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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世纪的进程中，阿卡在其港口吞吐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上足以与伟大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港匹敌，甚至超过了后者。康沃尔伯爵（Earl of Cornwall）[8] 曾于13世纪40年代早期来过这里，据他估算，该城当时的收入应有5万英镑，相当于西欧一个君主的王室收入。丝绸、亚麻和棉布等纺织品作为原材料或布料制成品，连同玻璃器皿、糖类和珍稀宝石，从伊斯兰世界经由此处输入欧洲。从欧洲出口过来的商品有羊毛，由拉丁商人载往穆斯林控制之下的大马士革进行交易，连同铁器、食品（香料、盐、鱼），以及战马和支持十字军运动所需的其他各类补给品。购自遥远的中国的瓷器在欧洲商船的货舱中作为压舱物进入阿卡，而每天穿过城门的骆驼和驴子满载供养大量人口的农产品：来自拿撒勒（Nazareth）[9] 的葡萄酒，来自约旦河（Jordan）河谷的海枣，以及由东方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当地种植的小麦、水果和蔬菜。阿卡还是一个工业中心：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在城外建有自己的磨坊和熔炉，他们在那里生产玻璃和精制糖；而在拥挤的盖篷市场中，除了制革厂和肥皂制造商，还有专门制造玻璃、金属和陶瓷器皿以及朝圣者纪念品的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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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接连几任教皇都因阿卡铸造伊斯兰制式的钱币而心生反感的话，那么另外一个油水丰厚的贸易更令他们颇为困扰：大批战争物资——用于造船、打造兵器和制作军用器械的木材和铁，以及用于制作燃烧类武器的石脑油——经由阿卡的意大利商人之手，被卖给了开罗的阿尤布苏丹。对于罗马教廷（Holy See）而言，干系更加重大的是人口买卖。来自黑海北方大草原的突厥军事奴隶搭乘拜占庭帝国或意大利的商船，取道君士坦丁堡，源源而来，而阿卡不仅是奴隶运输的一个中途停留点，本身也是一个奴隶市场。教皇虽反复颁布禁令，但往往遭到无视。1246年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对城里的所有三个意大利商人团体均予以谴责，因为它们将奴隶从君士坦丁堡运输到埃及，使苏丹的军队得到了扩张。自13世纪60年代起，奴隶贸易日益发达，这给残余的十字军诸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阿卡注定将被通过自身港口招募的军队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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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里可能夸大了阿卡的罪孽，但这座城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一个罪犯流放地：欧洲的法庭有时会将罪人遣送到圣地定居，作为刑事判决中的减刑措施。而他对于此地群龙盘踞、争斗无止的本质可谓判断精准。耶路撒冷国王的王位不仅有名无实，还总是空缺，导致贯穿整个13世纪的派系倾轧和自相残杀。在这种统治体制之下，阿卡由一些不同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自主的利益群体组成，这些群体为了财产权和进入港口的权利而你争我夺。城市内的各个社群都享有历史悠久的特权、相当程度的自治权，以及自己的法律体系，后者经常妨碍司法管理的有效运行。互相竞争的军事修会只听命于教皇，是当地社会中最富有和军事效率最高的组成部分。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各自在阿卡占据了大片土地，并且兴建了宏伟的宫殿群和有围墙保护的建筑群，成为这座城市最耀眼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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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布局反映出许多迥异的派系和宗教社群彼此联系紧密。阿卡的城市规划包括一个拥挤的市中心，各大商人团体在那里都拥有自己的密集居住区域。这些居民区俨然小型的设防意大利城镇——通过路障隔栏与他们的邻居划清界限，并由城门和瞭望塔严密保护，镇中有仓库、商店和住宅。蜿蜒曲折的街道网（很可能源于年代更久远的阿拉伯时代的城市布局）通向一个个小集市广场，这些集市广场也是每个社区的中心所在，而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教堂、宗教活动室和公共机构。港口附近的活动最为密集，因为这里是货物卸船的地方。直通港口的路径因而成为激烈竞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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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用现代字体重绘的阿卡中世纪地图，展现了这座城市的总体布局、双层城墙、位于左侧的蒙穆萨尔郊区以及港湾。图中标记了主要的教堂和建筑物，紧临海边的圣殿骑士团城堡（Templum），医院骑士团的建筑群（Hospitale），以及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比萨人所占据的区域。这幅地图给人一种这座城市的本质就是迷宫的感觉。奇怪的是，诅咒之塔在这幅地图中仍旧被置于外城墙的右角，尽管当时它的实际位置是在内城墙的同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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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可能是一个邪恶巢穴，它也格外肮脏。游客和朝圣者对此地卫生条件之恶劣感到震惊。希腊朝圣者约翰·福卡斯（John Phokas）于1177年来到此处，抱怨道：“这里的空气由于大量陌生人的拥入正受到污染，各种疾病滋生导致这些外来人口中时常有人死去，进而散发出恶臭气味并污染了空气。”[10]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朱巴伊尔（Ibn Jubayr）[11] 来自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那里的广大地区属于文明程度更高的世界，所以他对基督徒自然是嗤之以鼻，认为这个地方不过一个猪圈而已：“道路和大街上人满为患……臭气熏天且肮脏不堪，遍地都是垃圾和粪便。”[12] 医院骑士团在他们宏伟的总部大院内拥有一个极为高效的公共厕所和排污系统，其流出物与这座城市的很多其他污物（包括鱼市和屠宰场的垃圾）被排放到封闭的港湾里，港湾因而被戏称为“污秽之海”（Lordemer）。为了防止不洁之物被吹到圣坛上，威尼斯人被迫将他们的圣迪米特里厄斯（St Demetrius）教堂面向港口的主窗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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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以外，那里有花园和更多的开阔地，尽管这些地方的面积在13世纪不断缩小。在更远处，肥沃的平原上，葡萄园、果园和开垦的田地不光为城区提供食物，也为其拥挤且经常令人紧张的环境提供了一个舒缓之处。随着人口增长，又一个名为蒙穆萨尔（Montmusard）区的城郊居民区在老城区以北发展起来，并在后来融合为城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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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十字军于1191年夺回阿卡时，此城只有一道城墙围护，诅咒之塔已然垮塌，周围的工事也已严重损毁。狮心王理查对其进行了修复，但在1202年，由于一次地震，大片城防工事再度被夷为平地。之后阿卡城肯定又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重建工作，因为不出十年城墙被再度重建，并将蒙穆萨尔区也围护起来。这堵城墙现在成了一道蔚为壮观的防线——总长度超过1英里，起止皆与海岸相连，将整座城市围锁其中。诅咒之塔本身则由大量的外围工事加以巩固。维尔布兰特·范·奥尔登堡为准备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而于1211年来此实地考察，他对于这座城市及其防御设施印象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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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固若金汤、富甲一方的名城，屹立于海滨，因此，其方形格局的其中一角的两条边由大海构成——它被海约束，又被海保护。其余两边由宽沟深壑和双层城墙包围，护城壕沟砌有护墙，及至根部。城墙由塔楼群强化，布法精妙：第一道城墙，其塔楼不超过父墙（parent wall） [13] 本身的高度；另一道内墙上的塔楼更高，而且火力强大，俯瞰并保护着第一道城墙……这座城市有一个状况良好且风平浪静的港湾，由一座坚固的塔楼守卫，在那里，苍蝇之王被离经叛道的异教徒们顶礼膜拜，我们将其称为巴力西卜（Baalzebub） [14] ，而他们却把他叫作阿卡翁（Akaron），于是该城由此得名阿肯或阿克翁（Accaro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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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卡的城门起，各条道路通向十字军王国的剩余领土——沿海路线通往上加利利（Upper Galilee）和采法特（Safed）的圣殿骑士团城堡，以及推罗（Tyre）[16] 和蒙福尔（Montfort）的条顿骑士团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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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围墙的建筑群形同蛛网、乱如迷宫，折射出社会黏合力的匮乏和政治统治体系的一盘散沙。政治权力的碎片化使得决策机制无法正常运转。围绕着耶路撒冷国王头衔的纷争无止无休，将军事修会和意大利商人社群撕扯成对立的派系，使得阿卡的王室城堡中足有六十年没有长期在位的国王入住。1250年，市民们临时宣布该城为独立于王国其他地区的行政区。一个潜在的使其团结起来的人是耶路撒冷宗主教，他所主持的圣十字教堂（Holy Cross）实际上是阿卡的城市大教堂和集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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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上半叶，耶路撒冷王国内部动荡不安，残存的十字军飞地危若累卵，此种情形使得穆斯林势力只要再度发难便可一击致命的可能性大大提升。但进一步的打击从未发生。库尔德人萨拉丁作为一个外来者，于短期之内在伊斯兰世界创立了一种宗教共识，并缔造了一个逊尼派（Sunni）大一统帝国，其疆域从埃及和北非海滨横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延伸至伊拉克北部和底格里斯河河岸。萨拉丁发行的金币上刻有“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的苏丹”的传奇字句，在他的统治下，践行圣战（jihad）[17] 精神的运动如火如荼：穆斯林圣战者们在1187年的哈丁战役中终于有机会得偿所愿，他们将俘获的十字军逐一斩首——尽管这项任务完成得十分拙劣，令人瞠目结舌。但是这种被萨拉丁用以团结其内讧不已的家族的宗教战争，在他于1193年去世后便烟消云散了。中东的穆斯林政权分裂成一群喜好争吵的阿尤布公国，只有埃及尚能保持统一，却全无驱逐法兰克人的意愿。每个统治者都与西方入侵者谈判达成各自的条约，有时甚至与他们结盟以对抗敌对的王公。绥靖主义和对新的十字军冒险的恐惧取代了好斗情绪。耶路撒冷虽然曾以一座圣城的形象使穆斯林团结了起来，但在战略上渐渐变得无足轻重。让人震惊的是，1229年，未经一刀一枪，经协议约定它被还给了基督徒——这是一种对穆斯林尊严不可想象的背叛。尽管穆斯林于1244年又重新夺回该城，但耶路撒冷仍旧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埃及的阿尤布王朝末代统治者马利克·萨利赫（al-Malik al-Salih），给自己的儿子图兰沙（Turanshah）提出了世俗的建议：“如果他们（法兰克人）向你索取沿海土地和耶路撒冷的话，只要他们同意不在埃及立足的条件，不要犹豫，给他们就是了。”[18] 阿尤布王朝在1221年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军从埃及逐走之后，便下定决心尽可能让步，以免此事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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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虔诚的信徒眼中，这种现实政治（realpolitik）[19] 的做法无异于懦夫行径，引得挞伐之声铺天盖地。历史学家伊本·阿西尔（Ibn al-Athir）对于这种现象痛心疾首：“在穆斯林统治者中，我们看不到有谁愿意发起圣战或是护……教。他们都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生活，并且不公正地对待自己的臣民。对于我来说这种做法比敌人更可怕。”[20] 而十字军诸国不过是这种敌我变幻模式中的另一位玩家罢了。耶路撒冷王国甚至在阿尤布王朝的内战中站在了大马士革统治者的一边，结果在1244年的拉佛比（La Forbie）战役中遭遇惨败，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派出参战的分遣队几乎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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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往来也缓和了敌对关系。十字军国家从经济角度来讲，对伊斯兰世界还是有用的；尤其是阿卡和推罗，在13世纪上半叶里从这些交流中获利颇丰，为此，这两座城市受到罗马教皇的严厉批评，就像他们伊斯兰世界的贸易伙伴被虔诚的穆斯林教徒批评一样。然而，对于穆斯林的内部分裂，法兰克人从来没有善加利用，以重新夺回丢失给萨拉丁的大片领土。双方休战期间不时穿插着来自欧洲的小规模十字军冒险。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在尼罗河三角洲以失败告终。随后的其他一连串毫无章法的行动，也未能改变权力的平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在被教皇革除教籍的情况下，于1228年来到黎凡特，尽管就短期内收复耶路撒冷进行了谈判，他却在王国内部激起了更深层次的对立。当他次年乘船离开阿卡时，送他走的是市民们投过来的垃圾废物。香槟伯爵特奥巴尔德（Theobald）在1239—1240年领导了一次无关大局的十字军作战行动，康沃尔伯爵理查随后也效法组织了另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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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尤布王朝和十字军诸国的功能性不足维持了这种现状。如果穆斯林各势力不能一致对外，驱逐法兰克人的宏愿必定永无实现之日；如果基督徒各派系不能团结一心，重夺耶路撒冷的目标则是白日做梦。在西方，对海外之地的关注也在慢慢消散。欧洲大陆的人们正在见证各个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合并与巩固。教廷与腓特烈二世及其继承者在西西里统治权上的长期争斗，正在将力量和资金从东方拉丁国度转移过来。信徒在其他地方——在西西里，或在摩尔人统治的西班牙，又或是在普鲁士的密林里——履行他们的圣战誓言也变得可行，或者甚至通过购买赎罪券来豁免他们的罪过。圣殿骑士团诗人里科·伯诺梅尔（Ricaut Bonomel）抱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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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皇）为钱宽恕了夺走吾教十字架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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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任何愿意交换圣地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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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意大利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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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的教廷使者策动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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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了钱出售上帝和赎罪券。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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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亚洲的中心地区，权力版图开始发生变化。13世纪初期，蒙古人开始踏上横扫西方的征程，而在他们的兵锋抵达之前，其他的游牧民族就被逐出了家园。很快，伊斯兰世界就尝到了苦果。蒙古人摧毁了现存的波斯王朝并将其突厥部族统治者花剌子模人（Khwarazmians）驱赶到了巴勒斯坦境内。（正是这批带有类似中亚血统的好战狂徒在1244年洗劫了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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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群被蒙古西征所冲击的民族中，另一个来自中亚大草原的突厥部族是钦察人（Kipchaks）。同蒙古人一样，钦察人也是居住在帐篷里的游牧民族，依靠放牧和劫掠邻近部落而生，他们笃信万物有灵，以萨满（shamans）为灵媒，崇拜天地。同样的，他们也是马背上的天骄，技艺高超的战士，专长于威力强大的复合弓和骑兵战的流动战术。在被（蒙古人）驱逐到更远的西方直至黑海北面的一个地区后，年轻的钦察人被敌对的部落袭击并俘获，又被运往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的奴隶市场，改宗逊尼派伊斯兰教，然后被卖给看上他们的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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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的战斗素养很快就得到认可。巴格达的哈里发早在9世纪就将游牧战士作为军事奴隶招募进自己的军队。他们因独一无二的骑兵战技巧而受到赞赏：“突袭、猎捕、马术、与敌酋小规模冲突、搜刮战利品和入侵其他国家。他们为这些行动倾尽全力，为获取军中职位全力以赴。”钦察族男孩们很可能在4岁就开始学习箭术。“因此，”据说，“他们在战争中的地位可与希腊人在哲学上的地位比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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