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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埃德蒙·伯克，爱尔兰哲学家、作家、政治家、政治理论家。代表作品包括《法国革命论》《论崇高与美两种观念的根源》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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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托马斯·潘恩，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理论家、革命家，被誉为“美国体制之父”。主要著作包括《人权论》《常识》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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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托马斯·考勒姆爵士，18世纪英国慈善家，在伦敦设立了世界上第一所独立孤儿院——弃婴收容院。——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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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卡尔·林奈，瑞典博物学家、动植物双名命名法的创立者。主要著作包括《自然系统》《植物属志》《植物种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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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玛丽·雪莱（1797—1851），英国小说家，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之妻，被誉为“科幻小说之母”。代表作品有《弗兰肯斯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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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形成：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 第三章 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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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年《联合法案》，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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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8年大卫·休谟出版《人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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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9年詹姆斯·瓦特定义蒸汽动力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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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1800年《结社法》禁止工人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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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黑格尔出版《精神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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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年斯蒂芬森展示，铁路机车的可能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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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年托尔帕德尔受难者被流放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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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1850年爱尔兰马铃薯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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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亨利·梅休出版《伦敦劳工与伦敦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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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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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卡尔·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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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1871年巴黎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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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第一辆福特汽车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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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1]（David Hume，1711—1776）在《人性论》（Treatise on Human Nature，1738年著）中提出：“理性乃是，而且只应当是情感的仆人”。18、19世纪将无数次见证个体的人利用理性满足强烈的——甚至是炽烈的——好奇心，贯彻对社会和政治秩序进行必要变革的坚定信念。理性的成功运用，尤其是在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方面的成功运用，使19世纪成为一个经历空前技术变革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普通民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速度之快、程度之彻底可谓史无前例。如果将1500年的欧洲同1800年的欧洲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对多数欧洲民众而言，日常生活的变化甚微，并且特征鲜明。生活受到地域限制，生存本身有赖于收成的好坏，作息受到自然光和季节的影响。但到1900年，众多欧洲民众居住在城镇，作息依时钟和工作日程而定。人们——尤其是欧洲北部的人们——能够乘坐火车，进行相对轻松的旅行，而且可能已经见识过将自己国家同其他（遥远的）国家连接起来的这一伟大发明。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在俄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塑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思想和学说也已经确立和发表。到1900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已经开始认识“社会主义”这一术语，诸多民众所依赖的权威不再是某个固定的地方教会或地主，而是某个诸如工会、政党或是利益集团之类的机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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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上一章资本主义兴起问题的继续。但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不能等同于工业社会，而且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带来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技术革新。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因素繁多，但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贯穿欧洲中世纪始末的政治分裂。欧洲各国的权力并没有集中在君主手中（简单回顾12世纪以降欧洲大部分君主制国家的历史，便可得出君主政体不稳定的结论），这又为王室之外其他人的权力——和财富——的增长提供了社会空间。在这个社会空间里，精力充沛的个人能够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时可能还要保持高度警惕，提防君主对个人财富心生妒意。新教的宗教改革，和其后教宗在赚钱和花钱相关事务的权威的下降，都大大推动了这种逐利行为，但在诸多研究该课题的近代学者［如亨利·卡门[2]（Henry Kamen）］看来，对待赚钱的新态度的关键不在于新教的教义，特别是加尔文宗的教义，而在于众多加尔文教徒的难民身份1。由于宗教迫害和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国家税赋苛严，这些难民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在流放和边缘化的痛苦经历中形成了创造资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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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见证了技术革命兴起的欧洲资本主义在形式上还混乱无序，有别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晚期盛行的资本主义后期形式，即管理化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可以用混乱无序来描述，是因为个体的企业家的行为不受或是很少受到劳工组织或国家的干预。小作坊，亦即家庭作坊在欧洲各国盛行，人们更换工作地点，也就意味着更换住所和工作性质，而这种自由流动性到19世纪后期已经难得一见。不直接从事工业或制造业生产的利益个人潜心研究产品，他们的产品往往也是在家庭空间内生产的。伯明翰月光社[3]（the 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成员的工作就具有这种自由状态的特性，确切而言是典范性。珍妮·阿格罗[4]（Jenny Uglow）就这些月光社成员写过一部作品，生动、细腻地刻画了他们旺盛的精力和对科学技术的执迷2。月光社的成员中有10位后来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包括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祖父，进化论的先驱］、约瑟夫·普里斯特利[5]（Joseph Priestley）、詹姆斯·瓦特[6]（James Watt）和乔舒亚·威基伍德[7]（Josiah Wedgwood）。珍妮·阿格罗指出，这些成员大部分是地方的非国教信徒，他们在伦敦以外的地区长大，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她引用了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评价：“我们因对科学的共同爱好而聚集在一起，我们认为这种共同爱好足以将各色各样的人联合起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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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这个18世纪的社团实践的正是启蒙思想，尽管该社团对18世纪后期英国的制造业和科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月光社的成员济济一堂，既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开发能够赚钱的产品，但他们聚会的众多成果都以动力、产品和交通的形式为革命性变化做出了贡献，而这些变化又成为创造巨大财富的基础。类似的社团在伯明翰以外的地方也出现了。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群贤毕集，探讨科学的各种可能性。同样，他们最初感兴趣的并非科学创造利润的潜能。正如E·J·霍布斯鲍姆[8]（E.J. Hobsbawm）所指出的，1750年以前的伟大科学家主要来自法国、德国、英国、瑞士和意大利，但自那以后，“科学的世界拓展了，吸纳了此前贡献甚微的国家和民族”4。18世纪探索和研究地球的兴趣激发了人们对自然历史和自然世界形成的兴趣。《宇宙》（Kosmos）一书的作者、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9]（Alexander von Humboldt），是这种执着探寻世界地理及其社会和物理现实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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