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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图上，奴隶制社会与非奴隶制社会的分界线在弗吉尼亚较为明显，并在大致上勾勒出了后来将支持与反对奴隶制的各州分别开来的梅森—迪克逊线（Mason-Dixon line）。这种重复模式无疑和地理环境有关；东南部地区的气候和土壤更有利于烟草与棉花等种植作物的生长。南部殖民者对奴隶制的偏爱，大概反映了他们不同的种族、阶级和宗教背景。但人们难道能对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不同印第安社群完全不闻不问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当代美国的种族冲突在多大程度上（至少部分如此）是哥伦布之前数百年就已形成的文化差异演变而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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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令人困惑的是，历史学家准备对这些关联采取不管不顾的态度。这种迟疑的态度或许有一部分源于一场遗留至今的长期学术斗争；学院派和活动人士就豪德诺索尼人在美国宪法中所起到的作用争执不休。这场斗争让双方都耿耿于怀。这一部分或许是因为人们不愿相信，作为美国最基本特色的自由文化可能拥有这么多不同的祖先。想想I·伯纳德·科恩（I. Bernard Cohen）吧，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研究了美国宪法制定者们的思想，并宣称启蒙时期哲学家的自由观源于牛顿物理学，虽然这些哲人的著作清清楚楚地表明，他们谈及自由的实例大多来自于原住民社群。那些组织起反英茶党聚会，还身穿“莫霍克人”服装的波士顿殖民者更是如此。在其他人研读欧洲知识分子的著作与历史的时候，印第安自由的图景对16世纪美国东北部产生的影响却被移除于时间和空间之外了。出于与其波士顿同道一致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韩国、90年代中国，以及本世纪初乌克兰的抗议人士其实都化着“美洲原住民”的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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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平等自由的观念如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深入人心，世所共知，以至于我们已经很难领悟它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之剧。如果说从英国到孟加拉，从瑞典到索韦托，地球上每一处都珍视自由，也不过只是些许夸张而已；大家都是豪德诺索尼人及其邻人的孩子。现在让我向非印第安读者略作解释：想象一下与一名来自1491年的豪德诺索尼人相遇的情景。与自家的先祖相比，人们在对方那些旋涡文身、不对称发型和俗丽长袍之下，至少是在某些特定方面辨识出这是一名和自己相似得多的个体，难道算是无法思量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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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作家，西方现代小说的先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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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1807~1882），美国诗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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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即《海华沙之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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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托马斯·莫尔（1478~1535），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政治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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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托马斯·潘恩（1737~1809），美国思想家、革命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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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德尼·狄德罗（1713~1784），法国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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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此处引用的是傅雷译本的书名。徐志摩译本将此书的书名直译为《赣第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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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 附录A 负载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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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试图写作或者甚至谈及有关美洲初始居民的人，都会迅速遭遇术语陷阱。往往越是试图合乎逻辑、敏感细致，想要把作者和读者解救出来，越是会让双方深陷泥沼无法自拔。此间的困难之处大体分为两种：单个印第安群体的名称，以及用于区分这些群体的社会类别的名称。在前者之中，最为知名的正是“印第安人”（Indians），它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个荒谬的名称，以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社会科学家曾想将其改为“美洲原住民”（Native American），或者有时也可以称为“美洲印第安人”（Amerin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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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革用意虽好，却未竟全功。从字面意义上说，这个替代名和初始名同样有问题。“美洲原住民”本意指的是哥伦布到访前的美洲居民及其后裔。不过它实际上却另有所指：正如活动人士拉塞尔·米恩斯抱怨的那样，“任何一个生于西半球的人都算是美洲原住民了。”更糟的是，这个称谓还招致了全新的乱局。“印第安人”不适用于因纽特人、阿留申人以及极北地区的其余群体；他们在文化、语言甚至外貌上都迥异于其南邻，以至于研究人员一般认为，他们必然是在一波比其他美洲居民晚得多（但还是要比哥伦布到访早上好几百年）的移民潮中来到此地的。但他们也都是美洲原住民，而这消除了对学者和土著居民自己有用的一个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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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言谈之中，我打过交道的原住民（无一例外地）用的都是“印第安人”这个词，而不是“美洲原住民”。某一天，我在和一名有着土著血统的玻利维亚研究生交谈时，提了一句“美洲原住民”。“Aquí somos indios,”她解释道，“Los ‘americanos nativos’ viven solamente en los Estados Unidos.”意即：我们这儿都是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只住在美国。“我憎恶美洲原住民这个术语，”米恩斯于1998年宣布道。言而有信的米恩斯参与了一个名为美洲印第安人运动（the American Indian Movement）的土著权益组织，并成为该组织的重要一员。“我们是作为美洲印第安人而被奴役的，我们是作为美洲印第安人而被殖民的，我们将作为美洲印第安人而获取我们的自由，之后我们将随心所欲地择名自称。”他如此写道。（与此同时，英国人普遍使用“红色印第安人”的称谓以将美洲原住民与“东印度人”区分开来，这也是不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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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讲，“印第安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与美洲最初居民的自我认知都相去甚远。就像10世纪加洛林帝国的居民并没有自称为“欧洲人”一样，同时期的西半球居民也未曾从“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或是任何其他半球集体性质的实体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相反地，他们都将自己视为其所属群体的一分子，譬如说，从属于万帕诺亚格邦联的帕图西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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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当下的情况也是如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家拉塞尔·桑顿（Russell Thornton）颇为慷慨地给我寄来了一些个人著作的副本，还附上了自己的履历，他在履历上对自己的定性是一个“切诺基族的注册成员”，而不是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美洲印第安人或是土著人。当我向桑顿提及此事时，他回答说，美洲形形色色的不同族群唯一共享的经历，就是他们都曾遭受欧洲人入侵的荼毒。“‘印第安人’和‘美洲原住民’作为一种类别的存在，都归结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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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本书交替使用“印第安人”和“美洲原住民”这两种称呼，而后者的使用主要是为了避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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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诸君注意的是，我把这些称谓作为文化类别和地理类别，而非种族类别进行使用。“印第安人”之于西半球，正如“欧洲人”（而非“白种人”或是“高加索人”）之于欧洲。种族类别必然问题重重，因为它们表面上看是由生物学决定的标识（也就是说，它们本应当构建于肤色等遗传物理特性之上），但实际上却与文化息息相关。19世纪美国南部施行的恶名昭彰的“一滴血”原则就是一例。该原则宣称，即便是外表已与白种人毫无二致的男性和女性，如果其任何祖先是非洲裔，那么他们自己也就是黑人。人们倘若避免以种族为基础进行分类（就像我试图做到的那样），也就能更容易规避这种矛盾和模棱两可之处，偶尔为之的华丽辞藻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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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到具体的印第安族群（譬如说万帕诺亚格或是玛雅）的时候，我采用的是一条简单的经验：我试图以这些群体成员自己首选的名字来称呼它们。这种貌似谦恭的方法有时却被攻击为居高临下的作风。这种观点认为，毕竟，美国民众惯用的是诸如“法国人”（French）、“德国人”（German）之类的英语标签，而不是français和Deutsch等原文称谓。因此，若要强调以“适当的”名字来称呼印第安人，那么其实是将其置于某种极为脆弱的特殊类别里。但这种异议难称深思熟虑的产物。尽管英语使用群体的确惯用“德国人”（Germans）而非Deutscher，“法国人”（French people）而非les français，但他们也会倾向于避免如“德国佬”（Kraut）或“青蛙佬”（Frog）等侮辱性的称谓。很多印第安群体的常见名字都带有类似的侮辱性质，或是由这种带侮辱性的说法衍生而来的。不足为奇的是，它们都在逐渐地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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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种以人们偏好的名字称呼对方的“简单”经验，比它看上去要复杂一些。比如说，极北地区是一片彼此相关的社群的聚居之地，这些社群的居民被统称为“爱斯基摩人”（Eskimo），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术语在多数极北地区原住民的居住国加拿大被“因纽特”（Inuit）所取代。当时有人投诉说，“爱斯基摩人”源于阿尔冈琴语里某个含有贬义的名词，其意为“吃生肉的人”。外界并不清楚这为什么会令人反感，因为生肉的确是北部地区民众饮食的上上之选，就像日本人喜食带生鱼片的寿司一样。而且无论如何，语言学家相信，“爱斯基摩人”实际上源于阿尔冈琴语对“穿雪靴的渔民”或者“说外语的人”的称呼，而这两种意思看上去都没有特别的贬义。对当代议题而言，更糟的是，“因纽特”还是一个北极地区亚族群（subgroup）的名字，该亚族群并不包括阿留申群岛的阿留提克人（Aleutiiq）和拉布拉多半岛的因努人（Innu）。就好象这还不够似的，阿拉斯加的伊努皮爱克人（Inupiat，属于因纽特亚族群，但与其加拿大表亲不讲同一种语言）通常抵制“因纽特”这种叫法。他们更钟意的名字是“阿拉斯加原住民”（Alaska Native），有时也较喜被称为“爱斯基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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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原住民语言有着不同的罗马拼音方案，而这也会造成误解。前印加帝国范围内各语种的统称Runa Simi（克丘亚语）本身就有若干种罗马拼音方案；我在本书中试图采用的是秘鲁克丘亚语言学院（Academia Mayor de la Lengua Quechua）1995年颁布的拼音方案，该方案的影响力看来正在缓慢扩大。而对于被归为“玛雅”语的30多种语言来说，选择就更为棘手了。例如，在第八章开头被杀的统治者的名字可以译为Toh-Chak-Ich’ak、Chak Toh Ich’ak和Chak Tok Ich’aak；其头衔“君主”（lord）的拼音方式有ahau、ahaw、ajau、ajaw，甚至还包括axaw。1989年，危地马拉文化和体育部发布了一部玛雅语的标准拼写法。不幸的是，墨西哥的玛雅语标准拼写法与此不同。事实上，该国有若干种玛雅语拼写法。不同的墨西哥机构发布了不同的官方拼写法，其中多数都基于阿尔弗雷多·瓦雷拉·巴斯克斯（Alfredo Barrera Vásquez）的经典著作《玛雅大辞典》（Diccionario Maya Cordemex），而所有的拼写法都致力于“帮助拯救这些语言，使其幸免于灭绝”。在本书中，我对此束手无策，我对玛雅名字的拼写，取决于它们在我发现的最具权威性的最新资料（即金石学家西蒙·马丁与尼古拉·格鲁伯的《玛雅国王与王后的编年史》（Chronicle of the Maya Kings and Queens）中的呈现形式。（这并不是说我没有犯过错误，或是一直都能遵守自己的规则。尽管我本人尽力加以避免，但我还是很确信自己有过一些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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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的问题，也就是分类的问题，也同样复杂。譬如“文明”，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说，“这是单词中的硝石，往往会触发爆炸性的争论”。当文化不被认作文明的时候，就会引发争论；它们难道因此就是“不文明的”了吗？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提出了几十种不同的定义，并对文字的存在是否不可或缺而争论不休。如果文字的确是必不可少的话，那么或许在中美洲之外，就没有印第安文明的存在了。然而美洲的其他部分充斥着如果位于任何别的地方，都会被描述为某个文明的产物的遗迹（蒂亚瓦纳科、马拉若和卡霍基亚）。在我看来，这种差别是毫无意义的。和克罗斯比一样，我使用文明一词“并非作为道德评论，而只是作为对定居于城市、乡村、部落的群体，以及与这些群体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结构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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