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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全新的政治语言并不是在研读约翰·洛克、伏尔泰或是康德的作品的过程中产生的。17、18世纪欧洲各国的识字率不高,读写能力的全面提高还要等到19世纪后期才能实现。对欧洲各国读写能力的评估各有差异,北欧的识字率整体高于南欧,但在19世纪初以前,欧洲各国低识字率的状况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很少有人接受真正意义的或是连贯的学校教育,而且波及大批民众的诸多重大社会运动,如英国的循道宗运动,都是口头文化的结果,而非印刷文化的产物。但是,印刷文化在18世纪确实发生了变化,这更多地是指人们阅读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而不是阅读的人数有所改变。尤其是在英国,人们开始为报纸和期刊撰写文章,出版和阅读报纸、期刊和小说。这些新印刷文化的出现一部分是因贸易发展和城市文化及城市生活的发展所致。18世纪相对和平,再加上航海装置的改进及其可靠性的提高和贸易范围的扩大复杂,随之而来的是需求的日益增长。这些需求包括对信息的需求、对合同的需求,以及对关于新企业工作和需求的新的沟通方式。沟通内容是关于新世界的工作和需求。从事贸易的人需要了解新的地方,商人和从事贸易的人需要知晓政府政策,城市居民既需要、也想要知道外面世界发生的事件。传统的文学形式——约翰·弥尔顿[27](John Milton)或是亚历山大·蒲柏[28](Alexander Pope)的史诗——对于这个新世界而言已经极其不合时宜。英国和法国的剧院依旧生意兴隆,但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在18世纪已经开始兴起,将表达对世界的全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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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提到,英国并非历史上第一部小说的诞生地。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的殊荣当属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但是,出于各种原因,18世纪小说在西班牙的发展没有像在英格兰那样走向繁荣。这一时期的小说开始表达一种社会生活中清晰可辨的新传统,再现并探讨了普通人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普通人”构成了英国18世纪经典小说中的人物,例如丹尼尔·笛福[29](Daniel Defoe,1660—1731)、塞缪尔·理查森[30](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亨利·菲尔丁[31](Henry Fielding,1707—1754)及多比亚斯·斯摩莱特[32](Tobias Smollett,1721—1771)笔下的人物。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包括各行各业诸色人等。莎士比亚同样也刻画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但小说探讨了个人的行为动机,令读者能够同中心人物一起共同面对他们所面临的选择。18世纪的英国小说也都探究了两性关系,尽管该时期的小说家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发现性别差异的时代,但他们都认识到两性关系经常陷入困境,在家庭这一所谓的私人空间里每个人都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正是这种对个人“私生活”的讨论,使得小说在西方社会生活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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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时,印刷文化在英格兰进一步拓展,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33](Ernest Gellner)认为,印刷文化的多元化有助于“民族文化”观念的形成。随着印刷文化的多元化,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观念发生了变化5。到目前为止,探讨该问题的论著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34](Jürgen Habermas)的著作。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逐渐出现了文学和政治的划分6。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或是政治领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一起自发地讨论政治的地方。而私人领域则是指个人思考的地方,现代社会从物理空间的角度将这个领域同私人关联,从概念空间的角度将其同审视、探讨人的内在自我的语境(在这一点上,文学显得至关重要)关联。这种做法有助于我们理解哈贝马斯对文学和政治的划分如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方式,在探讨个人及世界事务时看到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取得的进步。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涌现出了众多“政治”空间(咖啡馆和沙龙是两个被频繁引用的例子,社会范围再扩大一点的话,非英国国教的新教教堂和酒馆也可以列入其中),但这些场所只是哈贝马斯所定义的“政治”空间的一部分。对哈贝马斯而言,空间不在于用砖头和砂浆砌成的实际空间,而在于他界定为“施为话语”的语言交流。换言之,词语具有含义,而且最重要的是,承载一定的内涵和后果。从这一层面来看,说话者意识到自己的话语并非“私人的”,而是政治的。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座右铭是“言而有信”,它的提出者在甄选座右铭时认识到,口头约定具有契约功效。这样,哈贝马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来理解18世纪除阅读群体增长这类显而易见的发展之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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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示,几乎所有18世纪的英国小说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建构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史学家,尤其是菲利普·阿里耶斯[35](Phillipe Aries)和劳伦斯·斯通[36](Lawrence Stone)提出,自17世纪以降,欧洲逐渐形成对待儿童的“现代”态度,建立以爱情、而非社会功能为基础的婚姻的愿望也日渐强烈7。虽然这种观点目前遭到一定质疑,但18世纪印刷文化的证据表明,小说家(及读者)极其关心如何获得以及如何确保一段“幸福”婚姻的问题。男性作者的作品中对这个问题探讨得最详尽的是塞缪尔·理查森的长篇巨著《克拉丽莎》(Clarissa),女性作者的作品则是简·奥斯汀(1775—1817)的小说。二者的作品在结构和叙事形式上大相径庭,但二者都认为在婚姻中女性有权利被视为平等、理性的配偶,而且女性择偶的权利应该受到重视。女性的“解放”通常是从女性获得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角度来阐释的,但18世纪肯定女性在“私人”领域的权利的作品问世,强有力地表现女性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对宗法体系下的法律持批判态度的女权主义者,大肆抨击了20世纪之前的法律中女性权利缺失的现象。尽管父权制下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观念在个人层面的影响会被夸大,但18世纪小说发起了挑战男人统治女人合法性的抗争,这一点毋庸置疑。例如,塞缪尔·理查森揭露了社会规范就性道德问题存在的性别歧视,亨利·菲尔丁捍卫了女性的择偶权,简·奥斯汀倡导了婚姻应建立在理性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观点。这些作品对婚姻的建构和重新协商既传达了启蒙思想,又强调了思想的价值、对他人的理性认识以及更加强烈的社会民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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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奥斯汀的作品《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中,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主人托马斯·伯特伦爵士责备一贫如洗的女主角范妮·普莱斯拒绝了一门极好的婚事。在对范妮的激愤斥责中,托马斯爵士指责她“个性独立,这种独立个性盛行一时,甚至在年轻女人中也很流行”。托马斯爵士的责备很好地概括了18世纪末欧洲对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各种恐惧。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年颁布的《人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被欧洲大陆的激进分子奉为自由、解放的新纪元的开端,但法国恐怖统治的野蛮行径以及1793年对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37](Marie Antoinette)的处决使得趋向保守的人开始重新审视法国大革命。英国于1780年通过的《邓宁决议》(the Dunning Resolution)提出,“君主的权力已经扩大,并且仍在扩大,应该得到遏制”。曾支持该决议的哲学家埃德蒙·伯克[38](Edmund Burke,1729—1797)对法国大革命深感震惊,在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表述了上述观点。[伯克在1757年发表的《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中还写道,“我们所乐于看到的悲惨场景中,没有什么能比得上那些罕见的、令人悲痛的灾难”。] 虽然其他思想家[例如托马斯·潘恩[39](Thomas Paine,1737—1809)在《人权论》(The Rights of Man)中]仍极力支持法国大革命,提倡在英国实现普选权和主权在民,但众多之前同情法国激进思想的思想家现在都摈弃了这些思想。托马斯爵士如此严厉斥责的“独立个性”在人们眼中变成了一种对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威胁。托马斯爵士很可能属于仍对1780年伦敦爆发的戈登暴乱心有余悸的富有市民之列,此次骚乱夺走了300多人的性命,给伦敦社会造成的破坏超过1789年巴黎爆发的革命。1780年的关键问题是宗教问题,但宗教问题的深层原因还是信仰在社会世界的定位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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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英格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秩序实际上是人们越来越无法无条件地接受贵族或是专制君主的权威。这并非因为英国人或是欧洲人的个人财富或个人权力遽增。如果粮食歉收,人们仍然会受到大规模饥荒的威胁(例如法国大革命前夕的饥荒),人均寿命仅约40岁,婴幼儿死亡率依旧居高不下。到1800年,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城镇,这里的房屋通常用砖石砌成,受教育机会也超过乡村。但是,18世纪英格兰某些最著名的机构——例如托马斯·考勒姆爵士[40](Sir Thomas Coram)在伦敦设立的孤儿院——都是为了应对极度贫困而设,并非是社会整体繁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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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宗教改革以来的几个世纪里,发生变化的与其说是物质生活条件,不如说是人们对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个人同社会的关系的认识。贯穿宗教改革和启蒙时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对男人和女人同世界的关系的反思,使得人们能够考虑认识和改造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重新思考对自然的态度,这种反思在分类学的伟大著作[例如物种分类法的创始人、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41](Carl Linnaeus,1707—1778)的著作]中有所体现,也反映在农业生产在系统利用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发生的转变。这一系列观念的改变——不仅包括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反思,还包括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思——在欧洲各地的历程千差万别,但到1800年,我们视为“现代”世界组成部分的诸多观念已经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确立,也在不用疲于生计的少数群体中扎根。首先,人们拒绝接受专制君主的政治权力。虽然在实践中,欧洲各地对专制君主政治权力的拒绝程度各有不同,但这种观念确实存在,例如加的斯城于1812年制定了西班牙第一部宪法。其次,人人平等的观念在欧洲已经深入人心。尽管这一观念在政治领域的全面实施还有待时日,但18世纪已经确立了“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并且写进了一些宪法中。(直到1861年俄国的农奴才得到解放,1865年美国才废除奴隶制。)最后,人们在信仰和理性之间做出了区分。宗教作为社会道德的源泉,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知识界普遍不再认为基督教能够诠释世界的所有事务。到1800年,烧死女巫的事件在欧洲绝迹,这片大陆也认识到了人类平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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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雪莱[42](Mary Shelley)的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绝妙地概括了欧洲到1800年取得的概念上的飞跃。雪莱在小说中概述了关于权力、理性、科学和性别的各种论争,这些论争是18世纪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随后的数个世纪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弗兰肯斯坦在创造一个人体的同时,跨越了“自然”世界的界限。他出于个人目的利用科学和知识,最终成为小说副标题所示的“现代普罗米修斯”。弗兰肯斯坦这个名副其实的启蒙思想的继承人,在理性的驱使下拒绝承认自己之外的任何权威,否认自己计划之外的任何事情的重要性。《弗兰肯斯坦》提出了启蒙思想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一部极具震撼力的作品,但同时也清晰地预示了随后两个世纪即将出现的新问题,即新的生产方式给世界带来了新的财富和新形式的社会冲突及社会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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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约翰·邓恩,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其诗具有高度的美感和强烈的理性,富于感官刺激,带有情欲色彩,反映了全部人性(包括肉体)。诗句“啊!我的美洲!我的新大陆!”出自《挽歌19·致上床的姑娘》(Elegy XIX. To His Mistress Going To Bed)。——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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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瓜达尔基维尔河,西班牙南部主要河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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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伊曼努尔·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其三大核心著作包括《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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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布莱士·帕斯卡,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散文家。代表作品包括《圆锥曲线论》(提出帕斯卡定理)《液体平衡及空气重量的论文集》《算术三角形》《思想录》等。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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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荷兰哲学家,理性主义者和泛神论者,启蒙时期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另外两位为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代表作品包括《笛卡尔哲学原理》《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知性改进论》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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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提出了二进制。莱布尼茨和牛顿先后独立发明了微积分。代表作品包括《神义论》《单子论》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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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森科(1898—1976),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其生物的获得性遗传学说否定了基于基因的遗传学。其学说成了苏联生物遗传学的主流,给苏联生物学和农学等多个领域造成毁灭性打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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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度的测量问题实质上就是确定地球上任意两点与地心对应的夹角投影在赤道面上的角度。这对航海的意义重大。但在16世纪,由于测距和计时工具的缺乏,经度的测量很难实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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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伯特·默顿(1944—),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流派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包括《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现代社会学》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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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帕拉第奥(1508—158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理论家和建筑师。代表作品包括《建筑四书》。帕拉第奥式建筑主要依据的是古罗马和古希腊传统建筑的对称思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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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伏尔泰,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主张开明的君主政治和自由平等。代表作品包括《哲学通信》《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路易十四时代》《天真汉》《老实人》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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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J·H·普拉姆(1911—2001),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18世纪的英格兰》《美国经历》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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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威廉·哈维,英国生理学家、医生,发现了血液循环的规律。代表作品有《心血运动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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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艾萨克·牛顿,英国物理学家,发明了反射式望远镜,定义了万有引力定律,总结了物体运动的三个基本定律(牛顿三定律)。代表作品包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光学》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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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纽科门(1664—1729),英国工程师。他发明的常压蒸汽机是瓦特蒸汽机的前身。——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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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塞维利(1650—1715),英国工程师,1698年发明了用于矿井抽水的蒸汽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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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曼斯菲尔德勋爵(1705—1793),英国法学家,被誉为英国“商法之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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