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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穆鲁克骑兵训练：一名骑兵挥舞着狼牙棒，另一名骑兵在策马狂奔中瞄准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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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统一埃及和叙利亚，拜巴尔开始系统性地削弱或摧毁独立的阿尤布小诸侯，并通过一个非凡的通信网络将他的苏丹国最远处连接在一起。他建立了一个高效的邮政系统，包括快马骑手、中继驿站、配套服务和烽火信号塔，并架设桥梁为部队调遣和信使往来提速。情报搜集工作是他进行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他总是以快速反应的能力让对手大吃一惊。他的驿使直接向他报告，待遇优厚。他们从大马士革向开罗传递信息，信使能够在四天之内走完600英里的行程。只有他本人才能开启并阅读这些信件，无论白天黑夜他会第一时间予以回复。有一次，旁人观察到“当他还在帐篷里沐浴的时候，从大马士革来的信使刚好抵达。苏丹没作片刻等待，也没有给自己寻找衣物来遮蔽裸露身体的时间，就已将这封信读完”。[2] 四天之后他的回信便已传递回大马士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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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巴尔既是苏丹又是军事统帅，他夙兴夜寐，朝乾夕惕。纵观其十七年的统治生涯，他从马鞍上治天下，驰骋7万英里，历经大小38场战役，其中21场是与法兰克人对决。甚至在严冬时节，他也能兴兵作战。他行事诡秘，就连麾下最忠诚的埃米尔也因其变幻莫测的行踪而烦恼不安；他隐姓埋名，在自己治下的城市街头微服私访；他守口如瓶，出师讨伐从不提前泄露目标。出奇用诈是他作战的制胜法宝。如果说作为一个突厥血统的篡位者，他要与本土民众保持距离、高高在上的话，他手下的埃米尔也感觉到他们被时刻监视，他的敌人们也会一直猜测。停火协议从来都只能暂行一时，一旦形势需要，立刻就变为一张废纸。这样一位躁动难安、精力充沛、控制欲极强的人物，对忠勇虔诚之士不吝赏赐，同时又大兴酷刑、杀一儆百——刺瞎双目、钉尸十字架以及腰斩——营造恐怖气氛，驯服官吏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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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威胁是独裁统治的正当性理由；拜巴尔的政策全部都是以与蒙古人和法兰克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作为架构而制定的。安条克和亚美尼亚帮助蒙古人的举动引导他认定所有基督教王国都是敌人，而且他对西方发动新一轮十字军东征的可能性保持警惕。蒙古人入侵的威胁在1260年后迫在眉睫、令人忧虑，但是由旭烈兀发起的大规模入侵从未发生。蒙古帝国已经扩张到其地理极限，开始分化离散。旭烈兀作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地区的大汗，与其邻近的蒙古汗国，也就是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大汗别儿哥（Berke）一直不和，后者作为一位伊斯兰教皈依者，因为巴格达毁于蒙古人之手而大发雷霆。到了1263年，两个汗国正式开战。拜巴尔得以与别儿哥汗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从而将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一大威胁消弭于无形。拜巴尔放眼西方，他注意到罗马教廷正在向蒙古人提出外交建议，于是他也与教皇的对头——西西里的统治者霍亨施陶芬家族（the Hohenstaufens）——殷勤往来，随后又与霍亨施陶芬的敌人拜占庭皇帝建立联系，因为运载来自黑海的军事奴隶的货船不得不经过后者控制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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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63年为止，拜巴尔已经巩固了他作为埃及和叙利亚苏丹的地位，并且让军队做好了对法兰克人采取行动的准备。训练、士气和纪律至关重要。他命令士兵们必须确保自己的装备齐全：每个人都负责自备盔甲。大马士革的武器市场空前繁荣。为了确认自己的命令得到服从，拜巴尔举行了一场检阅，让麾下军队的各团组在自己面前鱼贯而过，以确保士兵们没有交换装备。在这些军事动员中，圣战精神尤为突出，话语口号毫不妥协：这些部队收到命令，“要消除所有回避圣战的借口”。[3] 他禁止酿造和饮用啤酒，并且威胁要将那些胆敢酗酒的作奸犯科之徒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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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拜巴尔开始了一系列打打停停的作战行动，震慑敌对势力并削弱十字军在萨拉丁统治时期幸存下来的零星领土（雅法、凯撒利亚、阿卡和的黎波里），但是他的怒火直指安条克和的黎波里的统治者博希蒙德六世，以及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因为他们曾经支持蒙古人。拜巴尔发起的是非对称战争——一种围城战与袭扰战的奇怪结合体。他的军队会突然出现，在城郊乡间大肆破坏，在城堡墙外举旗炫耀一番然后又迅速消失。他运用这些战术来施加政治压力，胁迫敌人同意有利于己方的条约和妥协条件，以及给敌方造成经济损失。目标总是被隐藏起来，动机也秘而不宣。蒙古人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正当理由。几乎每年都有他们越过幼发拉底河入侵的传言，造成一片风声鹤唳，不过传言却很少成为现实。但为了安全无虞，叙利亚北部的牧场被定期焚烧，不给蒙古骑兵留下因粮于敌的机会。蒙古人将一无所得。他们的威胁使得攻击十字军国家既合情理，又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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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巴尔对黎凡特地区贸易的优势不屑一顾，尽管正是这些好处诱使阿尤布王朝与法兰克人合作。他采取鼓励措施将贸易路线重新导向埃及。在此期间，尽管穆斯林在加沙以北的地中海海岸上没有任何港口，但他想方设法使一些法兰克人控制的港口为自己所用。当法兰克势力沿岸港市中最靠南的雅法向他屈服时，他利用这座港口进口谷物以救济饥荒。当其不再被需要时，雅法就被摧毁了。在一些地区，阿尤布王朝曾明确地将当地基督徒视作受保护的少数群体，如今较大程度上的排斥心理却普遍存在。拜巴尔没有忘记大马士革陷落于蒙古人之手时基督徒们的庆祝活动。他采取了带有惩罚性质的行动，封锁了去往耶路撒冷的朝圣之路。拿撒勒的圣玛丽（St Mary）教堂被认为是天使报喜（Annunciation）[4] 的原址，地位尊崇，拜巴尔命令他的部队将其夷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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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施诸阿卡的压力使得十字军诸王国愈发惊恐，他在前往阿音扎鲁特的途中曾秘密进城侦察，如今这座城市频繁受到他的光顾。1263年4月，他的军队突然于城外出现并攻击了该城的一些外围防御工事。激烈的战斗迫使守军回撤。一位阿拉伯编年史家留下了一段生动却可能有所偏袒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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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人溃不成军地撤向阿卡，穆斯林将周围的塔楼和城墙焚毁，砍倒树木并将其果实烧尽，除了烟雾滚滚、尘土灰云、刀光剑影和矛尖闪耀之外，什么都看不到。穆斯林大军纵马驰向阿卡城门，追杀掳俘……剩余的法兰克人在那时匆忙赶往城墙各处的城门并守卫它们。他们所有人都在一起大喊进攻“关上城门！关上城门！”，生怕下一波进攻降临在自己身上。与此同时，苏丹正站在泰尔山（Tell，附近的一座山丘）的最高点面向阿卡一侧，分赐礼品、封官许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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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正如来得突然一样，拜巴尔撤得也突然。这并不是一种以占领城市来发动联合攻击的企图，而更像是一种弱化策略，扰乱农业作业，使对手处于紧张状态。每当他的军队有所移动，焦虑便开始在海外之地扩散。阿卡几乎年年都受到这种方式的袭击，它的果园产业被连根拔起，粮食作物也被焚烧殆尽。拜巴尔1265年重返阿卡，1266年再一次出现在附近。1267年5月，他的军队悬挂着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旗帜，通过骗术一路直驱城门。他将还在田地里耕作的农民打了个措手不及，捕捉并杀害了其中的500余人。1269年他又来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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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袭击往往是转移注意力的插曲，旨在分散敌军兵力，为更重要的针对十字军城堡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服务。1266年奔袭阿卡只不过是那一年为数不少的佯攻之一。拜巴尔拥有的军事资源使他有能力同时派出突击部队，对推罗、西顿和条顿骑士团位于蒙福尔的城堡发动攻击，在基督徒守军的眼中布下迷阵，而他的主力军队则在此期间围攻采法特的圣殿骑士团城堡。类似这种袭扰，的黎波里和安条克在13世纪60年代都各自经历了三次。1270年，医院骑士团的要塞骑士堡（Krak des Chevaliers）[6] ，即十字军时代以来所修建的最强大的城堡，由于其外围农业经济区域被毁弃而大为弱化。拜巴尔正在烧掉最后的十字军国家的经济基础。阿卡的农业用地所遭受的破坏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穆斯林作家被迫为这种破坏寻找宗教方面的正当理由。在的黎波里的周边地区，他摧毁了历史可以上溯至罗马帝国时代的灌溉管道和引水渠。这种毁坏良田沃土的焦土战略抑制了敌国发展，使其士气低落、经济凋敝，给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沿海地带留下的创伤持续了数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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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人无法自救。由于没有能力投入足够的兵力，他们不敢冒险进行野战，于是便诉诸以牙还牙的反击战——既缺乏战略前瞻，又不能协同一致。在1263年的袭击战过后，双方勉强达成停火协议。这并没有阻止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作为独立自主的实体在两个月后发起又一轮突袭。随后不久，一小队急于有所作为的法国部队抵达阿卡。他们立刻就袭击了附近的穆斯林村落，抢掠平民家畜，火烧民居。拜巴尔是带着战略意图执行这些战术的，而基督徒这些互不协调的盲动除了释放压抑已久的挫败感之外，毫无清晰目的可言，只会疏远当地的穆斯林民众并激怒拜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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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诸国根本没有能力采取联合行动。每个国家都与马穆鲁克签订零散的协议，以求喘息片刻，往往还得接受不利条款。当阿卡试图与拜巴尔安排交换俘虏时，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再次双双拒绝参与其中，因为他们持有的俘虏都是熟练的工匠，如若交换则代价太过高昂。这种行为使他们招致基督教同袍越来越多的非议，被认为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他们本应当执行这次交换，看在上帝的分上，理应拯救那些可怜的基督徒奴隶”[7]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严厉的批评意见。但是如果事关己方内陆城堡的周边领土控制权，骑士团与拜巴尔达成各自协议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而法兰克贵族们却也有能力做出破坏这种协议的鲁莽之举。所有这一切使得突厥苏丹国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并且进一步强化了拜巴尔自命为逊尼派苏丹和解放者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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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于实力的话语要比外交上的巧舌如簧更为响亮。拜巴尔对于自己开出的条件可以随意挑选。1267年他拒绝了阿卡的停战提议，而此时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却签订了一份含羞忍辱的协议，以十年为期，换取对方不再进犯他们在黎巴嫩的城堡，而苏丹则有权在他乐意的时候废止这项协议。拜巴尔经常以微小的技术性违约或仅仅是未经证实的指控为由，取消与法兰克诸国签订的停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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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拜巴尔来说，地中海沿岸的法兰克人定居点在战略上意义重大。它们威胁着从开罗到大马士革的直接路线并且占据了最好的农业用地。一连串的城堡坐落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北部的群山之上，居高临下地主宰着这片地区。从那里它们控制着周边领土，然而现在它们再也无法构成一套连贯的防御体系；相反，它们不过是由各自为政的封地拼凑在一起的大杂烩，而这些封地又归属于各大军事修会和法兰克贵族。随着十字军对领土的控制力因萨拉丁发起的一系列战役而减弱，这些城堡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哈丁发生的灾难使法兰克人的热情骤减，他们不愿与穆斯林军队在大规模野战中较量。在13世纪，军事修会日渐成为唯一拥有资源进行大规模兴建或改造城堡的实体。它们投入重金、煞费苦心，以营造出精密复杂的同心圆式堡垒群，其防御特点是将进攻一方暴露在密集的反击火力之下，减缓工兵和攻城武器的运作速度。在阿卡的南面，圣殿骑士团在高耸于海面的一处海岬上建造了坚不可摧的多面堡群——朝圣者城堡（Chateau Pèlerin）；在山谷上方180米处一个难以接近的断崖之上，条顿骑士团的总部——蒙福尔城堡拔地而起；在叙利亚北部，医院骑士团在一次地震后将骑士堡改造成海外之地最难以对付的城堡。这些要塞群弥补了人手的不足，并允许小股守军支配周边地域，震慑当地居民和可能的攻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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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城堡的弱点在于拜巴尔的消耗战使它们日益孤立。现在，随着埃及与叙利亚的重新统一，以及拜巴尔的军队较高的战备程度，苏丹感觉可以腾出手来认真对付这些分离的封地以及它们的城堡。马穆鲁克的传统战斗技巧是以骑兵战术起家，但是从1265年起，他们有效利用了攻坚战的技术，并最终借助这些技术将法兰克人驱逐出圣地。他们继承了早期伊斯兰王朝的攻城技术，但是在拜巴尔的领导下，他们培养出运用复杂技术和满足后勤需求的能力，能够包围并且攻取要塞，而这种能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辈。从1265年秋季开始一直持续到1271年的一系列攻城战，摧毁了十字军国家大部分的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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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战的借口源于蒙古人扬言要进攻叙利亚北部。随着拜巴尔紧急召集军队去拦截并袭扰蒙古侵略者——这一过程因其便捷的信使网络而加快——他认为法兰克人现在已从他当初进军阿音扎鲁特时的中立立场转变，向蒙古人通风报信，泄露了马穆鲁克骑兵因季节缘故而分散各处的情报。快速动员阻止了蒙古人的大规模进犯，但是这件事给一直密切观察对手动向的拜巴尔敲响了警钟，使他注意到了（法兰克人与蒙古人）结盟的危险。他给雅法的司厩长（Constable）[8] 写信，抱怨法兰克领导者们“犯下了诸多错误，有负于我，例如他们写信唆使蒙古人进攻我的领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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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巴尔的第一批目标是巴勒斯坦南部海岸线上的两座城市：凯撒利亚和阿苏夫。马穆鲁克将诸多资源和手段引入与十字军的战争之中，这些资源和手段在他的运用下大显身手：布设骗局、罔顾条约、专精技术、深谋远虑、鼓吹圣战以及压倒性的人力资源。他以举办猎狮活动为幌子，侦察了这两座城市的防御工事。与此同时，他开始就地砍伐树木以提供制作攻城武器所需的木料，下令让一支由熟练的石匠、地道挖掘工和工程师组成的工兵部队开赴前线。石弹已准备齐全，之前集结好的部队也投入制作云梯的工作中。由预制构件组成的攻城器械也在大马士革赶工，这些器械在完工后可以被拆解并由驼队运输或人员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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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拜巴尔的军队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凯撒利亚的城门前，将其团团围住并发起进攻。历史记载对苏丹本人亲自参加战斗的行为不吝溢美之词：军队的士气需要苏丹出现在能被看得到的地方。凯撒利亚的居民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外部城墙的占领显然是巧妙的即兴之作，而云梯则没派上用场。如同登山者将岩钉敲入山体的岩壁一样，“通过使用铁质的马掌钉、拴链和缰绳攀附在城墙上，他们从四面八方爬上城墙并在那里竖起他们的旗帜。城门被焚毁，这座城市的防御工事也被破坏殆尽”。[10] 凯撒利亚在一周后投降，幸存者乘船驶向阿卡。拜巴尔随即着手将这座城市彻底摧毁；同时，他派出突袭部队不断袭扰阿卡（以及其他各处），以分散基督徒的兵力并阻止可能的救援。当一个基督徒代表团被派来质询这次攻击的原因时，他们受到的热情接待打消了他们的疑虑，而苏丹却静悄悄地准备着下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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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拜巴尔离开了凯撒利亚。两天后他的军队再次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南面25英里海岸处的设防城市阿苏夫附近。对于拜巴尔来说，一纸协定只不过在他想使之成为协定的时候才有效。1263年，他曾向医院骑士团抱怨对方强化阿苏夫防御力量的行为破坏了双方的协议。为了平息其怒火，医院骑士团遣使向他奉上礼物，从而得到这座城市不会遭到攻击的保证。而现在阿苏夫却遭到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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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苏夫固若金汤，守军坚决抵抗，但是继而发生的攻坚战反映出双方在数量上的不对称，以及马穆鲁克所能动用的技术和资源日新月异。熟练的工兵进行了大量的坑道作业和壕沟挖掘工作，尽管医院骑士团采取了同样专业的反制措施——点燃成桶的油脂并借助风箱使火势更旺以摧毁这些地道——但是围攻工程的规模之大使得攻方最终破坏了外部城墙的根基。马穆鲁克在阿苏夫城前部署了各式各样的投射—抛掷类炮兵，弩炮的轰炸强度相当可观。据说拜巴尔也亲自拉下了发射石弹的炮绳。宗教狂热则成为马穆鲁克动员和承诺的特征的另外一个因素。士兵们公开祷告，而拜巴尔本人也有一座随行的帐篷式清真寺。在拜巴尔的请求下，一个“由虔诚信徒、苦行者、法律学者和贫苦苏菲教徒”[11] 组成的宗教团队出现在前线，以鼓舞将士们奋勇杀敌，为圣战献身。拜巴尔本人一直身处临近战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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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时而……屈尊于战壕，时而冲锋在（敌人防线上）被撕开的缺口处，时而在岸边拉下投石机的炮绳并向法兰克人的船只开火……他会爬上掩体的上端以便从那里射击，向所有人展示他所扮演的角色，命令他们发挥出自身力量，感谢那些值得赞赏的将士，并将象征荣誉的战袍授予那些做出功勋行为的优异人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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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在阿苏夫城前的身先士卒，他所展现出的精力和个人勇气，在随后进行的战役行动中鼓舞了士气并提供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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