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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代自我在个人身份的确定方面比16世纪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政策要求人们必须去教堂做礼拜。）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进一步拓宽了个人的认知和研究的范围。然而，后启蒙时期的一个传统表明，它并没有向我们揭示世界的真实面目，而是对未来造成了负面影响。查尔斯·泰勒[25]（Charles Taylor）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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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启蒙运动中的自然主义认为它是在揭露禁欲主义的代价，以此来驳斥基督教。尼采常将“道德”仅仅视为妒忌、弱者的手段或是怨忿，这样就剥夺了它成为我们价值取向的可能。福柯在其作品中似乎在主张一种（我认为）不大可能的中立，认为一切道德立场都不具备约束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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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泰勒自己的话，此处他是在驳斥“一个基本错误，即认为如果一种善会招致苦难或毁灭，那么它一定是无效的”。事实上，泰勒维护启蒙时期的价值和理念，不是因为还有其他方式可以证明20世纪发生的恐怖事件实际上与启蒙运动无关，而是因为他希望维持启蒙运动开启的一种无限可能的意识。在这一方面，他对现代世界并非抱有悲观态度，也没有采用他在描述福柯理论时所说的对待历史发展的道德中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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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20、21世纪社会学研究的一剂解药，这种研究（自韦伯以来）强调官僚的工业资本主义在无法挽回地朝着一个冷酷无情、本质残暴的社会发展。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道：“启蒙主义……的玫瑰色红晕似乎在不可挽回地褪去”。在20世纪晚期的社会学中，韦伯的影响依然强大。除了技术变革带来的整体的物质繁荣之外，人们对当代西方个人生活的本质普遍感到悲观。只有安东尼·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一书中对当代公民的个人生活提供了一种更加积极的解读，指出了男女关系的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公民社会民主化程度的相应变化。18除此之外，人们存在一种普遍认识，即乔治·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预言的未来在诸多方面已经成为现实：无所不在的监视、粗糙而空虚的流行文化、政治差异的抹杀、对历史的整体摈弃，以及语言的退化。奥威尔所描述的极权社会在当代文化中能找到诸多例子。事实上，奥威尔创造的词语“老大哥”已经成为我们所处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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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在《1984》中虚构的极权社会通常被解读成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的写照。但我们知道，奥威尔的小说旨在说明所有社会发展极权主义的可能性，不光是苏联，欧洲也一样。尼采和韦伯都是这种可能性的伟大预言家：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指出，社会世界在向一个缺乏价值的世界转变，没有为查尔斯·泰勒所说的“神对人的肯定”留出空间。韦伯同时代的学者［如政治学家罗伯特·米歇尔[26]（Robert Michels）］强调了极权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可能。但除了这个传统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早在19世纪中叶它就界定了资本主义新的技术世界具有带来繁荣的潜力，这种繁荣只有通过对财富创造者的无止境剥削才能实现。然而，在这个等式中还加入了对利用自然的担忧，这种担忧本身对未来而言可能是个好兆头。启蒙运动使得人们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去控制自然世界的极端不利因素，资本主义将这种能力用于无止境的剥削之中。尽管如此，正是这种对自然资源有限的认识促使人们不断思考，而这种思考实际上又协调了自然和文化。长久以来的二元对立似乎可以变得不那么对立。如果这都有可能的话，那么在1600—2000年间塑造欧洲的那些分化也就有可能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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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卫·坎纳丁（1950—），英国史学家、作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史、商业史、慈善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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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艾伦·克拉克（1928—1999），英国政治家、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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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里克·塞耶（1950—），英国史学家。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之都布拉格：一个超现实的历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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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詹姆斯·巴尔杰谋杀案，发生在英国利物浦市默西赛德郡克比镇（Kirkby, Merseyside）。1993年2月12日，2岁大的詹姆斯·巴尔杰跟母亲到当地一家购物中心购物。两名10岁的孩子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和乔恩·维纳布尔斯（Jon Venables）将他带走，途中对其进行殴打、恐吓，还将其推入河中。沿途绝大多数路人没有进行干涉。后来两人将詹姆斯带到沃顿小镇（Walton, Liverpool），将其慢慢虐待致死，还将其尸体置于铁轨上。14日，詹姆斯被火车碾轧的尸体被发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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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齐格蒙·鲍曼（1925—），波兰社会学家。主要著作包括《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性》《后现代伦理学》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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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柯勒律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评论家。代表作品包括《古舟子咏》《忽必烈汗》等，与华兹华斯合作发表了《抒情歌谣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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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华兹华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1843年被任命为“桂冠诗人”，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一同被称为“湖畔派”诗人（Lake Poets）。代表作品包括《孤独的收割人》《序曲》《水仙花》《丁登寺旁》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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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济慈，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包括《恩底弥翁》《伊莎贝拉》《夜莺颂》《秋颂》《希腊古瓮颂》《给拜伦》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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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西奥多·阿多诺，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包括《启蒙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权力主义人格》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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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赫伯特·马尔库塞，德裔美籍哲学家、美学家、社会理论家，法兰克褔学派的一员。主要著作包括《无产阶级的物化》《历史唯物论的现象学导引》《爱欲与文明》《理性与革命》《辩证法的课题》《黑格尔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论解放》《审美之维》《单面人》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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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利奥·洛文塔尔，德国批判理论家、文学社会学家、传播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包括《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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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玛丽·雅霍达，英国社会心理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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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斯·霍克海默，犹太裔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主要著作包括《理性之蚀》《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启蒙的辩证法》（与阿多诺合著）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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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贝尔托·布莱希特，德国剧作家、诗人。代表作品包括《四川好人》《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高加索灰阑记》《论实验戏剧》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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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波德莱尔，法国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品包括《恶之花》《美学珍玩》《巴黎的忧郁》《浪漫派的艺术》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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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译文引自郭宏安译文集《恶之花》，郭宏安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2，第200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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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凯茨·托马斯（1933—），英国史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早期现代世界。主要著作包括《宗教与魔法的衰落》《人与自然世界》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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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塞缪尔·图克（1784—1857），英国慈善家、心理健康革新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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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朱迪斯·巴特勒（1956—），美国哲学家。主要著作包括《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消解性别》《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权力的精神生活》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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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小说家、散文集、哲学家。代表作品包括《白夜》《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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