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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1907—1937），英国诗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作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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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马普尔小姐，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中的一位乡村女侦探。——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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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沃利斯·辛普森（1896—1986），因爱德华不爱江山爱美人成为一时佳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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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贝弗里奇勋爵（1879—1963），英国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福利国家的构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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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保罗·艾迪生（1943—），英国史学家、作家。主要著作包括《丘吉尔》、《战争已结束：英国社会史》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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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哈罗德·威尔逊（1916-1995），英国政治家，1964-1970年，1974-1976年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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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货币学派的创始人，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著作包括《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货币稳定方案》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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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形成：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 第五章 历史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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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圣西门出版《论实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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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1854年奥古斯特·孔德出版《实证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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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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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埃米尔·涂尔干出版《社会分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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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涂尔干出版《自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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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格奥尔格·齐美尔出版《货币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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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1905年马克斯·韦伯出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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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涂尔干出版《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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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出版（系作者死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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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米歇尔·福柯出版《知识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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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希拉·罗博瑟姆出版《隐匿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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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朱丽叶·米切尔出版《精神分析与女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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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人看来，1500—2000年间发生的变化翻天覆地、影响深远，我们只能怀着深深的敬畏（有时甚至是绝望）来仰视这5个世纪。我们一般会认为，一个生活在1500年的欧洲人穿越到2000年来时，眼前这个新世界一定会让他目瞪口呆、眼花缭乱。但如果考虑到1500年和2000年之间的历史连续性的话，我们就不会不假思索地下这样的结论了。对英国人而言，这几个世纪一直传承下来的事物中就包括民族和君主。尽管英格兰和苏格兰直到1603年才实现王朝联合（而且这种联合后来也历经波折），但英格兰的王位经历数个世纪一直传承下来（期间短暂地中断过）。君主的权力已经大大削弱，但它仍是社会和政治等级制度的象征（而且并非完全多余）。我们只需从1500年往后再推数十年，到16世纪，就能发现1500年同2000年的另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即英国的君主仍是英国国教的最高首领。在英国，教会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从16世纪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变化。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自己如今生活在一个世俗社会之中，这个国家本身仍同某一特定宗教紧密相关。1500年的民众在审视2000年时，可能会对人类创造的这个工业化的都市世界惊叹不已，但效忠国家仍是同笃信英国国教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些时空穿梭者把目光从那些诞生于工业化的城市和城镇移开的话，他们可能还会发现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大地主仍然在乡村和城市拥有大片地产。如大卫·坎纳丁[1]（David Cannadine）所提出的，尽管贵族阶层可能在19世纪就已经失去了社会权力，但过去的某些富有家族在21世纪依然富比陶卫1。例如，斯宾塞家族——因戴安娜·斯宾塞（Diana Spencer）嫁给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而为广为人知——在16世纪靠牧羊业赚取了巨额财富，到现在仍然富甲一方。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贵族阶层失去了地产和政治权力，从这一层面看，他们“没落”了，但对社会的某些群体而言，他们仍然具有吸引力，依然是这些人的人生目标。已故保守党下院议员兼日记作者艾伦·克拉克[2]（Alan Clark）的家族虽然是靠贸易发家（贩卖棉线），但他一直以“贵族”自居，到处炫耀自己是“上流社会”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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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应该带着怀疑的眼光来审视1500年或是16世纪至今发生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有时被视为理所当然。现代社会的伟大“主义”（isms）以及现代社会学的宏大主题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理性化、个性化和国家建构：所有这些都属于“现代”，在16世纪都还只是处于雏形阶段。但是，如德里克·塞耶[3]（Derek Sayer）在《资本主义与现代性》（Capitalism and Modernity）一书中指出的，到16世纪，自由劳动同市场相遇，而且这场相遇没有逃过300年后的卡尔·马克思的注意。塞耶在论及马克思的评论时写道：“《资本论》声称自由劳工和资产者在市场的相遇包含了‘一个世界的历史’。《德意志意识形态》也认为确实如此，最早创造世界历史的是资本主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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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6世纪的这种评论提醒我们，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中，生产的本质可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生产的诸多社会关系的变化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小。我们能够看到，在西方，生产关系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赤裸裸地野蛮，但财富的分配依然遵循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小部分人手里的模式。福利国家的出现和长达两个世纪的劳工组织历史缓和了资本主义最为极端的方面，但社会不平等仍是西方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认为它随着已经发生的其他文化和社会变革消失了。正是在这一点上，1500年同2000年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即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以下几个事实：人均寿命几乎增长了一倍，产妇的死亡率大幅降低，4岁以下婴幼儿的存活率显著提高，在西方，文盲率几乎为零，几乎每个人都能接受教育到16岁。同1500年相比，自然灾害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瘟疫和饥荒已经在西方灭迹，虽然悲观主义者会指出，以往的大瘟疫被根除之后，又产生了艾滋病之类的新的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500年的历史中，人类至少取得了一个进步，即不再用火刑来处决女巫，或是不再普遍相信迷信，尽管我们妖魔化的能力似乎没有减退多少。人们现在偶尔也会犯下悲剧性的错误（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极少），例如，小詹姆斯·巴尔杰（James Bulger）谋杀案[4]，这里体现的仍是人性恶的一面（似乎没有别的合理解释）。罗马天主教已经废除地狱和炼狱说（对1500年的众多民众而言可能算得上是好消息），但在公众意识里明显挥之不去的是一个高深莫测的世界，一个不再关乎女巫和迷信却又超越人类认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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