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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学家试图搞清这一地区的最初居民是如何重塑其自然环境的时候，其他科学家也开始描绘出这些行为对其基因遗传的影响。位于玛瑙斯的巴西国家亚马孙研究所的植物学家查尔斯·R·克莱门特（Charles R. Clement）认为，亚马孙西部地区是一个植物驯化中心，植物学家称之为“瓦维洛夫中心”。［此名源于苏联植物学先驱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他率先指出，全球的植物驯化都集中于五六个地区。］农业遗传学家长期以来相信，亚马孙西部地区是花生、巴西刀豆（canavalia plagiosperma）和两种辣椒（风铃椒和灌木椒）的开发地。但是按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家苏珊娜·赫克特（Susanna Hecht）的观点（她在当地工作了30年），完整名单要比这长得多。“我会把橡胶[由巴西橡胶树的汁液制成]加到这份名单里。”她对我说。前哥伦布时期的原住民群体将橡胶应用于无数的领域，橡胶“至少算是半人工培育的，而且显然是由人类分发的”。而在她看来，比这更为重要的是木薯（Manihot escule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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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年产量居全球第6位的农作物，这种大型块茎植物在7 000多年里对亚马孙河流域的饮食至关重要。几十年来，大多数研究人员相信木薯和玉米一样没有野生始祖；该农作物被认为是由若干亲缘物种偶然结合而成的。20世纪90年代初，巴西的研究人员在郎多尼亚发现了一个木薯野生亚种M. esculenta flabellifolia。不久之后，华盛顿大学圣路易分校的肯尼思·M·奥尔森（Kenneth M. Olsen）和芭芭拉·A·沙尔（Barbara A. Schaal）证明，驯化木薯的遗传禀赋源于flabellifolia，而这表明后者是其祖先。（按照奥尔森的观点，这个亚种也有可能在更西端的地域，譬如与郎多尼亚相邻的贝尼地区出现；至今尚未有人就此赴当地考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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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尼地区诸多土墩和“岛屿”的顶部，是深深的沟渠，其中大多数呈圆形或椭圆形。作为位于其北部的地质印痕的翻版，它们一般宽约500英尺，尽管有些沟渠比这要大得多。由于这些土墩通常都有林木覆盖，埃里克森及协同其进行调查的玻利维亚人帕特里夏·阿尔瓦雷斯（Patricia Alvarez，就职于位于科恰班巴的市立圣西蒙大学）在测量期间被迫一路斩藤伐木。这项工作是缓慢而痛苦的；在我某次到访当地期间，埃里克森和阿尔瓦雷斯花了大半个下午，用弯刀在重重密林间狂劈猛砍，只是为了在GPS上辨识出一条沟渠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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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树木的遮盖，没有人知道地质印痕的确切数量。埃里克森说，“如果几乎每座土墩都有（地质印痕）”，他“也不会感到惊讶”。或许是在支持这一观点，中佛罗里达大学的人类学家约翰·沃克（John Walker）2008年报告说，他在玻利维亚中北部的土墩上发现了环形沟渠；人们此前一直未能在这里得到这样的发现。他在一封从玻利维亚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在勘察的四座森林岛屿上发现了陶器，而其中每一座岛屿都存在着我愿意称为环形沟渠（即圆形地质印痕）的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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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印痕与其他土建工程的关系尚不明确。“修筑环形沟渠的是一拨人，而修筑堤道和土墩的是另外一拨人。”阿尔瓦雷斯告诉我。“问题在于他们是不是同一拨人。”在她看来，该地区色彩斑斓的文化景观或许反映了“不同族群在不同地区内劳作”，“族群间的沟通”频繁而热烈的情景；阿尔瓦雷斯认为，这种拥挤而杂乱的社会景观向四周延伸开去，在东西南北各自数百英里的范围内都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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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和玻利维亚的研究人员都认为，阿克里和贝尼地区之间的地质印痕可能是持续延伸的。但他们难以确定，因为在阿克里和贝尼之间是植被甚密的潘多省。同样，他们也不清楚这些地质印痕是否发挥过任何作用。沃克对我说，他发现的一座土建工程“通过一条深水沟”与某条邻近的河流相连，它同时“还与另一侧的某块沼泽地相连”。“它可能是用来在旱季控制大草原地区水流的。所以，至少有一些土建工程或许发挥了水利作用。”但绝大多数阿克里的地质印痕都建于高处，因此排水功用甚微。很多地质印痕都有着俯视整个中心地带的外墙，这意味着它们也并非用于防御。它们有时还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其他人类存在的踪迹（如贝冢）。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人类学家彼得·斯塔尔（Peter Stahl）认为，“人们直接的反应是，它们曾经是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可这是考古学界一种经久不衰的恶作剧式的断言；人们一旦搞不清某物的功用，就会说它是用在仪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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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地质印痕的完工年代都似乎较晚，仅建造于哥伦布登陆前几百年。地质印痕的无处不在，可能暗示着某种文化运动将更早时期的社会组织一扫而空了。“但不管这里曾经有过什么，这些社群都已经被完全遗忘了。”潘多市可持续发展与原住民机构主任、人类学家吉列尔莫·罗哈（Guillermo Roja）说。“他们消失至今不过才400年而已。”他告诉我。“为什么这里的人对他们已经一无所知了呢？他们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的时间，而现在居然已经没人知道他们是谁了。”我们进行会谈的房间里充斥着密林的照片。罗哈说，“我们得把这个地方照顾好。这些人显然是开发出了一整套手段，既能使其管理环境，同时也能保护环境不受破坏，从而对未来，也就是对我们负责。”他说：“我们在这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谁知道我们还会发现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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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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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木瓜园的发展态势是如此稳固而健康，以至于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幅广告，比如作为某位名人盛赞的新型木瓜饮料的背景图。一些在赤道艳阳下大汗淋漓的研究人员爱不释手地抚摸着这种悬垂下来的饱满的绿色水果，它们每一个都有婴儿的脑袋那么大，被成簇地包裹在茁壮的树干周围。其余的科学家躬下身来，以同样的赞许之情捧起一把又一把的土。通往这片果园的道路修在亚马孙地区颇具盛名的贫瘠土壤之上；与林间的大片深绿色树叶相比，这种土壤橙红色的廉价妆饰，几乎是明亮得出奇。木瓜树树荫下的土壤却是深棕色的，土质潮湿易碎，正是不少花匠孜孜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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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这种土壤与北美或欧洲谷仓地带的土壤颇为相似。但经过更为仔细的检验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完全不同，因为这里的土壤里充斥着碎陶器。正是上佳土质与成功农业的结合，以及有关昔日印第安人居住的证据，才把科学家吸引到了这座农场来。我也受邀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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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果园地处亚马孙上游约1 000英里处，距玛瑙斯有两个小时的轮渡和车程。作为亚马孙河流域内最大的城市，玛瑙斯位于河北岸，与其主要支流尼格罗河[142]的交汇处相距不远。两河之间的一片陆地，取决于人们的不同观点，既可算作几乎完全毁于开发的土地，而考虑到它紧靠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又可谓是人丁稀少的地域。在这块土地的顶部，是一座名为艾伦杜巴（Iranduba）的小村庄，当地有可供无人区飞行员[143]停降的机场，几家无精打采的商铺，一些电唱机声音大得都能把树上鸟儿给震下来的酒吧，还有可供装载当地农产品的码头。木瓜园在艾伦杜巴数英里外，位于亚马孙上方一座陡岸之巅。它是由日本移民后裔管理的众多河边农庄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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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就职于地处盖恩斯维尔的佛罗里达州大学的迈克尔·黑肯伯格（Michael Heckenberger）与就职于地处伯灵顿的福蒙特大学的詹姆斯·B·彼得森（James B. Peterson）决定在亚马孙中部地带搜寻潜在的考古遗址。此前，梅格斯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一批巴西科学家考查了该河的许多地方，并且得出结论，当地有考古相关性的证据甚少，而这正是人类难以突破生态局限的进一步证据。黑肯伯格和彼得森相信梅格斯的考查过于粗糙，并决定将其调查工作集中于一个地区。在圣保罗大学的埃德华多·戈奥斯·内维斯（Eduardo Goés Neves）、内维斯的几十个学生，以及随后加入的缅因大学法明顿分校的罗伯特·N·巴尔托（Robert N. Bartone）的共同协助下，他们在亚马孙河与尼格罗河的交汇处发现了30多处遗址，并充分发掘了其中四处遗址。这座木瓜园就是其中一处遗址。而此时，内维斯、彼得森和巴尔托率领着一群客座研究员和一名记者前来考察这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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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户人家的父亲满脸宽厚地笑着，在门口的阴影处看着我们转来转去。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在门外恹恹地驱赶着一大片黄色的蝴蝶。从松散的壁板中间，传来一阵阵某电台广播节目里，关于巴西死敌阿根廷在足球运动上背信弃义的滔滔不绝的激烈言辞。尽管时值冬季，但正午阳光之烈，仍足以让人皮肤上渗出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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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瓜园的边缘，有考察队鉴定为人工修建的10座低矮土墩。根据碳年代测定表明，它们修筑于公元1000年前后。考古学家业已开始发掘其中最大的一座土墩。他们已经发现了9座墓地，每具遗体都放置在墓穴里，显然所有遗体都是同时下葬的。由于这些科学家不大可能在头一次探索性的勘察中就发现了当地唯一的人体残骸集中地带，他们相信整座土墩有可能充满了（数百座）墓葬。“这表明这里的居民有几千人。”内维斯说，“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这算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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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维斯把棒球帽往后推了一推，整个人都缩进了挖掘现场，这是一个深约6英尺的矩形洞穴，四边呈直角，墙体精准地垂直而下，正是考古发掘工作的特色。某位客座研究人员传下来了一份芒塞尔土色卡。这些好似调色板一样的东西是土壤学家用来给土壤进行分类的。内维斯轻轻地刮了刮墙体，露出了清新的泥土，随后用一颗大头钉把土色卡钉到了墙上。他在发掘点的顶部挂上了一把测尺（红、白、绿色相间，每种颜色的长度都是10厘米），用来标明深度。数码相机慢慢吞吞地发出声音。这就像是袖珍版的老头子考察福尔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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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维斯在挂测尺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因为到处都是从墙体向外伸出的碎陶器，他找不到一个能让测尺不被钩住的悬挂点。碎陶片林立于发掘现场一侧，其数量之多，让我想起了距此沿河向上数百英里的贝尼土墩。某些碎片似乎形成了水平的层次。和贝尼的土墩一样，这里的陶器显然是遭人刻意砸碎的，或许是为了加固土墩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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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陶器专家彼得森问道，这些土墩里究竟有多少盘子、碗和杯子。他掏出一张小纸片和一支笔，在上面草草地写下了一些数字。过了一两分钟，他抬头看了看。“这是一个粗略的，不那么精确的估算，”他一边警告着，一边向我展示结果：仅是我们脚下的这座土墩，就可能有着4 000多万块碎陶片。“想想看，制造出这么多陶器所需要的产业基础。”内维斯说。“结果他们全给砸了。你再看看他们（为了修建墓穴土墩而）把这么多上好土壤堆积起来的做法，这统统是浪费行为。我不认为这里存在短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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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土壤的生态局限大多源于降水的重力能。终日不绝的降雨把表面几英寸的泥土捣成了泥浆，泥土的养分在此期间极易被滤掉，而泥浆本身也极易遭到冲刷。在未经人类砍伐的森林里，树木形成的天篷阻截了降水，并承受了它从云层中降落带来的冲击。水最终还是会从叶片上溅出来，但坠地时的冲击就不会那么猛烈了。在农民或伐木工人清除森林植被以后，雨滴坠地的冲击力会是此前的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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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耕火种的方式将土地不受保护的时间压缩到了最短。与之相比，集约型农业的生产虽然要高效得多，但同时也把土地最大限度地裸露在了各种冲击之下。这种痛苦的取舍关系，正是生态学家认为热带森林人类群体拓展其小型村落规模的努力长期以来注定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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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巴西国家亚马孙研究所的植物学家查尔斯·R·克莱门特（Charles R. Clement）的观点，最初的亚马孙人的确避免了降水物理学造成的两难处境。总的来说，他们的解决方案不是清除森林植被，而是以适用于人类使用的森林植被来取代它。他们在陡岸，即高水位的边缘地带修筑了车间；这样一来，他们既可以下河捕鱼，也能够避免洪水灾害。而后，他们并未将农业集中于一年生作物上，而是聚焦于亚马孙河流域极为多元的树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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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亚马孙地区的初始居民不辞劳苦地用石斧清理出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农地。但他们并没有只是把木薯和其他一年生作物种在花园里，直到森林将其最终侵蚀，而是把精选的木本作物与木薯一道栽种下去，并对这种过渡状态进行管理。在亚马孙地区已知的138个驯化植物种类中，超过一半的物种都是木本植物。（取决于“驯化”的不同定义，该数字可达80%。）从人心果、葫芦、刚毛棕榈到巴西棕榈树、巴西莓、野生菠萝，再到椰子树、美洲油棕和巴拿马帽棕，亚马孙地区水果、坚果与棕榈名满天下当之无愧。“游人总是很惊讶于他们居然能在森林里漫步的时候，不断地从树上摘下果子来。”克莱门特说，“而这是因为古人种了这些树。他们是在行走于古老的果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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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棕（我正是透过潘卓品塔达岩洞外的桃棕，俯视了亚马孙地区）是克莱门特最喜欢举的例子。这些高耸到令人眼花的笔直树木有多达十余根树茎，树底部周边还长满了保护性的尖刺。这种保护并没有多大意义；桃棕木本身就坚固得很，以至于在贝尼地区，人们曾用它来做锯条。在棕榈叶下，一束束橙色或是红色的果实活像一串串室外地滚球一样挂着。这种果实油性极强，同时也富含叶红素、维生素C，而且惊人的是，其蛋白质含量也颇高。干燥状态下的白色或粉色果肉可用作玉米薄饼类的面粉；煮熟的烟熏果肉是一道开胃菜；而在烹制并发酵后，它还能用于酿制啤酒。（其树液也能用于制作某种葡萄酒。）一年种两季作物并不罕见；就每英亩产量而言，桃棕的产量通常要远高于稻谷、豆类或是玉米。树类在种植三到五年后开始结果，而且在接下来的70年里都能持续结果。和草莓一样，桃棕也会长出不定芽。只要留心一点，它们就能收获出（以我的经验来看，是非常可口的）棕心。被科学家称为bactris gasipaes的桃棕有200多种常见名，例如pupunha、cahipay、tembe、pejibaye、chontaduro、pijuayo等。对克莱门特而言，这些称谓的不同表明，多种文明曾赋予该植物以广泛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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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克莱门特对亚马孙盆地各处的桃棕进行了测量。他了解到，这个树种的若干物理特性（包括果实大小）与亚马孙河流域西部靠近贝尼地区处于完全野生状态的桃棕都表现出明显的梯度分布；而这意味着，该树种可能最开始就是人们在当地进行种植的。与此同时，克莱门特的合作者之一，乔治·莫拉–乌尔皮（Jorge Mora-Urpí）用与其不同的方法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印第安人或许是杂交了几个地方（包括秘鲁亚马孙地区）的棕榈树，从而繁衍出了现代桃棕。不论其起源地在哪里，人们都是在数千年以前就驯化了这个物种，随后使其迅速扩散至四面八方，先是通过亚马孙河流域，而后向上进入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桃棕在1700年到2300年前（或许还要更早）就出现在哥斯达黎加了。一名17世纪的观察者写道，到了哥伦布的时代，美洲原住民对其已经珍视有加，以至于与之相比，“得到更多尊重的只有他们的妻子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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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玉米或是木薯不同，桃棕能够在没有人类关注的情况下茁壮成长。不幸的是，该特质被证明有着巨大的好处。在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许多亚马孙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包括雅诺马马人在内）都抛弃了居住已久的农村，因为那里会使他们成为欧洲病毒和奴隶贸易的瓮中之鳖。他们藏身于森林之中，不停迁居，以此维护自己的自由；这些遭到追杀的人们按被巴利称为“农业退化”的模式，不得不放弃农耕，以觅食来维持生计。激发了无数欧洲人想象力的所谓“亚马孙苍茫林海内的石器时代部族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人的一个发明创造和历史上的新奇故事；这些印第安人之所以存活了下来，是因为所谓“林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祖辈种下的果园组成的。“这些被称为休耕地的古老森林历来都被西方研究人员列为乔木林（排水良好的土地上的原始森林）。”巴利2003年写道。但若是没有“人类的农业活动”，它们“是无法存活下来的”。实际上，亚马孙人与西方不同，他们通常不把“耕作”景观和“自然”景观区分开来，而是根据其区域内物种的分布，将景观简单地分为大量不同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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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聊了一会儿以后，克莱门特带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来到国家亚马孙研究所的试验林。对我这个外行来说，这片试验林和玛瑙斯城外旅舍周边那些吸引生态旅游者前来的森林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国家亚马孙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控制了矮树丛的长势。从天篷那里能看到同样寒绿色的光芒，闻到同样辉煌的味道，感觉到同样令人惊叹的多样性。空气中颤动着不协调的尖叫声、咕咕声、呱呱声和鸟儿发出的吱吱声等各种喧嚣。一道道细流酷似风干的树液，从一些树干上淌下。在此前一次到访亚马孙地区期间，我曾在某座被遗弃的种植场里的一棵橡胶树上看到过同样的细流。我当时以为那是一滴乳胶汁液，于是就上前拨拉了一下。结果，那简直是一条专供白蚁通行的“高速公路”。白蚁从小树洞里源源而出，爬遍了我的手，大咬特咬。我疯狂地拍打着自己的手，从树边一跃而回。我穿着凉鞋的脚踏在了一座蛰人的巢穴上。我就是这样了解到，为什么一些亚马孙河流域的民众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偏见。此次随克莱门特探访当地期间，我把自己的双手藏得严严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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