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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家和地方的这些象征并非只是为了实现象征性功能而设计的。它们还体现了19世纪的另一重大社会特征：官僚体制的成长以及国家对日常生活干涉的增多。如果我们回到1800年，会发现有序高效的政府很少干涉大多数人的生活。当时存在一套复杂的行政体系来履行政府职能：蓄养军队、征收赋税、处理海外财产的文件，这些职能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并且涉及大量工作和专门知识。但在日常生活层面，对大多数公民而言，很少有法律规定生活或是参与日常生活需要书面证明。例如，家长可以不用送子女上学或是对孩子辍学负责。成年人可以不用出示参与有偿劳动的书面证明或是税务系统的书面证明。房屋的购买或是租赁通常通过口头协定的方式完成，在房屋收回或是裁员之类的情况下，大多数公民完全没有获得法律赔偿的权利。作为个人，1800年的欧洲公民还不具备已然是现在一大特征的“文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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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个人文件看似无休止的需求，至少部分是根源于19世纪新设立的大量机构。工业社会需要有文化的工人，社会革新者奋力争取更好的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住房，这些不同需求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政府投入。但这种政府投入是有偿的——因此出现了新的税收体系，而且还需要管理——因而产生了对权利及资格的书面证明的需求。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北部的深入，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随之跟进，既扩大了政府对公民的投入，同时公民对政府承担起更多的义务。这种对个人生活的社会控制，被法国史学家米歇尔·福柯[34]（Michel Foucault，1926—1984）称为“监视”（surveillance），被马克斯·韦伯称为官僚制度的“铁的牢笼”（‘iron cage’）。在福柯看来，19世纪的典型建筑是全景监狱（panopticon），这实际上是其所处社会的缩影。这种监狱的设计最初是由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35]（Jeremy Bentham，1748—1832）提出的。在边沁倡导的监狱里，从中央瞭望塔可以看到所有囚室，有效确保了建筑中所有人能够始终处于监视之下。这种建筑设计并非只是用于监狱，它也同样适用于医院、学校和车间。在这些建筑中，各种人的生活都可以被评估并解释：更容易客观秩序和稳定，原本具有潜在的骚乱和威胁的群体可以成为一个温顺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可控的臣服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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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社会理论家看来，这种秩序结构是19世纪主流思想的有形体现。在这些主流思想中，对社会平等和社会进步的关注同对社会失范和社会崩解的担忧并存。这两种传统在整个19世纪普遍存在：既有社会革新者，又有惧怕社会动荡和自己权威被推翻的从政者和君主。当然，这种恐惧并非毫无根据：法国人在1870年再次推翻他们的君主，但在随后的血腥屠杀中，成千上万的公社社员被杀害或是放逐。随着中央集权政府日渐强大（对日常生活的干预也日益增多），它对挑战自己权威的报复变得越来越致命。在第一次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几年，和平抗议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现在这已经变得不可能，因为政府学会了利用新的形式来保护自己，这种新形式就是警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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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19世纪，“警察”成为一种重要的新职业。数个世纪以来，政府就已经拥有各种形式的警察制度，包括秘密的和公开的，但19世纪出现的警察制度的范围及能力与以往有所不同。英国同其他欧洲强国，尤其是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一样，成功地治理着庞大的帝国，尽管这一时期还没有电话和无线通信。这个世纪的欧洲强国利用政治和社会控制体系以及专门的军事技能，来维护它们在所征服领土的统治，殖民地的臣民没有精锐的军备，大多都是文盲，根本不是它们的对手。最初的贸易关系（例如英国同印度的关系）到19世纪逐渐演变成古老的国家和民族对欧洲强国的政治和文化的从属关系。同19世纪其他欧洲殖民大国一样，英国也出于自身利益干涉殖民地国家的内政，并用统治者“改善”被统治者状况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基督教不同教派的传教士将基督教福音书带给殖民地国家，而这些国家原本就已经拥有自己复杂的宗教体系。各种文化碰撞的结果是出现了价值观和思想的交流，这种交流往往——但也有例外——是单向的，并且是通过不同程度的严厉措施实现的。但到20世纪初，英国的殖民地纷纷要求将国家和土地还给自己。20、21世纪的去殖民化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且尚未完成，但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这种殖民关系在每个阶段都受到质疑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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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及其他欧洲帝国的缔造，是19世纪欧洲历史的一部分，结合了一个古老的历史事件（帝国的创建）和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关系的新形式。因此，尽管从臣服民族攫取财富已不是什么新的历史现象，但是19世纪新殖民关系的不同之处在于，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最终被卷入宗主国的经济。欧洲帝国的殖民地不只提供了原材料（甚至在奴隶贸易的流散关系中还提供了劳动力），而且成为欧洲产品的市场。19世纪形成了全球市场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国家变得“贫穷”，不是因为缺少人力资源或是物质资源，而是因为无法获得西方的技术，尤其是制造能力。世世代代自给自足的社会和文化的物质关系被颠覆，面对欧洲人的社会和文化观念（例如，男人是最主要的贸易从事者，所有社会都是按照父权制核心家庭组织起来的），以及这些社会本身治理一个工业社会所需的基本技能（读写技能）的缺失，这些社会和文化只能在新的全球经济关系中占据低下的地位。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重新划分了世界的版图。同样，这反映的不是贸易关系的延伸——因为全球贸易关系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而是这些关系的规模和本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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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中，肯定这种殖民行为的一个理由是，殖民统治“启蒙”和教育了那些显然在所谓的文明进程中落后的人。就这样，被定义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在这个世纪的英国和欧洲诞生了。这些理论因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1859年首次出版的《论借助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种族）的方法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而得名。该书研究了动物和人类的进化，问世后立即引起轰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主要是因为它挑战了《圣经》关于人类起源的解释。达尔文提出，人类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猿猴，对其观点持批判态度的人认为，他在嘲讽《圣经》中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说法。但达尔文的影响并非仅局限于那些只会对《圣经》进行字面解读的人。卡尔·马克思深受《物种起源》的影响，意欲将《资本论》（Das Kapital）的第二卷献给达尔文。马克思信服达尔文的学说，但达尔文却对马克思的理论抱有怀疑，因此谢绝了他的提议。同样，政治右派在著书解释非洲大部分地区，乃至任何生活贫困的地区的技术匮乏问题时，发现达尔文的著作极其有用：这些文化在智力上缺乏竞争力。社会生物学和遗传学是达尔文学说在知识领域的两个结晶，两个领域都随之开展了有价值的研究和理论工作。一些人认为达尔文的学说解释了白人在智识上具有优越性，将他的学说视为是对社会世界的深刻的“自然”解释。的确，对于深信这种阐释的人而言，技术上先进的社会不是通过社会关系（尤其是同知识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而是通过公民在智力上的“自然”优越性来“进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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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带给19世纪的是对人类进化的解释，这种解释挑战了《圣经》的教义，冒犯了那些深信人类生活和关系在本质上与历史发展无关的人。那些从“适者生存”的层面解读达尔文的人认为，所有形式的剥削或是征服都不是社会进程的一部分，而是自然进程的一部分。根据这种看法，向贫困者提供社会援助毫无意义，更不用说挑战已有的传统社会关系了。现在美国某些地区的某些学校仍然禁止教授达尔文的学说，这说明达尔文在政治领域的影响依然深远：现在仍有人坚信《圣经》关于世界和人类起源的解释是事实，尽管科学证据早已给出了相反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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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是抵制科学及对文本进行多种阐释的可能性的最新体现，这不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毫无疑问将来也不会是。在整个19世纪，既可以看到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也可以看到对这种进步的强烈抵制。尝试捣毁威胁工人生计的机器是工业革命初始阶段的重要特征：对技术采取行动的“勒德分子”就是因这些早期的尝试而出名（尽管有些有失公允），当然，这些尝试最终也以失败告终。19世纪中叶，约翰·罗斯金[36]（John Ruskin，1819—1900）等英国作家表达了他们对新的工业世界的厌恶。罗斯金在《时间与潮流》（Time and Tide，1867）一书中反对经济竞争，提倡某种形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威廉·莫里斯[37]（William Morris，1834—1896）、爱德华·伯恩-琼斯[38]（Edward Burne-Jones，1833—1898）及但丁·加百利·罗塞蒂[39]（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自称拉斐尔前派，主张回归从前的生产状态，大体上就是工匠制作手工产品的状态。19世纪英国的哥特复兴既是厌恶新技术结果的产物，也是对过去，尤其是对中世纪进行选择性阐释的产物。哥特复兴的结果之一就是建筑师查尔斯·巴里[40]（Charles Barry，1795—1860）和奥古斯塔斯·普金[41]（Auguste Pugin，1812—1852）按照哥特式风格重建议会大厦，使之呈现出现在的样子。在罗斯金、莫里斯、普金等人看来，工业和技术加速了共同体的消亡。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42]（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在《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中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埃米尔·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1893）中进一步探讨了个人在工业社会的社会世界中异化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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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过去不同程度的怀恋（尽管涂尔干和滕尼斯没有莫里斯和普金那么强烈），可能受到19世纪欧洲众多公民的反对，在这些人看来，这个世纪重新带来了和平、舒适和安定。19世纪存在诸多悖论，其中之一就是既有对过去的怀恋（可以说是比以往社会更甚，以往社会的变革没有这么迅速），又有对新秩序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广泛认识。新秩序的消极方面包括两性之间的关系。事实上，19世纪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跨文化叙事就是对一种破坏性的人类关系的描述。这种关系是19世纪女性和男性行为规范的产物，在这种行为规范下，女人和男人的社会行为应当遵循各自清晰明确的路线。列夫·托尔斯泰[43]（Leo Tolstoy，1828—1910）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中含蓄地质疑了在19世纪的俄国离婚之困难（他完全可以包括同时期的其他国家），以及在人类复杂经验面前的刻板僵化的道德准则。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男性和女性作家都审视了社会中两性关系的现实，并在作品中描述了社会世界往往会产生的可怕后果。在这个社会世界中，女性除了择偶之外几乎不能发挥个人能动性，男性应当严格遵守个人行为准则。19世纪关于性道德的主流社会规范——欧洲各国都遵循的道德规范，包括所谓的性行为的“双重标准”。在这种双重标准下，女性的性行为比男性受到更加严厉的约束，而且对女性而言，违反公认的性行为准则的后果要比男性严重得多。双重标准的各种预设的根源是异性性行为的规范。同性恋行为在19世纪被日益边缘化，并且遭受越来越多的打压，这一方面被禁止，另一方面也是这个世纪男性性别角色建构过程的一部分。作家奥斯卡·王尔德[44]（Oscar Wilde，1854—1900）因同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勋爵（Lord Alfred Douglas）的同性恋关系，于1895年受到审判。19世纪英国对同性恋行为的憎恶显而易见，该事件只是诸多例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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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维多利亚社会视为“堕落的”的女性，通常遭到社会的排斥，被社会所遗弃。但女性自身极力反对这种定性，新的技术世界大大改善了众多女性的状况。首先，医学提高了生产过程中母婴的存活几率。生产过程中疼痛的减轻、接生及治疗过程中杀菌剂的广泛使用，使母婴的死亡率得以下降。到19世纪末，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死于生产，以及她的两个外孙女和一个外孙夭折之类的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其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购买制成品——食品、服装，家务劳动和家居办公对于众多女性来说开始变得不像从前那样耗费精力。同样，配备自来水和煤气照明的砖墙房屋，替代了一部分恩格斯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描述的19世纪上半叶条件恶劣的住所。到19世纪末，对女性劳动的需求已经超出了家庭服务或是工厂劳动的范围。技术基础设施需要文职人员和销售人员来满足新产业和新的消费场所的需要。这些场所，不管是百货商店，还是酒店，或是剧院，通常都希望能够吸引女性，她们成为制造业的重要市场。到目前为止，都市给予了女性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这种自由全民都可以享有，不再只是富人和特权阶级的专利。到19世纪末，在公民权利存在明显歧视的方面，女性组织起来行动，获得了一些经验。19世纪女性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包括物权法的修订、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获得职业培训的机会，以及有组织的工会的代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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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技术创新和变革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很可能超过了过去400年的任何一个历史事件。这并不意味着家庭的组成方式发生了彻底变化（尽管教育支出使得子女成为一种经济负担，而非经济资产，人们因此组合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家庭，但家庭成员的地位、分工没有本质的变化），或是人们背弃了传统的信念和行为方式，而是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些伟大的文化和知识变革，虽然意义重大，但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不及机器时代的到来和生产方式的重组深远。与此同时，社会的组织程度显著提高：自发和突发的社会事件变得令人反感，发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这种现象的社会后果——非理性行为在现代社会的消失，将成为20世纪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新兴技术使然的一种新的共同文化与启蒙运动留下的那些社会观念相结合之际，非理性行为的消亡也将是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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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卫·休谟，苏格兰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包括《英格兰史》《人性论》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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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亨利·卡门，现代西班牙学者。代表作品有《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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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跃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一个英国知识分子社团，其成员包括一些发明家、自然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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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珍妮·阿格罗（1947-），英国传记作家、评论家、编辑。主要著作包括《月光社成员：创造未来之人》、《大自然的雕刻师：托马斯·比维克传》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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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733-1804），英国化学家，发现了氧气。——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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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詹姆斯·瓦特（1736-1819），英国发明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明了新式蒸汽机，使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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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乔舒亚·威基伍德（1730-1795），英国企业家，被誉为“英国陶瓷制造业之父”，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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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J·霍布斯鲍姆（1917—2012），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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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德国科学家，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包括《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宇宙：物质世界概要》《植物地理学论文集》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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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拜伦勋爵（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包括《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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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艾达·拜伦，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之女，对现代电脑与软件工程的影响深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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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玛丽·萨默维尔（1780—1872），苏格兰数学家。主要著作包括《论物质科学的关联》、《物理地理学》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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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托马斯·马尔萨斯, 英国教士、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代表作品有《人口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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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威廉·戈德温（1756—1836）, 英国哲学家、小说家。代表作品包括《政治正义论》《卡勒布·威廉斯》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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