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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对文艺复兴的解读挑战了19世纪的诸多看法。约翰·赫伊津哈[17]（Johan Huizinga）在《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1919年出版）一书中反对将文艺复兴看作一个同中世纪完全决裂的时代，同时还承认意大利之外的其他国家取得了辉煌成就8。但对文化生活和文化变革的研究者而言，影响更深远、意义更重大的是欧文·潘诺夫斯基[18]（Erwin Panofsky）的《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1939）。潘诺夫斯基认为，对艺术的研究和解读就是对人性的探究9。在潘诺夫斯基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人类成就的巅峰，代表人类对人性的认识。20世纪后半叶，人们对文艺复兴的解读又回归起点，将文艺复兴视为现代的摇篮［例如史蒂芬·格林布拉特[19]（Stephen Greenblatt）］，用格林布拉特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开始“自我塑造”10。不管人们如何解读文艺复兴，其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欧洲文化版图在16世纪末已经发生了变化，使个人怀疑主义、著书立说和创新的可能性得到极大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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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和美术馆里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杰作琳琅满目（有的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该时期，有的是否属于该时期还具有争议）。同瞻仰欧洲大教堂时一样，21世纪的参观者游历博物馆时很少充分考虑艺术品背后的社会因素和价值观。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一部分学者就文艺复兴开辟了“现代”历史这一观点达成了共识，但该时期众多杰作的灵感来源却是宗教信仰。如果“现代”包含对个体的人的尊敬和赞赏，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米开朗基罗或是莎士比亚代表了“现代”精神。但现代属于世俗的范畴，并且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文学领域的伟人也都代表一种世俗传统这一预设本身就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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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宗教是15、16世纪历史的核心这一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再看看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但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及上文提到的那些研究文艺复兴的文化史学家一样，对历史深感兴趣，将历史研究作为认识现在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至少在19、20世纪，现代社会的“形成”及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思想和价值观的根源始终如一的关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注重对历史的认知，尤其体现在社会学的“经典”传统上。该传统的三大奠基人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20]（Emile Durkheim，1858—1917），三者都审视了有关现代的思想，试图解释这些所谓的现代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他们都强调思想变革同重大历史事件的联系，这一点贯穿了韦伯对宗教改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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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史学家而言，文艺复兴是15、16世纪欧洲经历的重大文化变革。但在韦伯看来，宗教改革才是至关重要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16世纪的资本主义同欧洲的新教及新教徒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韦伯也认识到，欧洲（及世界）很多地方都存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货币经济、银行、贸易以及技术的进步和革新），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在这些地方里产生。韦伯指出，路德等人的主张催生了基督教新教伦理，强化了注重世俗成功和追求利润的观念。逐利是韦伯论点的关键。韦伯（和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积累财富的欲望与生俱来。但二者都指出，以增加自己财富为目的的积累是资本主义欧洲（16世纪的欧洲）有别于此前欧洲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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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16世纪欧洲经历的变革又有了新的解读，其重要意义也再次得到强调。一方面，有史学家认为“现代”思想和行为在16世纪开始形成；另一方面，也有史学家认为新的行为方式代表新的世界观，即“新教伦理”。当然，这两种观点并非二元对立，而且不同类型的变革之间也没有严格的界限。事实上，尽管韦伯认为16世纪人们的价值观确实发生了变化，但也有人主张当时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几乎没有或是并没有发生转变。11然而韦伯的论点最显著的特征恐怕是新教内在的精神孤独感：加尔文的救赎先定论与禁欲主义。韦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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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教义极其缺乏人性，必然给笃信其辉煌一贯性的一代人带来一个后果，即每个个体的内心感到空前的孤独。对宗教改革时期的人而言，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是自己获得永恒的救赎。他只能独自一人走下去，去面对那个上帝早已为自己决定了的命运。谁也无法帮助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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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罚入地狱的恐惧之外）加尔文主义还主张简化新教的宗教仪式，提倡禁止个人享乐的清教禁欲观。由此，在新教伦理中竭力劳动成为获得救赎的手段。16世纪以后的数个世纪里，该观念逐渐世俗化，勤奋成为一种价值观，不携带任何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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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在16世纪的欧洲挑起了连年战事。毫不夸张地说，宗教改革将此前一直控制在欧洲领土之外的宗教战争带到了欧洲本土。宗教冲突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即宗教上不容异己的做法重新抬头：反犹太主义在16世纪的欧洲卷土重来，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同伊斯兰教社会的矛盾加剧。并非所有宗教迫害都因宗教改革而起：例如，西班牙于1492年将摩尔人逐出格拉纳达（Granada），此时新教还未兴起，此次事件是宗教矛盾和领土纠纷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格拉纳达的例子也说明，在16世纪的欧洲，宗教观念同民族意识息息相关。史学家通常认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并不适用于15、16世纪的欧洲，直到1789年之后，具有设防领土、统一语言和共同文化的国家兴起，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才出现。（例如，英格兰在15世纪使用5种口头语言：英语、威尔士语、康沃尔语、马恩岛语和法语。）尽管如此，某些欧洲国家（像英格兰或葡萄牙这样具有明显“现代”轮廓的国家）已经存在一定的对国家（王朝，如都铎王朝）或是地方行会或团体的忠诚意识。归属感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必然导致对其他团体——外人——产生敌意。16世纪的英格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民族意识的产生更多的是外部威胁，而非内部凝聚力的结果。事实上，英格兰的国教，即英格兰圣公会，也是出于摆脱外部势力对宗教控制的目的而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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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格兰国教的产生还涉及诸多韦伯所说的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韦伯认为，宗教改革同新教禁欲主义的发起者是约翰·加尔文，入世禁欲主义的另外三种主要形式是虔信宗、循道宗和浸礼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一些教派13。同亨利八世一样，路德的初衷不是要分裂基督教。大部分研究英格兰都铎王朝的史学家都指出，亨利八世仍然笃信天主教教义。亨利本人并非宗教激进分子，但他确实希望得到一个能够继承英格兰王位的男性子嗣。亨利八世要求同第一位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被拒后［在托马斯·克伦威尔[21]（Thomas Cromwell）的教唆和协助下］得出结论——走出困境［同安妮·博林[22]（Anne Boleyn）合法结婚］的唯一途径是拒绝承认教宗的权威。由此，亨利成为英格兰国教的最高领袖，英格兰实现政教统一。但这有别于路德定义的新教，同加尔文的理念更是相去甚远。“资本主义精神”要等到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廷后，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新教禁欲主义的影响下才慢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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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英格兰出手援助欧洲抵御土耳其人的入侵，并且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家族对教廷的影响力的=也没有这么大的话，也许教宗［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出于同情会批准亨利的请求。但亨利八世的离婚过程复杂、困难重重，是政治联盟、宗教信仰、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意外事件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促使他最后下定决心脱离教廷。亨利如愿以偿，同安妮·博林结了婚。但他未能预见到这次婚姻产下的是个女婴，而非盼望已久的男婴。当时的（及现在的）英格兰遵循长子继承制，女婴的出生不能给亨利带来任何慰藉。因此，脱离罗马教廷并没有解决都铎王朝的王位继承问题，但亨利的行为为英格兰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反天主教情绪和立法创造了条件，并对英格兰-爱尔兰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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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欧洲其他国家没有面临亨利八世的王位继承问题，但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安定在该时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改革的巨大冲击。站在21世纪西方世俗世界的立场，我们很难全面理解16世纪的人们对宗教、对不同教派的坚定信仰。人们不惜牺牲性命（而且面对异端时心狠手辣），捍卫各自教会的礼拜仪式、弥撒礼仪及其他组织事务。《乌托邦》（Utopia）的作者、伊拉斯谟的朋友托马斯·莫尔[23]（Thomas More，1478—1535）是英格兰宗教冲突中著名的天主教殉道者之一。无数无名之辈也同样愿意为世俗社会眼中微不足道或是仅仅关乎个人良知的事务献出生命。亨利八世的三个子女中有两个——玛丽·都铎（Mary Tudor）和爱德华六世（Edward VI）——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同16世纪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信奉“教随国定”的原则，即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决定国民的宗教信仰。该原则在1526年召开的施派尔会议（the Diet of Speyer）中被首次提出，目的在于缓解德意志各公国之间因对路德的态度不一而出现的矛盾。为了避免连年战争，统治者们接受了宗教分裂，欧洲分裂成新教的欧洲和天主教的欧洲。只有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与玛丽和爱德华同父异母——才表现出现代的宗教观，声称（虽然有讹传之嫌）自己“无意窥探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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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一世或许将宗教信仰视为关乎个人良知的事务（持相同看法的统治者不止一人，例如留下名句“巴黎值得一场弥撒”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但16世纪持对立观点的人大有人在，尤其是天主教会。自1547年第一次特伦托公会议[24]（the Council of Trent）起，天主教会便向新教“异端”发动猛烈反击。信奉天主教的统治者中最坚定、最狂热的当属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他（及妻子玛丽·都铎[25]）将光复被新教占据的土地视为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国王的使命。16世纪统治者对其臣民的绝对权威使这一想法的实施——不管是在西班牙，还是在荷兰，或是在英格兰——成为可能。虽然臣民享有一定的基本权利（例如，英格兰的人身保护令），但统治者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个人。尽管如此，16世纪诸多宗教迫害案例的一个特征是，被指控者并没有被直接送上断头台或是火刑柱，而是先接受宗教审判。如果接受审判的是一个重要人物，例如亨利八世治下的托马斯·莫尔，法庭就会给辩、控双方辩论的余地。其他宗教审判，尤其是西班牙境内对异端的审判，同20世纪的一些审判并无二致，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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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6世纪欧洲民众同国家关系的画布上呈现的并非一幅绝对独裁者统治绝对顺民的图景。在众多欧洲国家，统治者获得权力的途径只是贵族阶层内部的王朝战争。权力和王位是通过暴力获得的，同样也有可能通过暴力被夺走。尽管如此，直到欧洲君主的权力最后终结［1793年路易十六（Louis XVI）被送上断头台是该历史转折点的标志］，欧洲民众才能够想象政治权力可以采取国家权力的形式。因此从这方面来看，16世纪显然还没有进入“现代”，因为一个人仍然能够通过继承权掌权，行使独一无二的而且往往是绝对至上的权力。但众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史学家也指出，欧洲诸国不存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绝对权威。绝对权威给这些社会带来一个严重后果，即遭受入侵的国家或是被殖民国家的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为欧洲扩张提供了便利，征服统治者就意味着征服了那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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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欧洲君主不仅要提防野心勃勃的贵族阶层，还要关注对维持国家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其他社会阶层。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国家通过税收、“贡品”和罚金的形式搜刮民财。自16世纪起，税收问题在欧洲的社会矛盾中日益突出，税收协商意识开始萌芽，在后期历史中影响深远。［但缺少足够资金蓄养军队往往会产生一种正面影响，即终止战争及武力冲突：人们通常认为法国同西班牙于1559年缔结卡托-康布雷齐和约[26]（the Peace of Cateau-Cambresis）就是双方财政紧张的结果。］封建王权的崩解意味着蓄养军队的费用由国家承担，而捍卫宗教信仰、贸易利益和国家领土的战争耗资巨大。因此，各种社会和职业群体、行会、城市团体和城镇的杰出市民都开始成为政治秩序的一部分，并期望自己的观点受到重视。君主们可以通过合法的海上劫掠行为获得资金［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27]（Sir Francis Drake）因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截获大量财宝，在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颇受青睐］，这些钱财再直接进入中央国库。但这种资金来源通常并不可靠，风险太大，君主们还必须通过更传统的税收方式来筹集资金——但他们现在需要经过协商，获得许可才能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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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可供16世纪的君主筹集资金的欧洲社会都相对富足。尽管此时欧洲各国民众在生存问题上还没有摆脱变幻莫测的自然力的束缚，众多欧洲国家已经能够生产大量粮食和其他商品。食品种类繁多（即便只是供应少数阶层），有16世纪的食谱可以为证。同欧洲以外社会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可靠，欧洲市场出现粮食和香料的新品种。饮食不再只是出于饱腹的需要，而是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观念，君主们出行也会带上他们的厨师。最著名的例子是凯瑟琳·德·梅第奇[28]（Catherine de Medici）。据说她不喜欢法式烹饪，所以成为法国王后之后，她带去了一批意大利厨师，还将使用叉子这一优雅的意大利就餐行为引介到法国。16世纪居家生活的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力亚斯[29]（Norbert Elias）所界定的“文明的进程”。该进程始于16世纪，涉及社会规范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身体同社会世界之间关系的规范14。叉子只是居家生活发生变化的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简单例子，但它标志着现代心理和自我感知中自我意识的觉醒。在16世纪的英格兰，介绍礼仪的著作问世，新的行为规范形成，这些行为规范不再局限于接受骑士精神和乔叟在《序诗》（Prologue）中描述的“真正善良的骑士”[30]的行为举止训练的少数阶层，而是适用于社会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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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欧洲还处于大一统的基督教神权统治之下，而到16世纪末，情况已经发生急遽变化，当时欧洲因基督教的不同宗派而四分五裂。欧洲大陆仍然没有实现世俗化的飞跃——该进程要等到18、19世纪才能实现，但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有权审视宗教的主要教义的意识已经开始萌芽。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下令，所有教堂必须配备英语《圣经》。此举是英格兰向知识民主化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促使17世纪众多新教宗派在英格兰涌现。在亨利八世经历了各种麻烦之后，英格兰成为一个新教国家，尽管这个新教国家的国教仍保留了一些明显的天主教成分，例如“诸圣相通”[31]（the communion of saints）。由于天主教徒被有效地边缘化（在爱德华六世治下遭到残酷迫害），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这项措施没有在英格兰产生大的影响。绘画以宗教人物和宗教主题为中心，建筑呈现巴洛克风格，是天主教欧洲，而非新教欧洲的两大特征。但在16世纪末，一个自信、坚定的民族声音在英格兰响起。这个声音采用了戏剧的形式，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剧作家有克里斯托弗·马洛[32]（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和威廉·莎士比亚。从语言、题材和人物的角度而言，这些剧作家的戏剧作品开始呈现本土色彩。虽然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用方言创作的小说不是出自英格兰［塞万提斯（Cervantes）的《堂吉诃德》（Don Quixote）是欧洲最早的一部小说，而且在众多人眼中是欧洲最伟大的小说］，但第一部用方言创作的戏剧诞生于英格兰。这种文体既受到观众的广泛喜爱，又通俗易懂。一如既往，宫廷大力资助艺术创作，直到企业代替个人成为艺术创作的资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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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00年，激烈的内战给欧洲的一些国家造成严重破坏，而且战争还将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但欧洲大陆也有喘息的时期。事实上，对众多16世纪的欧洲市民而言，这个世纪带来了繁荣和机遇：同欧洲以外国家的贸易往来加强，对其他社会的财富掠夺加剧（尤其是西班牙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掠夺）。政府财政持续紧张，但一小部分人的个人财富急遽增长。一些人的室内生活变得舒适，房屋装上了壁炉、玻璃窗户和木地板。富人不再居住在堡垒里，而是开始建造宏伟的乡间别墅，成为欧洲的典型景观。阔绰的男人，偶尔也有富足的女人，继续通过漂亮的房子和室内陈设的工艺品来炫耀财富和教养。16世纪通常被看作是一个热衷“文明”的时期，我们也同样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热衷室内空间的时期。即使不太富裕的家庭也会雇用几个仆人，而对于殷实的家庭而言，打理一栋大房子则需要大量仆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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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引发的宗教冲突使欧洲发生了蜕变，是中世纪向萌生清晰可辨的“现代”人格的18世纪的过渡。“现代”人格视理性为现代人的使命，通过认识世界和控制世界实现对世界的理性统治。因此，要判断真正的“现代”是否开始形成，我们有必要从社会世界中寻找证据，看人类是否在探求合理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管理方式，而不是假定在任何历史时期，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就是合理的方式。在17世纪，尤其是在英格兰，君权神授的观念受到强烈质疑。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君权神授说，但他面对的是在民众中迅速成长的一种共识，即统治者不一定是全能的上帝授命的。然而，整体而言，16世纪的民众还未接受这种看法。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来看，16世纪实质上是过去的延续，而不是欧洲社会的未来。莎士比亚赋予统治君主“人性”，刻画了他们的嫉妒、愤怒、野心和挥霍无度，甚至偶尔还会展现他们的威严。但君主仍然拥有统治的权力，即便受到挑战，也是受到贵族阶层的挑战，轮不到普通民众。16世纪还远没有形成人人有权参与政治的民主观念。史上不乏劝谏统治者的著述，例如尼可罗·马基雅维利[33]（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和12世纪威尔士的吉拉德（Gerald of Wales）的作品，但这两位作者都认定，统治者应该学会如何成为一个更优秀的（或是更有效的）统治者，而不是学会如何分享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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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出，16世纪不属于21世纪现代欧洲的范畴，而是中世纪的延续，即个体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是从身体和心理两个角度而言的。（从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中可以判断）16世纪的人们对人的内心有了深刻认识，但对人的身体缺乏现代人的认知，这也将16世纪同现代区分开来。但这并不意味着16世纪的人们没有认识到男女的生理差异，或是个体之间没有爱欲。在这两方面欧洲人从来没有，也一直不会让人失望。确切地说，两者的差异在于，16世纪认为人的身体是男性的（女人是这个“正常”人的变体），并且这个身体很少受缚于18世纪以降形成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观念，尽管所有社会都会监管其成员的个人行为。性欲被看作是男女都有的一种欲望：在莎士比亚的剧中，亨利四世的妻子问道：“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这半个月来我的哈利没有跟我同衾共枕”[34]。她的发问体现了妻子的性爱权利，而这种权利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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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认为，宗教改革造成的分裂释放了欧洲原本就已积蓄良久的思想力和创造力。同现代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一样，韦伯认为16世纪不是同过去的决裂，也不是现代的开端。但他仍然主张，宗教改革宣扬的是思想的变革力量，尽管这一点表现得并不明显。需要指出的是，天主教会在16世纪加强了思想控制，不断颁布违禁书目。这一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值得关注，因为它说明书籍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更重要的是，它还承认了文字具有决定人行为的力量。教宗保罗四世（Paul IV）于1557年在罗马颁布了《禁书目录》（Index）。这并非最早的禁书行动（16世纪时，巴黎、威尼斯和亨利八世治下的英格兰早就有过禁书行为），但这个书目却是第一个全面地、将强制执行的违禁书目。被列入《禁书目录》的主要著作显然包括路德的作品，还有伊拉斯谟的所有著作以及《圣经》。17世纪初，教宗保罗五世一本正经地呵斥威尼斯大使：“难道你不知道经文广泛流传会摧毁天主教吗？”（类似观点导致意大利半岛在1567—1773年间没有发行《圣经》的意大利语译本。）梵蒂冈显然强烈地意识到了思想改变行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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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包容异己的现代观念还要经历200年才能在欧洲得到普遍接受或者部分接受，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宗教变革已经开启了欧洲世俗化、宗教权力式微的进程。韦伯认为，在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包括追逐利润在内的世俗成功取代了宗教救赎，成为人们的奋斗目标。所获利润用来再投资，而非用来享受或是炫耀。总而言之，韦伯指出，资本主义及其16世纪在欧洲的蓬勃兴起是一种自制、有序、规范的行为。韦伯将其定义为：“要谨慎、勤奋、专于自己的合法事业。不可懒散，因为时间就是金钱……要节俭，不可将钱财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物上。最后，不可让金钱闲置，少量金钱通过合理投资能产生利润，利润周转再生的钱很快会越来越多”16。到16世纪末，这一思想在荷兰、英国以及德国北部众多地区深深扎根：新教伦理在欧洲北部诞生，即将把这些社会变成富足的贸易国家。相反，自16世纪初就主宰欧洲政治、文化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将逐渐失去它们的统治地位。例如，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遵循新教准则方面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统治一个日不落殖民帝国，来自美洲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王国，然而抵达塞维利亚[35]（Seville）的大量钱财都被挥霍殆尽，很少被用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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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追求上帝的真理、革除教会积习和腐败是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也是16世纪欧洲走向分裂的大环境。与此同时，认识宗教的强烈愿望将成为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在17世纪燃起人们对科学和技术的浓厚兴趣，开启人们对哲学和政治学的探求之旅，预示着启蒙主义的到来。澄清和阐明现有教义的强烈愿望当年激发了路德和加尔文的改革，同样的愿望又成为托马斯·霍布斯[36]（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37]（John Locke）和勒内·笛卡尔[38]（Rene Descartes）等欧洲启蒙运动先驱的内动力。这些个人在智识上所展示的无畏使得他们能够思索新的思想和新的世界观：到17世纪末，新的“理性”宗教——新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驱散了人们的迷信思想，推动他们积极探索人与自然关系中新的可能性。但16世纪末和17世纪末这两个时期都没有出现一个世界同另一个世界的决裂，文化也没有在短短的100年内发生彻底改变。有关16世纪英格兰的历史记载表明，新旧宗教和新旧思想依然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但人类能够认识世界、摆脱天主教教义束缚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有如燎原之火，不可遏制，这标志着现代历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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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伊本·白图泰（1304-1377），摩洛哥穆斯林学者、旅行家，足迹踏遍44个国家，包括北非和东非诸国、伊儿汗国、金帐汗国、德里苏丹国和中国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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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拉德派，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宗教改革家威克利夫的追随者，西欧众多异端教派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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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翰·威克利夫（1320-1384），英国宗教改革家，根据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译本》将《圣经》译成英文，主张《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根据和“平民主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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