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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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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木瓜园的发展态势是如此稳固而健康，以至于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幅广告，比如作为某位名人盛赞的新型木瓜饮料的背景图。一些在赤道艳阳下大汗淋漓的研究人员爱不释手地抚摸着这种悬垂下来的饱满的绿色水果，它们每一个都有婴儿的脑袋那么大，被成簇地包裹在茁壮的树干周围。其余的科学家躬下身来，以同样的赞许之情捧起一把又一把的土。通往这片果园的道路修在亚马孙地区颇具盛名的贫瘠土壤之上；与林间的大片深绿色树叶相比，这种土壤橙红色的廉价妆饰，几乎是明亮得出奇。木瓜树树荫下的土壤却是深棕色的，土质潮湿易碎，正是不少花匠孜孜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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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这种土壤与北美或欧洲谷仓地带的土壤颇为相似。但经过更为仔细的检验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完全不同，因为这里的土壤里充斥着碎陶器。正是上佳土质与成功农业的结合，以及有关昔日印第安人居住的证据，才把科学家吸引到了这座农场来。我也受邀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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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果园地处亚马孙上游约1 000英里处，距玛瑙斯有两个小时的轮渡和车程。作为亚马孙河流域内最大的城市，玛瑙斯位于河北岸，与其主要支流尼格罗河[142]的交汇处相距不远。两河之间的一片陆地，取决于人们的不同观点，既可算作几乎完全毁于开发的土地，而考虑到它紧靠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又可谓是人丁稀少的地域。在这块土地的顶部，是一座名为艾伦杜巴（Iranduba）的小村庄，当地有可供无人区飞行员[143]停降的机场，几家无精打采的商铺，一些电唱机声音大得都能把树上鸟儿给震下来的酒吧，还有可供装载当地农产品的码头。木瓜园在艾伦杜巴数英里外，位于亚马孙上方一座陡岸之巅。它是由日本移民后裔管理的众多河边农庄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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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就职于地处盖恩斯维尔的佛罗里达州大学的迈克尔·黑肯伯格（Michael Heckenberger）与就职于地处伯灵顿的福蒙特大学的詹姆斯·B·彼得森（James B. Peterson）决定在亚马孙中部地带搜寻潜在的考古遗址。此前，梅格斯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一批巴西科学家考查了该河的许多地方，并且得出结论，当地有考古相关性的证据甚少，而这正是人类难以突破生态局限的进一步证据。黑肯伯格和彼得森相信梅格斯的考查过于粗糙，并决定将其调查工作集中于一个地区。在圣保罗大学的埃德华多·戈奥斯·内维斯（Eduardo Goés Neves）、内维斯的几十个学生，以及随后加入的缅因大学法明顿分校的罗伯特·N·巴尔托（Robert N. Bartone）的共同协助下，他们在亚马孙河与尼格罗河的交汇处发现了30多处遗址，并充分发掘了其中四处遗址。这座木瓜园就是其中一处遗址。而此时，内维斯、彼得森和巴尔托率领着一群客座研究员和一名记者前来考察这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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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户人家的父亲满脸宽厚地笑着，在门口的阴影处看着我们转来转去。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在门外恹恹地驱赶着一大片黄色的蝴蝶。从松散的壁板中间，传来一阵阵某电台广播节目里，关于巴西死敌阿根廷在足球运动上背信弃义的滔滔不绝的激烈言辞。尽管时值冬季，但正午阳光之烈，仍足以让人皮肤上渗出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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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瓜园的边缘，有考察队鉴定为人工修建的10座低矮土墩。根据碳年代测定表明，它们修筑于公元1000年前后。考古学家业已开始发掘其中最大的一座土墩。他们已经发现了9座墓地，每具遗体都放置在墓穴里，显然所有遗体都是同时下葬的。由于这些科学家不大可能在头一次探索性的勘察中就发现了当地唯一的人体残骸集中地带，他们相信整座土墩有可能充满了（数百座）墓葬。“这表明这里的居民有几千人。”内维斯说，“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这算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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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维斯把棒球帽往后推了一推，整个人都缩进了挖掘现场，这是一个深约6英尺的矩形洞穴，四边呈直角，墙体精准地垂直而下，正是考古发掘工作的特色。某位客座研究人员传下来了一份芒塞尔土色卡。这些好似调色板一样的东西是土壤学家用来给土壤进行分类的。内维斯轻轻地刮了刮墙体，露出了清新的泥土，随后用一颗大头钉把土色卡钉到了墙上。他在发掘点的顶部挂上了一把测尺（红、白、绿色相间，每种颜色的长度都是10厘米），用来标明深度。数码相机慢慢吞吞地发出声音。这就像是袖珍版的老头子考察福尔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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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维斯在挂测尺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因为到处都是从墙体向外伸出的碎陶器，他找不到一个能让测尺不被钩住的悬挂点。碎陶片林立于发掘现场一侧，其数量之多，让我想起了距此沿河向上数百英里的贝尼土墩。某些碎片似乎形成了水平的层次。和贝尼的土墩一样，这里的陶器显然是遭人刻意砸碎的，或许是为了加固土墩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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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陶器专家彼得森问道，这些土墩里究竟有多少盘子、碗和杯子。他掏出一张小纸片和一支笔，在上面草草地写下了一些数字。过了一两分钟，他抬头看了看。“这是一个粗略的，不那么精确的估算，”他一边警告着，一边向我展示结果：仅是我们脚下的这座土墩，就可能有着4 000多万块碎陶片。“想想看，制造出这么多陶器所需要的产业基础。”内维斯说。“结果他们全给砸了。你再看看他们（为了修建墓穴土墩而）把这么多上好土壤堆积起来的做法，这统统是浪费行为。我不认为这里存在短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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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土壤的生态局限大多源于降水的重力能。终日不绝的降雨把表面几英寸的泥土捣成了泥浆，泥土的养分在此期间极易被滤掉，而泥浆本身也极易遭到冲刷。在未经人类砍伐的森林里，树木形成的天篷阻截了降水，并承受了它从云层中降落带来的冲击。水最终还是会从叶片上溅出来，但坠地时的冲击就不会那么猛烈了。在农民或伐木工人清除森林植被以后，雨滴坠地的冲击力会是此前的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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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耕火种的方式将土地不受保护的时间压缩到了最短。与之相比，集约型农业的生产虽然要高效得多，但同时也把土地最大限度地裸露在了各种冲击之下。这种痛苦的取舍关系，正是生态学家认为热带森林人类群体拓展其小型村落规模的努力长期以来注定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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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巴西国家亚马孙研究所的植物学家查尔斯·R·克莱门特（Charles R. Clement）的观点，最初的亚马孙人的确避免了降水物理学造成的两难处境。总的来说，他们的解决方案不是清除森林植被，而是以适用于人类使用的森林植被来取代它。他们在陡岸，即高水位的边缘地带修筑了车间；这样一来，他们既可以下河捕鱼，也能够避免洪水灾害。而后，他们并未将农业集中于一年生作物上，而是聚焦于亚马孙河流域极为多元的树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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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亚马孙地区的初始居民不辞劳苦地用石斧清理出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农地。但他们并没有只是把木薯和其他一年生作物种在花园里，直到森林将其最终侵蚀，而是把精选的木本作物与木薯一道栽种下去，并对这种过渡状态进行管理。在亚马孙地区已知的138个驯化植物种类中，超过一半的物种都是木本植物。（取决于“驯化”的不同定义，该数字可达80%。）从人心果、葫芦、刚毛棕榈到巴西棕榈树、巴西莓、野生菠萝，再到椰子树、美洲油棕和巴拿马帽棕，亚马孙地区水果、坚果与棕榈名满天下当之无愧。“游人总是很惊讶于他们居然能在森林里漫步的时候，不断地从树上摘下果子来。”克莱门特说，“而这是因为古人种了这些树。他们是在行走于古老的果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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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棕（我正是透过潘卓品塔达岩洞外的桃棕，俯视了亚马孙地区）是克莱门特最喜欢举的例子。这些高耸到令人眼花的笔直树木有多达十余根树茎，树底部周边还长满了保护性的尖刺。这种保护并没有多大意义；桃棕木本身就坚固得很，以至于在贝尼地区，人们曾用它来做锯条。在棕榈叶下，一束束橙色或是红色的果实活像一串串室外地滚球一样挂着。这种果实油性极强，同时也富含叶红素、维生素C，而且惊人的是，其蛋白质含量也颇高。干燥状态下的白色或粉色果肉可用作玉米薄饼类的面粉；煮熟的烟熏果肉是一道开胃菜；而在烹制并发酵后，它还能用于酿制啤酒。（其树液也能用于制作某种葡萄酒。）一年种两季作物并不罕见；就每英亩产量而言，桃棕的产量通常要远高于稻谷、豆类或是玉米。树类在种植三到五年后开始结果，而且在接下来的70年里都能持续结果。和草莓一样，桃棕也会长出不定芽。只要留心一点，它们就能收获出（以我的经验来看，是非常可口的）棕心。被科学家称为bactris gasipaes的桃棕有200多种常见名，例如pupunha、cahipay、tembe、pejibaye、chontaduro、pijuayo等。对克莱门特而言，这些称谓的不同表明，多种文明曾赋予该植物以广泛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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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克莱门特对亚马孙盆地各处的桃棕进行了测量。他了解到，这个树种的若干物理特性（包括果实大小）与亚马孙河流域西部靠近贝尼地区处于完全野生状态的桃棕都表现出明显的梯度分布；而这意味着，该树种可能最开始就是人们在当地进行种植的。与此同时，克莱门特的合作者之一，乔治·莫拉–乌尔皮（Jorge Mora-Urpí）用与其不同的方法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印第安人或许是杂交了几个地方（包括秘鲁亚马孙地区）的棕榈树，从而繁衍出了现代桃棕。不论其起源地在哪里，人们都是在数千年以前就驯化了这个物种，随后使其迅速扩散至四面八方，先是通过亚马孙河流域，而后向上进入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桃棕在1700年到2300年前（或许还要更早）就出现在哥斯达黎加了。一名17世纪的观察者写道，到了哥伦布的时代，美洲原住民对其已经珍视有加，以至于与之相比，“得到更多尊重的只有他们的妻子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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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玉米或是木薯不同，桃棕能够在没有人类关注的情况下茁壮成长。不幸的是，该特质被证明有着巨大的好处。在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许多亚马孙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包括雅诺马马人在内）都抛弃了居住已久的农村，因为那里会使他们成为欧洲病毒和奴隶贸易的瓮中之鳖。他们藏身于森林之中，不停迁居，以此维护自己的自由；这些遭到追杀的人们按被巴利称为“农业退化”的模式，不得不放弃农耕，以觅食来维持生计。激发了无数欧洲人想象力的所谓“亚马孙苍茫林海内的石器时代部族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人的一个发明创造和历史上的新奇故事；这些印第安人之所以存活了下来，是因为所谓“林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祖辈种下的果园组成的。“这些被称为休耕地的古老森林历来都被西方研究人员列为乔木林（排水良好的土地上的原始森林）。”巴利2003年写道。但若是没有“人类的农业活动”，它们“是无法存活下来的”。实际上，亚马孙人与西方不同，他们通常不把“耕作”景观和“自然”景观区分开来，而是根据其区域内物种的分布，将景观简单地分为大量不同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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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聊了一会儿以后，克莱门特带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来到国家亚马孙研究所的试验林。对我这个外行来说，这片试验林和玛瑙斯城外旅舍周边那些吸引生态旅游者前来的森林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国家亚马孙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控制了矮树丛的长势。从天篷那里能看到同样寒绿色的光芒，闻到同样辉煌的味道，感觉到同样令人惊叹的多样性。空气中颤动着不协调的尖叫声、咕咕声、呱呱声和鸟儿发出的吱吱声等各种喧嚣。一道道细流酷似风干的树液，从一些树干上淌下。在此前一次到访亚马孙地区期间，我曾在某座被遗弃的种植场里的一棵橡胶树上看到过同样的细流。我当时以为那是一滴乳胶汁液，于是就上前拨拉了一下。结果，那简直是一条专供白蚁通行的“高速公路”。白蚁从小树洞里源源而出，爬遍了我的手，大咬特咬。我疯狂地拍打着自己的手，从树边一跃而回。我穿着凉鞋的脚踏在了一座蛰人的巢穴上。我就是这样了解到，为什么一些亚马孙河流域的民众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偏见。此次随克莱门特探访当地期间，我把自己的双手藏得严严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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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7月，亚马孙地区正值冬季，对水果而言，这是全年最糟糕的时节。尽管如此，克莱门特还是找到了黄色的普拉藤果（bacuri）和紫色的巴西莓。他从树枝上拔下了一片看上去像是4英尺长的青豆的东西，将其纵向掰开，而后向我展示了纵向分布、像是下巴里的牙齿一样的平整而发亮的种子。每粒种子大小与大拇指骨相仿，被绒白色的外层包围着。“试试看吧，”他说，“这是冰激凌豆。”我把一粒豆子放入口中，吮吸了起来。这外层尝起来还真的很像是香草冰激凌的味道，而且和香草冰激凌一样新鲜宜人。随后还有其他三四种水果，每一种在我看来都颇为古怪。（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会喜欢生物多样性。）桃棕不在季节，但他找到了另一种同属植物。其果实在剥皮之后，实在让人提不起胃口，它从颜色、结构质地到口感上都和湿润的硬纸板大同小异。克莱门特挤出了一些果肉。油从他的手指间流到了地上。“这能给你补充一些卡路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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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亚马孙人在果园里劳作了上千年之久，由此逐渐地把大片大片的盆地转化成了更适于人类居住的地貌。在位于马拉若东南方的大陆上，卡雅布人长达数百年的修补活动深刻地改变了这个森林社群。根据巴利的植物详录的记载，在卡雅布人经营的森林里，几乎一半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物种都是供人类食用的。而在近期未经人类经营的相似森林里，这一数字只有20%。在一篇于1989年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中，巴利谨慎地估算道，在亚马孙地区所有未被淹没的森林中，至少有11.9%（即约八分之一）的森林是“人为的”，即直接或间接地由人类活动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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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个数字可谓保守。“我基本认为这全都是人类创造的，”克莱门特对我说。埃里克森也持同样的观点；这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学家在玻利维亚告诉我，南美洲的低温热带森林属于全球最精美的艺术品之列。“我的一些同事会说这太激进了，”他说。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人类学家彼得·斯塔尔（Peter Stahl）说，“许多”研究人员相信，“生态意象想要呈现为某种原始的，未经人类开发的史前时期的这片地域，其实已经被人类经营上千年了”。埃里克森认为，“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这一短语“即便不适用于全部，也适用于大多数新热带地区的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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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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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山河”所言不虚；亚马孙河流域的印第安人确确实实地开辟出了他们脚下的大地。按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家苏珊娜·赫克特（Susanna Hecht）的说法，亚马孙河高地的研究人员在跨越整个地区的高速公路时，一直随身携带着多数土壤样品，当地的高速公路途径土壤环境极为恶劣的地带，某些地带的铝毒奇多，以至于它们已成为铝土矿开采区。尽管如此，少数科学家还是发现了更好的土样。这些土样“被视为异常而无关紧要的”事物，“这一部分是因为亚马孙地区历来空无人烟的假说。”赫克特对我说。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开始研究这些富含Terra preta do Índio，即肥沃富饶的“印第安黑土”的异常地段。人类学家相信，它们是人类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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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孙河流域各地的农民都因印第安黑土极高的产出而对其倍加珍视，一些农民在这种黑土上耕作多年，也从不用多加施肥。我拜访的木瓜园园主就在其列：他们在印第安黑土上已经愉快地耕种了20年。而更令人惊叹的是，农场黑土里的陶器表明，这些土壤将其养分保持了长达1 000年之久。就当地而言，当地人只是将黑土挖掘出来当盆栽土卖，就足以大赚一笔了；令人遗憾的是，这项活动已经使当地难以计数的文物遭到了破坏。令考古学家感到惊愕的是，长长的、填满远古黑土的花盆和前哥伦布时代的陶器碎片一道在圣塔伦机场迎接着八方游客。由于黑土及其周边的贫瘠土壤面临着同样恶劣的生长条件，“其存在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德国拜罗伊特大学土壤学与土壤地理学院的化学家布鲁诺·格拉泽（Bruno Glaser）说，“如果按教科书上的说法，这东西不应该在那里出现。”[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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