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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athew Paris,vol.3,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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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ackson,Peter.‘The Crisis in the Holy Land in 1260’,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95,no.376,1980,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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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schanz,David.‘History’s Hinge:‘Ain Jalut’,Saudi Aramco World ,July/August 2007,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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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horau,Peter. The Lion of Egypt ,London,1992,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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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mitai-Preiss,Reuven. Mongols and Mamluks:The Mamluk-Ilkhanid War,1260-1281 ,Cambridge,1995,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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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之塔:阿卡之战与十字军运动的终结 第四章 埃及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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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12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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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年以来,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在面对蛮不讲理闯入巴勒斯坦海岸的法兰克人时,由于内部的四分五裂而无法团结一致,除了萨拉丁统治的时期算是少见的例外。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者可能谈论过圣战,但只是嘴上说说,少有实践,而与欧洲进行长途贸易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却凌驾于任何想要结成统一战线进行圣战的号召之上。更有甚者,十字军国家早已在大体上被吸纳进联盟与调停模式之内,这种模式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大行其道。随着拜巴尔及其所属的来自亚洲大草原上的突厥民族的横空出世,世道也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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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巴尔属于皈依伊斯兰教的第一代突厥人,他曾在曼苏拉浴血奋战,救埃及于水火。在1260年10月返回这个国家时,他带来了更强硬的意识形态:恪守他对一位正统逊尼派哈里发的承诺,将埃及与叙利亚统一在战争的大旗之下。随着蒙古人带来的毁灭,伊斯兰世界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他现在开始团结穆斯林民众,力抗东方与西方的劲敌——蒙古人和法兰克人。他心无旁骛、独断专行且又如同苦行僧一般打造出一个新的伊斯兰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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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抵达开罗后所遭遇的是一片惊恐不安。这座城市的人民原本期待看到忽都斯在一场高奏凯歌的队列中入城,不想却面对了又一轮腥风血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苏丹之位再次易手。对于正统的伊斯兰世界来说,突厥人是外来者——潜在的篡位者——而拜巴尔正是通过暗箭伤人和操纵选举而上位的。这里的人民胆战心惊,唯恐一切又回到13世纪50年代,马穆鲁克在那时给开罗街头带来了混乱、暴力和恐惧。拜巴尔迅速行动起来以平复他们的疑惧。他减税降费,并着手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合法的逊尼派统治者形象——萨拉丁和阿尤布王朝的继承人。他上马虔诚的宗教工程——兴建清真寺、创造就业机会,并且在饥荒的时候赈济灾民。他修复了耶路撒冷的岩石圆顶(Dome of the Rock)清真寺和阿克萨(al-Aqsa)清真寺,以及开罗荒废已久的大阿扎尔(al-Azhar)清真寺,并认真地培养宗教阶层。他目光远大,同时又冷酷无情。他采取手段使自己在刺杀事件中的同谋被边缘化,拆除了忽都斯的陵墓以防那里成为圣地。他通过文字和图像向世人的心中投射自己的个人崇拜。他的纹章符号即狮子,出现在硬币上和公共建筑——大门、堡垒和桥梁——的正面。这头狮子举起右爪,作势欲扑,或者是做出用爪子碾碎一只受困老鼠的举动,而老鼠喻示伊斯兰教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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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巴尔扮演起一位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领导者的角色,恢复了逊尼派哈里发的世代相传;末代哈里发已经在巴格达被杀,但拜巴尔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他的一位后代,并向其宣誓效忠。这位哈里发也投桃报李,在庄严的仪式上册封拜巴尔为普世苏丹。头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黑色头巾,身着紫罗兰色长袍,被受赠旗帜、宝剑和盾牌,拜巴尔承诺要征收公正的税负,重塑哈里发的古老荣耀,并发起圣战。在当时阿拉伯历史学家的笔下被称为突厥苏丹国的政权也因此被赋予了合法性。不久之后,这位哈里发便受到怂恿,带上一支小部队开始了收复巴格达的自杀性使命,结果很快就被蒙古人不费吹灰之力地消灭。接任的哈里发实际上是一个傀儡,而后哈里发的延续便将渐渐与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传承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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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个军事化强国是拜巴尔的头等要务,他雷厉风行地进行着这项工作。第一步是加强埃及的防卫。此前路易九世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令人刻骨铭心,沿海要塞、瞭望塔楼以及疏浚体系都破土动工,以确保尼罗河有充足的防御工事,而下一步就是将大马士革以及其他城市被蒙古人夷平的城墙重新修建好。充实马穆鲁克军团少不了军事奴隶的输入,这就需要来自黑海那边的定期船运;从13世纪60年代起,身为基督徒的热那亚人承担起这项任务,他们所提供的这些人力资源将注定在今后岁月里与他们的教友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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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拜巴尔着手对军队进行结构性改革。奴隶身份的马穆鲁克说的是突厥语,主要在他们的军官指挥下行动,以本族语言交流。拜巴尔建立起一支由大约4000名马穆鲁克武士组成的核心部队,其中的一些是他直接管辖的精英部队,其他的则由他手下的埃米尔统领。另外还有一支出身自由民的骑兵部队。与这些部队并肩作战的就是步兵,主要来自叙利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训练不足的志愿兵。尽管他的敌人经常高估马穆鲁克军队的总体规模,拜巴尔还是能够为特定的战役行动召集起多达4万名作战人员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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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还悉心培育军事训练机构,新建了两座练兵场(maydans)[1] ,用作士兵们练习军事技能和增强身体素质的竞技训练场地。马穆鲁克在这里练习射箭、击剑以及使用狼牙棒和骑兵长矛进行战斗等科目,还有格斗和模拟骑兵决斗训练——尤其是对短轴距、弯曲性好的复合弓的运用——无论是下马还是在马背上。训练有素的弓箭手应该具备在1.5秒的时间内射出3箭,并在70米远处射中1米宽的目标的能力。马穆鲁克还使用了数目繁多的燃烧类武器,并且在射击比赛中训练他们的骑兵。在训练过程中,马背上的机动动作将这些武器的运用包括在内,以提高骑手的技能并使他们的坐骑养成不受噪音和火焰惊扰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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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穆鲁克骑兵训练:一名骑兵挥舞着狼牙棒,另一名骑兵在策马狂奔中瞄准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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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统一埃及和叙利亚,拜巴尔开始系统性地削弱或摧毁独立的阿尤布小诸侯,并通过一个非凡的通信网络将他的苏丹国最远处连接在一起。他建立了一个高效的邮政系统,包括快马骑手、中继驿站、配套服务和烽火信号塔,并架设桥梁为部队调遣和信使往来提速。情报搜集工作是他进行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他总是以快速反应的能力让对手大吃一惊。他的驿使直接向他报告,待遇优厚。他们从大马士革向开罗传递信息,信使能够在四天之内走完600英里的行程。只有他本人才能开启并阅读这些信件,无论白天黑夜他会第一时间予以回复。有一次,旁人观察到“当他还在帐篷里沐浴的时候,从大马士革来的信使刚好抵达。苏丹没作片刻等待,也没有给自己寻找衣物来遮蔽裸露身体的时间,就已将这封信读完”。[2] 四天之后他的回信便已传递回大马士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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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巴尔既是苏丹又是军事统帅,他夙兴夜寐,朝乾夕惕。纵观其十七年的统治生涯,他从马鞍上治天下,驰骋7万英里,历经大小38场战役,其中21场是与法兰克人对决。甚至在严冬时节,他也能兴兵作战。他行事诡秘,就连麾下最忠诚的埃米尔也因其变幻莫测的行踪而烦恼不安;他隐姓埋名,在自己治下的城市街头微服私访;他守口如瓶,出师讨伐从不提前泄露目标。出奇用诈是他作战的制胜法宝。如果说作为一个突厥血统的篡位者,他要与本土民众保持距离、高高在上的话,他手下的埃米尔也感觉到他们被时刻监视,他的敌人们也会一直猜测。停火协议从来都只能暂行一时,一旦形势需要,立刻就变为一张废纸。这样一位躁动难安、精力充沛、控制欲极强的人物,对忠勇虔诚之士不吝赏赐,同时又大兴酷刑、杀一儆百——刺瞎双目、钉尸十字架以及腰斩——营造恐怖气氛,驯服官吏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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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威胁是独裁统治的正当性理由;拜巴尔的政策全部都是以与蒙古人和法兰克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作为架构而制定的。安条克和亚美尼亚帮助蒙古人的举动引导他认定所有基督教王国都是敌人,而且他对西方发动新一轮十字军东征的可能性保持警惕。蒙古人入侵的威胁在1260年后迫在眉睫、令人忧虑,但是由旭烈兀发起的大规模入侵从未发生。蒙古帝国已经扩张到其地理极限,开始分化离散。旭烈兀作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地区的大汗,与其邻近的蒙古汗国,也就是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大汗别儿哥(Berke)一直不和,后者作为一位伊斯兰教皈依者,因为巴格达毁于蒙古人之手而大发雷霆。到了1263年,两个汗国正式开战。拜巴尔得以与别儿哥汗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从而将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一大威胁消弭于无形。拜巴尔放眼西方,他注意到罗马教廷正在向蒙古人提出外交建议,于是他也与教皇的对头——西西里的统治者霍亨施陶芬家族(the Hohenstaufens)——殷勤往来,随后又与霍亨施陶芬的敌人拜占庭皇帝建立联系,因为运载来自黑海的军事奴隶的货船不得不经过后者控制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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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63年为止,拜巴尔已经巩固了他作为埃及和叙利亚苏丹的地位,并且让军队做好了对法兰克人采取行动的准备。训练、士气和纪律至关重要。他命令士兵们必须确保自己的装备齐全:每个人都负责自备盔甲。大马士革的武器市场空前繁荣。为了确认自己的命令得到服从,拜巴尔举行了一场检阅,让麾下军队的各团组在自己面前鱼贯而过,以确保士兵们没有交换装备。在这些军事动员中,圣战精神尤为突出,话语口号毫不妥协:这些部队收到命令,“要消除所有回避圣战的借口”。[3] 他禁止酿造和饮用啤酒,并且威胁要将那些胆敢酗酒的作奸犯科之徒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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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拜巴尔开始了一系列打打停停的作战行动,震慑敌对势力并削弱十字军在萨拉丁统治时期幸存下来的零星领土(雅法、凯撒利亚、阿卡和的黎波里),但是他的怒火直指安条克和的黎波里的统治者博希蒙德六世,以及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因为他们曾经支持蒙古人。拜巴尔发起的是非对称战争——一种围城战与袭扰战的奇怪结合体。他的军队会突然出现,在城郊乡间大肆破坏,在城堡墙外举旗炫耀一番然后又迅速消失。他运用这些战术来施加政治压力,胁迫敌人同意有利于己方的条约和妥协条件,以及给敌方造成经济损失。目标总是被隐藏起来,动机也秘而不宣。蒙古人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正当理由。几乎每年都有他们越过幼发拉底河入侵的传言,造成一片风声鹤唳,不过传言却很少成为现实。但为了安全无虞,叙利亚北部的牧场被定期焚烧,不给蒙古骑兵留下因粮于敌的机会。蒙古人将一无所得。他们的威胁使得攻击十字军国家既合情理,又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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