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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洪坦男爵的著作极受欢迎，在面世后的第一时间内就被译为英文；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该书共有25个不同的版本流传于法国各地，而他关于美洲天堂的设想似乎也注入到了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Denise Diderot）[154]的观点之中。不过，即便没有他，这些作家可能也还是会留意到印第安人；散文作家蒙田在早先一百年就已经对印第安人反威权主义的态度有所关注了。他写道，到访过法国的印第安人“注意到在我们中间，一些人脑满肠肥、应有尽有，而另一部分人却是前者堂前的乞丐，个个瘦骨嶙峋、困顿潦倒。这一部分赤贫者居然能够遭受（换言之，是忍耐）如此程度的不公，却未能奋起扼住富人的咽喉，或是烧掉富人的房子，这在他们看来非常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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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向七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发问，请教他们如果回到1491年的话，会愿意成为欧洲的普通公民，还是豪德诺索尼人。他们对这一问题都有所不悦，因为这是让他们用今天的标准去品评历史，社会科学家把这种谬论贬称为“现代主义”（presentism）。但七人中的每一个人都选择成为印第安人。一些早期殖民者也给出了相同的答案。詹姆斯敦的领导人曾试图劝服印第安人转化为欧洲人。令人尴尬的是，几乎所有的转化事例都是以反方向进行的；尽管这样做将遭严惩，但还是有大量英国人加入到了当地民众之中。新英格兰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清教徒领袖在得知某敌对英国定居点的一些成员开始与马萨诸塞印第安人混居的时候，感到极为震惊。我先人想要加入其列的愿望，更是导致了捏造的谋杀罪行，使他最终因此被判处死刑；至少这是我祖父告诉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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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名印第安儿童被带到我们中间（富兰克林在1753年悲叹道），学会了我们的语言，又习惯了我们的风俗的时候，只要他去看看自己的亲属，和一个印第安人漫谈起来，就再没有可能让他回到我们之中了。但男性也好，女性也罢，如果是白人在年纪幼小时就被印第安人劫掠走，跟着他们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其友人赎回，给予他们所有可以想象的关怀照顾，以使其与英国人为伍，可过不多久，他们就会厌恶我们的生活方式……一有机会，就会逃入林中，再也寻他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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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印第安人比邻关系（生活在人类自由的活生生的范例周边）的影响下，欧洲殖民者接受了他们反抗的态度；根据历史学家科尼利厄斯·J·简连（Cornelius J. Jaenen）的观察，这种现象“使法国的精英阶层颇为不安”。拥有贵族头衔的达可男爵就是一例。正如他在前文引述著作中加粗体的部分表明的那样，他的记载突出反映了印第安人自由观煽动反抗的作用。在伏尔泰的名作《老实人》（Candide）[155]里，一群想象中的印第安人在发现英雄人物赣第德的身份与己方对其的设想不符（他们以为他是一名教士）之后，才饶他不死；作者对这些名为“奥莱衣昂”（Oreillons）的印第安人反教权主义和反威权主义的观点的赞同显而易见。教会以及路易十四（即达可男爵刺激的那名国王）都曾指示官员迫使印第安人接受法文教育，同时教授让他们遵从其社会上级的内容，试图借此压制这些危险的观念。简连报告说，这些尝试“处处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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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的自由观以最直接的方式，使原住民村庄成为了殖民者忠诚度的竞争者。殖民者社会的压制性不能变得太强，因为其成员（被重重包围在自由生命的模范之中）总是可以选择愤然离开。北美洲最初的英国村庄地处英国下议院数千英里之外，它们很有可能抛弃了体现欧洲生活特征的层级严苛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内容。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它们也注入了美洲原住民文化中民主、随意、傲慢的特性。这种精神使很多欧洲人，不论是社会名流还是下里巴人，都感到惊恐和尴尬。但还有很多其他人觉得，这是一种吸引力极强的人类可能性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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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世界对美洲社会的某些借鉴是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公认的，譬如鹿皮鞋、玉米和军事战略；殖民地的叛军也正是用印第安式的游击策略使英军士兵陷入困境的。（1758年，约翰·福布斯将军主张说，“在这个国家，我们必须遵从并学习印第安敌军的战争艺术。”）欧洲人通过这种被历史学家詹姆斯·阿克斯特尔称为适应性变化的过程，采纳了印第安人的技术和战略，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他们并未改变他们对自己或是世界的认知。阿克斯特尔在一篇发表于1981年的名作中写道，印第安人在美国发展进程中发挥的最重要的角色是作为其“军事对手和政敌”的地位，即作为殖民者反抗的“他者”的存在本身。“殖民时期试图解决一系列相关‘印第安问题’的全部经验，都和赋予殖民者与美洲紧密相连的身份有着很大关系。”他写道。在美洲原住民人口面前集体退缩的欧洲人，也学会了如何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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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绝大多数美国历史学家的讨论都至此而止。在他们眼中，美国东北部的阿尔冈琴语使用群体和易洛魁语使用群体与英国社会的差异过大，无法向后者施加持久的影响。这些等级制度严密、贪得无厌、以市场为导向、相信一神论、拥有极强种族优越感的新来者，怎么可能会从施行平等主义、互惠互利、非资本主义、相信泛神论、同样拥有极强种族优越感的原住民身上汲取观念和习俗呢？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艾伦·泰勒认为，那些豪德诺索尼人可能对美国精神产生了影响的言论，可谓“幼稚”，因为“这种说法将以共识为基础的原住民和以强制为基础的殖民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最小化了”。或许吧，但这样的话，怀疑论者必须解释为什么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二者的相互影响极为深远）相比之下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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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弗朗西斯·詹宁斯质疑那些他口中的“易洛魁吹鼓手们”怎么可以和我刚刚做过的那样，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表述；富兰克林曾多次重复自己“对‘无知蛮人’的蔑视……但人们即便是在逻辑和证据面前，也还是会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这种论点令人困惑，这就像是在宣称因为欧洲裔美国人曾辱骂并压迫非洲裔美国人，所以他们就没有受到后者的文化影响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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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和具体行为很难对文化影响加以确定。不过，文化影响依然是存在的。1630年，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率领一支在当时可谓最大规模的准殖民队伍（总数约700人）从英国出发，抵达马萨诸塞，并在当地建立了波士顿市。远征军人在旅途之时，极为虔诚的温斯罗普解释了自己设想中的新殖民地：“山巅之城”。管辖这座城市的，将是清教徒的上帝设下的原则。而原则之一是，天神平等地爱着每一个人，但他并没有意愿让他们在社会中发挥同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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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神以最为圣洁睿智的天意，安排了人类的境遇，在各个时代，都必须有一些富人、一些穷人，一些人位高权重，其他人平庸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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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温斯罗普理想中的社区既不是机会均等之地，也不是抹平社会等级之地；穷人“平庸”的环境“在各个时代”都是上帝规划的一部分，无法得到大幅改动（如果穷人被甩下得太远，富人应当伸出援手）。这种社会理想是对宗教权威而非民主自决的忠实信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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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之大相径庭。清教徒没有能创造出温斯罗普设想中的有序社会，相反地却发明了颇为尖锐、可谓极端民主化的新英格兰镇民大会（New England town meeting）；达特茅斯学院的科林·卡洛维（Colin Calloway）认为，这种管理制度“更多展示的是阿尔冈琴政府以共识治理的属性，而非清教徒政府以天命治理的属性”。在我看来，要说周边印第安人的范例和这种变化毫无瓜葛，似乎不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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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接受原住民社群曾经对美国文化产生影响这一观点，诸多引人入胜的新问题也就随之展开。首先，原住民社群也有可能施加了某种不良影响［这也正是为什么该话题像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抱怨的那样，未必是“虔诚”或是“浪漫原始主义”的］。人们可以把视角投向美国东南部。正如泰勒提到的那样，当地“殖民社群维系了一种比在欧洲的压迫性还要强的奴隶制”，而“奴隶主们依靠印第安人为他们抓俘逃亡者”。在这里，作为密西西比社群后裔的原住民群体的等级制度和独裁统治也比东北部阿尔冈琴语与易洛魁语使用群体的社会生态要严苛得多。和加莱记载的一样，此间的原住民社群与奴隶交易制度实现了全面合作；他们会把战俘送给殖民者，以供后者将其贩售到海外。相比之下，东北部的温达特（休伦）人和豪德诺索尼人在对待俘虏的时候，要么直接杀掉，要么在更为常见的情况下会收养起来，非自愿的奴役虽然也有发生，但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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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图上，奴隶制社会与非奴隶制社会的分界线在弗吉尼亚较为明显，并在大致上勾勒出了后来将支持与反对奴隶制的各州分别开来的梅森—迪克逊线（Mason-Dixon line）。这种重复模式无疑和地理环境有关；东南部地区的气候和土壤更有利于烟草与棉花等种植作物的生长。南部殖民者对奴隶制的偏爱，大概反映了他们不同的种族、阶级和宗教背景。但人们难道能对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不同印第安社群完全不闻不问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当代美国的种族冲突在多大程度上（至少部分如此）是哥伦布之前数百年就已形成的文化差异演变而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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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令人困惑的是，历史学家准备对这些关联采取不管不顾的态度。这种迟疑的态度或许有一部分源于一场遗留至今的长期学术斗争；学院派和活动人士就豪德诺索尼人在美国宪法中所起到的作用争执不休。这场斗争让双方都耿耿于怀。这一部分或许是因为人们不愿相信，作为美国最基本特色的自由文化可能拥有这么多不同的祖先。想想I·伯纳德·科恩（I. Bernard Cohen）吧，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研究了美国宪法制定者们的思想，并宣称启蒙时期哲学家的自由观源于牛顿物理学，虽然这些哲人的著作清清楚楚地表明，他们谈及自由的实例大多来自于原住民社群。那些组织起反英茶党聚会，还身穿“莫霍克人”服装的波士顿殖民者更是如此。在其他人研读欧洲知识分子的著作与历史的时候，印第安自由的图景对16世纪美国东北部产生的影响却被移除于时间和空间之外了。出于与其波士顿同道一致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韩国、90年代中国，以及本世纪初乌克兰的抗议人士其实都化着“美洲原住民”的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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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平等自由的观念如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深入人心，世所共知，以至于我们已经很难领悟它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之剧。如果说从英国到孟加拉，从瑞典到索韦托，地球上每一处都珍视自由，也不过只是些许夸张而已；大家都是豪德诺索尼人及其邻人的孩子。现在让我向非印第安读者略作解释：想象一下与一名来自1491年的豪德诺索尼人相遇的情景。与自家的先祖相比，人们在对方那些旋涡文身、不对称发型和俗丽长袍之下，至少是在某些特定方面辨识出这是一名和自己相似得多的个体，难道算是无法思量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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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作家，西方现代小说的先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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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1807~1882），美国诗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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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即《海华沙之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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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托马斯·莫尔（1478~1535），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政治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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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托马斯·潘恩（1737~1809），美国思想家、革命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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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德尼·狄德罗（1713~1784），法国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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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此处引用的是傅雷译本的书名。徐志摩译本将此书的书名直译为《赣第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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