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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紧密相连的,欧洲思想的这一特征仍保留到了21世纪。回顾18世纪的历史和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作品,我们既能看到对世界的激进探究,也能看到对世界的绝对固化。在《人类理解与道德原则研究》(Enquirie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1777)一书中,休谟这样描述人与人(在这种语境下,“人”指男人)之间的巨大差异:“自然加之于人身上的差异巨大,而且这种差异因教育、榜样和习惯作用仍在不断扩大……”。12这一评论的重要之处在于,造成人类最初差异的是自然,而不是社会世界。尽管休谟认为自然是人类差异的根源,他还是从社会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例如,在思考那些在他眼中明显属于古希腊人的某些不幸行为时,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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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的爱,我不想更具体地审视。我只想指出,不论这些爱有多么值得谴责,它们都起源于一个非常单纯的原因,即这个民族频繁的体育锻炼。这些爱被推崇(尽管不无荒谬)为友谊、同情、相互依恋和忠诚等品质的源泉,这些品质在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都备受尊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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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因过多的身体暴露而接受同性恋关系(休谟不愿“更具体地”审视的那种爱),这一命题在本质上相当现代。它承认人类行为可以被塑造,“自我”并非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实体。与此同时,休谟仍是典型的18世纪哲学家,其作品的其他部分(包括上文引文)认为,个体的人之间存在“自然”差异,这种观点自那时起就一直备受争议。人与社会中同“自然”和“自然的”发生的联系不断变化、难以捉摸,这种联系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现在。当代言论中依然会涉及“自然的”事物,而且尽管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进步,承认环境和命运可以塑造人,但我们仍保留了一种强烈的意识,相信有些事是自然所赋。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中,我们都能看到“自然事物”的权威。在19世纪,就有作者论及“女性的天性”,那些作者在我们现在看来相当激进,他们还提出,公众就人类行为存在一些理所当然的观念。在20世纪,弗洛伊德挑战并动摇了人类的性别气质绝对取决于生理性别的观念,但正如诸多批判者所指出的,他仍认为人类行为差异的根源在于“自然的”生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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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自然的”事物在诸多重要方面依然是我们对世界认知的一部分,但它同时也受到社会理论中两个传统的挑战。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它挑战了人类社会及其价值观是“自然所赋”的观念。如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所示,认识社会的意义在于改变社会。这种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成为过去100年历史的一部分。即便在那些没有完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也存在一种普遍认识,即社会世界能够(而且往往应该)被改变。这个传统被称为“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现在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二是女性主义,这个传统的形成较晚,20世纪才出现,它拒绝接受女性在世界的“自然”位置。近年女性主义框架下的理论研究——例如,朱迪斯·巴特勒[19](Judith Butler)的研究——提出,被建构的不单只关于是身体的理解,还有身体本身。14巴特勒的研究是至今与自然和“自然”逻辑偏离最远的一种:她认为(其观点与弗洛伊德一脉相承,强调自我的不稳定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所有行为和对世界的所有期待都是社会决定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所认为的“自然的”自我并不存在。然而,如果没有“自然的”自我,如果我们不能自安于男人或女人,或是母亲或父亲的身份,那么现代‘自我’的本质就成了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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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自我”的塑造一直以来都是20世纪的作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关于如何生活的问题,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已经存在,但在启蒙运动及工业资本主义占据支配地位之后,这个问题就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式。首先,西方社会已经放弃通过宗教来树立世俗权威:宗教基本上已经为世俗价值观所替代,尽管近年来宗教在基督教以外的较强硬的宗教中得到了更肯定的表达。其次,西方社会为众多公民(多数情况下约2/3的公民)提供了合理的物质保障,让他们能够追求自己的梦想。关于个人生活的法律法规得到修订,既有废除的(例如,限制同性恋行为的法律被废除,同性恋行为合法化),也有增补的(例如,家庭暴力受到社会管控)。因此,同前人相比,我们中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更加繁荣、形式上往往更加宽容的世界里。与此同时,我们还面对写作中有关现代自我的两个强大主题。一个是异化和失范的主题,是小说家[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20](Dostoevsky)、卡夫卡[21](Kafka)、加缪[22](Camus)]和社会理论家[例如马克思、涂尔干、大卫·里斯曼[23](David Riesman),以及近年的罗伯特·帕特南[24](Robert Putnam)等研究“孤独”的美国社会学家]共同关心的主题。15现代世界中“迷失”的人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另一个主题是现代自我具有性别、种族和阶层的多重身份,而且这些身份都不是固定不变或是恒久的。这两个传统共同传达了一种关于现代自我的观念,即现代自我是一个异化的、迷失的人,深陷波德莱尔所说的“这可怕、凄凉的画面”之中。16生活在现代的欧洲人同16世纪的欧洲人有某些与生俱来的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有一个生理性别和一个民族身份。但现代自我同16世纪的自我的区别在于,在进一步表达那些与生俱来的特征方面,现代自我有更大的个人选择空间。人们可以更换国籍(或是因被迫移民而不得不更换国籍),可以选择性别和性取向。(例如,避孕使生儿育女成为异性恋行为中的一种自愿选择,就像当代欧洲同性恋政治让同性恋成为一种更加开放、更加积极的社会选择。)人的寿命更长,而且身体也能根据个人健康或是虚荣心的需要而进行各种改造。生儿育女对女性生活的影响仍然大于男性,但除此之外,女性和男性的生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趋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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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代自我在个人身份的确定方面比16世纪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政策要求人们必须去教堂做礼拜。)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进一步拓宽了个人的认知和研究的范围。然而,后启蒙时期的一个传统表明,它并没有向我们揭示世界的真实面目,而是对未来造成了负面影响。查尔斯·泰勒[25](Charles Taylor)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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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启蒙运动中的自然主义认为它是在揭露禁欲主义的代价,以此来驳斥基督教。尼采常将“道德”仅仅视为妒忌、弱者的手段或是怨忿,这样就剥夺了它成为我们价值取向的可能。福柯在其作品中似乎在主张一种(我认为)不大可能的中立,认为一切道德立场都不具备约束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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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泰勒自己的话,此处他是在驳斥“一个基本错误,即认为如果一种善会招致苦难或毁灭,那么它一定是无效的”。事实上,泰勒维护启蒙时期的价值和理念,不是因为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证明20世纪发生的恐怖事件实际上与启蒙运动无关,而是因为他希望维持启蒙运动开启的一种无限可能的意识。在这一方面,他对现代世界并非抱有悲观态度,也没有采用他在描述福柯理论时所说的对待历史发展的道德中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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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20、21世纪社会学研究的一剂解药,这种研究(自韦伯以来)强调官僚的工业资本主义在无法挽回地朝着一个冷酷无情、本质残暴的社会发展。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道:“启蒙主义……的玫瑰色红晕似乎在不可挽回地褪去”。在20世纪晚期的社会学中,韦伯的影响依然强大。除了技术变革带来的整体的物质繁荣之外,人们对当代西方个人生活的本质普遍感到悲观。只有安东尼·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一书中对当代公民的个人生活提供了一种更加积极的解读,指出了男女关系的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公民社会民主化程度的相应变化。18除此之外,人们存在一种普遍认识,即乔治·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预言的未来在诸多方面已经成为现实:无所不在的监视、粗糙而空虚的流行文化、政治差异的抹杀、对历史的整体摈弃,以及语言的退化。奥威尔所描述的极权社会在当代文化中能找到诸多例子。事实上,奥威尔创造的词语“老大哥”已经成为我们所处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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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在《1984》中虚构的极权社会通常被解读成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的写照。但我们知道,奥威尔的小说旨在说明所有社会发展极权主义的可能性,不光是苏联,欧洲也一样。尼采和韦伯都是这种可能性的伟大预言家: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指出,社会世界在向一个缺乏价值的世界转变,没有为查尔斯·泰勒所说的“神对人的肯定”留出空间。韦伯同时代的学者[如政治学家罗伯特·米歇尔[26](Robert Michels)]强调了极权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可能。但除了这个传统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早在19世纪中叶它就界定了资本主义新的技术世界具有带来繁荣的潜力,这种繁荣只有通过对财富创造者的无止境剥削才能实现。然而,在这个等式中还加入了对利用自然的担忧,这种担忧本身对未来而言可能是个好兆头。启蒙运动使得人们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去控制自然世界的极端不利因素,资本主义将这种能力用于无止境的剥削之中。尽管如此,正是这种对自然资源有限的认识促使人们不断思考,而这种思考实际上又协调了自然和文化。长久以来的二元对立似乎可以变得不那么对立。如果这都有可能的话,那么在1600—2000年间塑造欧洲的那些分化也就有可能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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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卫·坎纳丁(1950—),英国史学家、作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史、商业史、慈善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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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艾伦·克拉克(1928—1999),英国政治家、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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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里克·塞耶(1950—),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之都布拉格:一个超现实的历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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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詹姆斯·巴尔杰谋杀案,发生在英国利物浦市默西赛德郡克比镇(Kirkby, Merseyside)。1993年2月12日,2岁大的詹姆斯·巴尔杰跟母亲到当地一家购物中心购物。两名10岁的孩子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和乔恩·维纳布尔斯(Jon Venables)将他带走,途中对其进行殴打、恐吓,还将其推入河中。沿途绝大多数路人没有进行干涉。后来两人将詹姆斯带到沃顿小镇(Walton, Liverpool),将其慢慢虐待致死,还将其尸体置于铁轨上。14日,詹姆斯被火车碾轧的尸体被发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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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齐格蒙·鲍曼(1925—),波兰社会学家。主要著作包括《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性》《后现代伦理学》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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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柯勒律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评论家。代表作品包括《古舟子咏》《忽必烈汗》等,与华兹华斯合作发表了《抒情歌谣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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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华兹华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1843年被任命为“桂冠诗人”,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一同被称为“湖畔派”诗人(Lake Poets)。代表作品包括《孤独的收割人》《序曲》《水仙花》《丁登寺旁》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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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济慈,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包括《恩底弥翁》《伊莎贝拉》《夜莺颂》《秋颂》《希腊古瓮颂》《给拜伦》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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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西奥多·阿多诺,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包括《启蒙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权力主义人格》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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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赫伯特·马尔库塞,德裔美籍哲学家、美学家、社会理论家,法兰克褔学派的一员。主要著作包括《无产阶级的物化》《历史唯物论的现象学导引》《爱欲与文明》《理性与革命》《辩证法的课题》《黑格尔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论解放》《审美之维》《单面人》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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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利奥·洛文塔尔,德国批判理论家、文学社会学家、传播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包括《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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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玛丽·雅霍达,英国社会心理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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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斯·霍克海默,犹太裔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主要著作包括《理性之蚀》《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启蒙的辩证法》(与阿多诺合著)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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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贝尔托·布莱希特,德国剧作家、诗人。代表作品包括《四川好人》《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高加索灰阑记》《论实验戏剧》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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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波德莱尔,法国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品包括《恶之花》《美学珍玩》《巴黎的忧郁》《浪漫派的艺术》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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