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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之间的水上交通极为方便，速度颇快，不过很多船只的动力来源还是用人力把长竿顶向船底。每到汛期，河流边缘都是被淹没到枝头的小树。在它们上方30英尺，挂着高耸的木棉树的红色果实，每一颗都像绯红色的灯泡一样，在静止的水面上完美地反射出来。人们会在名为furo的种植园开辟的狭窄隧道中抄近路。我在到访一座名为Taperinha的古种植园（安娜·罗斯福曾在此进行发掘工作）的时候，操纵舵柄的人突然把船直接驶入森林之中。我们穿过了一片2 000英尺长，6英尺宽的furo园。人们告诉我，有些furo园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从哥伦布以前的年代开始，森林里就已经有了水上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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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在游客宣传册里都被描述为“荒野”。如果新一代研究人员的观察属实的话，那么这种描述就是错误的。实际上，一些人相信，亚马孙河流域如今的人口比1491年还要少。但当我乘坐的小船划入furo园中的时候，森林像伞幕一样，将天空遮挡在外。在几百码内，人类的存在痕迹似乎就已经消失了。我感到孤独而渺小，但说来奇怪，倒也产生了些许欣喜之情。如果说我周边的景象不是荒野，那么人们该怎么去想它呢？鉴于森林的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为其未来所设定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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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美国的环保主义者强调说，森林应该永远免遭砍伐或是利用；应该尽可能长时间地将其保留为一片没有人类的土地。在这个治疗虚无主义的生态版本中，他们想让这块盆地自生自灭。我碰到过的巴西人往往没那么热衷于这项提议。他们说，是啊，是啊，我们支持环境。但我们这里还有几百万穷苦大众呢。为了发展你们的经济，你们铲平了自己的森林，让零售店遍布大地。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同样的事呢？如果你们现在想要更多的森林，你们怎么不扒掉你们的零售店去种树呢？环保主义者应道：是啊，是啊，我们支持扶助穷人。但人们如果砍伐热带雨林，就无法创造财富。相反，这只会把土壤毁掉。把亚马孙河流域变为一片荒地，是帮助不到任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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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聋人之间的对话的出现频率之高，以至于辩论参与者几乎都能把他们的台词背下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词语是没有分量的，因为环保主义者倾向于居住在伦敦、柏林或旧金山等大富之地，或者至少反映的是这些地区的观点。而发展观点的支持者通常来自圣保罗、里约热内卢或是巴西利亚，这些城市距亚马孙地区有数千英里之遥，其文化与亚马孙文化大相径庭的程度，与环保主义者的城市几乎不相上下。“你应该看看当我们告诉亚马孙河流域那里的人我们来自圣保罗的时候，人们脸上的表情。”埃德华多·内维斯对我说。“这就像是纽约人到了伊利诺伊南部，只是比那还糟。‘我的上帝，外星人入侵了！趁着他们还没把咱们都传染上，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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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环保主义者与开发商之间的冲突也不容忽视。这毕竟事关全球最大的森林。相似的争论也发生在全球成百上千个需要保护的其他地方。在错综复杂的个人动机的掩盖之下，这场争论是西方哲学传统中最古老的争论之一，即风俗（nomos）与自然（physis）的争论。古希腊人将存在视为nomos（理性/秩序/技巧）与physis（非理性/混沌/自然）之间的竞争。从环境角度来看，将这片山河视为充满必要（但可能被人们在不经意间损毁）的原始状态的梭罗代表着physis。Physis说，就让大自然成为我们的向导吧；闪到一边去，环境会知道该如何保持健康的。Nomos则是一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认为整片山河都是由人工修筑的；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必要的固有特质，而只是偶然性和人类行为的反映罢了。Nomos说，没有任何一种生态状态是天生优于另一种生态状态的，所有生态状态都是人类选择的产物（甚至无人存在的生态状态也是如此，因为是我们选择不去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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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印第安人对其山河影响的规模，似乎会将我们推向nomos一边。1983年，克罗农在其划时代著作《土地的变迁》（Changes in the Land ）中展示了新英格兰乡间地带的历史。他在这部书中观察到，人们通常理解的荒野在美国东部根本不存在，而且在几千年的历史里面也根本未曾存在过。（几年以后，德尼万把相信此间曾有大片荒野的行为称为“处女地迷思”。）当克罗农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将这种未有荒野的历史场景公之于众的时候，环保主义者和生态学家攻击他，说他受到了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传染。一场学界骚动随之而兴，大小论文里的数百个相关脚注此起彼伏。这还促成了少数几本主要由生物学家撰写的攻击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书之一。另一本名为《伟大的新荒野辩论》（The Great New Wilderness Debate）的书出版于1998年，编者是两名哲学家，他们恳切地将自己描述为“欧美人士……的文化遗产是以其后殖民主义、全球霸权形式存在的父权制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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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像我这样，对学者们诚挚而晦涩的语言做出调整。尽管如此，这两名哲学家的关注还是可以理解的。在亚马孙的furo园里，我头顶上遮住天空的树木让我感觉到了举头三尺之力的存在，而这也是几乎每一个曾独自走过这片林地的人的直觉。这种力量似乎有着并不来源我的、属于它自己的规律和抗拒。然而认为这片森林是由人们塑造的观点，似乎并没有为任何其他的、超出人类所能的力量留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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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大自然没有准则，并不就意味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真正的担忧源于把荒野错误地与森林本身联系到一起的行为。相反地，这片山河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互动的舞台，是一种展示；和所有展示品一样，它并不完全受到其创作者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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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原住民视其所需地经营了这块大陆。当代各民族也必须做到同样的事情。如果他们想把尽可能多的地貌恢复到1491年的样子，那么他们就需要创造全球最大的花园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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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的目的各异，工具不同，但所有花园都是与自然力量合作的产物。其创建者极少会声称自己是在恢复或重建任何往昔的事物；而且，他们也从来无法完全掌控其作品。相反地，他们是在利用所有的最好的工具和能够汇聚的全部知识，全力以赴地去创造未来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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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说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在像这片土地的最初居民那样思考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将目光投放在重建过去的环境上，而是要聚焦于塑造一个未来的人们可以安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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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克里斯托（1935~），保加利亚裔美国艺术家，大地艺术的代表人物，以“被包裹起来的德国议会大厦”、“被环绕的群岛”等作品闻名于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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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我在本书的姊妹篇《1493》中探讨了哥伦布交换及其全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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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玛莎·华盛顿（1731~1802）系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之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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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即前文所述的热内–罗贝·卡瓦利尔。——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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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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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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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70631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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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11．和平大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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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带领家人逃离纳粹铁蹄下的欧洲，乘船前往美国。纳博科夫是俄国一个贵族家庭的后裔，但他依然憎恨自己出生地无处不在的阶级限制的奴性。当卑微的美国曼哈顿码头海关的办事员未能对其贵族举止和血统心生畏惧的时候，他感到很满意。事实上，他还报告说，“当他们打开我的箱子，看见两副拳击手套的时候，两名办事员就把手套戴上，打起了拳击。另外一名办事员对我的蝴蝶收藏产生了兴趣，甚至还建议我把其中一种命名为‘队长’。打完拳击，有关蝴蝶的对话也结束之后，海关的人就让我关上箱子走人了。”他们直截了当，甚至有些无礼的行为，还有那种不言自明的、每个人都处于相同的社会层次的假定，都令他激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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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并不是第一个对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不同感到吃惊的流亡者，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49]和很多其他人都把这种文化差异归结于前者的“民主精神”。正如各界广泛注意到的那样，这种精神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人皆可为尧舜的理念刺激了企业家自力更生的精神，但也可以导致外人眼中的政治无知主义。不过无论好坏，这种精神都被人们广泛认同为美洲给世界带来的伟大礼物之一。当伦敦和巴黎富足的证券经纪人自豪地保留自己的工人阶级口音的时候，当观众穿着运动装和运动鞋出现在斯卡拉大剧院的时候，当南非人和泰国人抱怨警察不会像重播的《警界双雄》（Starsky & Hutch）里演的那样，向犯罪嫌疑人宣读他们的权利的时候，当开罗的反政府示威者用埃及口音高唱《我们要战胜一切》（We Shall Overcome）的时候，无论它们是在哪里发生的，所有这些对社会和法律权威表达的蔑视都有着鲜明的美国基调。诚然，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自由的倡导者。但其中绝大多数的灵感都来自于美国的范例，或者可能应该说是美国原住民的范例，因为其源泉是美国原住民文化，特别是豪德诺索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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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塞内卡（Seneca）、卡尤加（Cayuga）、奥内达加（Onondaga）、奥奈达（Oneida）、莫霍克（Mohawk），1720年后又加上塔斯卡洛拉（Tuscarora），一共6个民族的松散军事联盟，豪德诺索尼是哥伦布到访之前200年内格兰德河以北最大的土著政体之一，也是哥伦布到访之后200年内格兰德河以北最大的土著政体。证据还不明朗，但易洛魁联盟（the Five Nations）的始祖，即周边狩猎者和采集者的群体，或许是自从冰川褪去手指湖区（像猫爪痕一样分布在纽约州中部的11座深而窄的湖）以来一直久居故乡的。公元1000年左右，以玉米、豆类和南瓜为支柱的印第安农业在当地出现。手指湖区的民众此时已经合并为五大主要族群，他们开展农业，使整个地区的山丘都布满了农场。于是，像所有从觅食转为农耕的人类社会一样，这里的人口得到了增长。迅速兴起的各个文明彼此为敌。由于家族成员遭拐、遇袭、遇害的仇不得不报，每次暴力事件都会让人们以牙还牙，引发血腥的冲突。如此的血雨腥风造就了一名英雄人物，即和平使者德甘纳威达（Deganawid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