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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25 但斯宾诺莎没有被送上火刑柱，也没有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他的著作并没有在欧洲销声匿迹，两部主要作品在法国广泛流传，成为当时精神遗产的一部分。和同时代的霍布斯一样，斯宾诺莎为欧洲文化提出了上帝不存在的可能。霍布斯比斯宾诺莎更进一步，公开怀疑上帝的存在以及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信仰。二者都体现了个人质疑基督教上帝的意愿已经萌芽——对众多人而言，对上帝的信仰曾一直是（而且当时仍是）欧洲文明的基石。斯宾诺莎一生中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号称思想自由的荷兰人无法容忍他的著作，而且犹太出身的他在被某些批评家视为与纳粹大屠杀密切相关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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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27 斯宾诺莎的著作构成了17世纪遍及欧洲的宗教上的口诛笔伐和军事冲突的一部分。同新教兴起的16世纪相比，在17世纪，个人对宗教信仰的追求更狂热，对异端的讨伐也更猛烈。在英格兰，宗教成为导致1642—1651年内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众多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尤其是清教徒）为了寻求宗教自由被迫离开英国。在这个世纪，议会通过了各种法案将罗马天主教徒逐出市民社会，并在新教徒中进行宗教整顿。例如，1697—1698年，议会通过法案，禁止亵渎上帝，试图维护三位一体的信仰。到17世纪末，新教在英格兰的宗教统治地位已经确立，天主教徒没有王位继承权。在一峡之隔的法国，路易十四（Louis XIV）于1685年废除《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重新点燃对胡格诺派的仇恨，再次确立了天主教的宗教统治地位。在德国和北欧及中欧的其他地区，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夺走大量人口的性命，造成社会动荡。只有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天主教的地位几乎没有受到挑战，排除了爆发激烈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在启蒙时期怀疑论和政教分离论萌芽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人们的宗教信仰极度狂热，导致内战和宗教迫害不断发生。16至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宗教冲突主要表现为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冲突和争斗。但需要强调的是，欧洲历史还一直包括另一形式的冲突，即对犹太人的迫害。欧洲的反犹太主义由来已久，回顾过去50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迫害和排除异端的现象并没有消失，只是反犹太行为的社会语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英格兰在12世纪反犹太主义方面尤显残暴，西班牙在15世纪也是如此。在不同时期的反犹太行为中，逐渐形成了犹太文化中心（例如17世纪的布拉格）和欧洲不同社会程度各异的宗教宽容和宗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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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29 17世纪欧洲在宗教上对异端的仇恨导致了宗教战争和冲突，毫无疑问这给人们造成了巨大损失，使他们的生活变得艰苦不堪。对民众而言，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变得极其危险和困难。因此，我们看到17世纪出现了相当突出的迁徙和再安置模式。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620年满载清教徒的五月花号抵达马萨诸塞州。这群形形色色的移民，有的是为了追求宗教自由，有的是出于更复杂的目的，建立了一个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将成为第一个明确承诺将国家、民族和宗教分开的国家。这种非常现代的观念直到1776年《独立宣言》（在该文献中上帝仍是一个核心角色）起草时，才得以实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萨诸塞州的定居地也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在宗教上不容异己。但这些移民是各民族出于宗教原因被迫移民的典型代表。其他还有法国的胡格诺教徒移民英格兰，德国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迁往该国接受特定基督教派的地区。然而，在谈论基督教分化问题时，我们也必须铭记，基督教（及其他宗教）既包含一种特定的文化，也是一种具体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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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31 本章开篇引用的约翰·邓恩的诗是英国文学中被引用最多的爱情诗之一。该诗写于邓恩年轻时期，在他43岁接受圣职成为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主任牧师之前。该诗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或某些戏剧中心段落一样，表达了感官的欢愉，歌颂了肉体的各种可能性，这同我们想象中的17世纪初的新教文化相去甚远。诗中蕴含着复杂的文化元素，不能仅依据新教和天主教的鲜明差异来理解。英国历史上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理所当然的观念，认为宗教改革将英国人变成了新教徒，摧毁了传统理念和传统期待。但邓恩的诗却说明，文化对社会和政治变化具有免疫力，虽然我们能在17世纪的文化中看到清教的价值观，但我们同样也能在其中看到邓恩诗中体现的充满勃勃生机的人文主义的身影。而且，在17世纪的欧洲，沉迷于物质世界和创作世界的也不止邓恩一人。17世纪巴洛克艺术在德国的兴起、帕拉第奥[10]风格（Palladio）和意大利建筑风格在北欧的日益风靡以及戏剧的持续蓬勃发展，都体现了文艺复兴的传承以及本土和流行文化日渐增长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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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33 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修建的宫殿堪称17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建筑。宫殿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并非罕见，但凡尔赛宫宏伟壮丽，是欧洲建筑史上新的里程碑。它在某种程度上——以建筑的形式——体现了对世俗权力的崇拜。但这种权力的一项重要内容并非只是国王对臣民的管辖权（当然，路易十四是17世纪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最佳象征），而是还包括君主在文化和思想上的权威。路易十四——和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认为，君主应该推动、支持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不过，资助艺术和科学在欧洲历史上并非一件新事物，但这些君主的贡献在于他们将精神生活同国家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出于这种目的，路易十四设立了法国科学院，查理二世设立了皇家学会。二者都自觉认识到知识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以及走在知识的前沿是彰显强国身份的因素之一。彼得大帝效仿了这种支持艺术和科学发展的做法，于1702年在俄国建立了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也继承了该传统，支持艺术创作，并结识知名知识分子，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思想家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çois-Marie Arouet），即众所周知的伏尔泰[11]（Voltaire，1694—1778）。因此，这些君主不仅是在执掌权力，而且还在通过支持和联合艺术及社会科学来塑造民族身份。对法国和俄国的专制君主而言，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因为思想一经倡导和支持就会超出可控范围。但自17世纪以降，艺术及社会科学获得欧洲各国的广泛支持，欧洲文化史上的众多伟人都受到过君主的资助。这种对艺术及社会科学的支持为思想提供了除教堂之外的重要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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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35 因此，到17世纪末，思想的世界已经不再局限于宗教教派和教会，而是有了更多不同的领域。在17世纪和18世纪很长一段时间，物质世界整体而言并没有取得大的飞跃。英国杰出的史学家J·H·普拉姆[12]（J.H. Plumb）在描述18世纪初的英格兰时充满了深深的恐惧，大多数人生活条件恶劣，物资匮乏、疾病肆虐。据普拉姆记载，虽然大多数人口以耕地为生，但仍有一些城镇保留了下来。然而，他写道：“这些城镇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恶臭……穷人住的就是一两间茅舍……疾病猖獗、不可遏制。天花、斑疹伤寒、伤寒和痢疾肆虐，死亡如家常便饭……在这个世纪早期，伦敦的儿童存活率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在北方迅速发展的城镇，夭折率可能更高”3。普拉姆记载的是英格兰的情况，但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而且在一些经济水平不及英格兰的国家，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比普拉姆描述的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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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37 历史证据表明，整体而言，欧洲在17世纪末所取得的科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进步还鲜为人知，其影响也尚未显现出来。劳民伤财的宗教战争大抵已经结束，欧洲迎来了和平时期。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放异彩，启蒙运动的早期作品也在孕育之中。但欧洲大多数人口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这种状况将在18世纪发生转变，知识创新的方向和力量也将发生变化。尤其是在英格兰，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两大历史变革使得这种发展成为一种必然。一个是1688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和妻子玛丽继承英格兰王位，为某种程度上的代议型民主开辟了空间。另一个是实用科学的持续发展。在17世纪，威廉·哈维[13]（William Harvey，1578—1657）出版了关于血液循环的著作，艾萨克·牛顿[14]（Isaac Newton，1643—1727）出版了物理学论著。18世纪初取得的科学创新对物质商品的生产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显著。这些创新将逐步瓦解商品生产和人类劳动之间的传统关系，工业技术已经开始崛起。这样，在18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英格兰出现了纽科门[15]（Newcomen）的蒸汽机［1712年，是对塞维利[16]（Savery）1698年研制的蒸汽水泵的改进，使深层采矿成为可能］、焦炭炼铁（1713年）和丝线加工工厂（17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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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39 这些创新——诸如此类的创新将在18世纪的欧洲层出不穷——的初衷是尽可能地扩大生产和增加商人的财富。到18世纪末，如果说一些英国人的生活较世纪初有所改善的话，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被卷入日益增长的基础建设之中，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得目的是为商业和工业提供支持。事实上，保障这些活动的正常进行已经成为欧洲各国政府的一项组织原则，这些政府都认识到，物质财富是政治权力的核心。例如：彼得大帝想要在涅瓦河两岸建造一座城市，不仅是因为他痴迷于一切欧洲的事物，尤其是意大利的建筑，还因为他意识到一个相对的不冻港对自己国家贸易利益的重要性。彼得大帝的盘算——以及欧洲其他君主的举措——体现了欧洲向“商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这种形式的经济关系不单只将贸易视为获取某种商品的方式，而是将其视为创造利润、赢得市场的一种方式。到18世纪初，众多欧洲人已经认识到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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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41 但有一种资本形式将给无数人民带来苦难后果，这就是某种形式的人力资本，确切地说，是奴隶制。奴隶制是人类关系中由来已久的一种形式，到18世纪中期，已经成为欧洲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尽管这一直饱受质疑。英格兰、非洲西部和加勒比地区罪恶的“奴隶贸易”给被贩卖的黑奴造成无尽的苦难。虽然大部分黑奴被运往加勒比的种植园，但仍有一小部分被贩卖到英格兰。据估计，到18世纪下半叶，英格兰约有1万奴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或是担任仆人。1772年，曼斯菲尔德勋爵[17]（Lord Mansfield）做出了史上有名的判决，宣判奴隶制在英国为非法，但奴隶制在大英帝国的全面废除还要等到18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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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43 奴隶贸易反映了18世纪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贸易及贸易往来的合理方式的问题，人们就自由贸易的理念产生了严重分歧。亚当·斯密[18]（Adam Smith）在《国富论》（Enquiry into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中有力地论证了自由贸易，但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这个问题一直是激烈的政治争论的焦点。奴隶贸易涉及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国家同人民之间关系的本质问题。这也是18世纪两大重要历史事件最主要的诱因：1776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西方政治生活重组过程中的这两个戏剧性的转变（二者的影响将持续数十年），部分是因启蒙时期的争辩和思想而起，但也是由具体的社会变革和政治环境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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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45 前文提到的17世纪启蒙时期的著作——笛卡尔、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作品——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转变，表明人们开始反思宗教和社会的关系。这些个人都没有刻意宣扬21世纪所理解的世俗社会（尽管霍布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样做了），但他们都对关于上帝存在的传统判断的权威提出了质疑。这本身并没有导致信仰的丢失，或是世俗社会的形成，但确实为审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开辟了社会空间和思想空间。在17世纪的众多领域中，科学首先占据了这个被开放的空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伽利略、牛顿及哈维等人都利用了这一空间，并通过这样做间接表明，他们认为《圣经》并非对物质世界起源的最佳诠释，《圣经》中也没有足够的信息能解释所有自然现象。此处需要强调的依然是意外结果的观点。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个人关注的是特定的问题（有些问题源于人类的普通经历），他们并没有参与现在被称为“启蒙运动”或是更具目的意味的“启蒙工程”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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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47 到18世纪初，科学和新生的工业技术进一步发展，再加上诸如1649年处决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之类的政治事件突然爆发，人们开始逐渐形成一种意识，即世界不仅能被认识（这种观念自欧洲文明伊始就已经存在）、还能被控制。英国人已经证明，政治世界可以被重新思考和改造，《圣经》不再是一部分人的特权，普通人也能阅读欧洲文化的核心文本，科学也开始确立自然界——以及在自然界旅行等——可预测的观念。我们无法选定某一个人来代表17世纪末之后的“启蒙运动”（更不可能选出目的性更强的“启蒙工程”的代表人物），但英格兰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和休谟，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德尼狄德罗[19]（Diderot，1713—1784）和卢梭[20]（Rousseau，1712—1778），以及德国哲学家康德等一直被视为法国大革命前100年时间里的关键人物。其中，狄德罗可以算是当时最具影响的一位。他（在伏尔泰的协助下）编撰的17卷《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既反映了18世纪对知识的热衷，又体现了这个时期对言论自由和批判性讨论等激进思想的信奉。但是，这些思想家（他们彼此了解，但并不一定认同对方的观点，例如卢梭和伏尔泰）都认为知识的起点是对人类认知开放的、自由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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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49 上文列出的杰出代表可能会给众多读者留下一个印象，即这些伟大人物都是男性。启蒙运动没有出现女性巨匠，直到18世纪末女性才成为艺术和思想领域的中心人物——例如，政治学领域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21]（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和小说界的简·奥斯汀[22]（Jane Austen，1775—1817）。但是女性巨匠的缺失并不意味着女性直到19世纪获得“解放”才开始在思想生活中占据更显著的位置。无数学者已经证明，女性在提供思想讨论的平台和参与艺术和文学的创作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在后来关于性别和知识的争辩中，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托马斯·拉克尔[23]（Thomas Laqueur）所界定的性别的“发现”4。拉克尔这样界定并不是说人们在18世纪才第一次认识到性别的差异，而是指在西方，直到18世纪男人和女人才首次被视为两种不同的性别，女人不是男人的变体，有别于男人，是“女性的”。《圣经》诠释社会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权威此时再次受到挑战。只要创世故事视女人为“亚当的肋骨”，女性就必将受制于人类等同于男人的观念。人们对“人类”或是“人”的理解耗费了数个世纪（可能现在仍在继续）才超越“男性”的限制这种性别差异的意识在18世纪已经开始萌芽，在19、20世纪成为欧洲历史的一份。到18世纪末，“女性”作为一个类别已经得到欧洲文化和经济市场的承认：开始出现专门针对女性的文学、商品、社会指南和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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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51 我们可以看到，在性别差异逐渐成为贯穿整个18世纪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的同时，性别在该时期最广为人知的社会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相对有限，但并非无足轻重。美国革命系男人制造，美国宪法的制宪者是所谓的史上最伟大的制宪委员会［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24]（Benjamin Franklin）和托马斯·杰斐逊[25]（Thomas Jefferson）］。宪法开篇写道：“人人生而平等”。同样，法国革命者的战斗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即便我们认识到“人”（men男人——译者）和“博爱”（fraternity兄弟情谊——译者）这两个词在18世纪的用法有别于21世纪，没有性别所指，也不能改变法国和美国所拥抱的政治理想都没有认识到性别问题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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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53 但是从另一层面来看，如果我们抛开女性在市民社会中没能获得和男性相当的空间不谈，法美两国革命者的战斗口号都体现了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的巨大变化。在17世纪初，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能够声称自己的君权系神授予，上帝之手将击倒反对自己权威之人，而且臣民也接受他的君权神授论。到18世纪末，这种信仰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边缘化。独裁政体无疑仍然存在（上帝和统治者的这种联系仍将贯穿俄国的整个19世纪），但欧洲大部分国家都认识到，统治者的出生纯属偶然，政府和权威的社会组织需要在社会内部进行协商。即便是被法国革命政府送上断头台的倒霉君主路易十六，最终也认识到，君主必须接受对其权力的限制。出于各种原因，路易采取的行动不够及时，不够彻底，没能满足突如其来的政治需求，但很明显，即便是在这个象征着欧洲专制主义崩解的案例中，也隐隐地存在一种意识，即“旧政体”无法永远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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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55 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都是西方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毫不夸张地说，世界在这一刻发生了转变。在法国，社会生活中世世代代都习以为常的一些方面（例如神职人员和贵族的权威）在10年之内冰解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新形式的社会规范，例如世俗的政府登记的结婚仪式，以及一些地区的土地改革。同样，在新近独立的美国，人们之前还以为自己是英国殖民地的臣民，现在却发现自己是一个全新国家的公民，这个新生国家正在经历一个崭新的过程，制定自己的规则，谱写自己的宪法，该宪法不仅将体现公民对国家应尽的责任，还将涵盖公民对国家的合理期待（其中最不同寻常的是对幸福的追求）。这两种文化——法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即将在法国思想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26]（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笔下产生碰撞。德·托克维尔是最早探讨美国历史的最具洞见的学者之一。他于1835—1840年间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写道：“我眼前所见系世上绝无仅有”。德·托克维尔继续感叹美国社会的民主程度，这个国家并不存在社会等级观念，而在他看来这种观念在欧洲从未消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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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57 从德·托克维尔（以及19世纪初横跨大西洋的其他旅行者）的作品来看，在美国形成的新社会确实有别于欧洲社会。众多学者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提出美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的政治产物，因为法国大革命及法国的革命政府很快就被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及其继任者倾向于社会保守主义的政策所取代。波拿巴将欧洲诸多社会（尤其是英国）掷向恐惧和焦虑的深渊。事实上，他的军事行动明显威胁到英国的贸易利益。尽管如此，他对内并没有延续1789年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采用的较激进的政策，在法国当权期间也没有决意推翻社会等级观念，尤其是一个人——尤指他自己——可以掌控至高社会权力的观念。但是，拿破仑确确实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法国政府的组织形式，编纂法典［《民法典》（the Code Civil）现在仍是法国民法的基础］，倡导教育、科学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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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59 18世纪末19世纪初，拿破仑（及重组后的法国政府和军队）成为英国着实惧怕的对象，整整一代英国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对抗他的军事行动中。但在回顾17、18世纪的历史时，我们需要考虑该时期标志性的重大政治事件［处决查理一世、1688年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美国独立及法国大革命］以及启蒙时期产生的伟大作品对这一时期绝大部分欧洲公民的生活所产生的实际冲击。在用来描述“普通”人的语言这一层面，思想运动和政治事件造成了意义深远的变化，“民众”或是“臣民”成为“公民”。这种定义人口的方式既强调了个人同国家或是民族的关系，又突显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本质。尽管不是所有人，但对众多人而言，成为“公民”是18世纪末欧洲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用一种全新的政治语言以最明确的方式在表达启蒙思想。随着这种政治语言的出现产生了各种期待，尤其是公民应该参与政治决策的期待。民众的“声音”在欧洲历史上并非新鲜事物（尽管当权者一贯将民众定义为“暴民”），但自16世纪以降，尤其是在18世纪，一种逐渐崛起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势力就是“民众的声音”。一群群普通民众表达他们的政治见解的场景仍然可以用“暴民”一词来形容，但到18世纪末，暴民显然已经能够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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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61 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全新的政治语言并不是在研读约翰·洛克、伏尔泰或是康德的作品的过程中产生的。17、18世纪欧洲各国的识字率不高，读写能力的全面提高还要等到19世纪后期才能实现。对欧洲各国读写能力的评估各有差异，北欧的识字率整体高于南欧，但在19世纪初以前，欧洲各国低识字率的状况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很少有人接受真正意义的或是连贯的学校教育，而且波及大批民众的诸多重大社会运动，如英国的循道宗运动，都是口头文化的结果，而非印刷文化的产物。但是，印刷文化在18世纪确实发生了变化，这更多地是指人们阅读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而不是阅读的人数有所改变。尤其是在英国，人们开始为报纸和期刊撰写文章，出版和阅读报纸、期刊和小说。这些新印刷文化的出现一部分是因贸易发展和城市文化及城市生活的发展所致。18世纪相对和平，再加上航海装置的改进及其可靠性的提高和贸易范围的扩大复杂，随之而来的是需求的日益增长。这些需求包括对信息的需求、对合同的需求，以及对关于新企业工作和需求的新的沟通方式。沟通内容是关于新世界的工作和需求。从事贸易的人需要了解新的地方，商人和从事贸易的人需要知晓政府政策，城市居民既需要、也想要知道外面世界发生的事件。传统的文学形式——约翰·弥尔顿[27]（John Milton）或是亚历山大·蒲柏[28]（Alexander Pope）的史诗——对于这个新世界而言已经极其不合时宜。英国和法国的剧院依旧生意兴隆，但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在18世纪已经开始兴起，将表达对世界的全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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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63 上文已经提到，英国并非历史上第一部小说的诞生地。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的殊荣当属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但是，出于各种原因，18世纪小说在西班牙的发展没有像在英格兰那样走向繁荣。这一时期的小说开始表达一种社会生活中清晰可辨的新传统，再现并探讨了普通人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普通人”构成了英国18世纪经典小说中的人物，例如丹尼尔·笛福[29]（Daniel Defoe，1660—1731）、塞缪尔·理查森[30]（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亨利·菲尔丁[31]（Henry Fielding，1707—1754）及多比亚斯·斯摩莱特[32]（Tobias Smollett，1721—1771）笔下的人物。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包括各行各业诸色人等。莎士比亚同样也刻画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但小说探讨了个人的行为动机，令读者能够同中心人物一起共同面对他们所面临的选择。18世纪的英国小说也都探究了两性关系，尽管该时期的小说家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发现性别差异的时代，但他们都认识到两性关系经常陷入困境，在家庭这一所谓的私人空间里每个人都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正是这种对个人“私生活”的讨论，使得小说在西方社会生活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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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65 18世纪时，印刷文化在英格兰进一步拓展，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33]（Ernest Gellner）认为，印刷文化的多元化有助于“民族文化”观念的形成。随着印刷文化的多元化，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观念发生了变化5。到目前为止，探讨该问题的论著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34]（Jürgen Habermas）的著作。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逐渐出现了文学和政治的划分6。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或是政治领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一起自发地讨论政治的地方。而私人领域则是指个人思考的地方，现代社会从物理空间的角度将这个领域同私人关联，从概念空间的角度将其同审视、探讨人的内在自我的语境（在这一点上，文学显得至关重要）关联。这种做法有助于我们理解哈贝马斯对文学和政治的划分如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方式，在探讨个人及世界事务时看到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取得的进步。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涌现出了众多“政治”空间（咖啡馆和沙龙是两个被频繁引用的例子，社会范围再扩大一点的话，非英国国教的新教教堂和酒馆也可以列入其中），但这些场所只是哈贝马斯所定义的“政治”空间的一部分。对哈贝马斯而言，空间不在于用砖头和砂浆砌成的实际空间，而在于他界定为“施为话语”的语言交流。换言之，词语具有含义，而且最重要的是，承载一定的内涵和后果。从这一层面来看，说话者意识到自己的话语并非“私人的”，而是政治的。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座右铭是“言而有信”，它的提出者在甄选座右铭时认识到，口头约定具有契约功效。这样，哈贝马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来理解18世纪除阅读群体增长这类显而易见的发展之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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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67 如上文所示，几乎所有18世纪的英国小说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建构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史学家，尤其是菲利普·阿里耶斯[35]（Phillipe Aries）和劳伦斯·斯通[36]（Lawrence Stone）提出，自17世纪以降，欧洲逐渐形成对待儿童的“现代”态度，建立以爱情、而非社会功能为基础的婚姻的愿望也日渐强烈7。虽然这种观点目前遭到一定质疑，但18世纪印刷文化的证据表明，小说家（及读者）极其关心如何获得以及如何确保一段“幸福”婚姻的问题。男性作者的作品中对这个问题探讨得最详尽的是塞缪尔·理查森的长篇巨著《克拉丽莎》（Clarissa），女性作者的作品则是简·奥斯汀（1775—1817）的小说。二者的作品在结构和叙事形式上大相径庭，但二者都认为在婚姻中女性有权利被视为平等、理性的配偶，而且女性择偶的权利应该受到重视。女性的“解放”通常是从女性获得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角度来阐释的，但18世纪肯定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权利的作品问世，强有力地表现女性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对宗法体系下的法律持批判态度的女权主义者，大肆抨击了20世纪之前的法律中女性权利缺失的现象。尽管父权制下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观念在个人层面的影响会被夸大，但18世纪小说发起了挑战男人统治女人合法性的抗争，这一点毋庸置疑。例如，塞缪尔·理查森揭露了社会规范就性道德问题存在的性别歧视，亨利·菲尔丁捍卫了女性的择偶权，简·奥斯汀倡导了婚姻应建立在理性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观点。这些作品对婚姻的建构和重新协商既传达了启蒙思想，又强调了思想的价值、对他人的理性认识以及更加强烈的社会民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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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69 在简·奥斯汀的作品《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中，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主人托马斯·伯特伦爵士责备一贫如洗的女主角范妮·普莱斯拒绝了一门极好的婚事。在对范妮的激愤斥责中，托马斯爵士指责她“个性独立，这种独立个性盛行一时，甚至在年轻女人中也很流行”。托马斯爵士的责备很好地概括了18世纪末欧洲对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各种恐惧。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年颁布的《人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被欧洲大陆的激进分子奉为自由、解放的新纪元的开端，但法国恐怖统治的野蛮行径以及1793年对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37]（Marie Antoinette）的处决使得趋向保守的人开始重新审视法国大革命。英国于1780年通过的《邓宁决议》（the Dunning Resolution）提出，“君主的权力已经扩大，并且仍在扩大，应该得到遏制”。曾支持该决议的哲学家埃德蒙·伯克[38]（Edmund Burke，1729—1797）对法国大革命深感震惊，在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表述了上述观点。［伯克在1757年发表的《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中还写道，“我们所乐于看到的悲惨场景中，没有什么能比得上那些罕见的、令人悲痛的灾难”。］ 虽然其他思想家［例如托马斯·潘恩[39]（Thomas Paine，1737—1809）在《人权论》（The Rights of Man）中］仍极力支持法国大革命，提倡在英国实现普选权和主权在民，但众多之前同情法国激进思想的思想家现在都摈弃了这些思想。托马斯爵士如此严厉斥责的“独立个性”在人们眼中变成了一种对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威胁。托马斯爵士很可能属于仍对1780年伦敦爆发的戈登暴乱心有余悸的富有市民之列，此次骚乱夺走了300多人的性命，给伦敦社会造成的破坏超过1789年巴黎爆发的革命。1780年的关键问题是宗教问题，但宗教问题的深层原因还是信仰在社会世界的定位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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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71 18世纪末英格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秩序实际上是人们越来越无法无条件地接受贵族或是专制君主的权威。这并非因为英国人或是欧洲人的个人财富或个人权力遽增。如果粮食歉收，人们仍然会受到大规模饥荒的威胁（例如法国大革命前夕的饥荒），人均寿命仅约40岁，婴幼儿死亡率依旧居高不下。到1800年，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城镇，这里的房屋通常用砖石砌成，受教育机会也超过乡村。但是，18世纪英格兰某些最著名的机构——例如托马斯·考勒姆爵士[40]（Sir Thomas Coram）在伦敦设立的孤儿院——都是为了应对极度贫困而设，并非是社会整体繁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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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17673 自宗教改革以来的几个世纪里，发生变化的与其说是物质生活条件，不如说是人们对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个人同社会的关系的认识。贯穿宗教改革和启蒙时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对男人和女人同世界的关系的反思，使得人们能够考虑认识和改造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重新思考对自然的态度，这种反思在分类学的伟大著作［例如物种分类法的创始人、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41]（Carl Linnaeus，1707—1778）的著作］中有所体现，也反映在农业生产在系统利用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发生的转变。这一系列观念的改变——不仅包括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反思，还包括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思——在欧洲各地的历程千差万别，但到1800年，我们视为“现代”世界组成部分的诸多观念已经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确立，也在不用疲于生计的少数群体中扎根。首先，人们拒绝接受专制君主的政治权力。虽然在实践中，欧洲各地对专制君主政治权力的拒绝程度各有不同，但这种观念确实存在，例如加的斯城于1812年制定了西班牙第一部宪法。其次，人人平等的观念在欧洲已经深入人心。尽管这一观念在政治领域的全面实施还有待时日，但18世纪已经确立了“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并且写进了一些宪法中。（直到1861年俄国的农奴才得到解放，1865年美国才废除奴隶制。）最后，人们在信仰和理性之间做出了区分。宗教作为社会道德的源泉，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知识界普遍不再认为基督教能够诠释世界的所有事务。到1800年，烧死女巫的事件在欧洲绝迹，这片大陆也认识到了人类平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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