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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译文引自《亨利四世前篇》，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第46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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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塞维利亚，西班牙西南部古都和工商业、文化中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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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启蒙思想家，英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奠基人，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契约学说。代表作品包括《利维坦》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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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启蒙思想家，英国经验主义三大代表人物之一（另外两位是乔治·贝克莱和大卫·休谟），对社会契约理论贡献卓越。代表作品包括《论宽容》《人类理解论》《政府论》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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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勒内·笛卡尔（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神学家，被誉为欧洲近代哲学奠基人之一、“近代科学的始祖”，是一个二元论者和理性主义者，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代表作品包括《方法论》《哲学原理》《几何学》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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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形成：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 第二章 理性、革命及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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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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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年笛卡尔出版《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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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年处决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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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年委拉斯凯兹完成作品《宫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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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7年艾萨克·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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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年彼得大帝兴建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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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年曼斯菲尔德勋爵判决奴隶制在英国为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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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美国宣告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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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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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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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埃德蒙·伯克出版《法国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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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女权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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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年玛丽·雪莱出版《弗兰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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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兼牧师约翰·邓恩[1]（John Donne，1572—1631）在16世纪末曾写道：“啊！我的美洲！我的新大陆！”邓恩是在歌颂情爱，但该诗行往往被认为暗示了贯穿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一种精神，即探索和变革的精神。新世界和新人种的“发现”大大满足了人们对世界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是亘古不变的。17世纪早期，人们认识到世界是圆的，不仅旧世界之外还存在新的世界（人们一直以来就抱有这种猜想，还将其纳入神话体系），而且这些新世界正迅速成为欧洲国家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的一部分。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英格兰和葡萄牙的航海家都已经抵达美洲。西班牙占据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大片地区，英格兰在现在的美国东海岸建立了殖民地。在此之前，欧洲国家也在海外或是其他国家建立过殖民地（英格兰本身就曾处于罗马的殖民统治下长达近500年），但新的技术形式和新的社会态度正在改变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变化并没有立即显现出来。例如，16世纪时，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行径是赤裸裸的掠夺和征服。满载财宝的船只从美洲出发，沿瓜达尔基维尔河[2]（the Guadalquivir）北上抵达塞维利亚，这些财宝被用来建造教堂以及资助西班牙同欧洲其他国家的战争。但到18世纪末（本章关注的是18世纪），某个殖民地的人民——即美国人民——已经重新思考他们同宗主国的关系，绘制了一幅新型民主宪制政府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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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16世纪末至1776年［是年，美国在费城发表《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近200年时间里，欧洲在思想上经历了同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一样剧烈的变革，这一变革通常被称作启蒙运动，其大致起止的标志分别为勒内·笛卡尔（1596-1650）——出生于法国，但成年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荷兰——和伊曼努尔·康德[3]（Immanuel Kant，1724—1804）——18世纪下半叶生活在德国——的著作。到康德的创作时期，知识界已经开始区分我们在21世纪所划分的不同学科。相比之下，在笛卡尔的创作时期，这种学科划分还没有出现，17世纪的众多重要人物很难将自己划归某一特定的知识领域。笛卡尔最初研究的是数学，后来又在1637年出版了《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这一著作被普遍视为现代哲学的开山之作。众多哲学家认为笛卡尔在这部著作中确立了现代知识理论必须回答的两个问题，即“我是如何知道的？”以及“我能确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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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的《方法论》的意义并不在于他通过作品否认了上帝的存在或宗教信仰的意义，而在于他主张对信仰进行理性的分析。笛卡尔并没有说我们能够最终证实上帝的存在，但他认为我们可以审视论证上帝存在的过程。这种思维方式在启蒙时期的历史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但至关重要的是，上帝仍对世界具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权。上帝的中心地位在法国思想家布莱士·帕斯卡[4]（Blaise Pascal，1623—1662）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确。布莱士·帕斯卡与笛卡尔同时，著有《思想录》。他在《思想录》（Pensées）中强调人类在这个由上帝统治的世界里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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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笛卡尔［启蒙时期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另外两位是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5]（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和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6]（Gottfried Leibniz，1646—1716）］的著作视为欧洲启蒙运动开始的标志，可能会令21世纪世俗社会的读者不解，因为上帝及对上帝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现代哲学的一部分。上帝没有“死”，直到19世纪前都一直是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19世纪以前绝大多数关注哲学和政治问题的人而言，上帝一直存在。但这些人的基本信念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上帝的信仰不再体现于恪守教义，而是体现在思维及理性的认识过程。这种变化使得人们形成一种传统看法，认为启蒙运动的一大特征是它是人类迈向理性思维的运动。但这种观念否定了此前数个世纪思想界就上帝、创世及宇宙展开的意义深远的学术争论。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17、18世纪出现的不是欧洲思想界突然萌生的好奇心，而是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和教会权力）同知识之间关系的转变。这一转变为社会组织方式的讨论［例如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的作品］和自然世界的研究开辟了世俗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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