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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第一辆福特汽车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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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1]（David Hume，1711—1776）在《人性论》（Treatise on Human Nature，1738年著）中提出：“理性乃是，而且只应当是情感的仆人”。18、19世纪将无数次见证个体的人利用理性满足强烈的——甚至是炽烈的——好奇心，贯彻对社会和政治秩序进行必要变革的坚定信念。理性的成功运用，尤其是在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方面的成功运用，使19世纪成为一个经历空前技术变革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普通民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速度之快、程度之彻底可谓史无前例。如果将1500年的欧洲同1800年的欧洲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对多数欧洲民众而言，日常生活的变化甚微，并且特征鲜明。生活受到地域限制，生存本身有赖于收成的好坏，作息受到自然光和季节的影响。但到1900年，众多欧洲民众居住在城镇，作息依时钟和工作日程而定。人们——尤其是欧洲北部的人们——能够乘坐火车，进行相对轻松的旅行，而且可能已经见识过将自己国家同其他（遥远的）国家连接起来的这一伟大发明。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在俄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塑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思想和学说也已经确立和发表。到1900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已经开始认识“社会主义”这一术语，诸多民众所依赖的权威不再是某个固定的地方教会或地主，而是某个诸如工会、政党或是利益集团之类的机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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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上一章资本主义兴起问题的继续。但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不能等同于工业社会，而且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带来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技术革新。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因素繁多，但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贯穿欧洲中世纪始末的政治分裂。欧洲各国的权力并没有集中在君主手中（简单回顾12世纪以降欧洲大部分君主制国家的历史，便可得出君主政体不稳定的结论），这又为王室之外其他人的权力——和财富——的增长提供了社会空间。在这个社会空间里，精力充沛的个人能够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时可能还要保持高度警惕，提防君主对个人财富心生妒意。新教的宗教改革，和其后教宗在赚钱和花钱相关事务的权威的下降，都大大推动了这种逐利行为，但在诸多研究该课题的近代学者［如亨利·卡门[2]（Henry Kamen）］看来，对待赚钱的新态度的关键不在于新教的教义，特别是加尔文宗的教义，而在于众多加尔文教徒的难民身份1。由于宗教迫害和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国家税赋苛严，这些难民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在流放和边缘化的痛苦经历中形成了创造资本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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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见证了技术革命兴起的欧洲资本主义在形式上还混乱无序，有别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晚期盛行的资本主义后期形式，即管理化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可以用混乱无序来描述，是因为个体的企业家的行为不受或是很少受到劳工组织或国家的干预。小作坊，亦即家庭作坊在欧洲各国盛行，人们更换工作地点，也就意味着更换住所和工作性质，而这种自由流动性到19世纪后期已经难得一见。不直接从事工业或制造业生产的利益个人潜心研究产品，他们的产品往往也是在家庭空间内生产的。伯明翰月光社[3]（the 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成员的工作就具有这种自由状态的特性，确切而言是典范性。珍妮·阿格罗[4]（Jenny Uglow）就这些月光社成员写过一部作品，生动、细腻地刻画了他们旺盛的精力和对科学技术的执迷2。月光社的成员中有10位后来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包括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祖父，进化论的先驱］、约瑟夫·普里斯特利[5]（Joseph Priestley）、詹姆斯·瓦特[6]（James Watt）和乔舒亚·威基伍德[7]（Josiah Wedgwood）。珍妮·阿格罗指出，这些成员大部分是地方的非国教信徒，他们在伦敦以外的地区长大，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她引用了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评价：“我们因对科学的共同爱好而聚集在一起，我们认为这种共同爱好足以将各色各样的人联合起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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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这个18世纪的社团实践的正是启蒙思想，尽管该社团对18世纪后期英国的制造业和科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月光社的成员济济一堂，既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开发能够赚钱的产品，但他们聚会的众多成果都以动力、产品和交通的形式为革命性变化做出了贡献，而这些变化又成为创造巨大财富的基础。类似的社团在伯明翰以外的地方也出现了。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群贤毕集，探讨科学的各种可能性。同样，他们最初感兴趣的并非科学创造利润的潜能。正如E·J·霍布斯鲍姆[8]（E.J. Hobsbawm）所指出的，1750年以前的伟大科学家主要来自法国、德国、英国、瑞士和意大利，但自那以后，“科学的世界拓展了，吸纳了此前贡献甚微的国家和民族”4。18世纪探索和研究地球的兴趣激发了人们对自然历史和自然世界形成的兴趣。《宇宙》（Kosmos）一书的作者、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9]（Alexander von Humboldt），是这种执着探寻世界地理及其社会和物理现实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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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800年欧洲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也许和他们16世纪的祖先类似，但对那些能够并且决意探究世界的人而言，知识的前沿在17、18世纪发生了飞跃。缺乏形式上的文化知识并不是参与这项活动的障碍（现代蒸汽机的发明者詹姆斯·瓦特既不会写字，也不识字），接受正规教育或是加入专门的专业社团也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后来，拿破仑设立了学习科学和管理的高等教育机构［1794年设立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1795年设立巴黎综合理工大学（Ecole Polytechnique）］，除英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效仿。但这些机构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在17、18世纪，学科之间的界限以及研究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之间的界限远没有当代或是19世纪明确。某些类型的研究，例如数学，包含一种并未广泛普及或是不能迅速获得的专业知识，但在其他领域，人们受到普通的好奇心或是解决问题的需求的驱使，就能着手具体领域和具体形式的研究。现代社会对专业知识——以及对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即技术对于见多识广或是充满好奇的外行而言完全无法理解的社会——的理解和经验，与18世纪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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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17、18世纪教育机构的缺失，使得在19世纪知识逐渐制度化的过程中被排斥在外的一部分人，尤其是女性，能够参与普通科学领域的研究。［拜伦勋爵[10]（Lord Byron）之女艾达·拜伦[11]（Ada Byron，1815—1852）就是女性在19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个绝佳例子。艾达·拜伦师从玛丽·萨默维尔[12]（Mary Somerville）学习数学，在第一台“分析机”——现代计算机的前身——的研制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在19世纪，欧洲各国的女性不得不强烈要求获得进入科研机构和大学的权利。这不单只是出于民主的原因，还因为这些机构实际上已经成为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唯一场所。尽管如此，总体而言，17、18世纪女性参与科学研究，主要是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家庭里参与观察，共同或是协助研究。但在某些案例中，女性的教育被视为和男性的教育同等重要，阿格罗在作品中提到，月光社的成员都致力于推动女性教育。但是与此同时还普遍存在一种文化预设，即女性将为人妻、为人母，性别的差异是在一个“自然的”、相辅相成的世界中，女性和男性具有不同类型的能力和不同类型的认知。挑战这种文化预设将成为女性主义的重要纲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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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和知识的性别预设，以及关于女性和男性禀性的传统观念的主要挑战，首先来自一对非凡的母女，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玛丽·雪莱。除了她们的两部著名作品之外［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和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这两个女人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虽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家世并不显赫，但她（以及她的女儿）经历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诸多社会变革和社会事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于1759年出生在一个境况原本不错的家庭（她的祖父走出了重大的一步，将自己的纺织生意从家庭手工业变成由雇主雇用记件工人的工厂体系，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她父亲去世后，她就失去了保障。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父亲去世时没有给她留下任何遗产，她的性别及家庭地位实际上剥夺了她的继承权。在这一点上，虽然这位女性被后世誉为现代女性主义之母，但她的经历浓缩了18世纪英格兰的诸多典型特征：工作场所的转变、允许个人创造巨大财富的足够开放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全缺失，以及普遍认为男孩和男人比女孩和女人更重要的社会观念的存在。女孩和女人的本质特征是依赖性。她们无需为衣食担忧，因为男人（父亲、兄弟、丈夫和其他男性亲戚）会照料她们。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其他无数女性——而言，以上预设和事实不符，玛丽向社会的这一方面发起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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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忙于谋生，这是无数女性一直以来都必须做的事。但她谋生的方式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某些工作是无偿的（照料生病的亲戚），某些工作是有偿的（虽然她为某所学校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家人完成的）。她所处的这个时代还有另一个特征，虽然没有这么普遍，但也同样典型，即同英格兰非国教徒的接触。这些非国教徒拒绝承认英国国教的基本教义，被牛津和剑桥拒之门外。（他们将牛津和剑桥的拒收行为转化成有利因素，在英格兰各地发展了自己的教育机构，教授历史、经济、科学等“新”科目。）玛丽同这些形形色色的人进行接触，并在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旅行，这些丰富多彩的经历造就了《女权辩护》，一部向玛丽所熟悉的世界发起挑战的作品。玛丽猛烈批判的主题之一就是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首次用到“合法卖淫”一词来描述婚姻，提出如果不能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女性就无法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道德主体来行事。她产下女儿玛丽后死于产后综合症，这个小玛丽在19岁时写就了《弗兰肯斯坦》。该作品于1818年出版，可谓是史上对科学的狂妄探究得最彻底的作品。然而，和她母亲一样，玛丽·雪莱没有逃脱同时代诸多女性的命运：生产的凶险和幼童危险重重的生活。虽然玛丽·雪莱没有死于生产，但她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夭折，唯一幸存的儿子也终日为自己和母亲的生计奔波。一个家庭约5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19世纪早期人们的生活普遍艰辛，但与此同时，社交网络开放、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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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强烈呼吁给予女性和男性同等的教育和工作机会。这一愿望的满足与其说是通过经过协商的社会政策实现的，不如说是通过工业生产的社会组织变革和工业革命达成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起源于反国教思想、法国大革命的价值观以及她作为一个被边缘化的女人的个人经历，而工业革命的根源在于技术革新和如何组织生产的新思想的诞生。这两种社会现象——一个是独具个性的杰出作家，一个是影响无数人生活的一系列变革——之间如果存在联系的话，这种联系也并不紧密。如果认为二者存在紧密联系，就有高度的思想起源决定论之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看到，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在19世纪初形成之时，个体的人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托马斯·马尔萨斯[13]（Thomas Malthus，1766—1834）直接针对卢梭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丈夫威廉·戈德温[14]（William Godwin）的观点，创作了著名的《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提出如果不控制家庭规模，将导致饥荒和贫穷）。然而，一旦工业革命发生（而且持续了数十载，并非在一年之内就完成），工业社会就开始替代农业社会，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关于性别平等的思想也逐渐在这个新环境中扎根。在这个新社会里，大部分女性和男性一样需要努力工作，但她们参与新劳动市场的条款和条件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来自女性依附男性和女性劳动在本质上具有更低货币价值的观念。尽管在英格兰，女性（大多未婚无子女）是兰开夏郡一些新兴的棉纺织厂的首批工人，但她们是在家长制文化下工作的。史学家芭芭拉·泰勒[15]（Barbara Taylor）记录了工业革命早期女性的历史，其作品的创新价值同E·P·汤普森[16]（E.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不相上下。她引用了一名女工的评论：“男人和他们的雇主一样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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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此处指的是在同一工厂工作的工人，但同样有可能是矿井的矿工——认为女人的定位是家庭，养家糊口是男人的责任。“家庭薪资”的观念在19世纪的欧洲深入人心，这个观念在200多年之后才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同样，欧洲各地大部分的工人阶级男性并不希望女性参与工业革命。女性应该而且确实是在操持家务，或是通常在别人家当仆人。工业革命在欧洲北部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新的城市工人阶级，这些人居住在曼彻斯特、伯明翰、里尔、里昂和汉堡等新兴的大城市。但构成这个新阶级的，是那些曾经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的后代，他们关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的观念并没有随着居住地点和雇佣形式的变化而彻底改变。男人和女人纷纷前往新兴城市工作，因为他们在这些城市里能找到的工作同在土地上劳作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区别：这些工作不受季节限制。农业耕种一直以来都有较长的农闲期，这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但工厂有瓦斯照明，不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一年到头都可以工作，影响工作的是时钟，而非季节。这种新的工作安排为工人提供了全年获得收入的希望（虽然由于市场整体上未加调控、变化不定，希望有时也会落空），因此远比摇摆于充裕和拮据之间的生活方式更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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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初，英国的棉纺织工厂已经证明了组织工厂生产的各种可能性：到1833年，有150万工人或直接或间接地受雇于棉纺织厂。正如当时所描述的那样，“金字棉”，是工业革命的基础。19世纪上半叶，针对棉纺织工厂的工厂条件，英国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合称《工厂法》（Factory Acts）。《工厂法》还影响到其他行业（如采矿业），但在这一时期，没有哪个行业像棉纺织业那样雇用那么多工人，给英格兰西北部的城镇带来那么大的变化。在英格兰和其他地方，棉纺织业以外的行业进一步发展，例如爱尔兰的酿酒业，但即便这些行业都在不断发展，欧洲大部分地区仍然以农业社会为主，直到20世纪之后才逐渐进入工业社会。工业化所带来的除了城市令人不堪忍受的肮脏之外，还有社会新秩序的形成和一个有组织、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的兴起。“工人阶级”一词本身存在一定问题，似乎在暗示19世纪之前，欧洲的大部分人口既没有工作，也不属于某个阶层。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但19世纪出现的工人阶级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阶级是有组织的，并非简单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而是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城市贫民那样，不仅是做出反应，还试图改造和引导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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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世纪末开始，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劳工群体就有了组织起来，争取提高收入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尝试。在英国，这种尝试遭到当权者的极力阻挠。1799年和1800年颁布的《结社法》（Combination Acts）阻碍了随后几十年工会的成长。这种打压行为后来发展到极其残酷的地步：1813年，17名被指控为勒德分子[17]（Luddites）的示威者在约克接受审讯后被处决；1834年，在多塞特郡一个名为托尔帕德尔砝码[18]的小村庄里，有6名工人因为试图成立一个由农业工人组成的工会而被流放澳大利亚。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初，技术革新和工业领域的重组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诸多政府和当权者都拒绝承认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到1850年，英国政府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已经发生，而且在继续发生变化，适合农业大国的体系已经不足以维持新的经济形式和对很多人而言的新的生活方式。1800年以来发生的变化中值得注意的是，新的社会团体之间相互结盟，顺应时代要求的社会组织思想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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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形成的新联盟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由工业社会新兴阶级组成的联盟，包括中产阶级改革者、激进派和工人阶级。慈善并非19世纪的发明，整个欧洲长久以来都有以各种方式资助穷人、流浪汉和病患的传统。但是，19世纪城市贫民的生活极其悲惨，同城里的富人形成鲜明对比，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的阶级划分。在西欧，人们得出结论，个人的慈善行为和关怀已经不足以解决城市的贫困和匮乏问题。乡村的贫困问题不如城镇明显，同样也不像城镇的那样容易冲击富人的生活。19世纪爆发的严重饥荒——其中1846—1850年发生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造成的灾难最为严重——可以归咎于大自然的变幻莫测和自然灾害，但伦敦或是曼彻斯特的疾病、拥挤和贫穷则不能用这样的原因来解释。事实上，曼彻斯特提供了一个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应对和解决19世纪城市贫穷问题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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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盖斯凯尔[19]（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以描述19世纪上半叶的曼彻斯特而闻名。前者是唯一神教会[20]牧师之妻，后者是社会主义思想家（不过他本人的生活来源却是制造业的利润）。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共同关注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的生活条件——或是所谓的“饥饿的四十年代”，并对其做出了热情回应。在作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中，恩格斯描述了曼彻斯特的一个场景，那里距离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中产阶级家庭的会客厅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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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半倒塌的小宅子里，在蒙上一层油布的破窗后面，在门框已经半腐朽了的裂开的门后面或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了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下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这些最多包括两间屋子、一间阁楼有时再加上一间地下室的小破房子，平均每幢要住上20个人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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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恩格斯的描写充满了同情，但他笔下的“人”没有姓名，没有身份：他们是社会力量的产物，尽管他们应该得到帮助。而对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而言，居住在肮脏简陋的破屋里的这些人有自己的名字、故事和过去。她在小说《玛丽·巴顿》（Mary Barton）中描写了社会对贫穷和匮乏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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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弗兰肯斯坦的行为代表了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的行为。那个怪物具有诸多人类的特性，但没有被赋予灵魂，不能分辨是非。这些人觉醒了，让我们烦恼，让我们恐惧；我们也成为他们的仇敌。然后，在我们的权力战胜他们的悲哀时刻，他们用谴责的目光默默地凝视着我们。我们为什么把他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一个强大但又缺乏内心安宁和幸福的怪物？约翰·巴顿变成一个宪章派，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人们眼中的狂人和空想家。啊！但是充满空想也是不错的。它体现了灵魂的存在，一个不完全是肉体的生命，一个为他人利益——如果不是为自己——向前看的生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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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玛丽·巴顿》中，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刻画了，他因家庭需要和孩子被饥饿折磨至死而被迫杀人。评论家们指出，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自己既无法证明约翰·巴顿是完全无辜的，也不能接受社会暴力作为改变导致贫穷的社会关系的手段。但她明白，而且在《玛丽·巴顿》和另一部反映“英国状况”的小说《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中，描述了富人的财富和穷人的贫穷之间的关系。她在《玛丽·巴顿》中指出，即使是在艰难时期，富人的马车照旧行驶在大街上，富人的孩子依然不用沿街乞讨。如上文选段所示，她也同样意识到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她提到制造充满力量却又缺乏良知的人造人的弗兰肯斯坦，表明她希望读者不单只是停留在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实际痛苦上，而是还要思考其原因。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上文选段中将弗兰肯斯坦［怪物——或是玛丽·雪莱小说中所称的创造物（Creature）——的制造者］同怪物本身合二为一。这种融合相当精妙，因为它表明弗兰肯斯坦自身和他的创造物都没有良知：那些创造了工业社会的剥削和人类苦难的人和体制本身，都不具备良知和人文关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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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玛丽·巴顿》和《南方与北方》的结尾中，都努力寻求个体的人之间，以及阶级之间的妥协。恩格斯就没有这样的诉求。我们在二者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9、20世纪政治的发展。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描述约翰·巴顿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时，她所指的并非这个概念后来的含义（即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相关的含义），而是指其较早的一些含义，同建立相互帮助的共同体的主张相关，像新拉克纳工厂的创办人罗伯特·欧文[22]（Robert Owen，1771—1858）在作品中所提倡的一样。盖斯凯尔主张维持社会等级。她无意消除社会差异，但她确实希望结束这种贫民和无权势者没有机会获得足够支持，或是没有希望获得教育和安全保障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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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成为19世纪欧洲各国社会改革者的诉求，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他们对穷人、病人、老人和弱者肩负着共同的社会责任。在整个19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力量和权威与日俱增的传统，它提倡社会改革，愿意接受向富人征税来救济穷人的做法。小说并非这种现象产生的唯一因素。恩格斯是最早如实记录城市贫困的作者之一（尽管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直到1892年才在英国出版），其他作者如亨利·梅休[23]（Henry Mayhew，1812—1887）在1851年出版的《伦敦劳工与伦敦贫民》（London Labour and London Poor）中也同样对城市贫民的境况做了描述，触目惊心。（例如，据估计1850年伦敦的妓院数量超过学校和慈善机构的总和。8）到19世纪末，英国同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已经形成救助贫困者的国家制度——虽然现在看来可能显得微不足道，而且也力不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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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欧洲，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对公民负责，恩格斯于1844年提出的主张仍彰显活力，广受欢迎。因此，在那些逐渐形成不同程度政府干预的国家，也存在力量强大的组织和影响深远的思想，它们所提倡的解决方案远比建立基本福利国家要激进。社会主义者、劳工组织和共产主义者的这些观念都是来自和社会改革者相同的经历，但理论传统不同。恩格斯不仅出于对人类的同情，还受到了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影响。他的合作伙伴伟大的卡尔·马克思（1818—1883）更是如此。马克思受到两大影响。其一，经济学家李嘉图[24]（Ricardo，1772—1823）。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1817年）一书中指出，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其二，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黑格尔[25]（Georg Friedrich Hegel，1770—1831）。马克思称其著作《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是“其哲学的真正起源和奥秘所在”9。该观点反驳了仅仅将马克思同后来在东欧出现的国家社会主义形式相关联的看法。他继承了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遗产，坚信社会不仅可以被认识，还可以被改造。在某种重要意义上，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康德定义的启蒙时期价值观——“敢于认知”（‘dare to know’），提出我们一旦获得知识，就能够在认知的基础上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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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借鉴黑格尔的基础上，就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种关系起初显得一成不变，由一方掌控权力和另一方缺失权力来界定，但实际上，这种关系极不稳定。在主人和奴隶之间存在一种黑格尔所说的“辩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奴隶通过劳动改变世界，从而改变自己同主人的关系。这种观点承认人类关系（包括集体关系和个体关系）是动态的，这种动态关系成为马克思社会理论和社会论著的核心。但需要强调的是，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有人关注社会变化的动态性。令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如此激进的，是他在1846年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提出的理念，“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句话概括了马克思在当时语境下的观点。他在同一章中更详尽地阐述了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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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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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最坚定地反对马克思思想的人也无法反驳，在19世纪，物质生产方式发生了转变。这种变化在欧洲随处可见。工厂烟囱林立，从前的村庄变成了城镇和城市，欧洲出现了大都市和国际化大都会的概念。新的生产形式和生产关系大大加速了商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和新技术一样，工厂生产的组织形式使生产出现了机械化和程序化的特征。个体手工业者仍然存在，但购买其产品——例如服装或家具——的人只剩下富人。到20世纪末，“手工制作”一词表明该物品特殊、稀少，而且很可能比较昂贵。因此，无论在马克思还是在恩格斯关于19世纪新“机器时代”的论述中，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二者都准确认识到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存在争议的是，马克思“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论断在多大程度上是可用的、准确的。这仍然是一切社会理论（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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