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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25 1605年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第一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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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27 1633年伽利略被迫放弃哥白尼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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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29 对人类历史研究者而言，我们开篇所接触的这个欧洲在某些重要方面均可被视为“现代的”。但在大众眼里，1500年的欧洲同21世纪的欧洲有着云泥之别。如果我们回到16世纪的话，会看到城镇和城市零星分布（这些城市空间在一些欧洲老城中依然清晰可辨），但那里的人们同21世纪的现代人有着千差万别。寿命超过50岁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接受天主教的创世学说；面对死和生，人们只能听天由命；大量人口目不识丁、食不果腹。人们终日为食宿操劳；大多数人因为年迈或迫于疾病，不得不依靠家人或教会的施舍度日。尽管好莱坞不遗余力地将中世纪呈现为一个丰富多彩、舒适安逸的时代，但整体而言，事实并非如此。虽然15世纪的建筑精致华美，手工制品精美绝伦，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普遍充满危险和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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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31 人们就该时期是否属于“现代”还存在分歧。部分史学家认为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欧洲才进入现代；有史学家提出“现代”欧洲始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还有一部分史学家主张欧洲是在20世纪初才真正进入“现代”的。15世纪末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被看作是“现代”历史的开端：例如，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首次起航探索新世界，1501年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完成作品《大卫》（David），1485年英格兰玫瑰战争结束。这些事件被视为现代历史开端的标志，预示了社会世界新的发展。有关现代的另一观点则认为早在14世纪，而非16世纪，欧洲就已经呈现了标志着社会在思维和认知方式上向现代转变的某些重要特征。到1500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渡海抵达西印度群岛，“发现”“新大陆”，拓展了欧洲同世界其他地方的物理联系。与此同时，第一部旅行随笔问世［作者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白图泰[1]（Abu Abdallah Muhammad Ibn Battutah）1304年出生于丹吉尔，作品名为《游记》（Travels），14世纪50年代问世］。该书表明早在16、17世纪的“探索时代”之前，文化之间的相互往来就已经摆脱了距离的限制。事实上，伊本·白图泰的世界广袤无垠，涵盖了孟加拉至北非大片地区，连接非洲东部部分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南麓，贸易和伊斯兰教将这个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通常称马可·波罗（Marco Polo）为欧洲第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但伊本·白图泰是一位比波罗更坚毅的旅行家，尽管他是在波罗死后才踏上旅程的。对无数只是到访过邻村的人而言，即便他们知道，伊本·白图泰周游世界的事迹也只是遥远世界里的传奇而已。14世纪伟大的旅行家们将自己的旅行经历记录成书，但这一时期欧洲大部分人口都没有受过教育，这些叙事成为口口相传的故事。然而，在这一时期，对欧洲大部分人口而言，已知世界仍存在地域界线，但世界正在越变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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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33 14世纪旅行家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始于14世纪的观点。历史时期的划分一直以来是一个复杂、棘手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把对个人经验重要性的认识看作是现代的一大特征的话，那么14世纪的欧洲就有大量事例可以证明“现代的”我们脱胎于这一时期。但这种判断将文化凌驾于医疗、科学和技术之上：出现以清晰可辨的“普通”人为题材的作品［乔叟（Chaucer）和但丁（Dante），二者均是14世纪诗人］，主张宗教和政治民主［罗拉德派[2]（the Lollards），约翰·威克利夫[3]（John Wycliffe）的拥护者］，完善或设立诸多著名的大学［位于科英布拉[4]（Coimbra）、巴黎、牛津、剑桥和博洛尼亚[5]（Bologna）］，形成有关人类境况的人文主义乐观心理。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承认这个社会仍然没有摆脱大自然的束缚。事实上，1348—1349年的黑死病夺走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性命，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取决于每年收成的好坏。14世纪的“现代”人可能游走天下，挥毫畅书，抒发超越时空的情感，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自然界的威胁。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基督教界的统一这一方面，他们的世界不属于我们理解范畴内的“现代”。因此，虽然14世纪同我们的现代世界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本书还是将从16世纪初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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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35 这些开篇观点——同本书一样——都聚焦于英国社会的历史，英国社会同欧洲其他社会的变迁，以及这些社会同世界其他社会的关系。但如上文所示，本书无意将英国或是欧洲视为一个封闭的地理或文化堡垒，对其他文化一无所知或是知之甚少。人类的好奇天性和贪婪本性必然促使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相互融合，其方式或暴力或温和。16世纪以前的欧洲历史表明暴力关系占主导：诸多史书中提到诺曼“征服”、维京“入侵”和“玫瑰战争”。但到15世纪末，现代欧洲的众多民族国家从这些征战中脱颖而出，例如，法国、葡萄牙、匈牙利、波兰、西班牙［阿拉贡的费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联姻之后］以及英格兰形成同现代大致相当的边界。其他欧洲社会则以独立城邦（意大利）或公国（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形式存在，但通过共同语言实现统一。而对天主教的忠贞又胜过任何共同语言，将整个欧洲统一在神权统治之下——这种局面直到宗教改革才被打破。对天主教的信仰通过两条基本信念不断得到强化：笃信弥撒，以及笃信教宗是最高宗教领袖。如果教宗在宗教事务上的至高权力受到影响（因1378—1449年教会大分裂，两名教宗对峙和三名教宗鼎立所致），对弥撒的信念就成为凝聚欧洲的核心力量。该信念在16世纪又将变成导致欧洲分裂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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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37 “弥撒”一词在西方是基督教会核心礼仪的别称。弥撒，或是圣餐礼，来源于耶稣基督受难前夕的最后晚餐，浓缩了基督教关于上帝与世界关系的各种信仰。在弥撒祭献时，日常生活中的面饼与葡萄酒在祝圣后变成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圣血。信徒认为仪式有永生赎罪之效，能确保自己死后升入天国。毫无疑问，这种信念在14、15世纪备受欢迎，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给了在今生只有短暂生命的人们莫大的安慰。然而，基督教不单只是一种慰藉苦难众生的宗教，它还激发了反对其他宗教的极端暴力行为［例如，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驱逐犹太人——历史上发生的首次驱犹事件］，也是欧洲景观中哥特艺术和建筑杰作的灵感来源。此外，人们通常认为直到工厂制和工业革命出现后欧洲才摆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模式的限制。13、14世纪生活在本笃会或西多会修道院的僧侣一定会觉得这种观点荒唐可笑，因为在这些机构中，劳作、起居、祷告的模式都已经相当完善和规范。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6]（Max Weber，1864—1920）提出，这些机构孕育了16世纪在技术和知识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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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39 16世纪以前的欧洲也许比其他历史时期都更团结统一，这种团结统一背后的文化凝聚力就是基督教。当时的欧洲社会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农业社会：绝大部分人口以土地为生，很少远行，几乎没有经历过我们习以为常的都市生活。但14世纪作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其意义在于黑死病后封建制度瓦解，雇佣劳动出现。欧洲部分地区无疑仍保留了奴隶制和农奴制，但到16世纪，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的现代模式——取代农奴制下为封建地主提供无偿劳动的模式——已经清晰可辨。这种社会关系的变革是现代世界形成的关键：这一变革重新分配了权力，赋予法律新义，推动了自由民具有社会权利和义务的观念的最终形成。男人仍然——而且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里也依然如此——被看作是人类的最佳形态。借用《圣经》的说法，女人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既比男人卑微，又该为男人被逐出伊甸园负责。但欧洲社会并没有实施僵化的男女模式，也没有禁止有足够资本和决心的女性参与政治文化生活。宗教改革之前，女性统治者、女性信徒以及众多平凡女性在塑造欧洲社会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中都起到了一定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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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41 15世纪初爆发的技术革命加速了欧洲天主教为主导的政教体系的瓦解，推动欧洲民众向民主和公民意识的方向前进了一步。这场革命就是印刷术——更确切地说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15、16世纪的史学家一致认为——借用迪尔梅德·麦卡洛克[7]（Diarmaid MacCulloch）的话——“印刷术的到来改变了宗教的面貌”2。在麦卡洛克等人看来，《圣经》的普及推动了宗教改革，但印刷术的影响不止于此，它改变了欧洲关于知识和思想创新的观念。13、14世纪修道院内忙碌有序的僧侣可能认为“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写字。直到印刷术发明之后，“写”才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用法，除了抄写之外，还是一个创造过程。印刷术的发明结束了一小部分有能力购买和收藏昂贵抄本的人“拥有”思想的局面。如400多年后的德国社会学家瓦尔特·本雅明[8]（Walter Benjamin）所说，此时任何思想和文本都可以被“机械地复制”。3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只是思想的传播是通过抄本和口头讨论的形式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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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43 有观点认为印刷术的发明是现代社会第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这一看法强调印刷术给权威带去的必然冲击：正如专制政权所认识到的一样，文字的力量不可小觑，因此推动潜在的危险思想广泛传播的技术自然不受欢迎。到16世纪末，欧洲一些王公贵族和高级教士仍然诅咒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因为印刷术给世界留下的第一份遗产就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成功挑战了天主教的宗教权威，其产物仍是我们现代世界的重要构成。对探讨当代世界本质的研究者而言，宗教改革塑造了我们思想和观念的诸多基本模式，其影响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事实上，在众多社会学家（尤其是马克斯·韦伯）看来，宗教改革的产物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所说的现代世界的精神驱动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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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45 新教的宗教改革缘于16世纪早期天主教的内部矛盾。数个世纪以来，天主教内部分歧不断，冲突不绝（例如，亚里士多德派和奥古斯丁派的矛盾）。教条和教义并非千古不变，教宗直到19世纪也才被赋予绝对宗教权威。但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人们期望教会能诠释世界，阐释世界的起源和合理秩序。欧洲各地纷纷质疑教会的做法，其中最著名的恐怕是马丁·路德[9]（Martin Luther）的《九十五条论纲》（95 Theses），据说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将它张贴在了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部分德语地区将这一天定为宗教改革日）路德讨伐教宗檄文的核心直指腐败问题（向有罪之人出售赎罪券），但这只是信仰及其在宗教和宗教行为中的作用这一根本问题的一部分而已。但对路德及其同时代的人——《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1535年）的作者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10]（John Calvin，1509—1564），瑞士宗教改革家乌利希·茨温利[11]（Huldrych Zwingli，1484—1531）以及英格兰宗教改革家托马斯·克兰默[12]（Thomas Cranmer）——而言，他们同天主教在教义上的区别在于对人类堕落的理解存在差异：在路德和加尔文看来，人类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是信，不需要教士作为中介来实现救赎。（茨温利认为路德在耶稣基督的问题上没有摆脱天主教的影响。）该观点可以说是挑战了基督教中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的信念，因此并未得到普遍接受。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13]（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是路德的反对派中最具影响力、也是最著名的一位。他反对路德观点的理由具有深刻的现代意义，认为路德剥夺了人的“理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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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47 1520年，教宗利奥十世（Leo X）将路德逐出教会，欧洲各国的统治者纷纷焚毁路德早已广泛流传的作品，并宣布讨伐异端。这些极力拥护教宗的统治者中就包括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他的努力为自己赢得“信仰的守护者”的称号。但路德等人的学说突破反对派的重重阻拦，在大量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中深深扎根。路德主张教士可以结婚，赢得神职人员的支持。平信徒接受路德学说的原因较为复杂，但尤其是对德语信众而言，其学说的吸引力在于建立一个独立于罗马教廷的宗教。在这次运动中，我们能看到人们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民族意识不受地域限制，通过共同的文字得到强化，文字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例如，亨利八世于1537年下令英格兰所有教区的教堂都必须使用英译《圣经》。（需要说明的是，此举的社会影响令亨利有所不安。1543年，他说服议会通过法案，规定只有上流社会才可以读《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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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49 自1520年路德被逐出教会后，欧洲的宗教改革经历了诸多血腥战事，既有内战，也有国家之间的战争，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到16世纪末，不同的宗教信仰将欧洲大致分为两个阵营，南部信仰天主教，北部信仰新教。新教走进欧洲社会和历史。社会学家和文化史学家长久以来都认为，新教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以及人类自身的行为方式。但宗教的变革不是人类世界观发生彻底变化的唯一诱因，这种转变还因14—16世纪的另一文化运动而起，即文艺复兴。同宗教改革相比，文艺复兴作为诱因的观点更为复杂，也更具争议性，因为文艺复兴时期没有诸如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和1531年的《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亨利八世成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之类的标志性事件。文艺复兴的研究史表明，人们对历史的解读在20世纪经历了剧变：法国史学家儒勒·米什莱[14]（Jules Michelet）是研究文艺复兴的第一位重要史学家，首次提出了“文艺复兴”的概念。他在1855年写道：文艺复兴是指“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从14、15世纪欧洲人文主义兴起的角度明确定义了文艺复兴5。米什莱深受法国大革命平等思想的影响，认为文艺复兴就是关于米开朗基罗（1475—1564）、蒙田（Montaigne，1533—1592）、莎士比亚（Shakespeare，1564—1616）以及伽利略（Galileo，1564—1642）等人明确的现代思想的运动。文艺复兴研究史上的第二位重要史学家是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15]（Jacob Burckhardt），他主张文艺复兴特指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1860年出版）一书中歌颂了区分文艺复兴时期同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现代精神” 6。第三位研究文艺复兴的重要史学家是19世纪的英国人沃尔特·佩特[16]（Walter Pater）。他认为文艺复兴横跨12—17世纪，颂扬了文艺复兴艺术家们所唤起的对想象和理性的热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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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51 20世纪对文艺复兴的解读挑战了19世纪的诸多看法。约翰·赫伊津哈[17]（Johan Huizinga）在《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1919年出版）一书中反对将文艺复兴看作一个同中世纪完全决裂的时代，同时还承认意大利之外的其他国家取得了辉煌成就8。但对文化生活和文化变革的研究者而言，影响更深远、意义更重大的是欧文·潘诺夫斯基[18]（Erwin Panofsky）的《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1939）。潘诺夫斯基认为，对艺术的研究和解读就是对人性的探究9。在潘诺夫斯基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人类成就的巅峰，代表人类对人性的认识。20世纪后半叶，人们对文艺复兴的解读又回归起点，将文艺复兴视为现代的摇篮［例如史蒂芬·格林布拉特[19]（Stephen Greenblatt）］，用格林布拉特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开始“自我塑造”10。不管人们如何解读文艺复兴，其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欧洲文化版图在16世纪末已经发生了变化，使个人怀疑主义、著书立说和创新的可能性得到极大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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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53 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和美术馆里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杰作琳琅满目（有的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该时期，有的是否属于该时期还具有争议）。同瞻仰欧洲大教堂时一样，21世纪的参观者游历博物馆时很少充分考虑艺术品背后的社会因素和价值观。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一部分学者就文艺复兴开辟了“现代”历史这一观点达成了共识，但该时期众多杰作的灵感来源却是宗教信仰。如果“现代”包含对个体的人的尊敬和赞赏，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米开朗基罗或是莎士比亚代表了“现代”精神。但现代属于世俗的范畴，并且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文学领域的伟人也都代表一种世俗传统这一预设本身就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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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55 在探讨宗教是15、16世纪历史的核心这一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再看看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但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及上文提到的那些研究文艺复兴的文化史学家一样，对历史深感兴趣，将历史研究作为认识现在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至少在19、20世纪，现代社会的“形成”及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思想和价值观的根源始终如一的关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注重对历史的认知，尤其体现在社会学的“经典”传统上。该传统的三大奠基人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20]（Emile Durkheim，1858—1917），三者都审视了有关现代的思想，试图解释这些所谓的现代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他们都强调思想变革同重大历史事件的联系，这一点贯穿了韦伯对宗教改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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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57 对文化史学家而言，文艺复兴是15、16世纪欧洲经历的重大文化变革。但在韦伯看来，宗教改革才是至关重要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16世纪的资本主义同欧洲的新教及新教徒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韦伯也认识到，欧洲（及世界）很多地方都存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货币经济、银行、贸易以及技术的进步和革新），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在这些地方里产生。韦伯指出，路德等人的主张催生了基督教新教伦理，强化了注重世俗成功和追求利润的观念。逐利是韦伯论点的关键。韦伯（和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积累财富的欲望与生俱来。但二者都指出，以增加自己财富为目的的积累是资本主义欧洲（16世纪的欧洲）有别于此前欧洲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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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59 在这一点上，16世纪欧洲经历的变革又有了新的解读，其重要意义也再次得到强调。一方面，有史学家认为“现代”思想和行为在16世纪开始形成；另一方面，也有史学家认为新的行为方式代表新的世界观，即“新教伦理”。当然，这两种观点并非二元对立，而且不同类型的变革之间也没有严格的界限。事实上，尽管韦伯认为16世纪人们的价值观确实发生了变化，但也有人主张当时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几乎没有或是并没有发生转变。11然而韦伯的论点最显著的特征恐怕是新教内在的精神孤独感：加尔文的救赎先定论与禁欲主义。韦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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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61 这一教义极其缺乏人性，必然给笃信其辉煌一贯性的一代人带来一个后果，即每个个体的内心感到空前的孤独。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而言，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是自己获得永恒的救赎。他只能独自一人走下去，去面对那个上帝早已为自己决定了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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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63 （除罚入地狱的恐惧之外）加尔文主义还主张简化新教的宗教仪式，提倡禁止个人享乐的清教禁欲观。由此，在新教伦理中竭力劳动成为获得救赎的手段。16世纪以后的数个世纪里，该观念逐渐世俗化，勤奋成为一种价值观，不携带任何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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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65 宗教改革在16世纪的欧洲挑起了连年战事。毫不夸张地说，宗教改革将此前一直控制在欧洲领土之外的宗教战争带到了欧洲本土。宗教冲突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即宗教上不容异己的做法重新抬头：反犹太主义在16世纪的欧洲卷土重来，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同伊斯兰教社会的矛盾加剧。并非所有宗教迫害都因宗教改革而起：例如，西班牙于1492年将摩尔人逐出格拉纳达（Granada），此时新教还未兴起，此次事件是宗教矛盾和领土纠纷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格拉纳达的例子也说明，在16世纪的欧洲，宗教观念同民族意识息息相关。史学家通常认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并不适用于15、16世纪的欧洲，直到1789年之后，具有设防领土、统一语言和共同文化的国家兴起，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才出现。（例如，英格兰在15世纪使用5种口头语言：英语、威尔士语、康沃尔语、马恩岛语和法语。）尽管如此，某些欧洲国家（像英格兰或葡萄牙这样具有明显“现代”轮廓的国家）已经存在一定的对国家（王朝，如都铎王朝）或是地方行会或团体的忠诚意识。归属感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必然导致对其他团体——外人——产生敌意。16世纪的英格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民族意识的产生更多的是外部威胁，而非内部凝聚力的结果。事实上，英格兰的国教，即英格兰圣公会，也是出于摆脱外部势力对宗教控制的目的而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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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67 但英格兰国教的产生还涉及诸多韦伯所说的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韦伯认为，宗教改革同新教禁欲主义的发起者是约翰·加尔文，入世禁欲主义的另外三种主要形式是虔信宗、循道宗和浸礼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一些教派13。同亨利八世一样，路德的初衷不是要分裂基督教。大部分研究英格兰都铎王朝的史学家都指出，亨利八世仍然笃信天主教教义。亨利本人并非宗教激进分子，但他确实希望得到一个能够继承英格兰王位的男性子嗣。亨利八世要求同第一位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被拒后［在托马斯·克伦威尔[21]（Thomas Cromwell）的教唆和协助下］得出结论——走出困境［同安妮·博林[22]（Anne Boleyn）合法结婚］的唯一途径是拒绝承认教宗的权威。由此，亨利成为英格兰国教的最高领袖，英格兰实现政教统一。但这有别于路德定义的新教，同加尔文的理念更是相去甚远。“资本主义精神”要等到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廷后，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新教禁欲主义的影响下才慢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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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69 如果英格兰出手援助欧洲抵御土耳其人的入侵，并且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家族对教廷的影响力的=也没有这么大的话，也许教宗［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出于同情会批准亨利的请求。但亨利八世的离婚过程复杂、困难重重，是政治联盟、宗教信仰、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意外事件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促使他最后下定决心脱离教廷。亨利如愿以偿，同安妮·博林结了婚。但他未能预见到这次婚姻产下的是个女婴，而非盼望已久的男婴。当时的（及现在的）英格兰遵循长子继承制，女婴的出生不能给亨利带来任何慰藉。因此，脱离罗马教廷并没有解决都铎王朝的王位继承问题，但亨利的行为为英格兰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反天主教情绪和立法创造了条件，并对英格兰-爱尔兰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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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71 在16世纪，欧洲其他国家没有面临亨利八世的王位继承问题，但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安定在该时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改革的巨大冲击。站在21世纪西方世俗世界的立场，我们很难全面理解16世纪的人们对宗教、对不同教派的坚定信仰。人们不惜牺牲性命（而且面对异端时心狠手辣），捍卫各自教会的礼拜仪式、弥撒礼仪及其他组织事务。《乌托邦》（Utopia）的作者、伊拉斯谟的朋友托马斯·莫尔[23]（Thomas More，1478—1535）是英格兰宗教冲突中著名的天主教殉道者之一。无数无名之辈也同样愿意为世俗社会眼中微不足道或是仅仅关乎个人良知的事务献出生命。亨利八世的三个子女中有两个——玛丽·都铎（Mary Tudor）和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同16世纪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信奉“教随国定”的原则，即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决定国民的宗教信仰。该原则在1526年召开的施派尔会议（the Diet of Speyer）中被首次提出，目的在于缓解德意志各公国之间因对路德的态度不一而出现的矛盾。为了避免连年战争，统治者们接受了宗教分裂，欧洲分裂成新教的欧洲和天主教的欧洲。只有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与玛丽和爱德华同父异母——才表现出现代的宗教观，声称（虽然有讹传之嫌）自己“无意窥探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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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473 伊丽莎白一世或许将宗教信仰视为关乎个人良知的事务（持相同看法的统治者不止一人，例如留下名句“巴黎值得一场弥撒”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但16世纪持对立观点的人大有人在，尤其是天主教会。自1547年第一次特伦托公会议[24]（the Council of Trent）起，天主教会便向新教“异端”发动猛烈反击。信奉天主教的统治者中最坚定、最狂热的当属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他（及妻子玛丽·都铎[25]）将光复被新教占据的土地视为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国王的使命。16世纪统治者对其臣民的绝对权威使这一想法的实施——不管是在西班牙，还是在荷兰，或是在英格兰——成为可能。虽然臣民享有一定的基本权利（例如，英格兰的人身保护令），但统治者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个人。尽管如此，16世纪诸多宗教迫害案例的一个特征是，被指控者并没有被直接送上断头台或是火刑柱，而是先接受宗教审判。如果接受审判的是一个重要人物，例如亨利八世治下的托马斯·莫尔，法庭就会给辩、控双方辩论的余地。其他宗教审判，尤其是西班牙境内对异端的审判，同20世纪的一些审判并无二致，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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