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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岛屿出土的陶器（其中有些陶器的规模颇为可观），长期以来一直因其对动物的涂绘和雕刻而闻名，华丽精美的涂绘和雕刻遍地皆是，有如林地一般。这些制作精良的陶器表明，马拉若是当时亚马孙河流域唯一的大规模社会。20世纪40年代末，梅格斯和她的丈夫，考古学家克利福德·J·埃文斯（Clifford J. Evans）决定更多地了解此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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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梅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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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颇具雄心的决定。考古学家出于传统，往往会规避热带森林，因为当地的气候破坏了全部的木材、衣物和有机物；除去陶器和石头，可供挖掘的东西屈指可数。基本上由淤积泥沙组成、规模大得惊人的亚马孙盆地，几乎没有什么石头，因此考古学家就连石头也找不到。（由于距此最近的矿床位于数千英里之外河流上游的安第斯地区，亚马孙河流域的居民没有金属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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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斯和埃文斯很快在马拉若注意到了一桩怪事：马拉若文化最早的踪迹，也正是其最为详细的印记。随着世纪的更替，陶器质量出现了无情的滑坡。设计变得越发粗糙，表现的主题越来越少，技术工人的水平也不断下降。在最初的岁月里，一些墓地比其他墓地更精美，这是社会分层的一则例证。然而后来，全部逝者都得到了同样平淡无奇的对待。在其历史的早期阶段，马拉若人必定对周边的低劣文明嗤之以鼻。但随着森林如同《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137]里的描述一样，将文明一层层地剥除，他们也逐渐变得与其邻邦毫无分别了。梅格斯对我说，在哥伦布到访的100年前，马拉若遭到了一次大型厄尔尼诺现象的侵袭，随后亡于某昔日弱国之手。马拉若的历史是一部衰落的历史，没有兴起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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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梅格斯在一篇刊发于《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杂志、风格颇为大胆的文章里，将其意义宣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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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人类及其文化必须遵从的力量。这种决定因素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与时间、地点（森林内）、心理或种族无关。它的拉平效应似乎是难以逃脱的。甚至连当代人在南美洲热带森林地区植入文明的努力也都遭遇了失败，或是在外部世界的不断援助下得到勉强的维系。简言之，热带森林的环境潜力，只能使文明进化到（刀耕火种的）水平；进一步的本土进化是不可能的。任何进化更为深入并试图在热带森林里发展壮大的文明，都会不可避免地被拉低到刀耕火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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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斯说，当地之所以不可能超越刀耕火种的文明程度，原因在于“文化的环境局限之法则”。她将这条法则总结为（她在原文中将其用斜体标注，以示其重要性）：“某一文化能够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其环境的农业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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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若是如何（哪怕只是暂时地）规避这种环境制约的呢？为什么没有其发展初期超越生态局限的迹象，却只留下了它随后崩溃的记载呢？三年后，梅格斯和埃文斯在一篇影响力甚巨的专著中给出了答案。他们说，马拉若社会其实并不属于亚马孙河流域。实际上，作为安第斯地区某个更先进文化的失败分支，马拉若与瓦里或蒂亚瓦纳科有着亲缘关系。该文明被困于亚马孙河流域湿润的沙漠地区，奋力开辟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它蹒跚地走了几步，就死在半途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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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天堂》一书是梅格斯20余年研究的结晶。但这不是此书产生极高影响力的唯一原因。梅格斯关于生态局限的思想发表于第一个地球日出台后的一年以内，并且因此得到了新近开始追捧生态运动的读者的共鸣。从那时起，数不清的拯救雨林运动使人们理解了教训所在：热带森林地区的开发将把森林及其开发者一同毁掉。梅格斯的见解现已见诸于生态学教科书，并成为拯救雨林运动的源泉之一，而该项运动是近代历史上罕见的、人类确实试图吸取往日教训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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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伪造天堂》的主题扩散到了自然科学和政治运动的范畴，梅格斯的观点对考古学界的影响却逐渐式微。她在史密森尼博物院的杰出岗位上，为了环境局限法则而鼓呼。但她的主要成就或许是（在无意间）阻止大众对有关亚马孙河流域历史的新观点产生认识；这些新观点的拥护者认为，关乎当地往昔的见解将对保障其未来的努力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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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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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卓品塔达岩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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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巴西作家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Euclides da Cunha）曾在19世纪末写道：“人们在首次遭遇亚马孙地区时，涌上心头的不是敬慕或热情，而主要是失望。”正如今天的生态旅游宣传册一样，达·库尼亚所处时代对亚马孙河流域的记述颂扬了其广袤的空间，而对其极度平坦的特性却鲜有涉及；亚马孙地区头2 900英里（约4 667公里）的垂直落差仅500英尺。达·库尼亚抱怨道：“就好像这地方缺少垂直线似的。观察者过几个小时就会屈服于单调得不自然的疲劳之中。”河水每年都会泛滥，这不算什么灾害，而是一种季节性的现象。旱季期间只有一英里宽的河道，到了雨季就会涨到30英里宽。五个月后，水流慢慢退去，留下一层厚厚的沉积物。从空中俯视，河水就像污浊的金属从一片绿色中渗出来似的，在大多数拥有欧洲血统的人们眼中象征着荒野和自然奇观、颇为浪漫的峭壁、峡谷和高地，在这片绿色中踪影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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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孙下游城市圣塔伦周边的地域是一个例外。在该城的西边，塔帕若斯河从南端汇入亚马孙河，造出了一个在高水位时宽达15英里、长达100英里的内陆海湾。洪水会上涨到一定的高度，将低洼岛屿陷入齐膝深的水中，只有岛上的树林还孑然而立，活像河心的奇迹。城里的渔夫骑单车驶向小舟，并在作业期间把单车吊挂在离岸的树上。海湾上林立着高度足以投下阴影的陡岸。几乎500年前，印第安人就是聚集在这些山坡的顶部，挥舞着棕榈叶来嘲弄奥雷利亚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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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之相对的河流北端，是一列从北部圭亚那地盾地区延伸而下直到水边的砂岩岭。它们高度达到500英尺甚至更高，如同古老的墓碑一般直抵苍穹。远古时期的象形文字遍布于山丘上的众多岩洞里。这些岩画描绘的手、星星、青蛙和人像，与胡安·米罗（Joan Miró）[138]红黄棕色块相互叠加的画风颇有异曲同工之妙。20世纪90年代，其中的一个岩洞，即潘卓品塔达岩洞（Caverna da Pedra Pintada，又称Painted Rock Cave）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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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余的一些岩洞相比，又宽又浅、光线充足的潘卓品塔达岩洞没有被蝙蝠充斥。该洞拱形的入口高20英尺，华丽的图像比比皆是。前面是一座光线充足的庭院，四角是几块大岩石，正中的位置适合于进行野餐。我到访期间，曾在一块尤其诱人的石头上吃三明治，在那儿，透过树顶上的一列桃棕，可以看到7英里（约11.3公里）以外的水流。我想，那些岩石雕刻的作者，当年也必然做过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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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艾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19世纪中叶到访潘卓品塔达岩洞以来，这里就一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作为一名博物学家，华莱士更感兴趣的是岩洞之外的棕榈树，而不是曾在洞里居住的人。对后者给予关注的，是当时就职于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安娜·C·罗斯福（Anna C. Roosevelt）。令她恼怒不已的是，媒体报道往往强调她是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39]的后代（她是其曾孙女），仿佛她的血统要比成就更为显著似的。然而实际上，她也的确多多少少地显示出了其先人在引发戏剧性和争议方面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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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首次引起公众关注，是在20世纪80年代她在马拉若进行重新挖掘工作期间。通过使用一系列新型遥感技术（包括全站仪地形测绘、地面穿透雷达、以及扫描磁场强度、电导率和电导率的轻微变化），她还原了马拉若人社会生活的图景。与梅格斯和埃文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马拉若当地得出的结论相比，这幅图景要详细得多。既详细，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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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关于马拉若文化的初步报告出版于1991年。这份报告看起来像是《伪造天堂》的反物质版本。少数几名科学家曾对梅格斯的观点提出挑战，罗斯福则是将之从头到尾一路痛批。她的结论是，马拉若远非另一个高等文化的失败分支，而是“新大陆的杰出土著文化成就之一”；作为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强国，马拉若的居民数量“可能远远超过十万人”，占地达数千平方英里。马拉若“大量的人口、丰富的生活资料（以及）公共设施的主要系统”不仅没有破坏森林，反而改善了林地状况：马拉若人当年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显示出了最为突出而多样化的增长趋势。罗斯福对我说：“如果你信梅格斯那种理论的话，那么这些地方都该是一片废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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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河流与森林不仅没有给马拉若文明施加压力，反而为之创造了可能性。在墨西哥高地，“远离其他人群并不容易。多石的山坡和沙漠数量之多，使人不易从头来过。但在亚马孙地区，人们是可以离开的；只要乘舟而行，就可以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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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Huckleberry Finn）[140]里那样吗？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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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愿意这样理解的话，”她说，“人们可以（沿河）前进，想在哪儿定居就在哪儿定居；森林赐予他们各种各样的水果和动物，而河流赏赐他们鱼类和植物。对马拉若这样的社群来说，这一点极为重要。它们的强制性必须要低得多，随意性必须要强得多，社会流动性必须要大得多，不然人们在那里就待不住。”与当时全球大多数其他地方相比，亚马孙地区的居民“更为自由，更加健康，并且生活在一个当真很了不起的文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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