得到延续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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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36 道林在2002年提出,奇琴伊察是通过实施“全面的经济、军事、政治和宗教变革”来适应旱灾的。在此前的年代里,玛雅城邦的统治者是一言九鼎的君主,他们将宗教具体化,还垄断了贸易往来。几乎所有公告和公共仪式都以最高统治者的图像为中心;在那些回顾王室事迹的石碑中,除去国王本人以外,仅有的其他形象几乎都是国王的家人、其他的国王和超自然人物。从公元9世纪末或10世纪初开始,奇琴伊察的公共纪念碑降低了君主的重要性,其主题也从帝王活动的官方叙事变更为有关宗教、商业与战争的普遍化、无文本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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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38 在这种新制度下,经济命脉被交到了一个新的阶层手上:用奇琴伊察的盐、巧克力以及棉花交换来中美洲其余各地各种商品的商人。在此前的数百年里,当地贸易都集中于与国王直接相关的象征性商品上,譬如为王室选定的珠宝。而到了旱灾期间,类似集市的市场形态兴起了。根据道林的估算,奇琴伊察沿海卫星地带以外的蒸发现象每年至少可以生产3 000吨可供出口的盐;作为回报,玛雅人得到了数以吨计的可用于制造刀刃的黑曜石、可制作珠宝的次宝石、可烧制陶器的火山灰,以及最重要的玉米。当年的奇琴伊察与如今的日本相似,日本出口电子消费品,从美国进口牛肉、从澳大利亚进口大麦,而奇琴伊察显然也是通过各种贸易度过旱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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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40 南北地区的对比不仅引人注目,也很有意义。二者的明显差异在于南部地区历经了为期150年的大规模战事。玛雅王国的这两大组成部分都依赖于需要不断维护的人工地貌。但只有在南部地区,着迷于自身荣誉的玛雅精英才对维护工作主动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旱灾的确给社会制度造成了压力,但是南部地区社会之所以解体,原因不在于它超越了固有的生态局限,而是它未能找到解决问题之道这一政治失败。在我们的时代里,苏联的解体发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旱灾导致一系列歉收之后,但不会有人认为是气候终结了苏联的社会制度。相似地,人们应给予玛雅人足够的尊重,使他们为其自己的成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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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42 卡霍基亚和玛雅,用火和玉米,这些都体现了原住民对环境影响程度的学界新解。学者刚开始提高对印第安人生态管理的估算时,遭遇了相当的阻力,尤其是来自生态学家和环保人士的阻力。这个内含复杂政治意义的分歧,可以用亚马孙河流域的案例来说明。这也正是我将要在随后的章节讨论的话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认为,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社会对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人类学家说,正如卡霍基亚与玛雅中心地带的地貌一样,亚马孙大森林本身也是一个文化产品;换言之,它也是一个人工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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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44 [127] 考古学家曾将此名破译为“吸烟的青蛙”,有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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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46 [128]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第三任总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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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48 [129] 即Principia College,位于伊利诺伊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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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50 [130] 阿勒格尼山,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北部,向南一直延伸至弗吉尼亚州。——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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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52 [131] 亦有人译为阿登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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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54 [132] 亦译为奥兹曼迪亚斯、奥西曼迭斯,即功绩显赫的古埃及王雷米西斯二世(亦译为拉米西斯二世、拉莫西斯二世)。诗人珀西·比希·雪莱曾作诗《奥西曼提斯》讽刺此人。雪莱在诗中说,雷米西斯二世希望彪炳青史,但千百年后,他残破的雕塑已被半埋在黄沙之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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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56 [133] 二人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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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58 [134] 美国私立大学,位于华盛顿特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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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63 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210]
1706314964 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9. 亚马孙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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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68 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211]
1706314969 奥雷利亚纳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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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71 想要重建前哥伦布年代的历史,最大的困难在于那段历史中各种声音的缺失。中美洲民众遗留下来的文字正在逐渐揭示他们当年的秘密,然而在其他领域,书面语言的缺乏给今人留下了一片寂静。诚然,人们能够在美洲原住民口口相传的传统中探寻诸多往事的种种迹象,但与这些传统更为相关的是古人对永恒真理的解释,而非新闻与历史的细节。人们从《圣经》中获益颇丰,但教学工作者在教古代中东史的时候,必须审慎地对其加以利用,并以其他资料作为补充。同样,流传至今的印第安知识有助于阐释历史,然而其异彩纷呈的光芒只能间接地照亮探索之路。要想理解古代印第安人的生活,人们就不能对第一批目睹他们的文化人(欧洲冒险家、寻宝者与传教士)的记述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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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73 作为历史资料,殖民时期的报告绝非尽善尽美之作。报告的著述者往往是其写作对象(印第安人)的敌手,他们的语言能力通常有限,而且几乎总是有着与设身处地描述土著民风大相径庭的议程。其中一些人撰写报告是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而另一些人是为了谋取政治利益。然而正因如此,人们不能对这些编年史立即采取弃之不理的态度。在谨慎使用的情况下,它们能够起到确证作用,甚至还可以产生启发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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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75 亚马孙地区第一份书面描述的作者加斯帕尔·德·卡尔瓦哈尔(Gaspar de Carvajal)就是一例。几乎从其发表之日始,这份记述就因其失实的内容以及自私自利的描述手法而遭到痛斥。1500年前后生于西班牙城镇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卡尔瓦哈尔,加入了多明我会(the Dominican Order)[135],而后前往南美洲,以教化印加人。他于1536年抵达当地,这时阿塔瓦尔帕政权[136]已经覆亡了四年。时任秘鲁总督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正在认识到,为了避免无能暴力的横行,他必须让自己的手下随时忙碌起来。最臭名昭著的捣蛋鬼之一正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贡萨洛·皮萨罗(Gonzalo Pizarro)。当时,西班牙征服者的社群正在纷纷议论着“黄金国”(El Dorado)的故事,据说有一名坐拥万金的土著国王,会在一年一度的仪式上用金粉涂遍自己全身,继而到一座特殊的湖泊里把这些光灿灿的涂料冲洗掉。数百年来的黄金浴,使金粉覆盖了湖底。一整座湖泊都是金子!这个故事对21世纪的人们来说荒谬至极,但当年的贡萨洛·皮萨罗却不这么看。此时,他已经协助攻取了一个充斥着各种珠宝和贵重金属的帝国。当他决定前去寻找“黄金国”的时候,弗朗西斯科对他给予了鼓励;他几乎是把贡萨洛推出门去的。1541年,贡萨洛率领由200到280名西班牙士兵(各方记载略有差异)、2 000头猪以及4 000名高地印第安人(他们实际上是奴隶)组成的远征军,离开了安第斯高原城市基多(Quito)。加斯帕尔·德·卡尔瓦哈尔以神父的身份陪同了这支部队的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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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77 贡萨洛这次堂吉诃德式的寻宝之旅很快就沦为一场灾祸。由于对“黄金国”的所在方位毫无所知,他像没头苍蝇似的,在安第斯东部山麓地带一路跌跌撞撞。当时那里和现在一样,都是大片的密林原野。由于重山可以捕捉到亚马孙地带风中的全部水分,这块地形既险峻又潮湿。它同时还有着极强的活力:昆虫遍地,炙热潮湿,时刻处于由藤本植物和树枝编成的席子的遮蔽之下。远征军的多数马匹在短短几周内接连死去,马蹄也在沼泽地里慢慢腐烂。而大多数印第安劳工也同样精疲力竭,最终倒在了这片炎热潮湿、海拔比其凉爽的山间故土要低12 000英尺的土地上。在失去他们的驮畜、动物和人力之后,西班牙征服者煞费苦心地拼凑出了一条简陋的船,把自己的枪支和重型装备都放在船上,沿纳波河(Napo River)顺流漂下。纳波河是亚马孙河的一条上游支流。与此同时,兵士们沿河岸艰难行进(这一段路程与纳波河平行,但更为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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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4979 森林越来越密,乡间居民也越来越少。他们不久就发现自己形单影只了。威廉·H·普雷斯科特(William H. Prescott)在《秘鲁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Peru)里写道:“水面没有半丝涟漪。除去荒野中的野生物种、笨拙的蟒蛇和在河边取暖的、令人侧目的鳄鱼,见不到任何其他生命迹象。”在没有印第安村落,无法劫掠物资的情况下,远征军耗尽了食物储备。他们周边的森林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粮,但西班牙人不知道哪些植物是可以食用的。相反地,他们吃掉了所有随团带来的活猪,之后又开始吃狗,再之后干脆打算叉蜥蜴来吃。染病的人越来越多。贡萨洛·皮萨罗的表弟兼副手弗朗西斯科·德·奥雷利亚纳(Francisco de Orellana)此前听闻过关于纳波河更深处某个富裕村落的模糊传说。他建议由自己率领部分远征军前去探路,试试看能否获取一些给养。皮萨罗同意了,于是1541年12月26日,奥雷利亚纳率一支59人的队伍,驾驶着远征军那艘珍贵的船出发了,卡尔瓦哈尔正是这支队伍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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