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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鏖战最终缩小到一个特定的点上。中世纪的旅游者往往采用生动的比喻来形容阿卡的城市布局。他们将其刻画成各种形状：一柄斧头或一名十字军战士的盾牌；或者更粗糙地将其描绘为一个以大海为底边的三角形，另外两边则是城市北侧和东侧的单层城墙，城墙上有城门和塔楼，在其前方还有低矮的前护墙和壕沟。两道城墙在三角形的顶点会合，此处最为脆弱，戒备也最森严。正是在此处，争夺阿卡的战斗最为激烈。顶点处由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塔楼拱卫着，这座塔楼是整座城市防御体系的关键之处，被十字军战士们称为诅咒之塔（Turris maledi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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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名字的起源，目前尚无任何明确解释。围绕着这一不祥之塔丛生出各种传说：有一种说法是基督在走过圣地时诅咒了这座塔楼，于是其从未进入过这座城市。还有一种说法是它在背叛基督的勾当中难辞其咎：犹大（Judas Iscariot）出卖基督而获得的三十枚银币，据说就是于塔楼所在之处铸造的。这个名字可能在围城之前就存在，但是在围城结束后不久到访此城的教士维尔布兰特·范·奥尔登堡，则对这些凭空杜撰的解释提出了合理的质疑。他的看法很简单：“当我们的战士围攻此城的时候，这座塔楼是防守最顽强的地方，由此他们便将其称为诅咒之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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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这座防御工事的战斗变得血腥残忍。整个1191年的春夏，火力强大的投石弩炮对城墙进行狂轰滥炸。守卫者也还以颜色。这座塔的根基被破坏了，他们又利用地道反击；士兵们在乌漆墨黑的坑道里短兵相接，随后又达成了地下停火协议。当与塔楼相邻的一段城墙坍塌时，追求荣耀的法国人跃过碎瓦砾堆发起正面突击，结果惨遭屠戮；一位名门显贵，即勒梅兹（Le Mez）的领主，同时也是第一位法国元帅（Marshal of France）[7] 的阿尔贝里克·克莱芒（Albéric Clément）在这次尝试中丧生。也正是在这里，当工兵们最终于1191年7月11日将塔楼放倒时，这座城市的穆斯林守军才向在所难免的城陷命运屈服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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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以巨大的代价重新夺回了阿卡。这座塔楼可能代表了整个过程所经历的严峻考验，单其名字就表达出这支军队在阿卡城墙面前所经受的所有挫折、痛苦以及磨难。阿卡易手确保法兰克人（Franks）与撒拉森人（Saracens）——双方对彼此的称谓——将继续恶斗下去，他们之间的连绵战争将延续另一个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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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的余波留下了一笔苦涩的遗产。1191年8月20日，阿卡的穆斯林守军在献城投降后不久，就被英格兰的狮心王理查一世用绳索捆绑起来，驱赶到城外的平原上引颈受戮。被斩首的有大约3000人，根据（十字军）与萨拉丁达成的协议，他们原本应该是用于交换俘虏的。在争夺阿卡的针锋相对中，双方都犯过错误，但是萨拉丁错过了一次将异教徒彻底赶入大海的绝佳良机。他最终被迫求和并交出城池。当十字军认为他违反了交出这座城市的和议条款时，理查依照军事会议做出的决定，揭穿了他的虚张声势并采取了残酷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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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围攻阿卡为开端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没能完成收复耶路撒冷的目标。理查在距离终极战利品不足15英里时因判断风险太大抽身而去，而萨拉丁此时已经准备弃城而走。两个伟大对手之间的较量就此以僵局告终，上帝之城未被夺回，而十字军却顽强扎根于巴勒斯坦海岸。此役过后，阿卡成为后继十字军冒险活动的枢纽和中心。1191年之后，海外之地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阿卡。城市的人口很快就重新密集起来，部分是由于十字军的入驻，部分是由于一个言辞虚构——它被赋予了耶路撒冷第二王国（The Second Kingdom of Jerusalem）首都的称号，而耶路撒冷除了一小段时间之外，一直是在穆斯林的控制之下。阿卡的基督教君主因耶路撒冷国王头衔而欣喜，这一头衔也因事关重大而屡被争抢；当地的最高宗教权威因只听命于教皇，也被冠以耶路撒冷宗主教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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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心王理查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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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心王理查处决穆斯林降卒的行为成了十字军历史上一段争议不决的插曲，尚无明确解释能自圆其说。“真主洞悉最甚”[8] ，萨拉丁的谋臣巴哈·丁（Baha al-din）在当时如是说。恰好百年之后，被处决守军的命运将被人重新记起。1291年，这回换成是一支伊斯兰军队炮击阿卡，而基督徒则守卫重建之后的诅咒之塔。本书记述了那年春天在那条通往这座城市大门的路上所发生的一切——二百年生死斗的最后一幕，这场大戏被阿拉伯历史学家称为法兰克战争（Frankish Wars），在欧洲同行的眼里则是圣地十字军运动（Holy Land Crus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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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内部装满石脑油的黏土罐，在作战时由士兵点燃后掷出，其中的油脂可渗入敌军盔甲猛烈燃烧。——译者注（本书脚注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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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文中的catapult、mangonel和trebuchet实际上是在兵器发展史上先后出现的对抛掷石弹的器械的称谓。catapult和mangonel曾专指希腊、罗马时代的扭力式投石机，依靠扭绞绳索产生的力量实现弹射，在中文里又称作石弩或弩炮；trebuchet则专指中世纪才出现的利用配重物的重力产生投射力的配重式投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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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历史上著名的“埃及艳后”，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位（女）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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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路撒冷王国的第一位统治者布永的戈弗雷并未称王，而是采用了“圣墓守护者”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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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色列国东北部城市，位于加利利海西岸，始建于公元前20年，后成为犹太教的圣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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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ringle，Denys. Pilgrimage to Jerusalem and the Holy Land，1187-1291 ，London，2012，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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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国的一种军事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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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sbridge，Thomas. The Crusades：The War for the Holy Land ，London，2010，p.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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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之塔：阿卡之战与十字军运动的终结 [:170631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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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之塔：阿卡之战与十字军运动的终结 第一章 天国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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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2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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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教士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于1216年11月在阿卡登陆，接任那里的主教职位。抵达伊始，他就惊骇莫名。此行的目的是重振此处基督信众的精神活力，为新的十字军东征做好铺垫。这里毕竟是通向耶稣曾经行走和逝去之地的门户，圣洁之城的形象在西方神职人员中深入人心。然而，现实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他发现阿卡“就像一只怪物或一头野兽，九头攒动，内斗不休”。[1] 各类标榜基督名号的旁门左道都寄生在这里，他们离经叛教、信仰各异。讲阿拉伯语的雅各教派（Jacobites，指西叙利亚人），他们“以犹太人的方式”对儿童施行割礼，在做十字圣号[2] 时只用一根手指；而东叙利亚人，维特里认为他们是“一群叛徒，腐化已深”，其中一些人只要略施贿赂就会“将基督教的秘密泄露给撒拉森人”，而那些已婚牧师的“发型竟效法粗鄙之辈”。同时还有那些意大利商人群体——热那亚人（Genoese）、比萨人（Pisans）和威尼斯人（Venetians），维特里试图将他们逐出教会，而这些人却无所畏忌，不仅平日里极少聆听上帝的福音，“甚至拒绝出席我的布道”。然后还有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教徒[3] ，格鲁吉亚人（Georgians）和亚美尼亚人（Armenians），以及“完全沉溺于肉欲之欢”的普拉尼人（Pullani，指叙利亚出生的东方化欧洲人）。毫无疑问，东方基督徒的异国风貌——男子像穆斯林一样蓄须且身着长袍，女子则以面纱示人——使维特里的不安又加深了一层；当他试图纠正他们教义上的错误时，却不得不借助一位阿拉伯语翻译。维特里正在经历到达中东后的种种迷失——还身处一个教堂、房屋、塔楼和宫殿都莫名其妙带有欧洲风格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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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维特里陷入文化冲击中而心烦意乱的不只是千差万别的基督徒风俗，还有这个地方本身：“当我进入这座可怕的城市时，发现遍地都是不计其数的可耻行径和邪恶勾当，让我困惑不已。”浮现于他脑海的是恐怖的邪恶巢穴，充斥着“因为犯下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罪行而成为不法之徒，从家乡逃到这里来的外国人”；这里邪法滥行、谋杀成风；这里丈夫勒死他们的妻子而妻子又毒杀她们的丈夫；这里“不仅普通信徒，甚至教士还有一些修道士都将他们的住所租给全城的公娼。这就是第二个巴比伦（Babylon）[4] ，罪恶累累，谁人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